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推动了贸易的世界化及世界市场的形成，古典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理论表达。斯密基于贸易原理的逻辑分析，对对外贸易能增益各国福祉进行了论述。斯密认为，在国家作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各民族基于自然资源的优势而展开的对外贸易使“所有的资本便可以用在更有用的地方”，从而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李嘉图完善了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强调每个国家只要发展相对优势的资源性产业，而非斯密所谓的绝对优势产业，就能在国际贸易中获利，从而更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及其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性。

　　古典经济学对自由贸易的阐发，具有明显的片面性。斯密笃信自由贸易的积极意义，但也意识到了它的不平衡性，他将这种不平衡性归于各民族理性化的程度不同，即各民族“节俭”程度不同，因为“资本因节俭而增加”。与斯密相比，李嘉图更为片面地强调对外贸易的积极意义，以至于其“更接近于一个21世纪的全球化主义者”。马克思认为，“至于贸易——它终究不过是不同个人和不同国家的产品交换——又怎么能够通过供求关系而统治全世界呢？”对于这一问题，古典经济学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究其原因，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世界市场是基于商业模式的，其实质是一种剩余物的交换，“在这里，流通的前提是一种仅仅以剩余物形式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而商品交换属于“流通”环节，并不构成现代世界市场的本质性规定，对世界市场的本质性认识还必须到劳动中去寻找。尽管古典经济学肯定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但马克思指出，这些经济学家并不懂剩余价值，他们将剩余价值与地租等混为一谈，“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于是，劳动过程中价值如何增殖还处于斯密等人的视野之外，而这却是资本关系的真相，也是马克思现代世界市场的基本内涵。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以资本及资本关系为基点，阐明了人类社会普遍交往中的剥削性，以及民族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辩证分析，离不开对民族国家的存在及其作用方式的探讨。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的“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的含义进行说明。现代社会体现为国家与市民社会在形式上的分离，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对之予以概念化。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国家理论的批判指出，国家并不外在于市民社会，国家的根基在于市民社会之中，国家是市民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异化的存在形式。马克思反对将国家简化为独立于社会的政治机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其批评道：“他们是把‘国家’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马克思意在指出，与封建专制统治的直接性相比，现代国家通过条文、法律介入经济与社会活动，其权力相对“不可见”，而政治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并逐渐发展为政治作用下社会生活的总体。从世界市场上看，这一社会生活的总体即体现为一种民族特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做了如是概括：“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这里，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事实上已经提出了“作为一个生活事实的民族国家”。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本身就要求超越民族国家。世界市场是由产业资本推动的世界性生产与创造的进程。产业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普遍竞争，将一切形式的劳动产品商品化，力图形成一个生产、流通和交换的总体网络系统，并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因此，世界市场即是资本关系在世界范围的展开。马克思认为，作为交换价值的“资本只有同非资本”，即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进行交换，才能成为资本，资本关系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进而，马克思从对资本的本质思考中，也就是从资本对剩余劳动无止境的追求中，推出了对世界市场的理解：“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 ……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资本关系具有辩证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超越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包含了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发展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抗，世界市场作为资本关系最大限度的展开，将这一辩证关系在各民族之间具体化了。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指出：“自由贸易制度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

　　世界市场中的劳资交换关系设定了民族国家的基础性意义。世界市场中的“交换”并非商品交换，而是一种“真正的交换”，即资本与劳动以世界市场为中介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马克思指出，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与商品交换并不相同，商品交换是不同产品在同一时空中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则“分解为两个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质上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过程”，也就是说，资本通过支付工资购买劳动与资本占有劳动力进行增殖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资本购买劳动属于简单交换，但资本占有劳动力的过程已经超出了“交换”的范畴，属于价值增殖过程。而且，资本购买劳动是资本占有劳动力的前提，因为工资并不是由劳动增殖情况决定的，“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即由劳动所在的民族国家整体社会发展程度决定，而劳动成本上的差异又对资本的利润率产生着直接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揭示了资本在欠发达地区利润率更高的原因，“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利润率一般较高，由于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古典经济学家正是因为没有把握劳动与资本交换的实质，不了解剩余价值，从而难以解释贸易何以引发操控性，马克思称：“经济学家总是在劳动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时候去观察劳动价格，却把劳动与资本相交换这一环节完全置之度外。”实际上，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民族国家在社会发展上的差异性对世界市场的基础性意义，并没有凸显出来。

　　劳动价值论揭示了世界市场中商品交换的剥削性。马克思对世界市场殖民性质的论证“是以他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在一个国家内部，商品的价值是由其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世界市场中，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尺度。“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在商品价值由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前提下，生产条件较差的国家，生产同类商品所凝聚的人类劳动的量反而较多，这是因为，在国际贸易中，尽管发达国家的商品价格更加低廉，但其是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从而较发达国家就获利更多。民族国家在生产条件上的差异性成为国际贸易具有剥削性的原因。

　　民族国家在社会发展程度以及生产条件上的差异性，构成了世界市场的前提。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差别。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阻碍作用，通过克服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散与隔离，资本集中及雇佣劳动才是可能的，但是，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与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历史前提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中，其辩证性表现为，“在作为整体发展时，把土地所有权既设定为自己的条件又设定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正是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的内涵。卢森堡在《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中指出，走向世界的“资本依赖于社会条件”，其中的社会条件也是指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意义。正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为发达工业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交换带来了巨额利润，也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中展开的动力。

　　通过对以资本为动力的世界市场的深入解析，马克思从理论上揭示了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基础性意义。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自由贸易主要局限于西欧诸国的话，那么通过把握民族国家间的差异性，马克思将对世界市场的理解扩展到了西方与东方之间，在唯物史观、“分工”以及民族压迫的语境下，揭示了西方民族国家在工业化及世界市场开拓中的支配性地位。

　　马克思考察了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的历史性互动关系。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在形成过程中，促进了传统民族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民族国家又通过多样化的贸易政策，发展垄断，形成了基于西方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

　　世界市场助推了传统民族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世纪后期，西方出现了旨在平衡封建贵族与城市资产阶级的传统民族国家即绝对主义国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称资产阶级“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阐明了传统民族国家相对于封建等级国家的进步性与包容性。不过就其实质而言，高度集权化的绝对主义国家是“受到威胁的贵族的新政治盾牌”，其笃信重商主义，大力发展统一的国内市场，并视对外战争为资本积累“唯一的、最合理、最快捷”的方式，以图巩固封建贵族的统治。但与此同时，逐渐成形的世界市场，反过来推动了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也发展壮大起来，并成为推动集权的传统民族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有力武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指资产阶级——引者注）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马克思对英国历史发展的实证考察，具体地揭示了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关联。

　　由工业革命开始，英国发展为典型的民族国家。工业革命之前，相对于欧洲诸强国而言，英国在经济上的优势并不显著，以至于英国人只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相对劣势而不是实力”。但商业和工场手工业在英国的聚集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巨大的海外殖民地和“大量的流浪人口”的涌入，是推动这一趋势的外部条件，资产阶级革命为英国创造的独特的政治条件则是有力的内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英国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国1789年的革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比法国的早了一百多年。霍布斯鲍姆同样指出，这一时期“英国明显具有胜过潜在竞争对手的优势”，这种优势正是“往往被忽视的政治条件”，民族国家成为英国吸纳并整合外部要素的有力工具。

　　传统民族国家从对内与对外两方面，推动着工业化进程的展开。一方面，英国政府施行《谷物法》对进口商品采取关税保护，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保护主义成为“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另一方面则发展圈地运动，大力推行自由贸易，发展国内市场，从而形成了英国在财政领域相对于法国的显著优势。同时，英国政府让一切外交政策都服从于经济目标，尽可能将战争财富投入再生产。作为这一进程的结果，在工业革命前，自由竞争等条件“在英国都已具备了”。正是“一个以伦敦为中心的、整合的且日益具有竞争性的全国性市场”，为技术创新及世界市场的开拓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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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英国进一步利用世界市场发展了工业垄断。在《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一文中，马克思指出，“由于两种制度的这样巧妙的结合”，至1815年, 英国由于其在关键工业部门上的优势，垄断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对关键部门的垄断“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例如,在国际交换中,棉花本身在贸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义”。但英国在棉花生产上的垄断优势并非单纯由于技术原因，也是民族国家持续推动技术、生产与商业深度交融的结果。例如，1835年，爱德华·贝恩斯（Edward Baines）在一份报告中列出了“所有与棉花产业有关的‘立法机构的干预’，从禁令到关税等各种形式”，这份报告长达七页之多。

　　积累起来的垄断优势成为自由贸易展开的前提。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的自由贸易“说到底就是垄断”。当资本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资本需要借助民族国家的保护主义以形成积累优势，“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用”。在垄断优势下，英国随即转向了自由贸易，但这一转变本身也是资产阶级国家政策推动的结果。工业革命后，欧洲各国纷纷针对英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面对这一情况，英国政府中的经济专家鲍令主张，英国主动降低关税并废除《谷物法》，“从而诱使对方放弃工业化，以消除外国竞争构成的威胁”。由此，英国政府于1845年废除了《谷物法》，转向了全面的自由贸易政策。于是，1846年至1873年间，世界范围内资本、商品的自由流动最为接近斯密所设想的自由贸易，从而大大地拓展了世界市场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印度也“是大英帝国范围内从未采用放任自流做法的一个地区”，可见，自由贸易始终要以对殖民地的剥削与暴力为基础。

　　自由贸易建立了民族国家主导下的“分工”体系，促进了特定民族国家的本土市场向世界的延伸。马克思用“分工”来概括古典经济学语境中的自由贸易，“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按同一程度发展的”。在产业垄断的前提下，英国低廉的商品打击了他国的同类产业，瓦解了其原有的产业结构。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由此可见，世界市场中不同民族间的分工并非由古典经济学所谓的自然优势所致，东方国家以自然的、乡村的、农业的地位进入世界市场，实是垄断的国际分工秩序所致，其中自由贸易成了特定民族国家发展不平衡的国际秩序的手段。英国政府为了维持这一分工秩序，“竭力追求工业垄断”，以至于“经济关系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英国式的关系”。

　　马克思以爱尔兰为例阐明了英国政府如何维护其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类似于印度被英国作为单纯的原材料产地，爱尔兰被英国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佳的实验场所。1867年12月16日，马克思在一篇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中指出：1698年通过控制爱尔兰产品的出口，“英国给了爱尔兰工业一个致命的打击，使爱尔兰城市变得一片荒凉，迫使居民回到土地上去”；1800年的《合并法》使得爱尔兰的工业失去了本土市场，“爱尔兰刚刚准备好要在工业上有所发展，就遭到了迎头痛击而重新变成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又使得爱尔兰农业失去了英国市场。通过在不同时期有针对性地采取保守主义或自由贸易的政策，英国始终维持着其对爱尔兰的控制。

　　世界市场的拓展使得西方民族国家呈现出向超民族国家即帝国发展的趋势。制造业的扩张和国家力量的加强彼此促进。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单个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垄断，逐步发展为西方民族国家体系对世界市场的联合垄断。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已经阐明了资产阶级的世界性，在其晚年的重要文本《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观察到世界市场已经为西方民族国家体系所主导。马克思指出：“‘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又在经济上处于‘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于国家体系的范围内’。”西方民族国家体系进一步巩固了不平衡的国际关系秩序，马克思发现：“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世界市场已成为西方民族国家体系支配下的世界市场。

　　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16世纪的欧洲，在频繁的战争、贸易之外，随着外交活动的出现及其制度化，“国际性国家体系也就诞生了”，但政治版图重叠、司法程序缠绕、主权不对称等现象使其不能成为一种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一些欧洲国家出现了主权国家即民族国家的最初形态。随着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扩展，直到19世纪中叶，现代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逐渐形成。具体而言，1848年的欧洲“民族之春”及其民族主义，从理论上宣告了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来临，而1871年德国的统一则既意味着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也标志着欧洲转向了超民族国家即帝国，这也使得马克思晚年越来越关注东方社会问题，因为那里有突破欧洲民族国家及其超民族国家即帝国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之后，西方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列宁指认出金融资本对帝国主义及其垄断霸权的塑造：“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除了直接投资外，帝国主义还借助对外贸易来发展不同国家之间的债务关系，“垄断组织则到处实行垄断的原则：利用‘联系’来订立有利的契约，以代替开放的市场上的竞争。最常见的是，规定拿一部分贷款来购买债权国的产品，尤其是军用品、轮船等等，作为贷款的条件”。但在今天看来，帝国主义在进行资本输出的同时，并没有因此成为完全的“食利国”，一定程度上的“去工业化”并没有动摇发达工业国的工业优势地位，工业发展及科技创新始终是民族国家权力的根基。

　　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历史分析表明，世界市场并非经济活动的匀质展开，而是民族国家推动下的不平衡国际秩序的建构，“没有国家作为可以看见的手的帮助，世界市场的创造与延伸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的过程中，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在为世界市场的拓展提供了政治保障的同时，也加速了普遍性危机的爆发。通过对世界市场与危机的关系的辨析，马克思构想了世界市场超越民族国家垄断的可能性。

　　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开创了以世界市场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其中，马克思有关世界市场中的危机的探讨，揭示了这一进程的可能性，也初步论证了非西方国家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来获得其国家及民族的独立，进而积极利用世界市场实现其国家及民族独立自主的发展。

　　超越民族国家的讨论，内在于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思想中。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提出六大范畴：“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初步讨论了这六大范畴的关系，其中的“国家”是指民族国家，国家既是对之前三个环节的概括及扬弃，又可以进一步通过对外贸易达到世界市场。列斐伏尔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接管国家的是世界市场的建立”。世界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环节，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向下一阶段过渡的准备，在马克思的构想中，资本对民族国家的扬弃决定了“资本能够依靠自身建构一个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形态，而非依赖于外在原则”。

　　对世界市场“扬弃”民族国家的内涵做出阐释，有其必要性。马克思设想世界市场超越并“扬弃”民族国家，其并非否定民族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作用，或主张一种哈贝马斯式的无区分的全球政治模式。正如布尔迪厄在《论国家》中所指出的，设想经济活动的展开不需要政治的介入，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张。马克思批判的是民族国家已经发展为超民族国家即帝国主义的现实，因而扬弃这一现实就意味着消除西方民族国家及其体系对世界市场的主宰，使经济活动的普遍关联得以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中，以其自身的规律展开。民族国家彰显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差异，不是这一进程的阻碍，而是为这一进程服务。列斐伏尔认为，这正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卷首语的含义：“即在承认民族国家的同时，应该承认各种国家的制度和一种世界的形势，也就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战略。”

　　问题在于，世界市场何以能够扬弃民族国家，从而面向人类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这一趋势内在于世界市场的展开进程之中。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思想是与其对危机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世界市场的展开，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社会化劳动之间的固有矛盾，在民族内部、区域之间、国家之间都突显出来，并演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深刻危机。马克思认为，危机并非经济学家们所谓的资本绝对过剩所致，而是一种资本相对过剩的结果，即世界市场中“买和卖的彼此分离”引发的生产盲目性及劳动者的贫困化所致。通过对当时的经济危机及大萧条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必然带来产品过剩、信用失效、消费危机的这一分析至今没有过时。当然，危机并不意味着单纯的否定，而是蕴含着契机。危机通过经济的进一步扩散以及世界市场的拓展得到了消解，“生产过剩通过市场的不断扩大而周期性地得到解决”。但世界市场的拓展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而是深化了矛盾，为矛盾的最终爆发创造了条件。同时，世界市场的拓展促进了普遍交往的展开，促进了特定民族国家的本土市场被不断扩大的国际交往重构，“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以去除地方的狭隘性及迷信心态，而其中“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值得注意的是，在克服危机以及经济扩展的进程中，政治强化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每一次影响深远的世界性危机都是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剩余劳动以及盲目竞争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当资本开始感到并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时，它就在这样一些形式中寻找避难所，这些形式看起来使资本的统治完成，但由于束缚自由竞争同时却预告了资本的解体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解体”。20世纪以来，在不断爆发的危机面前，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联合愈发紧密，其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日益明显，并于二战后形成了福利国家的治理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不应被视作民族国家在国内及国际事务中的退出或弱化，而应被视作为进一步促进资本在世界市场中的流动性所发生的转型。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催生了一种新的帝国类型。杰索普认为，民族国家的主权向上、向下延伸形成的一个多重的权力联合体，并不构成对其主权的挑战，因为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挑战“与其说是地理性的，不如说是时间性的”，资本全球的即时流动要求民族国家形成更具弹性、更扁平的管理方式，而且这一转型是民族国家主动适应推动全球性的自由贸易的结果。伍德则更为实质地指出，与全球化进程相应的是一种新帝国主义模式。美国作为超级军事大国，以军事力量作为经济交往的保障，推动建构了诸国际机构和社会组织，其作为“中介”将西欧诸民族国家联合为一个统一体，马克思所把握的多元化的西方民族国家体系，被置于美国的主导之下。如果说英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以其对棉花等部门的垄断为前提，那么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则是以美国在信息技术、能源、金融和军事等诸多领域的绝对优势为前提的，正是这些优势使其成了“在国际、区域和都市规模等各个尺度上的领土的商品化的代理人，在国家制度的框架内，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其他调节行动的地位”。不断加剧的全球资本主义空间实是美西方帝国加强的国家资本主义空间。

　　全球化也迫使民族国家强化其功能，而民族国家功能的强化本身又需要获得相应的理解，实体性的国家思想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黑格尔主义的国家观的体现。伍德根据全球化进程中新帝国主义的判断，得出了一个鲜明的结论，即新帝国主义相比英国式的帝国而言，其经济属性更强。美国式的新帝国主义拥有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强大的军事实力，但这种军事强制力主要作为“长久威胁”存在，为世界市场的拓展创造必要的制度与社会环境。反观英帝国，尽管其也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这一尝试主要在爱尔兰等西欧诸国得到实践，在广大的殖民地则主要依赖暴力展开。新帝国不再作为一个“单元帝国”存在，当今的资本主义也并非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民族中发展出的独特形态所构成的包含“诸民族多样性的资本主义”，这本身也是世界市场促进民族交融及其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使然。从当下的情况来看，伍德的观点过于乐观，但其概括的世界市场中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趋势，仍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这一趋势符合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超越性力量的判断。

　　在世界市场及其内在危机的客观趋势下，非西方国家能否崛起并突破世界市场之不对称格局，成为世界市场扬弃民族国家的关键所在。非西方国家必须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突破西方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主宰。马克思在1844年7月31日发表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就曾指出：“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在世界市场中，认为不经历革命就能够实现非西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自主发展，同样不切实际。不过，社会革命的手段虽然是政治的，但其目的却是社会的。马克思进一步阐明：“只要它的有组织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灵魂在哪里显露出来，它，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政治的外壳。”也就是说，社会革命内在要求通过变革社会关系来发展经济，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在世界市场中，非西方国家则需要在政治革命取得成功的前提下，进一步展开其对自身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马克思晚年对非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包含了对这一问题的重要启示。在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及几篇初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两个看似矛盾的内容：其一，在初稿中，马克思论证了俄国公社与资本主义共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马克思强调，通过“原始积累”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这种转型模式是基于对英国社会转型的分析，“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英国的现代化路径尽管有客观性，但也有特殊的历史前提。俄国现代化的起点是公社所有制，而不是西欧那样的封建土地私有制，这是俄国开启有别于英国模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前提。在正式复信中，尽管略有改动，马克思还是强调了“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

　　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绝对主义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生成的历史进程的考察，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的判断。安德森指出，在西欧国家内部，由于社会构成及演变路径的深刻差异，不同国家在转向现代民族国家时呈现出显著的时间差异，而西欧与东欧走向现代的路径的差异则更进一步说明，欧洲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所体现出的一致性并非是直线性的。安德森得出结论称：“绝不能先建立欧洲进化的规范，然后把亚洲的发展情况归入遗留的一个统一范畴。”换言之，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不必然是西欧模式的，尤其当这种模式实质上就是英国模式时。

　　其二，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从理论上而言，俄国“不必屈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种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包括物质上的机器、轮船、铁路等，也包括银行与信用制度等。要是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俄国公社需要“在它目前的基础上把它置于正常条件之下”。事实上，马克思意识到这条道路在俄国现实中已经不可能了，其原因就在于，俄国的统治阶级并不允许这条道路就此发展下去，公社发展的基础已经受到了冲击。但马克思针对这一可能性的分析揭示出，俄国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条件与发展规律，在依循这些规律的前提下，俄国公社的发展及现代化才是可能的。这一分析对非西方国家探索自身的道路具有指导性意义。

　　布伦纳（Robert Brenner）关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新解读，将这一问题转化为世界市场对非西方国家崛起的意义的探讨。在布伦纳看来，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根源并非是斯密所设想的外在动力推动下农业与工商业分工的直接结果，而“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结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市场“提供集中而持续的必要需求，推动社会生产关系向固定资本使用以及合作劳动（特别是在农业方面）转型”。世界市场持续地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转型及阶级关系的变化，这一质变的过程最终导致了一个“自主发展”系统的出现，该系统要求“不断地‘彻底改革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构成’”。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布伦纳的论证的意义在于，世界市场作为马克思意义上资本主义“各种成果”的整合，不仅是非西方国家崛起的途径，更重要的是，非西方国家有可能在利用这一成果的过程中，推动技术革命与分工，发展新的劳动合作方式与社会关系形式，促进社会关系的变革。

　　因此，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既要看到世界市场拓展的必然趋势，又要对当前全球化中的保护主义予以积极应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及民族国家关系的考察表明，无论是基于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政策，世界市场的拓展都内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中。但世界市场展开的进程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具有阶段性特征。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表明，在周期性的危机面前，其正是通过不断调整克服了危机，并进而展开了新的历史进程。因此，在当前全球化的逆势中，同样蕴含着全球化拓展的契机，非西方国家应积蓄力量，更积极地开拓世界市场。在保护主义日盛的当下，非西方国家既要对超民族国家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性质有充分的认识与反思，并展开自觉的批判，同时，也应避免简单直接地转向对保护主义的信奉。借鉴马克思对英国工业化进程及其开拓世界市场的历史进程的分析，非西方国家应通过创造有利经济发展的制度与社会环境，大力发展国内市场，并以统一、繁荣的国内市场为开拓世界市场的动力根源及面对世界性危机时的减震器，从而推动世界市场向更为多元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