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不争的客观事实和深厚的理论逻辑号召工人阶级进行斗争，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只有斗争才能获得平等、解放与自由。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下简称《状况》）是研究英国早期劳资矛盾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代表之作。《状况》深入阐述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和二者斗争的必然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二者斗争的根源，指出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才能解放自己。今天我们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冷战后曾经自诩“最优样态”的资本主义制度与遭遇“历史性退场”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博弈中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反转，资本无限逐利的本性所产生的对抗性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优势逐渐减弱，资产阶级的新变化新特征看似日渐弥合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带来的矛盾，实质上由于新技术取代了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工人阶级仍然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仍然受困于资本逻辑。重读《状况》这篇巨著，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新格局下，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必须激发斗争意识，弘扬伟大斗争精神，颠覆资本统治，勇于承担“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才能推动自身解放与社会进步。

　　恩格斯在《状况》导言中指出,之所以分析英国工业革命及其世界历史是因为工业革命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最深刻的社会背景。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带来市民社会的全面改造，也形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截然对立的社会状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无产阶级被剥削、被异化的根源。

　　发端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最早是从棉纺织业起步的。之后羊毛加工业、麻纺织业、蚕丝加工业也依次实现了工业化生产。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加速发展，机器的使用不再囿于衣料的生产，而是扩展到工业活动的一切部门和一切领域中。恩格斯指出“由于这些发明，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战胜了手工劳动，而英国工业后来的全部历史所叙述的,只是手工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阵地一个跟一个地给了机器。”［1］286-287工业革命产生了极大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也予以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77恩格斯指出，近六十年来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编年史中“无与伦比”［1］295。

　　工业化与城市化密不可分，工业革命大大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国家城市规模很小,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工业革命之后,由于繁荣的工业对劳动力产生巨大需求，大量农村人口和爱尔兰人不断向城市单向流动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立”［1］296, 人口的剧增推动着城市不断发展，一大批新兴工业城市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也意味着现代工业城市对农业经济的进一步侵蚀。农村凭借廉价劳动力与工业原料优势不断与工厂城市竞争,被不断裹挟进资本扩张与现代化工业生产中，“在农村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包含工业城市的萌芽”［3］407。故而不断使农民变成工人、农田变成工厂,不断实现城市化，并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大城市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城市规模大，人口密集。如英国“有居民达250万人的首都,有巨大的工厂城市,有向全世界供给产品而且几乎全部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智慧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工业”［1］295。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与此同时,城市化也为工业化提供了铁路、公路、电讯等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公共资源,这些资源有利于工厂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二是鲜明的空间隔离特点。恩格斯称大城市为“伪善的建筑体系”［1］328。资产阶级、场主、商人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大庭园、大豪宅里,而工人阶级则只能蜗居在大杂院、贫民区、小宅子里,资产阶级“华丽的别墅”与工人阶级“朴素的小宅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325。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居住的区域是有系统地严格分开的［1］326，大城市的空间隔离特征以及不同区域大相径庭的城市面貌极其鲜明地反映了资本主义体制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

　　工业革命促使社会阶级分化，形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截然对立。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地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4］250 工业革命最直接的产物就是诞生了无产阶级。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社会是由土地贵族、中等阶级、工资劳动者组成的三层社会阶级结构，中等阶级包括农村乡绅地主、城市商人、工匠和各类专业人员,各阶层没有严格界限［5］。工业革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机器生产。大机器生产需要大量资本购买机器，组织生产，建立庞大的企业,因此自然而然将经济实力不强的中产阶级中的劳动分子、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等变成了无产阶级，将从前的大商人变成厂主，“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1］296。工业革命前工人们可以自己开办一个作坊,雇几个帮工成为小作坊主,通过勤奋劳动最后上升为资产者。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也同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一样,再没有任何可能成为资产者了。工人阶级第一次成为一个真正稳定的阶级,“现在,谁要生而为工人,那么他除了一辈子做工人,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1］297。资产阶级凭借资本掌握着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控制着整个生产过程,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追求剩余价值，而工人阶级则一无所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附属于机器，工人的劳动也从此失去了独立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者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在资本的残酷压榨下，贫困成为英国工人阶级最普遍的处境。

　　在《状况》中，恩格斯通过亲身观察、引用大量官方资料及其他可靠报告准确细致地呈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在生产中，“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规则”［1］464。厂主通过随意罚款、增加工时、监视工人、限制工人自由、增加工作强度等工厂制度残酷地压榨已经处于赤贫状态的工人。工人阶级由于劳动过度出现大批畸形者，他们的寿命也普遍缩短。在工厂制度中,“实物工资制”和“小宅子制”“特别强化了厂主对工人的剥削与奴役”［1］467，它们实际是对工人实行的二次盘剥。恩格斯将1845年“自由英国人”的状况与1145年诺曼贵族压迫下的撒克逊农奴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在工厂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工人的艰难处境比中世纪的农奴有过之而无不及。生产方式直接制约甚至决定了生活方式，在大城市生存，工人阶级遭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痛苦,过着非人的生活。第一，工人阶级物质生活困顿。工人居住、衣着、饮食等物质条件都非常糟糕。“工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害”［1］357。路面到处坑坑洼洼,垃圾成堆,污水横流,空气污浊。屋内拥挤不堪,往往连最需要的家具都很缺乏。大部分工人衣服都比较破旧,在英国潮湿的海洋性气候下,拥有较强御寒能力和防潮功效的毛织品都是有产者的专利,普通工人只能穿粗布衣。工人们食用的都是品质较差的食品。他们吃的土豆和菜往往不新鲜,肉往往是濒临腐烂的病畜或死畜的肉。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吃掺假的食物,如掺大米粉的糖、掺黄褐色泥土的可可等。商贩们除了在食品的质上欺诈工人,在量上也缺斤短两。工资少的工人,即使在有工作的时候也常常会挨饿。由于室内环境的脏、乱、差,空气污染不流通以及居室的黑暗、潮湿再加上营养不良等因素的影响，肺结核、伤寒、热病等慢性病在工人阶级中非常流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孩子也普遍患有消化不良、瘰疬、佝偻病等。“一个生活在上述条件下并且连最必需的生活资源都如此缺乏的阶级,不能够保持健康,不能够活得很长,这是不言而喻的”［1］380。工人或者他们的孩子生病了往往没钱看医生,而是习惯于听天由命或是求助于“害多利少的假药”或“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1］388。再加上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和不科学的生活习惯，如饮酒、纵欲、犯罪等因素造成工人群体患病率极高,平均寿命也大大缩短。由于工人忙于生计,他们的孩子不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再加上恶劣的生活环境对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曼彻斯特市,“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掉,同时,上等阶级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率却只有20%”［1］392。第二，工人阶级精神生活贫瘠。在教育方面，资产阶级政府对工人阶级的教育非常敷衍，再加上教育资源不足与教师素质低下，对工人阶级的教育形同虚设。大量孩子因为整个学期都在工厂或者家里上班,所以根本没有机会上学,而他们“一切的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1］396。在道德方面,工人阶级也遭到了资产阶级的摒弃。由于工人们在学校接受不到道德教育,故而“工人的整个状况、他们周围的整个环境都促使他们道德堕落”［1］400。贫困、生存无保证、劳动受限制、人口过度集中等原因,在工人阶级中造成了严重的失德现象。工人阶级的生活没有尊严,迫于生计,有些人去乞讨、偷窃甚至卖淫。恩格斯对工人阶级悲惨境遇的论述实际上触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即将工人阶级生活贫困的主要成因归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他强调: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贫穷的某些表现形成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贫穷本身的原因”［6］50。

　　“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1］408。大城市彻底清除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宗法关系，再加上繁荣的工业与商业的发展造成工人阶级普遍贫穷的后果以及人口的集中，大大促进了工人阶级社会意识的觉醒。“贫困”教人去思考和行动［1］398。工人阶级的“非人”处境让工人阶级意识到必须起来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1］500，讲求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用行动向世界宣告他们不是“物件”“手”“劳动”，不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而是有着尊严、感觉、思想的独立的人。因此，在反抗斗争中，工人阶级自然要“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1］501。

　　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开始于工业革命初期，并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从单个人、少数人的斗争逐步升级为工人阶级整个群体的联合斗争,从单纯经济领域的斗争逐步扩展为政治领域的斗争。斗争形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形式是犯罪。犯罪是工人阶级反抗斗争中“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1］501，如偷窃、抢劫、纵火、欺诈、袭警等。恩格斯从内务部的“犯罪统计表”得出，大多数的罪是工人阶级犯的，由于缺乏必须的生活用品，工人阶级犯罪多数是因为“侵犯私有财产”［1］417，犯罪表现了工人阶级对英国社会秩序最极端的蔑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犯罪还呈现出“一年比一年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的态势。犯罪发生在个别地区,往往孤立无援,反抗力量小,影响也比较小,当工人阶级稍稍获得了一点胜利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调动他们独享的“社会权力”来惩处犯罪者。第二种形式是建立工会，组织罢工。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1］359。竞争发生在社会各个阶级及各个成员之间，资产阶级竞争是为了争夺更多利益，工人阶级竞争是为了获得工作机会争取活下来，这些竞争必要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1］50。竞争是英国工人阶级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机器一改进，工资就降低”［1］423。机器的改进使工人阶级在各个领域逐渐被机器所取代。恩格斯记录了设菲尔德的磨工宁愿忍受对健康极端有害的环境也不愿意要求改善，因为他们害怕环境改善会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干这一行，使他们工资降低。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往往被资产阶级作为最有力的武器拿来对付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逐渐意识到，“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于是工会将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罢工，这是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当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停止竞争，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时候，资产阶级就难以形成垄断，“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1］507。工会具有规定工资及与资本家协商、要求资本家保证对工人的需求、为失业工人解决生存问题等主要功能。如果资本家拒绝工人所提出的劳动条件,罢工就在所难免了。恩格斯曾热情讴歌工人罢工并指出“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炼，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1］512。工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仇视和愤慨，但是，工会所起的作用是个别的、片面的和局部的。工会的局限性使得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往往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第三种形式是人民宪章。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体系是资产阶级社会地位最有力的支撑，资产阶级运用法律的“皮鞭”逼迫工人阶级维护有产者的利益。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工人阶级提出改造资产阶级议会、争取工人阶级普选权与平等参与民主政治等为核心的政治运动——人民宪章，主张改变资产阶级立法，用无产阶级的立法取代资产阶级立法。“这一文件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原则改组下议院。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1］516。人民宪章的优势在于它将工人阶级群体整个动员起来，全员向资产阶级政权与资产阶级法律围墙展开包括革命手段在内的任何手段的斗争直到革命成功。

　　一切政治斗争的最终目标都是获得国家政权。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掌握着全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与“无产阶级的生死大权”，无产阶级除了选择接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异化外，就只能选择“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处”［1］360。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1］279。工业化促进了工人阶级大规模地向大城市集中，过度集中的人口一方面造成工人阶级生存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也大大推动了工人阶级社会意识的觉醒。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逐步认识到他们与资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比起来有另外一种习惯语、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与政治。单个工人的力量是非常弱小的，但在多次的罢工中，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分散时力量弱小，处于被资产阶级压迫、奴役的地位，但当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阶级团结起来就会变成非常强大的力量,在最必要的时刻是可以向资产阶级发起挑战的。认识到团结斗争的重要性是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总结出的重大理论成果。恩格斯曾强调，最早觉醒的产业工人开始反对竞争充分说明工人阶级已经认识到联合起来的重要性。恩格斯运用对比的方法，热情讴歌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及工人阶级肩负的共产主义历史使命。他指出，资产阶级看似自由，实则保守，他们的堕落、自私自利与腐朽，使他们“无力再前进一步”；“他的利益和现在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任何前进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资产阶级“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工人将要起而代之”［1］412。而工人阶级“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1］277。频繁出现的大罢工，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斗已经迫近了。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中，恩格斯认识到和平的请愿、罢工、宪章运动等都不能从根本上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只能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实质上早期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包括偷窃、纵火、袭警、罢工、宪章运动等，几乎都是暴力行为或者是伴随着暴力行为进行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工业运动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3］450。这种斗争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政权的警告，表明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已经不再巩固，但是资产阶级政府并不听从警告。“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最明显的特征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革命不会让人们长久期待的”［1］548。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已经取代资产阶级成为代表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力量。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就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资本主义体制以达到自我的解放，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一直到恩格斯晚年，他依然坚持暴力革命的思想并强调“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8］578 。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及世界治理体系出现问题，西方独霸世界的历史格局被打破，国际格局、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零和博弈”局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美国及西方国家空前联合试图遏制社会主义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东升西降”的态势已经显现，“大变局”必然带来更加尖锐的矛盾、斗争与机遇，马克思主义“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影响力越来越大［9］。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重读《状况》，进一步深刻认识弘扬新时代工人阶级伟大斗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在信息化重组的大背景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变迁，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状况出现了深刻变化。第一，传统蓝领工人比重降低,白领工人比重升高,随着新的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产设备的不断更新,工人阶级的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水平都得到普遍提升。第二，复杂与多元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取代了工业革命时期简单固化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出现了作用和地位日渐突出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出现是战后资本主义生产高度社会化、机械化的结果，一大批拥有高学历，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工人构成了中产阶级的主体。资产阶级别有用心地鼓吹“中产阶级”概念以及“阶级调和论”“工人阶级消亡论”等来淡化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根本对立。第三，工人阶级物质条件及精神层次均有明显改善与提高。多数国家由于实行普选制、提高工人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实行合作制及股份制、允许工人参与公司管理等政策,使得工人阶级工资待遇和物质生活水平均有所提高，民主制度的改革提升了工人阶级的精神生活，使他们生活得更有尊严。以上诸方面的原因，使得工人阶级越来越漠视社会不公平的加剧，工人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逐渐趋于淡薄，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工人阶级其社会变革主体地位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也是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决定力量［1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11］。“资本的实质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雇佣工人依附于资本并受资本支配的地位,这种地位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将自身唯一拥有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成为资本家剥削的对象”［12］57。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阶级依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依然是资本家剥削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终极目的,而资本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控制只是手段而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信息技术革新如火如荼,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技术资本主义”改变了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用延长工作时间、增强工作强度等来获得剩余价值的剥削形式，代之以从知识与技术的创新中获得剩余价值。在新技术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强资本弱劳工”的剥削形式已成为一种趋势，雇佣劳动对资本的依附程度越来越加深了。资本家越来越站在资本力量的顶端，使得工人阶级越来越没有机会参与社会竞争。技术越发展，人类对技术的依赖性越高。工人阶级的生产“不一定要亲自动手”，而只需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规定的“职能”就够了［13］556。正如梅里尼科夫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只需在各个领域“执行纯执行者职能”即可［14］。“技术单一化”“去职能化”使工人阶级可替代性越来越低，越来越失去独立性而处于不利地位。“白领工人蓝领化”、工人阶级整体“无产阶级化”成为一种趋势。马克思指出:技术本身不具有阶级性，但它一旦与资本相结合，就具有了阶级性倾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阐述了机器应用的二重性及资本如何通过机器榨取剩余价值。他指出，因为机器的运用使劳动时间缩短了、劳动强度减轻了、生产者的财富增加了，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延长了工作时间、提高了工作强度，“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15］483。由此可见，技术、机器与资本相结合，就变成了阶级剥削的工具。当今世界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但工人阶级被资产阶级榨取剩余价值的命运依然没有改变。“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依然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16］276。所不同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一种更伪善、更隐蔽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形式取代了工业革命时期赤裸裸的剥削关系。第三次技术革命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社会物质财富，但在财富分配上却极不公平,工人阶级的美好愿景在现实中最终化为泡影。有数据显示,从全球来看,美国、法国、英国、丹麦、瑞典等发达国家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每年都以0.5%~2%的速度加剧,而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仍然处于相对贫困之中。“在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都可以见到露宿街头的人”［17］29。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地位实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甚至还有奴役被强化的危险。工人阶级必须起来斗争，弘扬斗争精神，才能实现最终解放。

　　由于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加强大团结大联合。在信息革命影响下,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展开多重隐蔽攻势,阶级斗争呈现出更加隐蔽化、复杂化的特点。资产阶级以和谐、民主、平等的表象代替了资本对工人阶级的控制与剥削，抹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与差别，用“中产阶级理论”分化、误导工人阶级，营造“告别阶级”“告别阶级斗争”的假象。面对西方资产阶级的“隐蔽战略”，工人阶级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还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开展解放自身的斗争，弘扬伟大斗争精神。国际互联网、量子信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传递与广泛运用，把全球联结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再加上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经济体制向纵深发展等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一国发展到多国乃至全球，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也由一国扩展到多国乃至全世界。全世界出现多个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以攫取高额利润的跨国集团与垄断机构，其分支机构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原材料、劳动力、市场等的合理配置，力求在竞争中居于主动地位。为了使资本赚取更大限度的利润，资本主义国家不惜牺牲他国利益与生态环境，加剧了全球危机与矛盾。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工人阶级只有进行国际间的大团结大联合才能对抗资产阶级。

　　近些年随着资本压迫的加深，工人阶级也进行了多次抗议与斗争。从法国巴黎开始，迅速蔓延到欧洲比利时、北美加拿大、中东以色列等地区的“黄马甲”运动，提出降低税收、提高养老金、反对垄断权力膨胀等诉求；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群众性社会运动，提出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和社会不公正；2015年美国炼油业罢工事件，参加人数达到6 500人，为1980年以来最大规模。英国、德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工人也纷纷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捍卫自身权益的斗争。所有这些斗争有经济诉求也有政治诉求,但基本都是资本主义体制框架之内的斗争，要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命运，工人阶级必须开展资本主义框架体系之外的斗争。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环境使得工人阶级通过选举上台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因此，暴力革命依然是当今无产阶级获得解放行之有效的斗争形式。事实上,由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和现在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412，而工人阶级利益受到蹂躏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就不会改变。“无产者则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18］361。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工人阶级只有在阶级斗争中不断成长，弘扬伟大斗争精神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