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俄国面临着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文明基础之间的矛盾。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究竟能不能先于西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针对苏汉诺夫等人提出的所谓俄国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前提的责难，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结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深刻阐明了俄国社会主义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一)“先夺权后建设”并不违背文明发展的普遍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求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进而从根本上变革旧的上层建筑。一则，十月革命的发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俄国自1861年改革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而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残余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迫切要求改变生产关系，沙皇政府的君主立宪改革以失败告终，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软弱无能，无法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环境为十月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列宁带领俄国工农群众适时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二则，十月革命的发生并不违背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文明形态的更替并不总是整齐划一的。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某个阶段来看，它往往会呈现参差不齐、相互交错的现象。“从历史上看，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社会，已有从不发达的地方开始的先例”[3]88。例如，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比西欧早得多，但是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却迟于西欧。

　　(二)独特的国情决定文明发展的特殊性

　　俄国介于西方文明国家和被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之间，是一个特殊的半文明国家。独特的国情使得俄国的文明发展表现出某些特殊性。20世纪初，随着俄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产业工人更加集中在部分大城市和大工厂中，他们大多出身农村，所以与农民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由于长期遭受多重的残酷压迫，他们不仅有着良好的革命传统，而且有着非常强烈的革命要求，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4]374。此外，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相对成熟时，列宁的看法是俄国可以先获取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政治前提，再创造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文化条件。这就提出了“先夺权后建设”的文明发展思路。仅仅从生产力的因素来判定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苏汉诺夫等人犯了机械唯物论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但也说过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可以通过上层建筑的革命变革生产关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列宁还论及了其他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并强调：“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4]376。

　　(三)革命后解决文明发展问题的紧迫性

　　“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5]338。首先，社会主义革命和完全的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十月革命胜利至多是为俄国创造了文明发展的政治前提，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完成。没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前提，社会主义在俄国只是空想。列宁确认“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4]376。其次，社会主义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文明前提。“对于前一种前提的标准不能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像苏汉诺夫、考茨基之流犯‘右’的错误，……而对于后一种前提的标准不能要求过低，否则会犯‘左’的错误，妄图在经济不发达、文明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认为已建成社会主义了”[6]163。最后，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多次强调要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战时共产主义的受挫，使列宁清醒地认识到，“或者是断送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一切政治成果，或者是为这些成果奠定经济基础”[7]205。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除了适当调整生产关系外，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加快发展生产力。

　　历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利以后，列宁晚年对文明滞后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坦率地承认：“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7]461。列宁更加关注落后的小农国家这一基本国情，不懈探索俄国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新路。

　　(一)过渡道路探索的艰难历程

　　列宁将共产党的全部工作比作“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8]290，认为俄国一定能从这个学校顺利毕业。他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出了辩证的评价。一方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一种应激措施，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立下了“有限”的功劳；另一方面，这种政策不符合俄国的国情，农民对此严重不满，甚至造成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列宁坦率地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7]187。于是，列宁及时实施新经济政策，迂回路径的探索经历了两次退却：1921年3月至10月，俄国经济政策选择第一次退却，退到国家资本主义和商品交换；1921年10月至1922年3月，俄国经济政策实行第二次退却，“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7]239。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初步缓解了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危机，是一条经实践检验正确的道路；1922年末至1923年3月，在“晚年遗嘱”中，列宁思考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如何实行政治改革和文化革命，并把握三者整体协调的发展战略。列宁在最后的构想中突破了传统理论框架，比较系统地阐发了迂回渐进的道路设想。

　　(二)迂回道路的伟大创举

　　通过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列宁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过渡理论。他顺应形势，另辟蹊径，提出了通过迂回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独到见解。首先，这条道路是从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道路。当时的俄国既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的物质基础条件，又得不到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支援。面对残酷的现实，列宁不得不承认，“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4]282。因此，俄国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与农民妥协，先发展农业和小商品经济，为发展机器大工业奠定物质基础，利用中间环节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其次，这条道路是从革命转向改革的道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际上是采用革命的办法，企图用无产阶级国家下命令的方式直接破坏旧的生产结构，而代之以新的生产结构。新经济政策则是对已经实施的社会主义政策的调整，是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改革。列宁深刻认识到：“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7]257。于是列宁紧急刹车，转到改革的道路上来。最后，这条道路是从前进转向退却的道路。新经济政策是从进攻转向退却的政策，但这是战略性的退却，是适度的、有原则的、适时将转入战略反攻的退却。

　　(三)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长期性

　　列宁指出，“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挽救资本主义免于崩溃，能够阻挡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7]83。列宁更深刻地认识到，要“把半亚洲式的国家真正变成文明的、社会主义的国家”[4]155，将是一条漫长而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首先，俄国工业生产的恢复困难重重，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将是长期的过程。先进的工业发展水平是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可是俄国经过内外战争的摧残，生产力发展严重倒退，发展大工业的粮食和燃料缺乏，建设重工业的资金缺乏，“于是就剩下一条异常困难而漫长的道路”[4]215。其次，俄国整体文明状况落后，其社会主义过渡之路将是长期的过程。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而当时的俄国无论文化基础还是物质基础都是非常薄弱的；无论是学会文明地参加合作社还是学会西欧式地经商，都需要很长的时间。革命胜利后，俄国虽然解除了军事包围，但仍处在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封锁中，列宁指出，“西欧资本主义列强半自觉半自发地尽一切可能把我们抛回到过去的水平”[4]392。最后，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新事物，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探索将是长期的过程。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尚处在开辟道路的阶段，“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早经试验合格的东西!”[7]459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干蠢事”[4]289很正常，因为我们落后。为此，俄国必须为落后和贫弱付出代价，学习阶段就要“交学费”。

　　社会主义是不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而存在的。列宁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9]252。

　　(一)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首先，这是由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0]669。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前后相继的过程。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在扬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将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其次，这是由发展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决定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和超越，它只能建立在现代化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上。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要放弃“中非洲居民的心理”[9]252，虽然俄国在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最后，这是由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状况决定的。在当时的俄国，禁止和堵塞资本主义发展无异于“自杀”[11]210。当时农民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与农民的关系决定着苏维埃工农政权的稳固性，只有与农民建立经济联盟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在这种现实条件下，资本主义相对于小农经济具有进步性。此外，还要对外开放，实施租让制，吸引外资，发展对外贸易。

　　(二)利用资本主义的主要途径

　　面对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对新经济政策的质疑和担忧，列宁强调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关键在于“学会利用”资本主义。首先，列宁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中间阶梯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俄国经济结构的分析，深刻阐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在《论粮食税》中系统阐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几种主要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销制、租赁制等，列宁主张把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发展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这样对内可以巩固工农经济联盟，监督和战胜小资产阶级势力；对外可以通过租让制引进资金和技术。其次，他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组织形式等。列宁反对搞主观臆造，主张借鉴资本主义辛迪加等大生产组织形式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列宁特别肯定资本主义现代管理经验，反复强调“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9]171。列宁还鼓励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习科学和技术，只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发展。最后，列宁还强调要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和管理人才。资产阶级专家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俄国当时还没有培养起自己的人才，因此只有吸收利用资产阶级的专家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对资产阶级的专家和人才采用了柔性改造和教育的原则，在政治上给予他们相应的阶层地位，在经济上给他们丰厚报酬，同时在工作上给予信任。

　　(三)控制资本主义的主要手段

　　列宁不仅高度重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而且始终高度警惕资本主义的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危险，注重对它的控制和监督，使它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一是利用两大杠杆对资本主义加以控制。两大杠杆即政治杠杆和税收、价格等经济杠杆。发挥法制的规范作用，严厉打击一切违法犯罪分子。对逃税漏税、哄抬物价等违法犯罪分子进行加倍制裁。二是实行严格的国家统计和监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资本主义发展要适度，必须将它置于“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之下”[8]150-151。离开了统计和监督，控制就是一句空话。除此之外，还要严格控制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和程度，让他们成为“循规蹈矩”[7]439的资本主义。三是利用资本主义是手段，超越资本主义才是目的。新经济政策是一场与资本主义的竞赛，其最终目的是为社会主义的文明发展服务的，这是一种战略和策略；只有在经济实力上超越资本主义国家，使人民在经济生活中真正认识到社会主义生活比资本主义生活好，才能获得最终胜利。

　　列宁在“政治遗嘱”的5篇著作中，对5年多来俄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建设新型民主、实施文化革命”的综合创新的文明发展构想，勾勒了俄国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前景。

　　(一)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设经济基础

　　列宁晚年开创了一条全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就是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具体包括以下措施：一是实施全国电气化计划。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基础，而要使工业现代化，就要向电气化过渡。列宁召集专家制定了全国电气化计划，提出在农村建小型电站，在农业中推行电气化、社会化生产。为此，列宁提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4]396。二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列宁明白，在大生产彻底胜利和恢复以前，小农、小生产、小商品将仍然在经济中占优势，“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8]53，允许自由贸易。商业正是“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7]259，应积极发展商品生产，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为此，列宁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三是建立文明的合作社。列宁晚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4]369。通过合作社这个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法，无产阶级可以与千百万小农结成联盟，实现向新制度的过渡。

　　(二)创新国家制度以建设新型民主政治

　　按照列宁探索出的独特发展道路，俄国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必然要充分发挥先进政治制度的杠杆作用，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列宁高度重视政治制度改革，探索新型民主在小农国家发展的独特道路。具体措施如下：一是改造国家机关，克服官僚主义。列宁将改造国家机关作为划时代的任务之一，认为彻底改造整个国家机关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保证。俄国官僚主义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和劣根性，难以根治。在当时的经济文化条件下，想用简单快捷的方法彻底消灭它是不可能的，只能用慢性疗法减少它，为此需要一整套富有成效的方案：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珍视人才、层层选拔，严格考核、奖惩严明等。二是加强党内生活民主化，健全民主集中制。实现党自身的改革是推进新型民主化进程的动力和源泉。为防止个人专权和党的分裂，列宁从改造中央委员会着手，吸收几十名普通工农群众加入中央委员会；防止和避免个人崇拜，将领导干部置于全党监督之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贯彻党尊重知识和人才的原则。三是强化人民监督权，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列宁认为：“苏维埃制度是供工人和农民享受的最高限度的民主制”[7]183，从理论上讲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类型的民主，而实际上苏维埃机构存在着形式主义等问题。列宁从不回避问题，指出：“说起来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11]150。面对工农检察院形同虚设、人民群众束手无策的困境，列宁着手从根本上改造人民监督工作，提出吸收大量普通工农群众加入中央监察委员会、提高工农检察院权限等措施。

　　(三)实施文化革命以加强文化建设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经济形势好转，要想造就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必须来一场文化革命。“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4]372。为此，必须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扫除文盲以摆脱半亚洲的不文明状态。列宁将国民识字视为“一般的政治问题”[4]362，在俄国开展扫盲运动；增加国民教育经费的投入，优先满足国民教育的开支；提升国民教师地位，切实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使教师“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4]362；对农民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二是积极汲取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列宁反对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化虚无主义，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334。他同时强调对待人类文明成果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要善于从旧学校中挑选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1]333。三是提升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素养。列宁要求机关工作者努力学习知识，提升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因此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提出：“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4]384。列宁认为重点在提高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要把那些真正的优秀人才充实到国家机关中来。

　　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俄国文化传统、人类现代文明潮流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思想史上的新型文明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对文明发展理念的三重超越

　　“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4]372。这一段话深刻彰显了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文明观的创造性和超越性。

　　首先，它超越了西欧的文明发展道路。列宁领导俄国以独特的历史发展顺序开辟了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新路，打破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单一模式，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探寻文明发展道路提供了崭新的选择。这是一条与西欧的文明发展道路完全不同质的文明发展道路：西欧走的是内源渐进式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道路，而俄国走的是后发跨越式非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道路。西欧走的是资本逻辑至上的道路，列宁晚年开创了超越资本逻辑的发展新路，建构劳动主导的现代社会三元结构：劳动(人民)主导，创新国家，引导资本[12]。

　　其次，它超越了俄国民粹派社会发展道路的主张。俄国民粹派主张通过古老的村社组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而避免西欧资本主义的苦难。民粹派完全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必然性，主张依靠农民和小生产经济来发展俄国社会主义。毫无疑问，民粹派抱持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列宁在早期彻底批判了民粹派的反现代文明的思想，以俄国工农业的发展、农民生活中的新变化等事实充分论述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强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了对民粹派主张的批判性超越。

　　最后，它超越了马克思晚年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列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占有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宝贵思想，同时将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思考，转变成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的思考；领导制定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突破了传统的直接过渡思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等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创新与超越。

　　(二)对世界现代化道路的伟大拓新

　　十月革命之前，世界现代化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准备和发展，经历了较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浪潮。而列宁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历史新路，事实上掀起了新的世界现代化浪潮，开创了李大钊所说的“第三新文明”。列宁主义不仅对中国革命起了重大的直接影响，而且也对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的学说起了中介和桥梁作用。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最早意识到俄国革命是“一世纪新文明之创造”[13]329。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阐述了俄国新文明的形成过程，并提出了“第三新文明”观——“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13]311。

　　长期以来，西方话语长期把控现代化理论研究领域。“经过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的演绎，现代化成了资本主义化、西方化的代名词，……就此而论，我们应该还列宁这一思想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实事求是地承认其独特性贡献，破除长期存在的关于现代化的错误认知定势”[14]。

　　(三)对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启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5]1471。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沿着列宁所开辟的道路奋勇前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6]13，不断地赋予“第三新文明”以新的中国内涵。当前，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从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文明观中汲取宝贵的思想滋养。

　　一是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列宁在探索俄国社会主义文明发展道路的历程中，实现了从“根据书本”到“根据经验”的思想飞跃，实现了从走马克思设想的道路到走适合俄国发展的道路的思想飞跃，从而开辟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新路。它启示我们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也要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二是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开创性探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发展普遍面临着社会跨越与文明滞后的难题，意味着完成文明发展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它启示我们既要明确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又要在漫漫长路中始终坚定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走向。

　　三是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继承性与创新性。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例论证了人类文明的继承性，深刻指出：“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只有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17]249。对待人类文明成果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它启示我们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要做到利用与超越的辩证统一。

　　四是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整体性与重点性。列宁注重根据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变化，及时转换不同时期的工作重心。列宁在最后的战略构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三者的关系作出了系统的思考，并将三者有机统一到俄国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实践之中。列宁的探索启示我们，既要注重解决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也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当前尤其要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习近平深刻指出：“我们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升，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18]。

　　（作者简介：田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来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