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资料图片

　　140年前即1883年3月，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的这段话简洁而明确地概括了马克思作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从此，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研究和认识得以走上正确的路径而获得合乎规律的阐述。

　　然而，真正理解和正确运用唯物史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过曲解唯物史观本意的做法。他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一封信中写道：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

　　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还说：“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

　　在这里，恩格斯强调“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用来构造某种体系的杠杆，更不是供人们用以“尽速构成体系”的“套语”。恩格斯进而严肃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简言之，纵向研究历史，横向研究社会，才有可能得到合乎实际的观点。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指南”的作用。

　　同时，恩格斯又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并多次强调这一带有根本性质的认识。他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一连串的历史发展某个阶段发展过程的阐述，不是可以拿来随意套用的教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要求必须研究全部历史的原因，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阐述“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并从中得到应有观点。这里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运动的必然联系。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怎样理解“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毫无疑问，这当是指在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研究出来的成果之科学结论的基础上，随着历史的发展过程做进一步的研究。

　　从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可知恩格斯说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一则在于历史总是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反映和说明历史发展方面自当有相应的发展；二则在于这一发展要以已有成果为研究的出发点并遵循这一研究的方法。二者兼具，才有可能把“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推向社会实践的层面，进而再上升到理论的范畴。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而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以马克思主义已有成果为出发点且采用科学的方法，才有可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伟大政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过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之带有中国的特点和中国的风格。

　　中国近百余年的历史表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项事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马克思主义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质言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这段论述精确地表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获得实际的成就和理论创新。习近平在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立足国内国际新形势，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

　　习近平总书记进而指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以上这些论述，对革命、建设依靠人民，革命、建设为了人民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显然，上述这些关于“人民”的认识、关于“人民”的理论，只有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才能总结出来，把唯物史观中关于人民群众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人民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论断。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自秦统一后，中国则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成为平等、友好、团结的大家庭，在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共同发挥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论断和要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论断和号召，深刻地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极大地提高了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这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生态问题，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这是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科学观置于国家治国理政方略的重要地位，从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法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时，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同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在社会诉求上有根本区别，而且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也不可同日而语，凸显出两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前者是为了人民，是爱护自然；后者是为了资本，是掠夺自然。

　　习近平总书记的“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其对社会实践的具体指导，给我们两个重大启示：第一，这一理念及其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史与自然史关系的认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这一理念及其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是对中国古代“天人之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典型范例，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明了方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针对世界未来道路和人类前途命运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他在讲到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时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根据21世纪世界历史发展格局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注而提出来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突出表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理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又一典型范例，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引领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前途命运的一面旗帜，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和响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描绘了世界未来的美好前景。他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这里说的“行天下之大道”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做到的“五个坚持”“五个推动”，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彰显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毋庸置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未来描绘出的一幅壮丽美好的蓝图。

　　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必然会推动历史研究的新发展。李大钊《史学要论》中有这么几句话：“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的新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路向何在，又如何获得对于历史的新认识即新的“解喻”？

　　其一，从历史理论层面入手深入研究。如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以民为本”等，到“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点”“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一历史观念有何联系，又有何区别？怎么阐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和本质差别？又如，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几千年的民族关系史，怎样看待民族关系的本质及规律性现象？统一多民族国家是怎么形成的？其间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再如，天人关系是怎么提出来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怎样看待“天有天之能”“人有人之能”以及“天”与“人”“交相胜”的观念？这些观念是怎样转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等等。

　　其二，着眼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特性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大突出特性的论断，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着重研究的新课题。史学工作者可以发挥学科优势，以厚重的历史文献和悠久的传承发展相结合，阐明这些特性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及其对现代文明的启示与滋养。

　　其三，着眼于历史撰述层面的深入研究。如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同各种外国势力交往、斗争的历史，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的伟大实践，都需要有扎扎实实的研究和鸿篇巨制面世，矗立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征程之上。

　　其四，着眼于当今全球事务和人类前途命运的研究。从1955年亚非会议和万隆精神到今天的中国“大国外交”，中华民族一如既往地关心人类的前途命运，倡导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方针，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各国人民一道，创造一个安全的、发展的、美丽的新世界等一系列论述，不仅是一部宏伟的外交史，而且是中华文明希冀于对世界文明作出新贡献的真诚愿景。

　　其五，着眼于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研究。这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为指导，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深入发掘和细致梳理，探索二者的契合点，并使之得以转化和创新，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中国史学拥有丰富的史学遗产，史学工作者有信心在这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以上这一研究的新路向，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但是，只要我们方向正确，目标明确，深入探索，持之以恒，定能取得成功。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将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能力，不断提升我们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水平，实现历史研究的不断创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得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史学工作者有责任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不懈努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