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1845年前后，马克思的思想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向“科学”的“断裂”,异化劳动只不过是青年马克思尚未摆脱人本主义哲学话语的思想赘物。因此，国内外许多学者在面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时，讨论的焦点大部分集中于马克思的思想是“连续”还是“断裂”,“异化劳动”与“剩余价值”概念是代替还是推进的关系。在讨论“断裂说”之前，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尚未解决，那就是：为什么“异化劳动”不再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他在《手稿》中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根本改造的初步构想，这条线索开辟了直到《资本论》的全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道路。但是，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再借助“异化劳动”概念阐释买卖、资本、货币等一切经济学范畴?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他改变了这一计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乎“两个马克思”的讨论。

　　马克思在《手稿》中就已经提出《资本论》的研究课题，但他并没有急于实现这一理论构想，而是认为在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之前，还要完成两个任务：其一，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其二，追溯异化劳动的产生。对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的意思是追溯作为异化劳动的私有财产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之间的关系，这在“笔记本Ⅲ”中给出了答案，即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的财产是以人的主体性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为前提并满足这一对象化需要的丰富财产，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此时，他已经意识到“生产力”概念的历史作用了，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关联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对于第二个问题，《手稿》没有给出回答，答案要么在《手稿》遗失的那部分内容中、要么在之后的著述中。对于《手稿》遗失的那部分内容已无从查证，但是我们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之后的著作中找到线索。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提到了由于分工的出现，导致生产资料和劳动相分离，而劳动本身只有在这种分离的条件下才能存在。不难发现，1844—1846年，马克思已经开始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阐释来回答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并清算了他和恩格斯的哲学信仰，实现了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决裂。1847—1867年，伴随着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承认与建构，他不再借助异化劳动作为核心概念来阐明一切国民经济学的范畴。其中的始末缘由，关涉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认识的整个过程。

　　促使马克思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动因是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他逐步意识到，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资产阶级经济学被它的意识形态裹挟。这促使马克思进一步反思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最终在吸收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果断清算哲学信仰的地基，创建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现实的经济关系。

　　(一)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动因

　　《资本论》的第一部草稿虽然是1857年开始写的，但是它的酝酿很早就开始了。起初，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时期对政治经济学是“一无所知”的。1841年4月15日，他在耶拿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后，打算到波恩大学讲授哲学，并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与政治思想。奈何在威廉四世治下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任何批评都被认定为犯罪，鲍威尔也因为撰写《约翰福音史批判》和《对观福音书作者的福音史批判》侵犯了圣经而被革职。马克思被迫放弃了已有的理论工作，转向关于自由、民主的政治评论。如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谈到，与人民对立的政府捏造了一套惩罚思想的法律体系。马克思开始怀疑黑格尔所主张的“国家是‘地上的神物’”的观点。1842年10月，在马克思就任《莱茵报》编辑时，他面临着“出版自由”“林木盗窃”“保护关税”的辩护问题，触及各阶级的物质利益。马克思认识到经济关系在人们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立志要维护一切穷人的“习惯法”。此外，傅立叶学派攻击《莱茵报》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是一位向共产主义“卖弄风情和频送秋波的妇人”。马克思当晚就写下了《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进行驳斥，强调“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从这时起，他抱着“撕裂自己的心”的态度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根源和社会基础。1843年3月，《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马克思只能退回书斋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克罗茨纳赫笔记》,他指出：“国家制度在这里就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这表明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国家”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国家才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固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忆道：“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二)解决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缺陷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前奏

　　虽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批判了黑格尔“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观点，表达了自己想要通过政治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的愿望和决心，但是在《手稿》中，他还无法摆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话语。马克思从当前国民经济事实出发分析了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但是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基础是不成熟的。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国民经济学打下了真正的基础，并指出费尔巴哈哲学的三大功绩：其一，指明黑格尔的哲学只不过是异化的宗教；其二，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其三，以自然界和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相对立。纵使马克思在肯定费尔巴哈的第三点功绩中也意识到了费尔巴哈的局限性：“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做哲学同自身的矛盾”。但是，总体说来，这个时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仍带有人道主义色彩，尚未形成科学的方法论武器。

　　1844年11月19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施蒂纳摒弃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这是正确的，费尔巴哈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而“人”的真正途径是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1844年12月底至1845年1月初，马克思针对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足以见得一场针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即将展开。伴随着马克思思想的深刻变革与现实斗争的需要，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认为德国的理论家还是不能理解他们的理论，而“人们的情绪已经成熟”,是时候写一些批判德国资产阶级的文章了，并把这视作“时代的标志”和“德国的民族污泥分解的标志”。随后，诞生了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自觉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缺陷，并在“第四条”中批判费尔巴哈只是从唯物论的立场揭露了宗教的神秘外衣，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指明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途径。这标志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决裂。同年5月至8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皇家图书馆摘录和研究了萨伊、配第、穆勒等大量经济学家的著作，撰写了“《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这些材料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前奏”。马克思和恩格斯觉得有必要把之前的哲学信仰清算掉，于是他们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在其中写道：“诚然，费尔巴哈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可以说，哲学信仰的清算不仅是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决裂，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科学开端。

　　(三)果断清算哲学地基以彻底批判现实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根本的不同在于，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东西。具体说来，就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把与该生产相联系的历史上各阶段的市民社会视作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又回到市民社会中考察由该生产方式产生的不同的意识形式，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批判，而是要以革命的方式摧毁现实的经济关系，根除一切消融在自我意识中的幽灵。可以说，《手稿》与《资本论》在出发点上是一致的，《手稿》的出发点是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资本论》的出发点是商品，两者都从属于物质实践范畴。但是马克思在这两部著作中运用的方法论基础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方法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一现实的物质实践出发，追溯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各历史阶段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然后又回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揭示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法的关系”,最后提出现存世界的革命化。相反，《手稿》的方法论基础是不牢固的。如其人本学公式所显现的那样：人——人的异化——人的复归，马克思一开始就把“人”作为出发点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社会，除了能看到工人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的主体与客体的颠倒，以及整个社会的异化过程以外，再也看不到生产过程中的其他要素了。因此，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成为创建科学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有学者认为，“马克思要清算的是德国流行的哲学信仰，而不是要清算马克思本人1845年之前的哲学信仰”。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种阐释会给人造成一种疑惑：难道马克思在1845年之前就已经和青年黑格尔派撇清关系了吗?倘若已经撇清关系，那为什么马克思要放弃借助“异化劳动”概念呢?这显然是自相抵牾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语境中，考察马克思“清算哲学信仰”意图；另一方面，正确把握马克思1845年之后的著作与之前著作的关系。马克思提出清算哲学信仰无非是想表达他与恩格斯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为主要形式来清算他们之前的哲学信仰，表明他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就是说，在1845年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受“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影响，而在1845年以后，他们要与“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划清界限。《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大功绩在于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精髓，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形成“从人间到天国”的哲学批判路径，把“现实的人”作为一切理论的出发点等，从而向世人宣告他们之前的哲学信仰被清算出去了。所以，马克思既要清算德国流行的旧哲学信仰，也要清算他和恩格斯在1845年之前的哲学信仰。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是对黑格尔异化理论的形式假借和对费尔巴哈“异化”概念的借鉴。在清算“哲学信仰”之后，倘若再借助“异化劳动”概念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容易使人们再次跌入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误区，混淆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差别。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奠定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与《手稿》不同，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进一步运用和发展了这一方法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提出了“系列辩证法”与“构成价值论”等观点，试图建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马克思则完成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文，对普鲁东的观点进行了有力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性质。《手稿》借助“异化劳动”概念已经触及“生产力”的历史作用，但无法上升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认识，这是“异化劳动”的缺陷。研究“异化劳动”的本意是为了“消灭异化劳动”,而“消灭异化劳动”的关键不在于“异化劳动批判”,而是解剖“市民社会”,找到资本主义的“病症”,开具到达共产主义的“药方”。可是，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人被束缚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只有借助“剩余价值”概念，才能解剖“市民社会”;只有借助“剩余价值”概念，才能把“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事实公之于世；只有借助“剩余价值”概念，才能建构“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一)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把辩证法“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蒲鲁东以纯粹思辨的方法阐述经验以外的问题，试图在“演绎法(三段论)和归纳法”之外建构“系列辩证法”。“系列辩证法”只不过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粗劣效仿，只会把辩证法“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

　　1.反对建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

　　1846年5月5日，马克思怀着非常真诚的友谊给蒲鲁东写信，请他担任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巴黎的通讯员，明确指出在条件成熟时要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蒲鲁东婉言拒绝了这一邀请。他认为这种做法是“诉诸横暴”,他要试图通过建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来改良资本主义私有制。1846年10月，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出版后，马克思立马做出评价：“它整个来说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1847年4月，马克思出版《哲学的贫困》一书，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和对象中，对蒲鲁东的经济学体系展开全面批驳。恩格斯曾赋予这部著作极高的思想定位。他认为，如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会妨碍《哲学的贫困》出版的话，那么宁愿选择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扔掉!这里隐藏了马克思关于“一切重新建构抽象的哲学逻辑体系并以哲学来投射现实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的新观点。总之，马克思认为，哲学最富有生命力的地方在于其科学的、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建构这一方法论是“解剖”市民社会的理论前提，而将这一理论前提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走向科学的关键一步。

　　2.“系列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粗劣效仿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批评了以往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方法：演绎法和归纳法。他认为，演绎法并不能保证演绎前提的真实性；归纳法是从个别知识推理出一般性的知识结论，它无法判定事物走向何方。蒲鲁东在这两种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系列辩证法”,认为这种方法克服了前两种方法的困难，提供的前提和结论都是“自在和自为地正确”。不幸的是，“系列辩证法”只不过是蒲鲁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粗劣效仿，它的运动只不过是纯粹理性的运动。这种理性表现为“社会天才”“普遍理性”“人类理性”,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这种运动表现为“改组”和“排列”,是从简单的范畴中产生“群”,又从“群”的运动中产生“系列”,最后从“系列”的运动中产生黑格尔的绝对真理体系。蒲鲁东之前的经济学家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而蒲鲁东则是以“经济学家的教条”为材料，把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视作“原理、范畴和抽象思想”的排序。他认为，所有这些经济范畴都有好与坏两个方面，只要把这两个方面进行叠加，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固有的矛盾。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把辩证法“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

　　(二)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隐藏着“资产阶级最大的秘密”

　　蒲鲁东认为，《贫困的哲学》是第一部用哲学的观点为经济学提供内在理论结构的著作。他的哲学出发点是“关于上帝的假设”,他的经济学是以“不断流逝的时间”为背景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断然不能接受这种从“现实”走向“神学”的路径。但是他也没有使用“异化劳动”对之进行批判，而是延续《手稿》中的“生产力”概念，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辩证法”详细阐述经济范畴的实质是生产关系的理论抽象，揭露隐藏在“构成价值”背后的“最大秘密”。从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不再停留于“异化劳动”的哲学批判，而是深入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中去“解剖”市民社会。

　　1.历史辩证法的初步阐述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精辟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把这种原理作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由此形成“历史辩证法”。他指出，一切经济范畴固有的矛盾都应当从事物的本性出发，而不是脱离历史的随意编造。马克思意识到蒲鲁东与启蒙运动以来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都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天然形态，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历史性遮蔽，这种非历史的“系列辩证法”只有运用在以历史为标尺的“历史辩证法”才能被透视。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里蕴藏着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初步论述。然而，在《手稿》中，马克思虽然意识到了“生产力”概念的历史作用，但还没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辩证关系进行科学阐述。这与当时马克思主要借助“异化劳动”概念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有关。从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出发，映入眼帘的是从劳动的对象化到劳动产品的异化，从劳动产品的异化回溯到劳动者自身的异化，从劳动者自身的异化到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到人与人的异化。这揭示了工人创造的物质财富与工人本身的生存境遇成反比的现实状况，进而扩展至对人的主体性追问、人的异化与人的复归。这种叙述展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人的现实关怀，但是这并没有阐明社会历史的真实结构，无法发现在货币、分工、竞争等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范畴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的有机统一。毋庸置疑，马克思与蒲鲁东都有将哲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变革社会的理论倾向，但蒲鲁东是基于思辨哲学解释世界的运思方式，以探寻社会活动规律为己任，企图找出人类普遍理性中的科学公式，协调劳动与垄断，创造社会福利。而马克思是基于“消灭现实状况”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减轻“分娩”的痛苦，寻求人的解放。马克思秉承《手稿》中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任务，认识到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从而不再借助“异化劳动”概念阐释经济事实。放弃这一计划，是为了实现从“副本批判”到“原本改造”。

　　2.揭露“构成价值”的反动实质

　　蒲鲁东从价值的二律背反出发，不断衍生出分工、机器、竞争、税收、对外贸易等自相矛盾的经济范畴。在他看来，只要找到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合题，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为此，他提出“构成价值论”,认为社会财富是由各种产品按比例组成的，倘若某种产品在交换时得到社会承认进入社会财富领域，就成为“构成价值”。反之，在交换时不被社会认可，无法进入社会财富领域，就成为“非价值”。蒲鲁东之所以要建立以“构成价值”为理论基石的“经济矛盾体系”,其目的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问题，而贫困的根源在于交换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想要实现交换平等，就必须为交换价值的衡量找到合理的尺度——劳动。他认为，劳动创造价值，效用和需求决定“构成价值”。但是蒲鲁东把“劳动”商品(实为劳动力商品)视为与其他商品一样的普通商品，认为劳动日是人类生产系列中的基本单位，任何一个劳动日与另一个劳动日都是相等的，从而交换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认为，“构成价值”的实质只不过是体现在产品中的由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即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而已；“效用”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产品的稀缺性与生产它的劳动量确定其交换价值。更重要的是，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所表征的根本不是交换平等，而是工人饱受剥削的现实映照，这里隐藏着“资产阶级最大的秘密”(剩余价值的攫取)。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意识到劳动过程的复杂性、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性、衡量商品相对价值的社会标尺等。他已经发现所有这些经济学范畴的中心议题不再是异化劳动，而是剩余价值。如果仍然停留于异化劳动的批判维度，就不能进一步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

　　揭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神秘面纱，是马克思不再借助“异化劳动”概念的根本缘由。因为要解剖“市民社会”,要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无法回避两个问题：人们采用何种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资本与雇佣劳动如何结合起来生产?对这两个问题的追问，关涉“商品、生产、交换、货币、分工、协作、利润、地租、劳动力”等诸多范畴，而这些范畴都指向“剩余价值”概念。虽然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声称马克思在1847年已经清楚地知道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但是马克思那时对剩余价值的揭示还是模糊的。他只是意识到了劳动过程的复杂性，并没有提出劳动的二重性；他只是意识到了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并没有说明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他只是意识到了衡量商品相对价值的社会标尺，并没有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马克思只是承认了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概念，这一区分是在他晚年修订《哲学的贫困》时才做出的。

　　(一)察觉劳资关系中的虚幻用语

　　配第最早提出“财富二元论”。紧接着，斯密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提出“劳动价值二元论”。李嘉图在其基础上提出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来源，但他却无法解释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利润之间的等量关系。他认为，劳动就是商品，而资本与劳动是等价交换的，这就无法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但是他却巧妙地绕过了这一难题，认为劳动的价值是由工资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工资的劳动量是由商品的劳动量决定的。看似这一悖论消失了，实质上却是在说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来决定。马克思反驳道，劳动不是商品，它没有价值。劳动无法独立出来作为商品存在，而必须与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就算对象化劳动的货币和现实的活劳动相交换，这样的结果要么是违反价值规律、要么是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基础。所以，“劳动的价值”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虚幻用语。

　　由于劳动力的价值表现为劳动的价值，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就认为工资不过是劳动的价格。这样一来，工资统一了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似乎工资就作为工人全部劳动的报酬。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抽象劳动”的概念，并把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将商品的价值视作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与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之和。对“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分，使马克思揭示了工资形式下掩盖的真实剥削关系，指出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工资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如同“劳动力”“工资”等概念，一切政治经济学范畴背后所隐藏的核心概念是“剩余价值”,而仅仅从“异化劳动”概念出发根本无法揭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神秘面纱。

　　(二)破除资本主义的永恒幻想

　　从1847年开始，马克思所有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都有一个核心指向，即通过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经济学范畴以破除资本主义的永恒幻想。马克思认识到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阶级，但是这些价值却不属于工人本身，而是属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虽然这些工人同商品一样，都是被购买的对象(甚至比商品还“卑贱”,因为他们是把自己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但劳动力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奴隶社会中的奴隶是被一次性卖给了奴隶主，自己的劳动属于奴隶主，不属于自己，因而不是商品。封建社会中的农奴或佃农从地主那里租得土地，再以实物或货币的形式向地主缴纳地租，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因而也不是商品。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是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卖给资本家，劳动力才是商品。资本更是如此，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才能成为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各种样式，如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生息资本等。围绕资本逻辑展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确证”了剥削的“正当性”,如“工资、劳动的市场价格、自由、平等”等。在这个阶段，一切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学范畴、政治学范畴乃至哲学范畴都成为资本的永恒幻想。要使资产阶级的谎言暴露在阳光下，就必须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走进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深处，掌握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方法，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

　　(三)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在《手稿》和《资本论》中，我们能发现一个细微的差别。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手稿》是从劳动者同自己的产品相异化这一直接的异化现象入手，进一步揭示劳动本质的异化，由此从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定进入第二个规定。但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工人在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紧接着，他又指出：“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也就是说，《资本论》在揭示“劳动者同劳动本身相异化”时，经历了从“生产后”到“出卖后—生产前”,从“出卖后—生产前”到“出卖前”的变化。这个变化绝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概念的转换有关。借助“异化劳动”概念就意味着只能从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定进入第二个规定，而借助“剩余价值”概念就可以直接通过对“劳动力价值”的揭示进入异化劳动的第二个规定。另外，在《手稿》中，马克思借助“异化劳动”概念对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做了简单描绘：一方面是作为劳动的人的活动的生产是完全异己的活动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人的活动对象的生产，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但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借助“剩余价值”概念，通过阐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又衍生出新的结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毫无疑问，这样的论证就完全赋予了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角色。

　　既然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工人阶级要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就不能采取改良的方式，而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借助“剩余价值”概念批驳了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合理根据。据此而言，借助“异化劳动”概念根本无法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这恰恰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如果说《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捕捉“剩余价值”概念的开端，那么《雇佣劳动与资本》就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初步确立的标志。该文本于1849年4月以社论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这部著作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阐述、“劳动”和“劳动力”概念的区分、剩余价值源泉的科学论述，初步揭示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粉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声称的“资本家与工人利益一致”的谎言。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不是物，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一言以蔽之，马克思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神秘面纱，是他决定不再借助“异化劳动”概念的根本缘由。

　　政治经济学批判如同医生的“手术刀”,它把“解剖”当前社会的经济现象作为自身的根本任务。马克思在《手稿》中借助“异化劳动”概念阐明私有财产，并探索出一条从异化走向复归的道路。但他这时的探索还只停留于感性描述和道德谴责领域，未对市民社会中的经济现象进行细微解剖，也未解蔽资本主义的病症与人的解放道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要完全切除资本主义的“毒瘤”,只能通过“抽象力”,借助“剩余价值”概念，勾画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

　　(一)采用“双重叙述”使政治经济学批判掷地有声

　　为了使“资本逻辑”更好地展现在人们眼前，马克思采用了“双重叙述”的研究方法与书写方式。1857年7月，马克思针对巴师夏《经济的和谐》一书撰写了《巴师夏和凯里》这篇手稿，开始有意识地探索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1857年8月，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劳动、交换价值和货币三个经济范畴，并认为这很有可能会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直到他在批判达里蒙《论银行的改革》一书时，他从货币追溯到交换价值，再从交换价值到价值，最后从价值到商品。从此，马克思便决定把商品作为自身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始范畴。这个探索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过程，既关涉《资本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成熟，也关涉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

　　实验科学的分析方法是“显微镜”,而马克思的科学分析方法是“抽象力”。对于“显微镜”,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借助“异化劳动”概念，但是对于“抽象力”,“异化劳动”概念是完全无效的。这种抽象力与显微镜相同的地方在于都是对社会中的某一事物进行“解剖”,不同的地方在于显微镜的对象是“可捉摸的物”,譬如，衣物的颜色、质料，工人的劳动时间等；而抽象力的对象，毋宁说是把“可捉摸的物”变成“不可捉摸的物”。“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总资本”“交换价值”“商品拜物教”等，这些都是人们不能用肉眼去观察，不能触摸而又真实存在于实际生活中的事物。“显微镜”和“抽象力”紧密关联着《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这是理解剩余价值秘密的“钥匙”。《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叙述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马克思声称从抽象到具体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一方法，那么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剩余价值的来源。譬如，商品交换遵循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大量非等价交换的现象。我们极有可能抓住非等价交换的事实不放，就此孤立地认为等价交换原则不适用于市场经济，剩余价值产生于不等价交换，从而产生于流通过程。实际上，剩余价值“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如果我们不理解马克思的“双重叙述”就很容易在这里陷入误区，认为这种情形仿佛与实际生活相左。因为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个别资本家通过“贱买贵卖”等非等价交换获得利润的现象。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看到的现象理所当然地得出结论：资本家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流通中发财致富。这个结论的危险性就在于“窥一斑而不知全貌”,忽视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重要区别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足点是孤立的个体，其方法是采用单向度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充满了形而上学性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是社会整体，其方法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彰显了唯物辩证法性质。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的“双重叙述”方法，才能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做出有力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不再借助“异化劳动”概念是为了推进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科学化，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掷地有声。

　　(二)运用“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钥匙”的方法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谈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时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似乎背离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向，但从“人体”到“猴体”并不是马克思的目的，恰恰相反，从“猴体”向“人体”复归才是马克思的本真意图。换言之，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打开了认识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大门。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身，成为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的主要目的。倘若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出发，他可能就会说“猴体解剖对于人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没什么不同，而且我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把逝去的历史原像还原到实验室，用“显微镜”和“化学试剂”去研究它。因为“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马克思之所以要回到“猴体解剖”,其根本原因在于探寻过去一切时代遗留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痕迹，从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具有的与过去社会形态共同的一般性质。譬如，奴隶主对奴隶劳动的占有、封建主对农奴地租的占有、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占有等，在阶级剥削这一点上，他们并无质的差别。此外，从“人体解剖”出发，即从眼前这个充斥着庞大商品堆积的资本主义社会出发，抽象出最本质的范畴，如货币、资本等，通过这把钥匙打开“猴体解剖”的大门，追溯过去社会制度的实质，再回到“人体解剖”中揭示“资本拜物教”,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特殊性质。这一切都只能运用“剩余价值”概念，而不能简单地借助“异化劳动”概念来完成。因为借助“异化劳动”概念也就意味着要像达尔文所做的那样，还原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而能够完成这种“还原”的，也只能是“剩余价值”概念范畴。这便形成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转换的循环确证。质言之，马克思借助“剩余价值”概念，通过《资本论》的“双重叙述”方式，展现资本家对工人的真实剥削关系，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任务，使人们在追求人的解放时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剩余价值”概念在“异化劳动”概念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正确把握分别作为《手稿》与《资本论》核心概念的“异化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关系，关键是要梳理清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上述两个核心概念的转化历程。马克思早在《手稿》中就提出了《资本论》的研究课题，但是在此后的研究中，他却逐步改变了自己的原初构想，不再借助“异化劳动”概念，而是以“剩余价值”概念为核心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核心概念的转化，有以下四重依据：其一，马克思为避免跌入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误区，必须清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其二，马克思通过阐发“历史辩证法”与“劳动价值论”,批判了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与“构成价值论”,发现了这些经济学范畴背后所隐含的中心议题是“剩余价值”概念；其三，破除资产阶级虚幻用语与揭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神秘面纱的急切要求，迫使马克思必须走进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深处；其四，只有借助“剩余价值”概念，才能解剖“市民社会”,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根，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任务。要而论之，马克思借助“异化劳动”概念破解了历史之谜，借助“剩余价值”概念建立起“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异化劳动”与“剩余价值”概念以批判和揭露双重维度为人们展现了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共同掀开了“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图景，从而完美统一于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主题之中。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天府新论》2023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