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词较早完整出现在西汉刘歆《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1]有“以文化人”的含义和以礼仪、知识教化的指向。西晋学者束皙也提到“时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内辑，武功外悠”，[2]表明了万物之生，各由其道、皆得其所仪的意思。“文明”一词则最早出现在《周易》等典籍之中，有着文采光明、文德辉耀的意思，如《周易·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周易·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 “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3]），又见《尚书·舜典》：“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疏: “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4]）。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明”与“文化”两词的关系十分紧密。《周易·贲卦·彖传》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即文教昌明、发达之意，“文化”则是通过文治来教化。总体来看，“文明”是从“文采”“光明”一步步过渡到有文化的人类社会的较高阶段和所取得的成就。“文明”是“文化”发展的历史结果，“文化”则是“文明”发展和演化的前提和条件，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西方语境下，“文化”的概念演变史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西语中的“文化”和“文明”几乎是同义语。但它们内部又都包含有双重内涵，一方面指的是某种成就状态，而另一方面又可以指该成就状态的发展过程。自卢梭肇始的浪漫主义运动在理论形式上开启了“文化”与“文明”的分离过程：“文化”衍化成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被一般化和抽象为与宗教、艺术和人性及其生活形式（即意义和价值）等联系在一起的“内在”精神过程，另一种则是指具体的文学和艺术（音乐、绘画、雕刻、戏剧和电影等），它们作为人类精神的最深层动因和根源，其运动就是“想象”“创造”“灵感”和“审美”等现实化活动；而“文明”则被具体化为“文化”的社会形式、一种纯粹外在的表象形式。19世纪初期，“文化”的意义又发生了转变，开始与“阶级”“艺术”“工业”“民主”等概念相关联，逐步被理解为思想与历史的结构。回顾以上过程，其一，“文化”与“文明”不断分离的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形态的演变；其二，“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被分离为不同的名词（抽象的和具体的状态或成果形式），而且还同时被动词化，即作为一定文明化的过程和活动。无论在名词化还是动词化的努力中，“文化”都被大大扩展了其原有内涵，涵盖了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体或总体。

　　大体说来，“文化”从最初对自然的培育、栽种，扩展到对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特别是人）的教化，再到“文化”自身成为类物自体的本体化存在地位，这样“文化”就获得了包括物质和精神在内的整体生活方式的内涵。这一过程恰恰发生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西方确立主导地位的19世纪。对于“文化”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上述诸范畴的批判分析，反映的就是人们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反思和批判。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代表性著述中，几乎都谈论过“文明”和“文化”议题。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在与“野蛮”相对的意义上谈论文明，因此更多是将现代文明视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现代化”也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对野蛮的再造——无论是以异化还是以拜物教形式。所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直接使用了“现代文明”概念[5]，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结构形式，而生产力又是其中最重要的文明成果，因为正是它以工业的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以便以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推行所谓的文明”，使得其他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有制或财产关系）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及其危机表现，则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表现出的根本特点，也是其内在的根本缺陷。当然，这种反抗性或界限，本身表现为资本（主义）文明的二重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决定，这就造成了资本既创造文化，又以现代文明文化历史的形式毁灭了自身。这一特点会因为具体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发展程度而表现得有所不同。因此，各个民族国家基于此所展开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形式也会有所差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现代文明虽然也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和文化等现代生产力、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但这并非真正的人类理想文明形态，而是以文明自居的、包裹着野蛮的社会文化形式。而文明作为文化的历史性特征，本身也具有差异化发展的阶段性和过程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不同民族国家从前现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不同的世界历史形势、具体道路和社会方案上。《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马克思就曾预言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所可能发生的影响。[7]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他还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以野蛮的方式对待印度、中国等东方社会的殖民暴行及其野蛮本质，并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规律。[8]马克思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文明的丑恶的面貌，即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的凶残的嗜血本性，[9]并由此认定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进步（或资本的文明作用或文明化趋势）“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10]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也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讨论“文化”和“文明”的概念（比如古代希腊文明等），但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文化的意义上去探讨现代（欧洲）文明，更确切地说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及其生产方式基础。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主旨，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旨趣。所以，在马恩著作的语境中，“文明”和“文化”有时会被不加区分地使用，两个概念本身也因其普遍与特殊的双重性特征，而使得这种混淆使用变得更加频繁。

　　无论如何，“文明”主要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标识的历史特殊性，在内涵上显然小于“文化”的范畴，特别是当前者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被理解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因此，如果说“文化”是一个社会性概念，那么“文明”就是一个历史性概念。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指出社会劳动是一切文化的源泉，明确了“文化”的经济结构规定性，并在这个意义上明示了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即以不同形态呈现出不同的民族国家的具体形式特征。[11]然而，这些差异并不能遮蔽其共同性——社会劳动规定性，马克思反对离开资本形式的劳动的价值化运动来空谈文明的所谓“文明论”，还认为否认劳动创造价值，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及其文化形式的生产方式本质规定性的批判分析，深刻揭示了经济与政治、社会与文化、自然与文明的历史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身后，诸多理论家都努力尝试着延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展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形态的批判工作，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消费社会批判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批判虽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毕竟都是论者从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展开的理论表达。由于具体民族国家的差异性，每个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发展与文明进步，一方面需要批判继承同时代别的民族国家的经验，即文明互鉴；另一方面更需要立足于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殊性，特别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单位：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