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各自立场对面临的社会政治现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主义、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和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折衷主义等流派。其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争议较大且有着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代名词。而在西方学者眼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则产生了诸多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策略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社会党人路易·鲍丁将在奥地利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知识分子统称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人们把20世纪初到30年代在奥地利产生并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称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有自己的理论专长，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作出了许多探索性尝试和贡献，产生了一些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人物。卡尔·伦纳一战前曾任社会民主党议员，并曾担任一战后和二战后奥地利首任总理和首任总统，他把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法律的社会作用结合起来的实证法律思想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实证分析的第一人。鲁道夫·希法亭一战后曾任奥地利财政部部长，他根据自己的经济理论制定了一系列财政政策。希法亭研究了新时期资本主义的变化，准确分析了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起的作用，他的金融资本理论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麦克斯·阿德勒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方法论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化意识”理论。奥托·鲍威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曾担任奥地利外交部部长，他从理论和策略上系统研究了民族问题，在民族概念、民族形成、民族问题上有诸多论述，与卡尔·伦纳一道成为民族文化自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民族理论及重点阐述的民族文化自治主张后来成为影响很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说。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擅长理论分析，且大都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为解决国家面临的民族问题、工人教育、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等问题进行了多方改革尝试，参与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诸多纲领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为后来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来源与实践经验，其在民族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体现出的浓厚学术化和知识化倾向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呈现了鲜明的理论特性。

　　20世纪初的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历了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过程，主要表现为由阶级革命的一元性诉求向民族、民主、文化等多元性考量的转变，由革命理论的一般原则向具体社会实际策略的转变，由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东方及殖民地国家的关注点转变，等等。在此背景下，脱胎于第二国际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运用于考察奥地利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性。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社会具体问题的经验社会学。在经验和知识范围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社会具体问题的经验社会学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鲜明理论特性。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别于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成为一个独特流派，是因为它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研究社会具体问题的经验社会学并由此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理论创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社会具体问题的经验方法首先是由卡尔·格律恩堡提出来的。卡尔·格律恩堡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研究社会具体问题的经验方法，它需要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卡尔·格律恩堡的这一观点被后来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据此展开对社会具体问题的经验社会学分析，他也因此被称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父”。之后，麦克斯·阿德勒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提出了“社会化意识”理论，只不过他概括的“社会化意识”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建立在物质性生产关系之上的社会意识不同，实际上把“社会化意识”还原成了主观意识。卡尔·伦纳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理论，“系统地讨论了法律、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经验实证关系，经由翔实的实证考察来充实经典马克思理论中那个建筑学上的比喻说辞。这种分析性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证与经验色彩，开辟了一个方向”。奥托·鲍威尔则对民族问题进行了历史和经济分析。他对民族形成、民族变迁以及民族意识的分析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变化之上，这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

　　第二，从多样性中寻求调和与统一的折中主义。相对于列宁的革命主义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体现出了典型的折衷主义特性，力图从不同理论思潮的多样性中寻求调和与统一，并体现在政治策略和主张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有着不同的研究领域和专长，但他们往往倾向于在各种理论资源、社会思潮以及学派之间寻求综合性与统一性。这种对综合性与统一性的看重首先是作为中欧国家的奥地利在地理与文化传统上的反映。奥地利地处中欧，在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发展上同时受到东欧和西欧的影响。在西欧发达国家的影响下，奥匈帝国早在19世纪中叶就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并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普选制，这是其他几个帝国都没有的。维也纳作为首都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自各国的学者、政客和商人似乎均可在这个文化之都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体验不同文化和思潮的交流与碰撞。这种文化环境造就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特点，即多种思潮、多种观点的统一性)。正如鲍威尔所说，“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黑格尔而来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唯物主义而来的，那么，年轻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部分地来自康德，部分地来自马赫”。实际上，马赫经验要素论、康德先验认识论、伦理社会主义、黑格尔哲学、实证主义等各种思潮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均有体现。麦克斯·阿德勒的“社会化意识”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的社会性本质与康德先验论的综合，鲍威尔的民族演进政治、整体社会主义、阶级力量均衡等理论则是革命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综合体。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标，这种目标既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哈布斯堡帝国情怀”的反映，也是他们在革命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寻求调和的结果。正是这种调和使他们选择了一条折衷主义路线。不过，这种折衷主义有时是一种避免冲突以达成和解的策略性选择，有时又往往成为强大势力斗争和利用的工具。比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主张民族文化自治就是这种折衷主义的体现，其试图在维护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和关切境内日益高涨的民族自决呼声之间寻求妥协，结果注定失败。在工人阶级已经形成反对法西斯团结力量的条件下，以鲍威尔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仍然不敢采取行动，而幻想通过势力均衡来反对法西斯势力，以致错失工人阶级起义的大好良机，最后遭到法西斯势力的镇压而不得不流亡国外，作为一个统一学派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也就此解体。

　　第三，具有科学主义的实证性偏好。科学主义又称唯科学主义，是19世纪后期在欧洲有着广泛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源于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应用所引发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盛行于自然科学领域。科学主义及其取得的诸多成就也深刻地影响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奥地利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起来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则把实证研究方法用于民族学、经济学等领域。“包括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大部分思想家都对实证主义以及之后的逻辑实证主义充满好感”，通过实证研究，他们发现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意识等方面出现的新特征与新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证研究“不仅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系统的‘马克思研究’，而且成为后来西方‘马克思学’的先驱”。但总的来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科学思潮的吸收是以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违背无产阶级利益为代价的，这在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虽然他们仍然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革命行动，而是倒向了知识化与实证化。“他们把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完全等同于实证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创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模式，或者等同于现实资本主义各种经验形态的抽象共同点，或者说成是为了研究现实资本主义各种经验形态而提出的一种‘作业假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差异，但实证性偏好使他们没能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资本主义的经验性描述，而是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性批判。正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种拘泥于具体问题的实证性偏好，使他们忽略了马克思主义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性本质和理论概括性，以致沦为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和官方宣传的应声虫。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所主张的民族文化自治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局限性。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在方法上既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同时又开辟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从而形成了新的学派。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多是有着理论素养的知识分子，既有对社会问题的学术敏感性，又有着政治家的热情和从政经历，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将自己的理论观点转变为具体的国家政策，进而实现“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然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固有的局限性。

　　首先，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一种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变为分析社会的一种知识学与经验社会学，从而褫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质性。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既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结果，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需求。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达，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则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物质武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分析社会的经验社会学，这在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与革命性。由于这种背离致使他们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内从事策略性斗争，迷恋于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从而走向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并最终倒向资产阶级的怀抱。对此，列宁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哈阿兹和考茨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和奥托·鲍威尔可以无休止地兜圈子，连篇累牍地写文章，无止境地发表演说，但回避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实际上暴露出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一窍不通，他们实际上是市侩民主派，是路易·勃朗和赖德律-洛兰型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实际上至多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弄不好就成为直接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奴才。”鲍威尔在对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的分析过程中，就囿于经验社会学的局部视角而无法全面认识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的联系与区别。鲍威尔认为，人们在生活中首先形成的是民族意识而不是阶级意识。鲍威尔对民族意识的经验性指认并非没有道理，只是他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并不是对现实人们社会关系的经验描述，而是基于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群体划分，这种划分的目的是揭示阶级统治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民族意识恰恰掩盖了这种社会关系。这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矛盾归根结底是阶级矛盾的原因之所在。

　　其次，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由一批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杂志并在实证科学思潮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决定了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化、学院化立场，从而导致在方法与目的上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倒置。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确需要学术的深度，但是学术需求的目的在于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服务。忘弃了这一目标，所谓的革命也只是理论革命。托洛茨基回忆他在维也纳遇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情景时说:“这是些非常有教养的人物，他们在许多领域比我知道得多。我全神贯注地，几乎可以说是满怀敬意地聆听他们在‘中央’咖啡馆的第一次谈话。但很快，我的全神贯注中又夹杂进困惑。这些人不是革命者。不仅如此，他们是一种与革命者截然相反的那一类人。”他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工人阶级，自身名誉与社会地位才是他们真正所在意的。1885年倍倍尔对国会议员市侩习气的批评用在他们身上也并不为过，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本源。国会议席满足了他们的野心和他们的虚荣心，他们十分心满意足地认为自己属于‘民族的精华’之列，感到议会喜剧津津有味，十分认真地对待它……他们同实际生活也疏远了，不知道实际生活是什么样子”。民族文化自治同样体现了这种方法与目的的倒置，企图调和多民族封建帝国中存在已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矛盾，忘却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

　　再次，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局限在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窠臼中，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突破了西方传统以理性为基础的客观实在论，把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找到了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钥匙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唯物史观的贡献在于，在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即形而上学之外发现了现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非理性方面，这就是被资本以等价交换形式所隐藏的不平等关系即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表现为“以货币形态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劳动（即资本）支配当下活劳动（即劳动者的生命活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就是权力。权力不是理性的关系，而是感性的关系”。权力的这种非理性特征决定了它只能通过非理性的方式即革命来完成，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局限于西方传统理性主义之内意味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受到资本逻辑的束缚，无论他们在实践上怎么努力以及在理论上如何精致化，都无法阻止他们向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改良主义蜕变。列宁、斯大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影响较大的鲍威尔民族理论进行了严厉批判。

　　20世纪初，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鲍威尔等人的民族理论及所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在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得到了俄罗斯崩得分子的支持，由于它“严重模糊了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视线，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民族纲领的重大思想障碍”，列宁和斯大林因此对其进行了全面批判。

　　其一，对鲍威尔民族概念进行了批判。概念是理论的支点。鲍威尔认为，“民族是通过命运共同性而结成一个性格共同体的人们的整体”，这可谓是鲍威尔民族理论的核心。对此，斯大林于1913年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批判鲍威尔所谓的“民族性格共同体”概念是脱离实际的民族概念，它只是反映了一种抽象的性格，而没有认识到任何民族性格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生活和条件下形成的，因而仅把抽象的性格共同体作为民族概念的核心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体现。相反，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以“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为基础，充分体现了对民族核心要义的认识，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民族概念上的体现。斯大林对鲍威尔民族概念的批判反映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阶级属性和立场上的根本差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受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则是无产阶级和唯物主义的哲学表达。斯大林批判鲍威尔民族概念唯心主义本质的目的在于揭露它企图掩盖民族核心要义和阶级属性的资产阶级性质。众所周知，斯大林民族定义及对鲍威尔民族概念的批判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赞赏，政治性、逻辑性和学术性兼具，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概念和经典论述之一。

　　其二，批判民族文化自治是资产阶级“最精致”“最有害”的民族主义。民族文化自治是鲍威尔民族理论的核心内容，其主旨是仅仅通过文化上的自治来满足民族自由与文化发展的要求，试图以此在维持奥匈帝国统一的前提下实现由传统封建制度向现代民主制度的转变，这显然违背民族解放与独立即民族自决的革命要求和时代潮流，掩盖了维护统治利益的阶级本质，因而列宁批判它是“最精致的”、因而也是“最有害”的民族主义。说民族文化自治是最精致的民族主义，是因为其所在的鲍威尔民族理论是由民族概念、民族情感、民族评价及民族意识等建构而成的理论体系。在对民族共同体演变的分析中，鲍威尔利用马克思主义历史阶段理论将其划分为原始氏族共同体、封建骑士文化共同体、资产阶级民族文化共同体以及社会主义劳动共同体等不同阶段，体现了民族发展的历史性与社会性。他还在民族文化自治相关理论中提出了非地域原则、民族文化平等、民族个人自由选择等主张，表达了对民族自由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追求。正是由于这种精致性使得鲍威尔民族理论及其民族文化自治主张得到了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列宁通过对民族文化自治的批判，“不仅有效地指导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而且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世界广大被压迫的民族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列宁批判民族文化自治是资产阶级的民族理论，原因在于它只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民族策略。鲍威尔民族文化自治主张中提到的所谓民族自由、民族平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自由与平等观的再现。

　　其三，批判鲍威尔民族理论的机会主义路线。20世纪初，奥匈帝国民族矛盾突出，阶级矛盾尖锐。在此背景下，鲍威尔所提出的民族理论希望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通过议会民主的形式实现各民族的自由与平等，实现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化的权利。列宁批判鲍威尔民族理论及所迷恋的议会民主是机会主义的民主，本质上是局限于资产阶级范围内的民主，它是“使正确的民主要求倒退，退到和平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使之前进，向社会革命前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鲍威尔最终没有逃脱机会主义的羁绊，走上了改良主义，企图通过民族文化自治和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来解决奥匈帝国积重难返的民族问题，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理论的背叛，更是一种徒劳的机会主义路线。这表明“他完全没有看到时代的转变和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国内来说企图通过改良的方法调和民族矛盾，以维护多民族的奥匈帝国”。

　　其四，批判鲍威尔民族理论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鲍威尔在《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中说道：“我们通过引导无产阶级进行反对阶级国家与阶级社会的斗争来完成我们的民族任务。无产阶级斗争所需要的国际主义原则因而也是我们民族政策的手段。”然而，鲍威尔民族理论其实质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精神。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世界性的，它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单独所能完成的。列宁基于无产阶级革命以及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正义诉求，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民族自决，反对鲍威尔民族文化自治理论，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将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统一起来。西方学者指出，“鲍威尔民族理论则试图通过实行文化自治来维续奥匈帝国制度，从而在不改变国家制度前提下满足各个民族民主权利和文化自由发展的要求”，这显然是违背被压迫民族自决的历史潮流。一战后，奥匈帝国境内的各民族纷纷独立，成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奥匈帝国最终瓦解。这充分证实了列宁对鲍威尔民族理论批判的深刻洞察力和预见性。

　　作为在奥地利文化与历史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各种思潮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解决面临的具体社会问题过程中形成和产生了自己的理论特性及其局限。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经验社会学，使其下降成了单纯的社会学理论，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理论与追求人类解放的理论质性。浸润于奥地利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多元统一性背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试图在各种政治思潮以及社会力量中寻求调和与统一，进而在政治上表现为折衷主义。受实证主义影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局限在理性主义之内，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革命，正是这种局限性使得他们沉湎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改良主义以及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幻想。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及其局限深深影响到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鲍威尔民族理论就是这种经验社会学、折衷主义、理性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典型表现。列宁、斯大林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对其进行了全面批判，揭露了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内在属性。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族际政治的变化以及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问题的日显突出，作为近现代重要民族理论流派之一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也为我国学界一些人遐想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空间。历史与现实已经反复证明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正确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历史观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的根基和方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引导和支撑”。所以“民族文化自治绝不能成为我们民族政策的选项”。毕竟，以民族文化自治为核心内容的鲍威尔民族理论不仅被列宁、斯大林的批判所“证伪”，就连其理论母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也具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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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3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