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Entfremdung”（异化）一词的德语原意为“疏离、分开、陌生的”，其中“ent-”意指“脱离，离开”，而“fremdung”源自形容词“fremd”，意指“陌生的，异地的”，因此“Entfremdung”最终指向的是人与现实社会之间相疏离的关系状态。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异化”则进一步被认为是历史概念，具有自身的历史演化过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明确提出异化概念并详细阐述了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此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但仍停留在以人的类本质为核心的人本主义逻辑之中，属于人本主义异化。随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得到建立和发展，异化理论由人本主义异化转变为科学异化。《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异化概念得到重新激活，并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进一步深化，重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现实异化”。孙伯鍨曾指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着两条逻辑：除去占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逻辑，还有一条正在发生的从现实描述出发的客观唯物主义线索，也就是科学的异化劳动逻辑。因此，要想厘清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真正内涵，必须要以整体性视角来把握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正确认识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到科学异化理论的转向。

　　作为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重要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Entfremdung（异化）和Gattungswesen（类本质）作为权力话语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分别高达150和16次，此时的异化理论陷入类本质与社会现状之间的抽象性探讨之中，属于人本主义异化。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是在批判和继承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颠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延伸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异化论而形成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建立在资产阶级立场之上，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此，马克思置换了一种话语后指出，“我们且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此刻马克思站在工人劳动者的立场上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幅图景，“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由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使用异化这一术语，并详细阐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异化形态——劳动异化。马克思的劳动异化主要包含“人与劳动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劳动产品相异化”以及“人与人相异化”四重规定。因此，分析异化不能简单停留在物的层面，更要深入到人活动的性质和方式等维度揭示异化的深层原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费尔巴哈为基础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异化史观。”但是，从客观上看“马克思第一次面对经济和经济学的时候，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哲学家，经济学所面对的‘片面的事实’与哲学所追寻的‘完整的人’处于一种对立之中，这时他还不能立刻消除这种对立而得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此时的马克思在延伸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对黑格尔异化理论的超越，以“人”去代替黑格尔主义的主客体框架中的绝对观念，并运用人类的社会类本质这一主观价值实体来证实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非人性。然而，从预设的本真状态到异化最终再通过扬弃异化回到本真状态的异化复归过程，仍然属于隐性的黑格尔神学构架。

　　不同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Produktivkraft/Produktionskraft（生产力）、Produktionsverhaltnis（生产关系）和Produktionsweise（生产方式）等词汇从之前文本的几乎零频次突现为87、7、17，“这种转变是一次格式塔式的整体转换，而不只是一个量的渐进过程”。这些词汇的突现并不是一种偶然，“实际上是把他们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虽然此时马克思没有明确阐发异化概念，但是此时“社会实践被进一步具体复归于物质生产活动，生产被界定为人与社会的历史性生存规定”。这样的话语体系转变，意味着理论逻辑的重构。换句话说，马克思异化理论从人本主义异化走向科学异化，是在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视界中确立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自此之后，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的研究，由人本主义视野转向以关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内在客观矛盾为核心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视野。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对大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表象的研究，重新激活异化概念，再次开始关注经济关系的事物化与颠倒的问题（此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异化概念）。“马克思在这里一层一层剥掉现象的伪装，使本质显露出来。”因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层面，对流通领域中出现的交换价值异化、货币异化，以及生产领域中出现的资本异化和劳动本身的异化都进行了深层次分析。“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为什么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普遍的对象化过程会带来“全面的异化”？为了揭开迷雾，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进行了详细地异化劳动批判，再次专门从资本与雇佣关系层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劳动异化。

　　“过去劳动同活劳动相对立，产品同活动相对立，物同人相对立，劳动本身的对象的条件作为他人的、独立的、自我保持的主体或人格化，一句话，作为他人的所有物，而且在这个形式上作为劳动本身的‘使用者’和‘支配者’（它们占有劳动而不是被劳动占有）同劳动相对立。”从其逻辑演化上来看劳动创造的客观结果与劳动者相分离，反过来控制和压迫工人，最终指向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随着剩余价值规律的问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作为劳动对象化的结果反过来控制和奴役劳动主体的事实得以显现，此时的资本被指认为是事物化与颠倒的再颠倒，也就是“异化的异化”。此时的异化状态——雇佣关系相对于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经济关系中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一种客观进步，即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运动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存在却不具备永恒性。马克思通过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此时马克思眼里的劳动不再是作为价值悬设的人的本真类本质，而是工人的现实劳动能力。”相对于人本主义异化的“应有”和“现有”的伦理性对立，以及向“应有”的复归路径，此时马克思则是在历史发展脉络中去探讨历时性存在的“先有”“现有”和“后有”之间事物化的不同，其消解异化的出路指向的是社会历史发展最高阶段的“后有”——共产主义社会。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异化，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实现了异化概念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转向，再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重提异化概念使异化概念在经济领域得到激活与重构，最后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从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层面揭示现实异化。不仅将劳动概念从作为价值悬设的人的类本质拉回到工人的现实劳动能力，也将异化的消解从复归类本质拉向立足于现实可能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在此基础上，社会批判逻辑也由人本主义先天预设“应有”和“现有”之间的抽象逻辑转向以历史发展脉络的“先有”到“现有”再到“后有”的具体逻辑为依托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现实向度。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西方得到普遍关注后，逐步走出劳动领域，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下形成科技异化、消费异化、文化异化的理论，甚至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时间异化的转型。面对发达资本主义阶段人性在技术理性下被抹杀，以及片面追求技术发展的社会现实，法兰克福学派自马克斯·霍克海默就“把注意力首先集中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上层建筑，从而力图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法兰克福学派在继承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异化、消费异化、文化异化等现象展开批判，构建出社会哲学向度的异化理论。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没有消解异化，反而出现了新的异化形式。现代雇佣制度将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纳入雇佣体系，（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稳定的雇佣机制使得劳动者不得不通过不断劳动保持其市场竞争力。带有自由自主允诺的现代性，不仅没有实现承诺，反而使得更多的劳动者因无法停下追逐的脚步而日益消沉和疲惫。面对新的异化形式，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学者哈特穆特·罗萨在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传统的基础上，强调时间的重要性，从时间维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他认为，“时间并非只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领域，而是所有社会领域的核心构成要素”，“社会的微观面向与宏观面向乃是通过各种时间结构而联结起来的”，我们处于无处不在的时间之中，时间结构连接起社会的不同层面，构成进行社会诊断的理论支点。因此，从时间维度对新异化以及产生新异化的社会机制进行剖析而构建起来的时间异化理论，有利于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批判。

　　哈特穆特·罗萨援引拉埃尔·耶奇的异化概念——“缺乏关系的关系”，将时间异化定义为“人们自愿做某些不是人们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此时时间异化主要体现为外在于主体之外的时间与人相异化，以及内在于主体之内即作为主体存在方式和生存限度的时间与人相异化这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主体与时间失去联系，人无法掌控时间，对时间的使用或消耗是违背人的真实意愿的。后者主要体现为人在自我生活中既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也无法掌控本应属于自己的时间，从而导致人对生活产生消极的态度。这样的时间异化在社会生活中主要表现为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分别指人的生活场所、被人生产与消费的物、人的行为、生活体验以及社会关系的异化。社会加速造成大量的流动以及物理空间的脱节，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和空间的关系相异化，人和空间越来越难以建立亲密关系，空间不再是承载记忆和情感的场所，成为没有意义没有回忆的“沉默空间”。对于物而言，科学技术的不断加速，物品更新迭代的加速使人们对于物品的道德消费远远超过物品的物理消费，人们更换物品的标准不再取决于物品的实际使用寿命，而是物品的更新迭代速度，人类和物品难以建立长期联系。因此，物品不再是人类的构成要素之一，不再能够展现人的身份认同，仅仅是单纯的资源或工具，进而物界进入异化状态。行为异化是指在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只是按照事务清单去行动，这些行为是否真正符合自己内心的需求，人们并没有深入探究，只追求即时性的满足感，最终人只是在无意义的事情上不断浪费精力，内心却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时间异化强调人们体验到的时间与所花费的时间都与其相异化。内在时间体验存在着一种主观时间矛盾，即“体验到的时间和记得起来的时间之间是成反比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则出现了体验时间与记忆时间成正比的时间体验形式。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在时间中获得的体验相对孤立而难以在头脑中留下痕迹，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加速的社会中，大部分体验都会极速消逝难以形成内在的经验，最终导致人只是在碎片化的时间消费中度过无意义的时间。从另一维度来看，时间异化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面异化。当人们面对世界之时，只能感受到冷漠，仿佛人与世界之间只能进行资源置换，而不能建立有意义或有价值的联系。社会关系的总和本来应该是人的本质，但是在异化状态下社会关系只能表现为僵硬的资源组合方式，不再是连接人与世界的中介，由此自我与社会皆发生异化。在这样的异化状态中，人与世界关系处于“冷遇”状态，人既无法掌控自己的时间，也感受不到自己“在生活”，人成为以占有更多资源为唯一目的而进行无休止劳作的“机器”，美好生活离人越来越远。

　　从时间维度进行社会诊断不能绕过速度，1977年保罗·维里利奥在出版的《速度与政治》中提出“速度学”，并以此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诊断。根据“速度学”理论，罗萨提出用“社会加速”来全面审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间异化作为现代社会人类所面临的生存结构异化的主要形式，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即社会加速下产生的异化理论的新形态。换句话说，时间异化是现代社会加速带来的不容忽视的现实困境，而社会加速逻辑则是时间异化产生的内在原因。根据罗萨的观点，社会加速主要表现为三重面向：第一重面向是科学技术的加速。科学技术加速主要指在当今社会之中高效率的机器运用于社会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效率。第二重面向是社会变迁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是由科学技术的加速造成的，主要指的是在当今社会中“当下时态的萎缩”，当下作为过去经验和未来期待共同存在的时间区间，在这个区间中人们能够借用过去经验引导当下，也能够通过过去经验推导出未来图景。然而，随着社会加速，社会各个方面更新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过去经验的时效性越来越短，未来将相应地呈现出开放性、不可测性等特征。第三重面向是生活步调的加速。生活步调的加速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多项事务同时进行，时间越来越匮乏。无论处在哪种社会加速之中，人们都无法掌控时间，只能被动接受社会加速，并在社会加速中随波逐流成为麻木的社会机器。

　　社会加速不是先天性的存在，而是在社会、文化以及结构的多重推动下产生的，具有多重动力机制。首先，社会加速的社会动力是竞争。克劳斯·多利指出，资本主义体制的永恒动力正是“加速”，并扎根于利益的角逐过程中。竞争是逐利而居的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竞争成为推动社会加速的动力机制之一，侧面证明资本不再偏安于经济领域一隅，已经侵袭了现代生活的其他领域。在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之外，人们也被竞争逻辑操纵，为了保持足够的竞争力而不断加速。除此之外，竞争成为社会加速的动力，也说明社会加速背后隐含资本逻辑。因此，对社会加速的分析不能停留在表面，需要将其置于资本逻辑中进行分析。其次，永恒的允诺是社会加速的文化动力。在社会加速的现实之中，人们并不是被迫投身社会加速的洪流之中。相反，人们是自愿进行社会加速的。这种自愿是不是其本质上的真正需求暂且不提，但是文化的确为社会加速提供了助力。在现代性的文化逻辑下，要想在今世获得幸福，最重要的就是具有丰富的生活体验。然而，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想拥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就必须在有限的生命里尝试更多的事情，这就要求人们必须通过社会加速以减少体验时间，增加体验总量，拓宽人生体验。现代人就像是滚轮上不停奔跑的仓鼠，追求幸福生活的脚步从未停下，但是却没有获得幸福生活，反而越来越焦虑。最后，结构动力（加速循环）则是社会加速的第三重动力。无论是社会动力还是文化动力都是社会加速的外在驱动力，是在社会加速早期就已经出现的。社会加速晚期形成了不需要外在驱动力的内在动力系统，即加速循环。作为社会加速表现形式的科学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步调加速三者自成循环。由于时间匮乏，人们难以拥有充足的自由时间致使生活步调加速，科学技术加速就是对生活步调加速的回应。然而，科学技术加速在没有给人们带来充足自由时间之前就引起了社会变迁加速，人们处理事务的速度越来越快，需要处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生活步调依旧不断进行加速。三重加速彼此影响，互相推动，自成循环，使得社会加速的旋涡不断运行。社会竞争、永恒的允诺、加速循环推动社会加速不断发展，使得美好生活的实现和社会加速越来越展现出去同步化倾向，现代人离现代性所允诺的幸福生活越来越远。

　　加速社会下社会加速逻辑运行，导致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对立的劳动异化转变为以时间为维度，以空间异化、时间异化等五种异化为具体表现形式的时间异化。这不仅意味着异化理论发生了新的变化，而且要求我们必须探寻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进行批判的新道路。

　　卡尔·科尔施认为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在第二国际中已经丧失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他指出：“理论批判与实际推翻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的和现实的变革。”因此，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社会进行现实变革，就是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主题。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批判理论家的发展下逐渐形成不同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路径——重回哲学向度。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发展出现问题是由于系统侵入生活世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结构被系统扭曲，因而展开了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社会批判，以实现人与人之间交往合理化；霍耐特则认为承认结构的系统扭曲成为阻碍美好生活的病状，故而展开承认情境的批判，但二者不约而同地都放弃了异化这一重要的批判理论概念。

　　“我更大的目标是重建一个由马克思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所发展出来的，但却被霍耐特和哈贝马斯放弃的批判理论概念：异化。”罗萨指认出晚期现代社会呈现的时间异化具有集权主义形式，不仅全方位渗透到社会生活中，而且带有不可挣脱的压迫性和隐秘性。就像针对所有其他的集权主义形式一样，由社会加速导致的时间异化所带来的力量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然而，时间规范作为一种潜藏在幕后的隐秘力量制造出一种时间，是个人的且自然而然的意识形态。因此，难以引起道德乃至政治上的争论。对此，罗萨指出：“要批判潜藏的时间的社会规范，就应该从一个出发点开始，亦即指出时间规范破坏了现代社会最核心的对反思性与自主性的承诺。”现代性问题涉及的是现代启蒙中对人的“理性”思考，即对个人与群体存在基础的再设定。现代启蒙在摧毁传统宗教对人的精神控制基础上唤醒人的本能，也就是舍勒提出的“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人冲破宗教的控制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被人们普遍接受，“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罗萨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时间情境的规范批判，即根据规范和价值来判定社会结构或社会分配的公平性。现代性的核心观念是自由平等，即个人享有充分的自主性。然而，随着晚期现代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细化，社会互动越来越紧密，现代社会不仅没有发展出社会规范和伦理规范来严格掌控繁杂庞大的个体以确保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反而在事实上允许不断个体化、自由主义化和多元化。可以说，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是“极度自由”的，这样的“极度自由”在麻木个体对社会的感知和反思的同时，推动个体走向同步化——面对越来越多的事务，个体不约而同地选择不断加速以保证自己至少能够待在原地。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使得多项事务同时进行成为可能，人们能够自由选择工作，但是却需要在相同时间内处理比原来翻倍的事务，这就要求人们不断提高速度，才能够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任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自由的选择与时间的限制之间形成矛盾，个体看似自由自主行动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压倒性的力量在推动着个体行动，即潜在的社会时间规范。人们看似能够自我掌控，但实际上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被潜在的时间规范所限制，人们只能不断进行加速以求能够追赶时间获得对自我的掌控，最终成为滚轮上的仓鼠。个人乃至群体的生存状态是社会现实的缩影，个人乃至群体的不断加速是在科学技术加速、生活步调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等社会现实共同推动下产生的。社会加速和现代化的发展仿佛能够实现现代性自由平等的承诺，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和加速逻辑之下形成的社会时间规范不仅无法实现现代性的允诺，反而破坏了现代社会最核心的对反思性与自主性的承诺。“极度自由”让人们沉浸在自我掌控的假象之中而无法对周遭的环境和改变做出正确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无限的自由限制了人们的思考能力，使人们缺乏反思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看似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事实上却难以战胜世俗的压力而加入到加速与竞争之中，进而走向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社会现实的全面异化。

　　时间情境批判不止关注规范批判，也通过加速过程的去同步化，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展开功能批判，即通过分析加速社会的内在矛盾预言该社会系统会难以为继，最终走向崩溃。所谓去同步化，是在社会全面加速的动态化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减速或者加速能力不同的情况，从而导致这些速度不同的过程、实践、制度之间难以协同。换言之，去同步化“产生自‘社会世界’与‘外在于社会的世界’之间，但也存在于社会领域当中不同的速度模式之间”。自然界的去同步化展现为自然的时间框架由于加速而全面超载：资源的消耗与再生、有毒废弃物的“生产”与消解都存在严重的非同步化，使自然环境的恶化越来越剧烈；人类身心的去同步化展现为人的身心难以与生活节奏同步，从而使得抑郁症和过劳现象越来越普遍；加速逻辑之下，政治决策不仅与社会演化呈现出去同步化，政治决策难以为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反而成为其阻力，去政治化成为加速社会的政治目标；经济领域的去同步化表现为实际的生产与消费之间难以平衡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文化再生产与过度动态化的社会之间的去同步化，导致现代社会损害人们的创造和创新的适应力，即片面追求创造和创新的结果，却否定创造和创新所要耗费的时间，最终导致不断追求创造与创新的现代社会难以实现创造与创新。在晚期现代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全部层面都呈现出潜在的去同步化，看似过度动态化的加速社会，实际上却是最僵化凝固的社会形式。

　　进行社会批判不仅要对社会病症进行诊断，更要在诊断的基础上指出社会进步的方向和发展的趋势。霍克海默强调，“无论批判理论与具体科学之间相互联系多么广泛，该理论的目的绝非仅仅是增长知识本身。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罗萨在对加速社会展开社会加速批判的同时，也在努力探寻如何实现美好生活的实践路径。罗萨在《共鸣：论世界关系的社会学》中指出，“慢生活”并不是社会加速异化的解决方案，而应该将视野聚焦到被社会加速所扭曲的世界关系上，要校正这些扭曲的世界关系，需要用“共鸣”“祛除”各种异化关系，以获得完善的社会状态。正是基于“共鸣与异化的辩证法”框架，罗萨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批判理论。“共鸣”是异于异化关系的正向的人与世界关系的体现，强调主体与世界的双向互动，目的是形成人与世界相遇的稳定模式。通过具体阐述时间异化，罗萨试图告诉人们美好生活本质上并不取决于人拥有财富的多寡、个人能力的高低，而是与人的生活场所、被人生产与消费的物、人的行为、生活体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相联系，“共鸣”致力于实现美好生活，形成人与世界之间的稳定关系。这种关系需要通过“共鸣轴”来实现。罗萨认为，人与周遭人际关系的水平共鸣轴、人与自然或者是超自然世界之间的垂直共鸣轴以及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对角共鸣轴，这三个“共鸣轴”相互影响，能够使人在异化中建立起人与自然、物、超自然的艺术宗教甚至自我之间的联系，建构人与世界之间正向联系的立体架构，形成人与世界相遇的稳定模式。

　　以时间为切入点进行社会加速批判与马克思所强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都从不同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诊断，而且都提出了社会变革的路径。马克思所展开的社会批判是以劳动异化为切入点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批判目光锁定在经济领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精神异化不过是现实劳动异化的结果，归根结底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实矛盾所造成，因此要想实现美好生活就要从物质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除此之外，马克思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明显的革命性与阶级性，明确指出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并把全人类的自由解放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更多的是基于异化现象进行现象学分析。（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以时间为切入点，以追寻美好生活为立基点，认为时间异化是社会加速的结果。遗憾的是，罗萨并没有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的深层病因，否认加速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内在要求，将社会加速问题下降到心理学和文化学层面。同时，其提出的共鸣方案具有明显的抽象性。基于社会动力的社会加速批判始终不能代替对社会基础的批判，我们必须继承马克思针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路径，将加速纳入到资本增殖逻辑之下，从而推动社会批判的当代转向，以弥补社会加速批判的缺陷。

　　系统分析劳动异化和时间异化所导向的不同批判路径，不仅对激发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活力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而且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在经济基础建设方面，要不断扩大公有制成分，不断规范私有资本权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有资本无孔不入并支配其它权利，我们要坚定不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保护私有资本发展活力的同时规范私有资本权利。在政治建设方面，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制度。“合理的现代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技术生产手段，而且需要一种可靠的法律体系和按章行事的行政管理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尚且如此，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更需要通过科学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来维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批判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予以指导，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则需要思考社会批判理论所蕴含的深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