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不仅最早详细介绍并出版了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而且将其置于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发展中进行考察，对“人类学笔记”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然而，由于他们大多将马克思的晚年研究嵌入具体的人类学、民族学等理论框架内进行解读，一定程度上造成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如以劳伦斯·克拉德及其弟子西里尔·勒维特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中断了《资本论》的研究和创作，回归并转向了经验人类学；诺曼·莱文则将“人类学笔记”视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成熟）马克思”之外的第三个马克思的代表，并借此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对立；法国结构主义者毛里斯·戈德里埃等认为，马克思晚年着重强调亲属关系在史前社会的重要地位，否定了以往的“经济决定论”，是一种“多元决定论”的历史观。

　　以伊·列·安德烈耶夫为代表的苏联学者驳斥了西方学者的根本误读，指出马克思晚年之所以研究东方社会、原始公社以及其他各种特殊的社会形式，主要是为了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发展道路作出新的系统阐释，以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我国学者大多也持这种观点。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提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贯穿“人类学笔记”的重要线索。相较于唯物史观侧重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物质生产要素分析，世界历史理论则更侧重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总体性、系统性、有机性分析。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殖民体系并逐渐确立其统治地位，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转向对古代社会与人类原始生活和实践状况的实证考察，一方面旨在揭示由资本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旨在完成《资本论》体系的“世界市场”构想，以进一步探讨在世界历史意义上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都随着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问题转换而发展。在他的思想视域中，世界历史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类历史及其社会生活，是与自然相对的人类生存生活的过程。“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二是特指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世界历史的形成史。“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要依托对西欧资本主义的研究，探究世界历史的“结果”，即资本主义发展引起的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由过去相对封闭、孤立走向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历史状态和趋势。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历史迈入新阶段，呈现新特点，促使马克思晚年将其早期基于西欧考察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扩展到对世界其他地区以及古代社会的人类普遍史、总体史研究，进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理解资本主义社会。

　　首先，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是马克思晚年扩展到人类学研究的根本动因。马克思经历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变革的时代，是由近代古典形态、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现代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是现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愈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空间上看，现代资本主义不再是局限于西欧的地域史、民族史，而是上升为世界史、全球史。全球史的资本主义直接导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资本逻辑的必然反映。

　　马克思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第一次是1857年，第二次是1873年。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和强烈程度来说”，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且与以往历次危机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恩格斯在整理出版《资本论》第3卷时用一段注释说明：“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这些新现象促使马克思重新思考《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分析。他在1879年4月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因此，必须注意目前事件的进展，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1880年6月，马克思在给纽文胡斯的信中谈到自己对于《资本论》第2卷不能出版感到很高兴，“因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正是觉察到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趋势，认识到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解决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问题不能仅局限于西欧，必须深入考察世界其他地区，马克思由此做了一系列关于世界历史、人类学的笔记。

　　其次，从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分析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必然使马克思关注东方社会和古代社会研究。马克思早期基于对工业时代西方社会的研究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世界历史观点，若不经过横向的不同生产方式的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就加以无限推广，则会陷入教条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从19世纪50年代初便开始借助传教士、商人和殖民者等关于非西欧地区历史的零星叙述关注和研究东方社会。马克思意识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与西方社会的殊异性，指出“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中，马克思通过对原始的、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封建的）、斯拉夫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比较研究，追溯了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并揭示了其与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生产方式的区别。

　　马克思最早关注并研究古代社会始于19世纪60年代，体现为对德国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日耳曼社会制度研究专家毛勒著作的摘录和分析。1868年3月14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毛勒“详尽地论证了土地私有制只是后来才产生的”，驳倒了“德意志人都是各自单独定居的，只是后来才形成了乡村、区等等”的愚蠢见解，证实了马克思早前所说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的观点。根据相关摘录和分析，我们可得知，“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东方社会和古代社会为马克思重构世界历史发展图景提供了重要启示。这是他在大约十年后一接触到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菲尔、梅恩、拉伯克等为代表的一批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便集中开展研究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并非“兴趣转向”，而是由探寻人类超越资本主义，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主题所决定。

　　最后，探索世界历史统一性与各民族国家社会道路差异性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的主要目的。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探讨中，关于世界历史统一性的研究交织着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西欧社会的研究）；另一条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及人类学的研究（东方社会的研究）。在东方社会的研究中，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思路发生了重要转向，即从关注世界历史的统一性、规律性转向研究各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差异性。如在1867年《资本论》德文第1版第1卷《序言》中，马克思以达尔文对自然界的研究类比社会历史研究，指出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进程是受“铁的必然性”规律支配的一种自然史过程。到了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反对人们机械搬用他的社会历史理论去认识世界上其他地区古老社会的历史和现实。1881年3月，在给俄国革命者查苏利奇的回信中，他又将关于资本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

　　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向，源于马克思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及深入。在东方社会及人类学研究中，马克思不再停留于抽象地阐释世界统一性与各民族国家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马克思对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看法为例，19世纪50年代，他认为英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的看法完全转变，持彻底的批判态度。他严厉斥责亨利·梅恩等人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美化言论，指出英国的殖民统治是造成印度公社所有制“衰落的主要的（主动的）罪人”。这种殖民统治不但没有加速东方社会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反而瓦解了其本身的内部结构，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马克思强调东西方社会的殊异性，但并未否认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在摘录摩尔根的著作时，他不仅专门列出标题《不同的部落和族系的发展道路》，而且详细摘录了摩尔根提出的“人类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资本，同一的躯体形式，所以，人类经验的成果在相同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代和地区中都是基本相同的”这一观点，秉持了世界统一性与各民族国家特殊性辩证统一的研究理念。

　　从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看，马克思研究资本逻辑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人类学是必须和必要的，并非如劳伦斯·克拉德所说的放弃了《资本论》的研究和创作，回归并转向了经验人类学。相反，“人类学笔记”正是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第2卷、第3卷做准备，是《资本论》世界体系理论的扩展和升华。

　　纵观马克思整体的思想历程，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843—1845年唯物史观创立时期。马克思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和观点看待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这一时期，世界历史理论主要是一种研究视野和方法。二是19世纪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中期，《资本论》第1卷出版。马克思借助世界历史的理论与方法，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理论基础。这一时期，世界历史理论既是研究视野和方法，也是研究对象和实质内容，构成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三是19世纪70年代到马克思逝世。“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等蕴含的世界历史理论明确指向人类历史，既是唯物史观方法论微观层面的具体化、实证化，也是《资本论》世界体系理论的扩展和升华。

　　（一）完成《资本论》体系的“世界市场”篇

　　世界市场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马克思曾不断修改自己的写作计划，建构《资本论》体系。他最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五篇构想”，后来在1858年致拉萨尔的信中提出“六册计划”，并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行了更明确的说明：“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虽然马克思最终没有完成这一计划，在恩格斯的编辑和整理下，《资本论》呈现为“四卷结构”，即《资本论》第1—3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不论是“五篇构想”“六册计划”还是“四卷结构”，“世界市场”都在《资本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等内容都已或多或少地整合进《资本论》，而“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思想则大多体现在马克思的手稿、笔记和书信中。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充分利用各种资料，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起源、动力及其准则。

　　其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起源是暴力。不论是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还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侵略等，到处都渗透着直接的掠夺。欧洲殖民主义者打着“经济进步”的幌子强制瓦解公社土地所有制，并人为地扶植大土地私有制，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迫使原住民去开采金、银、铜、锡、钻石等矿产，种植茶叶、咖啡、糖、棉花等可以获利的经济作物。这些暴行破坏了亚、非、美洲古老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使他们最终沦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原料生产地。其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动力是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亚、非、美洲等地以暴力形式确立土地私有制、财产私有制，通过抬升土地价格、发展高利贷等人为手段掠夺人民财富，导致农业生产被破坏，农民不断转化为雇佣工人。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尤其严厉批判高利贷的发展，认为其破坏了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实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其三，确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准则为资本主义法的观念、所有权观念和价值观念。欧洲殖民主义者利用“（已有法律批准的）‘抵押’和‘出让’”瓦解公社土地所有制，彻底剥夺劳动者。一方面，颁布或修订法律并在可能范围内治理原住民，“只要非欧洲的（外国的）法律对欧洲人‘有利’，欧洲人就不仅承认——立即承认”；另一方面，以法律、自然规律等作借口为殖民主义罪恶辩护。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我们在阅读资产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行动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崇高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不仅如此，英国还通过强化印度的种姓传统制度，将在欧洲受过教育的新兴精英阶层称为“非印度人”，迫使东方社会接受欧洲人的价值观点。

　　（二）延伸与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里的历史科学实际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唯物史观，是同一个意思。唯物史观创立初期所阐释的历史科学比较抽象，主要强调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研究人类历史；而体现在《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深入人类历史各种生产方式的内部，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人类学笔记”则将历史逻辑与资本逻辑相结合，深入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纵向深化和横向拓展。

　　其一，在探析古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中，体现了“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和“两种关系”（血缘关系和经济关系）互动的原理。马克思肯定了摩尔根从技术角度出发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的思想。但针对摩尔根从“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政治观念的发展→家族观念的发展→财产观念的发展”这一“唯心主义”的论述方式，马克思将其修正为“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家族观念的发展→财产观念的发展→政治观念的发展”，把财产放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将论证方法从唯心主义转换为唯物主义。这一转换体现了马克思既强调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也重视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作用。这也表明唯物史观方法论既非“经济决定论”，亦非毛里斯·戈德里埃等人所说的“多元决定论”，而是一种更深刻、更复杂的思维方式。

　　其二，在追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过程中，既表明了经济的第一性，又揭示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历史性。柯瓦列夫斯基将氏族公社土地集体占有制的瓦解归结为氏族各支系之间的血亲意识的逐渐衰弱，马克思在此标注道：“为什么意识在这里起着causa efficiens {动因}的作用，而不是随着氏族分为‘支系’而必然发生的实际的空间划分起着这种作用呢？”“确切地说，就是出现了把共同经济分为更加互相隔绝的各个部分的实际必要性。”由于实际的空间划分以及共同经济的互相隔绝，造成财产关系个体化的倾向不可避免地加强。尤其是资本家阶级侵入公社，使公社的宗法性质消失，同时公社首领的影响也消失，从而使得“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开始了”。在批判亨利·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的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法律的本质、国家的产生及其本质等思想。国家与法律是在氏族制度基础上产生的，梅恩所认为的“道德的”形式始终是派生的、第二性的，决不是第一性的，第一性的是经济的。国家的“真正性质”是为了一定的社会集团即“阶级利益”服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赘瘤，随着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走向消亡。

　　（三）驳斥“资本主义中心论”的世界图示

　　严格来说，马克思与19世纪的人类学家都受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观点影响。但马克思主要肯定的是达尔文在自然科学中的反“目的论”态度，除此之外，他认为达尔文的著作还有很多缺点。而柯瓦列夫斯基、菲尔、梅恩、拉伯克等却禁锢于进化论观点，坚持“资本主义中心论”，表现出许多资产阶级偏见。如柯瓦列夫斯基作为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进步学者，在谴责“英国‘笨蛋们’任意歪曲公社所有制的性质，造成了有害的后果”的同时，又以西欧封建制为尺度机械考察公社和东方制度，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公社的破坏和掠夺。柯瓦列夫斯基认为，印度曾实行过军功田，对作战有功的人员进行分封，“他们的占有也由对自主地的占有变为封建的占有”，这就是印度的封建化。马克思严厉批驳了这种机械类比，指出印度的军功田并不是真正的分封，它并没有物权的性质，不是实际权利，国家可以随时收回。马克思对菲尔的批评更加尖锐，称“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构”。对于印度柴明达尔的土地所有权，菲尔提出“一般概念，他们是他的佃农，他是他们的地主”这个观点，马克思标注这是“欧洲人的”概念。由此可见，马克思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学者站在所谓进步、文明的立场，以欧洲模式为唯一尺度考察世界其他国家和社会，驳斥“资本主义中心论”的世界图示。

　　“人类学笔记”摘录的大量材料证明，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的征服和掠夺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依托殖民统治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是不平等、不合理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破坏了东方公社的社会内部结构，不是使东方社会进步，而是使其倒退，也根本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对人类命运的整体观照中，马克思关注到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积极意义，意识到世界历史走向共产主义绝非仅有西方资本主义这一条道路。东方社会有可能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一种全新的世界历史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旨归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虽然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并非世界历史的实现形式，只是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创造条件。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对古代社会的考察和对东方社会的具体分析为共产主义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材料。

　　第一，原始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为人类走向共产主义提供理论依据。摩尔根提出人类由“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再到“文明时代”的发展历程，并认为原始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历史都遵循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客观规律。在这一过程中，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发展及其技术发明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摩尔根认为：“人类能不能征服地球，完全取决于他们生存技术之巧拙……因此，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大概多少都与生活资源的扩大有着相应一致的关系。”但随着财富的日益增长，它对人民来说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导致“单纯追逐私有财富的‘文明社会’”必将瓦解和终结，未来社会实行的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制度”。这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和未来走向的分析不谋而合。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走到文明时代的一个特定阶段。随着资本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不断开辟，人类社会将不断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进而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可能性。

　　第二，人类历史表明，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是东西方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发现，东方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并非纯粹被动、从属于西方，而是可以成为推动世界历史的主要力量。在批判梅恩等资产阶级学者利用自然规律为现代私有财产的确立辩护时，马克思指出：“‘现代形式的财产’根本不是这样确立的；例如请看俄国的公社。”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原始公社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是其强大生命力的源泉。一方面，公有制以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使得公社基础牢固；另一方面，房屋、产品、小块耕地等的私人占有又使得与较原始公社不相容的个性得到发展。东方社会原始公社的瓦解并非经济规律所致，而是西方的暴力破坏。这种暴力必然激发东方社会的反抗，并在反抗中探寻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的新道路。尽管就20世纪的俄国农村公社以及后来走向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整个俄国而言，马克思的判断并非完全正确，但东方社会的民族解放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又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价值。

　　第三，从世界历史角度反思人的个性发展、活动方式，为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人性的发展不仅是人的本质要求和自我实现，而且受经济条件制约。马克思指出，野蛮时代晚期贵族的产生，是由于人的个性的发展以及当时个别人拥有的财富大量增长所致。“先是个人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人的片面发展。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人本身就是阶级的个人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表明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个体个性不断发展的历史，即“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在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血缘”或“土地”为纽带，交往限于狭小的范围，每个人的自由和发展都极其有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和“资本”成为人与人交往的纽带，促进了普遍交往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每个人的解放、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得到一定的发展。资本“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为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可能性。

　　第四，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复兴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基础。马克思高度认可摩尔根运用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得出的共产主义结论，不仅全文摘录，而且在很多关键语句下面划了着重线。“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知识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自由、平等、博爱既是古代氏族的根本特征，又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基础。共产主义虽然在自然状态、民族精神、人的本性等层面与氏族社会具有相似性，但并非主张回归氏族社会，而是以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为前提条件，在更接近现实生活的生产方式、所有制形式上复兴氏族社会的基本原则，以建立“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综上所述，“人类学笔记”蕴含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证明了马克思思想主题与根本旨归的一以贯之，体现了他不断超越与发展创新的学术精神。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以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为出发点，以《资本论》逻辑为落脚点，从近代追溯到古代，从西方扩展到东方，从现实探索到未来，在研究整体人类历史基础上探寻人类超越资本主义，实现普遍解放、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路径，为我们分析当今世界历史发展、人类何去何从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