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笔记》的编辑与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德国学术界。目前，我们在MEGA2第四部分第7—9卷中看到的《伦敦笔记》主要是由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雅恩（Wolfgang Jahn）所带领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小组于1980—1990年代编辑的。可以说，该研究小组为《伦敦笔记》已经出版的部分笔记本的编辑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之后继续出版剩余的笔记本奠定了重要的编辑基础。以下是MEGA2收入的《伦敦笔记》的主要内容。

　　1．MEGA2第四部分第7卷于1983年出版，收入了马克思《伦敦笔记》第Ⅰ—Ⅵ笔记本，写作于1850年9月至1851年2月，涉及有关危机、货币、流通和信用体系的理论，重要的摘录内容包括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约翰·穆勒（John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的《论征服时期以来英国的货币制度》、热尔曼·加尔涅（Germain Garnier）的《从上古至查理大帝在位时期的货币史》、威廉·杰科布（William Jacob ）的《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亨利·桑顿（Henry Santon）的《大不列颠信用货币的性质和影响的研究》、亨利·凯里（Henry Carey）的《法国、大不列颠和美国的信贷制度》、约翰·格雷（John Gray）的《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等。

　　2．MEGA2第四部分第8卷于1986年出版，收入了《伦敦笔记》第Ⅶ—Ⅹ笔记本，写作于1851年3—6月，涉及货币、劳动价值论和社会历史方面的研究，同时收入了《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和《反思》两份手稿，重要的摘录内容包括图克的《通货原理研究，通货与价格的关系》、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论货币》、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的《社会的自然史》、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的《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机械学学会的四次演讲》、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凯里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过去、现在和将来》等。

　　3．MEGA2第四部分第9卷于1991年出版，收入了《伦敦笔记》第Ⅺ—XIV笔记本，写作于1851年7—9月，涉及雇佣劳动、农业与化学、工人阶级状况、工艺学、殖民主义等研究，重要的摘录内容包括霍吉斯金的《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前雇佣工人的团结》、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评工业体系的影响，并提出改进那些对健康和道德最有害的部门的意见》、纳索·西尼耳（Nassau Senior）的《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并附关于现行的不合理现象的原因和纠正办法的导言》、罗伯特·托伦斯（Robert Torrens）的《论工资和联合》、阿诺德·黑伦（Arnold Heeren）的《欧洲国家体系及其殖民地的历史手册》、费利克斯·韦克菲尔德（Felix Wakefield）的《殖民地调查》等。

　　4．MEGA2第四部分第10卷已于2023年7月出版问世，其中收入了《伦敦笔记》第XV—XⅧ笔记本，写作于1851年9月—1852年6月，涉及工艺学、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工厂问题、前资本主义历史研究等内容。

　　5．MEGA2第四部分第11卷将于近期以纸质的形式出版问世，收入了《伦敦笔记》第XIX—XXIV笔记本，写作于1852年7月—1853年8月，涉及殖民主义、妇女、印度等问题以及社会历史研究。

　　此外，尽管《伦敦笔记》中的第XV—XXⅣ笔记本尚未正式出版，但是德国学者汉斯-彼得·米勒（Hans-Peter Müller）按照专题编辑整理了马克思于1850—1860年代初写下的工艺学笔记和机器研究笔记，在1981年出版了《卡尔·马克思：工艺—历史摘录笔记（历史考证版）》，并在1992年出版了研究性著作《卡尔·马克思关于机器、资本和工业革命的摘录笔记——1850—1861年的笔记和手稿草稿》，将《伦敦笔记》中关于工艺学和机器研究的摘录（特别是第XV笔记本的摘录）做了汇总，从侧面反映出工艺学是马克思《伦敦笔记》研究的一个重点。

　　而在法国学术界，对《伦敦笔记》的文献研究较少，只有被视为“西方马克思学”开创者的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在《卡尔·马克思的阅读笔记I：1840—1853》和《卡尔·马克思的阅读笔记II：1853—1856》两篇文章中对《伦敦笔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从表面上看，吕贝尔的文献介绍与雅恩所做的编辑工作似乎具有同质性，但其背后却蕴含着激烈的文献意识形态斗争。1950—1960年代，以吕贝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在欧洲学术界逐渐盛行，它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肢解，否认马克思思想的完整性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遗产的阐释，认为苏联在政治上对马克思进行了利用，将马克思塑造成一个乌托邦式的人物，并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非科学的篡改。所以，“西方马克思学”试图挖掘出马克思的笔记中与其公开著作不一样的内容，来诘难“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是，“西方马克思学”对待马克思文献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是“非马克思的”，它对马克思思想的所谓发展恰恰是马克思本人所反对的，因为这种看似“中立”的研究立场，其本质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雅恩的研究小组花费大量时间编辑整理《伦敦笔记》，就是为了将马克思的思想科学地、全面地展现给读者，从而防止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篡改。然而，在当下的欧洲学术界，“西方马克思学”在这场角逐中似乎逐渐占据了上风。可见，对《伦敦笔记》的文献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文献问题，而是更深层次地涉及理论和政治立场问题。所以，当我们面对德、法等国既有的《伦敦笔记》文献研究时，需要以一种批判的眼光进行分析和对话。

　　《伦敦笔记》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关系是马克思思想史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理论和文献都证明，《伦敦笔记》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前者是后者写作的重要理论材料来源之一。在国际学术界，《伦敦笔记》与《资本论》及其手稿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热点话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首先，吕贝尔十分重视《伦敦笔记》第Ⅶ—Ⅷ笔记本的理论内容，因为他认为马克思在这两个笔记本中对货币理论、工资、地租等内容的关注与《资本论》的写作有着紧密的联系，是马克思对欧洲经济危机的反思。我认为，这一判断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将第Ⅶ—Ⅷ笔记本与《资本论》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联系在一起的核心不是货币理论，而是劳动价值论。我们在《伦敦笔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在《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中进行了系统的货币理论研究后，紧接着写下了《反思》手稿，然后开始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进行了系统性的摘录和评论，特别聚焦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这是一个值得仔细琢磨的写作顺序。《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是马克思对货币理论的聚焦性研究，他回过头把从《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一直到《伦敦笔记》的前六本笔记中与货币相关的经济学内容重新进行了梳理。而《反思》则是马克思对《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这一思想实验中提炼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货币理论发展线索的重要反思，这一反思第一次使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双重构境维度上真正转向货币背后更加基始性的劳动价值论，这也意味着马克思透过在场的金钱世界看到了其背后不在场的充满工人血汗的劳动世界。这有可能会是马克思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透过生产过程重新认识劳动过程的缘起。所以，《伦敦笔记》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从货币理论转向劳动价值论研究，而吕贝尔恰恰忽略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马克思研究货币理论的主要原因是欧洲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当然是一个现实的因素，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马克思要对蒲鲁东主义的银行改革论进行批判。蒲鲁东主义将化解危机的希望寄托于货币改良主义之上，马克思则认为，仅仅停留在货币问题上是肤浅的，只有从流通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方法，才能真正解决现实问题。雅恩真正关注到了第Ⅷ笔记本中的劳动价值论问题，深刻地指出了斯密、李嘉图和斯图亚特对马克思的重要影响。所以，这不仅是《伦敦笔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的分析思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逻辑就是从“货币章”到“资本章”，“货币章”是流通，“资本章”是从流通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最后马克思在结尾处又补充了前面应该研究的“商品”。

　　其次，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德语和英语世界，有很多学者关注到了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但是他们主要聚焦的是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摘录。德国学者弗兰克·谢尔哈特（Frank Schellhardt）将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前资本主义的摘录视作一种历史研究，是《居利希笔记》的延续。希尔维亚·温克尔曼（Sylvia Winkelmann）重点关注了《伦敦笔记》对前资本主义中的殖民问题的研究。沃尔夫冈·赖因（Wolfgang Rein）则聚焦了《伦敦笔记》中细亚土地所有制这一特殊形式，认为其为马克思提供了欧洲以外的生产方式的材料。露西娅·普拉德拉（Lucia Pradella）更是详细分析了《伦敦笔记》中对殖民地、印度问题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深入研究。必须指出的是，虽然MEGA2尚未出版《伦敦笔记》中的这部分内容，但上述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补白意义，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方向。不过，这些研究却忽略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为什么要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大量研究？我认为，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是分不开的。从思想史来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讨论涵盖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理论过程，它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相对集中，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初步完成，最后在《资本论》中得出科学的结论。那么，什么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的理论来源呢？我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历史上所有制变化的分析还是线性的，而到了《居利希笔记》和《伦敦笔记》时期，马克思开始意识到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线性的，他面对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元生产关系共存的社会，普拉德拉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的分析是深刻的。同时，马克思还首次看到欧洲资本主义在其他地区建立的殖民地是一种新型的奴隶制，而东印度公司则是资本主义最新经济形式的远程移植，这极大地震撼了马克思，促使马克思从分析资产阶级社会走向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个基础之上，马克思才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逐步走向《资本论》，将生产、流通的过程放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复杂环境之中进行思考，对资本主义现实展开无情的揭露。

　　再次，《伦敦笔记》与《资本论》写作计划的关联性也是国际学术界十分关注的内容。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计划是随着研究的推进而不断变化的，前后经历了“六册计划”“五篇计划”“三卷四册计划”等一系列调整。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认为，“六册计划”的制定是马克思第三次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结果，而《伦敦笔记》构成了《资本论》写作计划的理论基础。雅恩除了明确了《伦敦笔记》与《资本论》的理论关系，还指出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是在《伦敦笔记》对社会现实的研究中形成的。我认为，《伦敦笔记》中关于经济学、工艺学、历史学、地质学、化学等内容的摘录确实构成了《资本论》及其手稿写作的理论基础，而《资本论》呈现出来的样貌之所以与《伦敦笔记》有很大的差别，是因为《伦敦笔记》是马克思的一次思想实验，而《资本论》是马克思写给广大工人阶级的读物，所以两者的叙述方式必然有所不同。但是，“六册计划”与《伦敦笔记》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提醒我们，从《伦敦笔记》到《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体现了马克思的完整思考过程，其核心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批判，如果仅仅从经济学、哲学或者社会主义的某个角度片面地提炼马克思的个别表述，就有可能误入割裂马克思思想的歧途。

　　在国际学术界，有关《伦敦笔记》的研究热点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变化的分析和批判。由于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的摘录所涉及的主题十分广泛，主要是围绕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最新变化而进行的有计划的专题性研究，因而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来说，《伦敦笔记》是一个理论宝库。

　　第一，信用理论是《伦敦笔记》连接当代资本主义金融领域最新变化的桥梁。今天，我们已十分熟悉信用、信贷、股票、银行等概念，而这些信用形式的最初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分不开的。从《巴黎笔记》开始，马克思就无意中接触到信用理论，认为信用关系的各种形式是货币与人、人与人分离的异化形式，而且信贷的本质内容就是货币。到了《居利希笔记》时期，马克思已经开始主动关注从荷兰到英国的股份制公司和证券交易市场，他发现股份制公司在大航海时代的殖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资本积累作用。而到了《伦敦笔记》时期，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集中摘录了有关汇票、票据、股票、股份制公司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内容，并在《资本论》第3卷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信用理论。这些摘录和研究为我们研究当代金融领域的最新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有助于把握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及其危机效应。米夏埃尔·克拉特克（Michael Krätke）、普拉德拉等欧洲学者就关注到了马克思的信用理论研究，美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也十分关注马克思对信用和危机的研究，将其与当代世界市场的经济变化联系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观点。但是，在国内学术界，不论是哲学、政治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都鲜有学者深入研究这一领域。我认为，这将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第二，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到数字时代的技术理论前沿，技术问题一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研究领域，而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为工艺学、机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点。其实，国外学术界很早就关注到马克思关于工艺学的研究，扬·谢贝斯季克（Jan Sebestik）、吉多·弗里森（Guido Frison）、埃米·温德琳（Amy Wendling）、吉田文和（Fumikazu Yoshida）、罗伯特·菲内利（Roberto Finelli）等学者基于不同的文献和角度对马克思的工艺学研究进行了介绍，并努力将工艺学与当代技术理论相结合，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推进。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工艺学研究实际上构成了他深入到劳动价值论研究之中的一把钥匙，因为工艺学研究第一次让马克思认识到工人的劳动是生产过程中真正让对象物发生改变的环节。但是，人类改变世界是离不开工具的，工具的本质是什么？工具与劳动的关系如何？这是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研究中非常关心的问题。李嘉图认为，机器是资本家用货币购买的，与工人无关。马克思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机器在生产、维修、使用的过程中与工人紧密相关，这也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批判李嘉图的重要切入点。如果说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是从流通过程到生产过程，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从物质生产向劳动的转变，而这里的劳动不仅仅是主体向度的人的劳动，还包含客体向度的工艺学内容，这一转变也正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向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深化的核心。所以，《伦敦笔记》不仅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劳动概念有关，而且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机器问题研究深刻关联。只有在综合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工艺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分析，从而批判性地面对当今世界人与技术关系的最新变化。

　　第三，《伦敦笔记》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来源。例如，斋藤幸平（Kohei Saito）和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都深刻地捕捉到马克思的“物质变换”（Stoffwechsel）概念，并据此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些学术闪光点值得我们深入剖析和不断发展。其实，马克思笔下的“Stoffwechsel”是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改变世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物质生产”相接近的，只是从《伦敦笔记》开始，“物质变换”凸显了劳动者有目的的劳动物象化活动在物质生产中的核心地位。或者说，劳动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定在（Dasein）超出动物生存的历史在场性和社会历史负熵的物质生产力的真正源泉。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只是发展了这一概念的一个侧面。这一发展固然很重要，但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使用的 “Stoffwechsel”一词还说明了发生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物象化过程。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化工业大生产中，不仅存在着塑形和构序产品的劳动物象化过程，也开始出现信息编码和机器对象化应用等科技物象化的复杂局面，而在商品—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了经济关系反向地物象化为经济事物的颠倒的物质变换现象，商品的经济性质和金钱世界已经是脱离了劳动生产物象化的全新层面，而资本关系的伪境则是全部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论根基。所以，马克思的“Stoffwechsel”一词在这里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关系场境。我们只有重新回到马克思，对这些重要的学术概念进行剥丝抽茧，才能牢牢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和阐释权，从而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理论进行平等对话。

　　（作者：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重大项目“MEGA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