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是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运动在社会意识中的突出体现，随着人类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各种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生态位争夺中呈犬牙交错、日趋激烈的态势。习近平指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特别是广大青年大学生，其所面对的意识形态处境更加复杂多变：“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更加自信自强、富于思辨精神，同时也面临各种社会思潮的现实影响”。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新要求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下简称“原理”)课教学中引领社会思潮，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为基准逻辑、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为现实逻辑，以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为信念逻辑，科学、严肃、全面地剖析各种社会思潮的产生机制、运行理路、应对策略的系统工程。在两个一百年的伟大时代节点，清醒地认识当今社会思潮的复杂性和紧迫性，紧紧依托“原理”课的实际教学，依托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布局，春风化雨地传播正确思想信念与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协力并行，努力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

　　“原理”课承担着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广度、批判性思维的深度、掌握规律性的精度、把握热点的速度回应各种社会思潮的艰巨任务。《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中指出，“原理”课教学主要任务，主要是引导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基本的原理，包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特征、立场观点方法，提高分析能力，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原理”课的课程性质和内涵架构，让这一课程在学理剖析、哲学反思、经济视野和批判性思维等方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入脑入心、走深做实，具有得天独厚的理论意义。

　　“原理”课以辩证唯物论为开篇，主要面对的社会思潮是新自由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原理”课中的开篇奠基性内容，在引领社会思潮中具有压舱石地位。辩证唯物论的出发点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世界是物质的，对物质及其统一性的理解，决定着我们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可能性。一些错误思潮的出现，特别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恰恰是没有辩证地理解物质概念，甚至曲解辩证唯物论，认为其就是片面地肯定物质概念，取消主体的现实意义，为限制人的自由背书，哈耶克、乔姆斯基等引领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尤为典型。新自由主义滥觞于反凯恩斯主义，反对国家干预、鼓吹市场至上、鼓吹私有产权的神话，推行全球性的自由格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思想从经济领域迁跃至政治思想中，特别是迎合了青少年对自由的朴素向往，让他们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原住民”。尽管新自由主义在2008年之后受到广泛批评，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待新自由主义，必须辩证审视：一方面，这一思潮对于凸显主体性，满足部分群体表达个性的愿望，有一定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究其根本，新自由主义是“以西方政治文化所表达的价值取向来匡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和取向”。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之，新自由主义将物质统一性理解为必然性对主体意识的完全统治，看不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是实践的唯物论，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深度结合，这恰恰是赋予了主体以现实的实践力量。在微观层面，新自由主义误导大众，特别是影响青年对自由的理解，消解规范性、集体性、社会性意识。事实上，其所强调的主体自由，反而是一个鼓吹诉求多样化但又具有深深现实无力感的许诺，沦为一个脱离现实的宗教式理念，只具有马克思所说的“鸦片”功效。在制度层面，新自由主义诋毁中国共产党的顶层设计，以市场化、自由化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对公有制，误导大众对党和国家政策的理解，甚至炮制出“国进民退”的伪命题。这显然曲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看不到顶层设计是与摸着石头过河、与问计于民辩证统一和有机结合的。新自由主义紧抓西方自由化、市场化理念，实际上割裂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破坏政府与公民的沟通机制，谋求制造对立，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规范性的缺失只能让社会陷入混乱，核心价值的失位必然导致乱局，对新自由主义的剖析和抵制，可以统一思想、增强团结、集中力量向两个一百年目标奋斗。

　　在辩证唯物论之后，“原理”课展开讨论唯物辩证法，这一部分主要涉及的社会思潮是普世价值观。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根本思维与核心方法，习近平指出：“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唯物辩证法以承认和探究矛盾为底层理路，反对形而上学的片面、机械、僵死思维，特别是形而上学否定历时性而造成的理论困局。普世价值思维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它将固化的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伪装成人类价值共识，以价值概念评价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指点点，恰恰是形而上学思维的当代演示。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的价值认同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但价值认同的可能性不必然指向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思潮本质上是以人类价值认同为口号，其“立脚点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制度架构是历史的终点”，其核心观点是认为全世界应遵循统一的思维范式、政治原则、价值定位、伦理取向，而这个统一的标准是与辩证发展思维不兼容的。纵观现实国际政治发展，普世价值观的建构和体系化，是紧紧伴随着殖民势力的扩展和二战后西方霸权主义进程的，主要以强制输入的方式产生影响；冷战之后，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引诱认同逐步取代了强制性的方式，表现为更加隐蔽的渗透手段，在和平演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普世价值观体现出强烈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这要求“原理”课帮助学生以唯物辩证法为工具，以破除形而上学思维为理论焦点，“发现”和剖析普世价值带来的困局。

　　在“原理”课中，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认识论进一步迈入现实。在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中体现为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在方法论上落实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认识论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在现实实践层面应对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宪政民主思潮。西方宪政民主思潮，脱离中国具体国情和历史谈论政治制度与法治理论，背离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细究西方宪政民主思潮，其主旨是通过制度、法律的设计规范，特别是以宪法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权，并伴随着各种政治哲学的探讨和英国《自由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等标志性文件的陆续面世，西方宪政民主思想逐步落地并建制化。不可否认，在特定领域和历史节点，宪政民主思潮对调整权力、保护人权、协调阶层等都具有积极意义。因此，近代部分中国政治家与学者，从西方宪政民主思潮中寻找救国之道。但是，这无法掩盖其维护资产阶级立场和利益的根本性质，其渊源与逻辑，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基督教传统和自然法学派等传统，也与中国国情有显著不同。冷战至今，宪政民主思潮日益畸变，背离曾经的进步意义，成为政党政治的工具，这进一步让西方宪政民主思潮与中国的意识形态主线渐行渐远。在当代中国，甚至出现一些反动势力“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实行政党轮替、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因此，部分势力以宪政民主思潮为抓手，无视国情与历史，肆意评判甚至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将法律与党的执政地位对立起来，炮制“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习近平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于中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而言，“权大还是法大”才是一个真命题，如何将权力关在笼子里，其核心理念、基本思路、制度布局、反馈设计才是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工作重心所在。为摒弃伪命题，解决真问题，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道路，不能盲目移植、嫁接西方制度，特别是警惕宪政民主思潮。

　　“原理”课第三章以唯物史观为主线，突出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对引领社会思潮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其中，过度夸大社会意识的作用和主体性的力量，极易引起历史虚无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社会思潮。一方面，错误的历史观滋生历史虚无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社会意识应当以社会存在为基础，以反映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为着力点，才能汇聚时代的精神。当然，社会意识有其相对独立性，人的主体性在历史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成为历史潮流的人格化体现。但是，究其根本，是历史必然性中的偶然性。历史虚无主义恰恰通过夸大社会意识的作用和历史中的人格因素，大做文章，甚至“以历史选择论来研究近现代历史。”无论如何，脱离社会存在的理论建构无异于追逐海市蜃楼，扭曲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基本功能，甚至试图出于特定目的“编织”新的叙事，涂改历史记忆，扭曲中国共产党党史，最终形成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另一方面，过度突出主体性、背离唯物史观，容易催生极端个人主义。唯物史观立足于整体社会历史运动看待人的作用，社会历史并非个体活动的堆砌，而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活动的群体，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创造社会、完成演进的过程。从智者学派到人文主义，早期个人主义崇尚个体解放和权利张扬，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个人主义观念是伴随人类思想史的重要观念，其高扬主体性，关注个体生命的思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时代发挥了反封建、反集权、反愚昧的积极作用。近年来，随着社会交往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如网络平台分化、居家办公兴起、灵活就业延展等新情景，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更加碎片化、单元化和多样性，个人主义与时代伴随而扩展。在一定意义上，个人主义是年轻人希望从刻板的社会印象中获得解放的诉求，但个人主义思潮一旦与其他消极思潮互动结合为极端个人主义，特别是进一步关涉利己主义、反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对集体主义观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冲击，甚至出现威胁公共安全的极端事件。在“原理”课知识体系中，现实的人类是处在一定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必须正视历史的必然性；现实的人也是有阶级性的，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社会的科学方法，在阶级社会，没有所谓超越阶级的个人或群体；现实的人是处在历史过程中的，他们的境遇和继承的传统都对他们的塑成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这要求坚持历史分析的方法。这都告诫并引导我们，必须在“原理”课中做好批判与引领，高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认识论思想资源，谨防极端个人主义的野蛮滋生。

　　“原理”课不仅是哲学的阐释，更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继续深化的过程。在课程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领域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商品、价值、货币、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等概念，构筑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渊源、特征与固有缺陷的卓见，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尽管经历多重调整，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制度性困局，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大变局下的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了思考原则。在世界大变局中，为暂缓压力或转移矛盾，资本需要通过消费主义等思潮，不断创造需求、改变消费模式和大众的经济参与方式，满足资本逐利的本性；与此同时，资本也需要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巩固基本盘。消费主义，不同于鼓励消费的理性经济政策，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复活，是“西方的那种人与商品之间关系的颠倒，即不是产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而是人为了使产品得到消费而存在。”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让交换成为一个可以不断改造和扩展的空间，而消费的扩张正是交换的加速，交换的加速则是推动资本周转的重要力量。消费主义打着满足人们需求的幌子，助力资本周转及其获利。劳动者陷入消费主义，也会增加其对资本主义的依赖程度，淡化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世界大变局下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让西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主导思想发生关键调整，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由来已久，但随着国际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和国际组织的完善，特别是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备受青睐。近年来，经济发展失调、政治体制失灵、社会融合阻碍重重，让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安全问题暴露无遗，也让人们看到经济全球化所必然伴随的风险，产业空心化导致的失业问题困扰西方国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繁荣让西方国家陷入所谓“威胁”之中。重重因素的叠加，为守住基本盘，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呼声日益高涨。当今国际社会，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不再单纯表现为经济话语，而是往往掩蔽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政治话语之下，甚至表现为局部冲突。在西方选举制度下，资产阶级为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借助煽动民族或民粹主义情绪的手段，造成经济为里，政治为表的结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原理”课继而进入到科学社会主义阶段，以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坎坷而辉煌的历史，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国际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以宏阔的视野审视世界秩序和人类未来，在全人类解放的广阔视野中，极端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被集中回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让世界的民族文明逐步同一化，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有其历史动因，应当辩证看待，一方面，民族主义曾经在破除殖民体系，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中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的畸形状态——极端民族主义早已成为一颗毒瘤，体现了全球性、系统性的危害。极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走向极端的结果，认为民族之间是暴力的、不兼容的、具有先天优劣的关系，这曾经一度是法西斯政权的理论基石，至今仍然威胁着人类。在当代，极端民族主义是积蓄分离理论、动摇国家稳定、挑战国际和平的重要思潮，进一步导致政府当局“缺乏构建新国家政权、组织新经济建设、协调新民族关系、建立新社会秩序、稳妥处理对外事务的能力”。总而言之，当今世界极端民族主义沉渣泛起，一些国家通过渲染极端民族主义以获取选票、转嫁危机、以邻为壑，甚至以民族的名义干涉他国内政。特别是在中国新疆、西藏等问题上，某些境外势力以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口号，试图分裂中国。因此，作为反对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的运动，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是秉承国际主义精神和全人类关怀的伟大理想，反对冷战思维，抵制极端民族主义，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而言之，“原理”课具有高度的理论性，更包含强烈的现实关怀，特别是在剖析、勘定、整理、引领社会思潮方面，具有高效的理论框架、批判视野、分析工具。虽然在分析中，“原理”课中各章节分别对应特定社会思潮，但两方面并非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有广泛的交叉。为了更好地引领社会思潮，必须进一步研究“原理”课各章节、知识点对多种社会思潮的危害的应对价值。

　　“原理”课中面对的各种社会思潮，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强烈的指向性、广泛的传播性、隐蔽的诱惑性，这些特征，都进一步提高各种消极社会思潮的危害性。2023版新教材更加突出了近年来多重历史节点的新意蕴，特别是“八个统一”、建党百年、党的二十大等多个历史和理论节点蕴含的巨大变化，丰富了知识架构。因此，“原理”课作为高校思政课程体系中极具理论性的核心课程，应紧追时代，直面多重社会思潮，指出其危害的着力点，通过引导社会思潮，实现课程的价值意义。

　　在辩证唯物论部分，坚持实践基础上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反对新自由主义。习近平指出：“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恩格斯指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是解决一切其他哲学问题的前提。因此，只有坚持物质一元论基础上承认能动的反映论和可知论，将物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自然观和历史观辩证统一地理解，才能为引领社会思潮奠定本体论基础。“原理”课必须以辩证唯物论为基准，指出纯粹意识性思考的局限，不能依托某种脱离物质预设以理解自由。应当在辩证唯物论的高度深刻认识到，自由恰恰是在对物质世界的深刻把握、对人类社会复杂利益关系的卓越理解之下才可以做出的相对选择，新自由主义纯粹强调主体意识，恰恰是为了掩盖真实的利益关系。马克思在批判莱茵省自由派法学家时，犀利地指出：“两者都只是以自由主义的词句为掩饰来顽强地维护自己的狭隘利益。”因此，马克思并不倾注于个体的自由、原子化的自由，而是要在现实物质层面，在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分析基础上，寻找“自由人联合体”的真实途径，即一个让人摆脱附庸状态和工具地位的现实社会。到达这一社会的通道，并非个体想象自由的简单累加，而是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现实变革所争取到的状态。

　　“原理”课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警惕普世价值，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不同思潮关联的视角看，普世价值以概念代替实际，以推演代替历史，以抽象代替具象，因而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帮凶：“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正是它自身的非对象性的即[XXVIII]抽象的自我确证。”在“原理”课中，以唯物辩证法的棱镜观照，可以帮助学生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坚持矛盾的观点，避免以形而上学僵死的同一性取代矛盾的多样性及其变化；坚持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避免以中心性思维为世界的多样性简单赋值，以强势语言完成对其他文明的标签化；坚持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避免以阶段性否定发展性，无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价值的持续改造，妄图以原教旨主义的价值观制约多元文化；坚持辩证的否定观，避免无视事物自身的否定，无法理解特定价值的适用范围和历史性。通过课程学习，学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内涵，树立文化自信，厚植民族感情，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原理”课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认识论，实事求是，反对宪政民主思潮。如前所述，西方宪政民主思潮，是基督教原罪理论、近代西方自然法学派、社会契约论等多种思想的现代聚合物，尽管其在政治制度和法治思想的探索上，有诸多可资借鉴的内容，但无法否认其本质是在维护资本主义财产制度和个人主义，甚至在当下成为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工具。在“原理”课教学过程中，要以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引领学生认识到立足国情、以我为主、尊重历史的根本性意义。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道路，必须是建立在中国实践基础上的认识成果。在当代中国，宪政民主思潮的“中立客观”“自由平等”等口号，实际上是脱离中国实践，切割历史的连续性，否认中国国情发展的特有规律，无视中国发展的既有成果，强行移植的结果，甚至炮制“社会主义宪政论”以实现逻辑闭环。“原理”课要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民主宪政思潮在近代中国频繁出现的原因，赞扬为救国而向西方学习宪政民主的志士们的精神，但更要指出其脱离中国国情而必然失败的命运，如孙中山、张君劢等均以失败收场；也要引导学生以横向比较的视野发现宪政民主思潮的困局，特别是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利比里亚等国家照搬西方宪政民主模式，其结果也是与设想大相径庭。通过对中国，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认识的进一步把握，深切认识到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西式宪政民主在中国行不通。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认识论是具有发展和未来取向的，不是以某一套宪政民主法则为圭臬，这突出表现为在守正创新前提下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即真正适合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只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正如马克思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宪政民主思潮只不过是再造“理想国”的思路，这严重缺乏对人类追索美好生活现实努力的考量。“原理”课教学通过直面宪政民主思潮，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共产主义革命与改革的意义，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进入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以不断进步的眼光正确理解世界。

　　“原理”课遵循唯物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通过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学生可以领悟到，历史既不是脱离事实的概念搭建，也不是单个人书写的私人传记——真正把握历史，必须以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为抓手，从社会历史现象的波诡云谲中找到历史规律，并以恰当的社会意识表达。习近平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针对“历史选择论”对青年学生追求主体性的吸引力，“原理”课引导学生认识到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思考如何在历史中实现自身价值。坚持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以社会存在为基础，拒斥纯粹社会意识的建构，抵制无原则、无底线地炮制虚假记忆，否认党的基本经验与光荣历程，以无中生有取代实事求是，以信口开河取代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具体案例分析中，以历史虚无主义中“两个质疑”思潮为例，这种思想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对立起来，看似褒一贬一，标榜质疑精神，实则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帮助学生理解唯物史观，坚持历史分析方法，指出历史的真相不容改变，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避免“欲灭其国，先去其史”的陷阱；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看到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观意图和利益纠葛，历史虚无主义标榜的中立叙事、客观历史、自由批判等，实则奠基于特定的政治势力、资本所求之上。伯林指出，缺乏基本定论的历史相对主义，是缺乏实证而具有“形而上学缺陷”的。在主体层面，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必须坚持“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引导学生认识到人的社会性，即获得自由空间，不可能通过剥离群体、弃绝社会、反对集体主义的方式实现。正如施特劳斯所言，要反对纯粹个体化和简单反对权威的“流俗”自由观，认为自由应当“暗含一种历史哲学”，具有“实在的维度。”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原理指出，个人应当在社会发展和时代潮流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在“自我意识”和“他者”的和谐中，找到彰显个性、脱离刻板印象、创造自我辉煌的的现实路径。“原理”课的优势，正在于通过理论性、辩证性、知识性等特征帮助学生找到安身立命的依据，让个体生命在时代脉搏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在历史必然性中找到自由发展的可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正是一个为广大青年人提供自由创造、自我实现的历史节点。

　　“原理”课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反对消费主义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经济观念。通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剖析和讲解，让学生意识到，消费主义背后是资本主义在不能克服根本矛盾的前提下做出维持自身的调整，必然要在意识领域诱发新的消费需求，而消费主义在技术赋权的优势下，迫使审美庸俗化、虚无化、去传统化，陷入感官刺激、快速满足、无需判断与思考的陷阱中。通过这一部分的学习，“原理”课教学尝试引导学生认识到，个体生命在当今社会中恰当的实现路径，特别是生产对消费的优先性、创造对消耗的优先性，避免以消费为自我实现的方式、以消费思维消解个人生活中的崇高价值和严肃主题。更加现实的问题是，消费主义与校园诈骗、校园贷、套路贷等金融犯罪联系在一起，成为系统性的骗局，“通过创造和操纵消费需求、激发消费欲望，借助便利化的借贷工具，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对大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这超出纯粹道德领域，成为司法问题。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金融相关知识，提高大学生的防骗意识，可以更加直接地体现“原理”课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分析资本主义的危机和世界大变局下世界变化的特点，特别是帮助学生理解当代资本与政治结合的新样态，从根本上理解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的原因。认识到逆全球化和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国际秩序变化，特别是隐性的“软法”对继往明确制度的优势地位：“逆全球化的潮流遏制了多边国际条约的进程，却促进了软法的发展。”“软法”往往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而且不容易被监管，这对中国都是新的挑战。在此基础上，分析一系列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具体案例：美国2016年大选、英国脱欧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贸易战和贸易壁垒、部分国家反对“一带一路”等。通过“原理”课教学对这两种思潮的剖析和回应，引导学生认识到中国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以“一带一路”等战略布局为全球化做出贡献，表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愿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共克时艰的决心和姿态。

　　“原理”课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着力解决极端民族主义等思潮传播造成的问题，在抵制其危害的过程中申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原理”课必须理直气壮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有国际主义精神和全人类关怀的伟大理想，是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伟大事业，而极端民族主义已经在历史中为人类带来了巨大创伤，“极端民族主义是滋生法西斯主义的温床”，至今仍不断试图撕裂世界、固化人类的区别和冲突。民族是历史中形成的客观事实，巩固民族的自我认同、促进文明多元化，是正当且有积极意义的，但西方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却有了更多消极含义。阿伦特指出，民族主义妄图“使民族性具有永恒性质，不再会被历史改变。”在中国，这突出体现为破坏民族团结，某些境外势力以编造的血缘理论破坏国家统一，成为分裂势力的理论来源。这违背了国际主义精神，为全人类的解放与和解蒙上了一层阴影。总之，愈演愈烈的极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历史事实是相悖的、是具有明显的破坏性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对社会的进一步撕裂，是对社会责任主体的模糊化处理——政府的统一领导被削弱，行政效率进一步降低，政党在其中捞取政治资本、资产阶级在对这一政治工具的利用中成为最大受益者。这种对抗和撕裂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其本质是资产阶级借助承认正义、身份政治、性别意识、血统主义等方式在普通群众中、在群众和政府之间、在民族区域和国家之间制造的内部对立，为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新的政治筹码，为某些国家提供干涉他国内政的所谓“依据”。在“原理”课教学中必须要深刻意识到，随着极端民族主义的全球迁移，其破坏建制性、统一性的话语冲击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在课程中帮助学生抵制其危害，进一步展开阐释党的执政地位、民主集中制、民族团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要知识点。

　　“原理”课在引领社会思潮中的基础性工作，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立场和剖析工具，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社会思潮的危害，有的放矢地使用对应的知识、逻辑、理念，实现针对性的引导，实现课程的价值意义，培育学生的价值观。同时，这一思路必须有具体教学方案的支撑，落实到教学设计的细节之中，才能事半功倍、落地有声。

　　“原理”课的整体体系和各个知识节点，都包含回应社会思潮、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资源，但如何让知识与社会思潮对应，让批判工具与标的物契合、让原理和实例恰当对应，是考验课程实效性的落脚点。“原理”课是引领社会思潮的富矿，将“原理”课中的理论、逻辑、方式、情感融贯到引领社会思潮的具体途径设计中，对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大学生政治意识，有裨益之效。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相互支撑、三位一体的知识架构，这是一个较早提出但一直难以妥善解决的前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原理”课的三大部分，他们之间并非简单罗列关系，而是具有严密的逻辑支撑意义。对于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单一的解释很难彻底参透其中的多元含义，也无法给学生以全景展示。在以往“原理”课教学中，受到教师兴趣或知识背景的影响，对某一思潮往往从一个角度进行探索，虽然可以在特定方向延展深度，但终究有失全面。特别是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分属不同一级学科，在学校机构中分属不同学院，在日益专业化的人才培养工作中，这一区分进一步细化；在教师培养中，对教师仍缺乏个性化定制培养，如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专业教师进入到一线教学岗位，主要靠自学的方式补充其他两个方向的知识；从社会思潮角度，某一社会思潮往往只以特定角度展示出来，有的更容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切入，有的更适合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读，或者适合使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进行复盘。然而，孤立化的社会思潮是难以存在的、缺乏生命力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往往是具有多重内涵的。以消费主义为例，其最直接的对应知识节点，往往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在“原理”课的实际教学中，对此方面的案例剖析，往往从商品的二因素、资本主义矛盾、世界大变局下资本主义的面貌等方面，解释消费主义的微观机理和宏观趋势。然而，消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需要进一步发掘并形成具体的教学设计：消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与价值、价值观、物质与精神关系等方面有广泛联系；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密切联系，如青年人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理想等知识点对解释消费主义有独到的意义。结合时代，更应看到“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转型时期，对消费社会进行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分析与研究非常必要。”因此，三方面知识的融合，是更加彻底剖析、理解、应对不同社会思潮的理论前提，也是对“原理”课教师提出的持久而紧迫的要求。为此，“原理”课教师应努力拓展知识面，对三方面知识进行补充，并自觉使用三方面知识分析某一特定事件，最终将这一思考习惯赋予学生，引领社会思潮。

　　坚持矛盾分析方法和批判性思维，以问题引导的方式组织课程。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世界绝非表里如一、直接呈现的，现实必然以各种问题的形式掩盖其本质，多种流行的社会思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其“面貌”与目的相去甚远，或者说，用某种形象隐藏真实目的，需要我们以深刻的问题意识去挖掘和回应。如历史虚无主义，以考察历史的幌子曲解历史；再如宪政民主思潮，以所谓政治法律的技术性探讨，潜在地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原理”课引领社会思潮，不能停留于对表面问题的回应，否则教学将陷入被动的局面。应当自觉使用矛盾分析法，抓住社会思潮背后的真实矛盾，实现以点带面，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原理”课教学的前提性方法。例如对新自由主义的教学分析，应当帮助学生理解自由背后的真实力量角逐，从阶级利益、阶层利益等方面，梳理自由背后的复杂角力。特别是对西方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新自由主义的具体案例的分析中，必须看到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意识形态事件，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否定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性、民族区别、地缘特质、发展程度的差距，攻击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否定发展中国家保护民族工业的努力、攻讦一些基本国际经济原则，为资本逐利寻求更大的市场。这一经济思想向政治领域迁移，自由的外衣遮蔽了不同国家之间发展程度、国际地位、治理能力的区别，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第三世界倾销商品、制度、意识形态的“高速公路”。更应该看到，自由的背后是实力的博弈，在不同国家力量并不匹配的国际社会，自由成为了西方发达国家胁迫发展中国家放开市场、解除自我保护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微观层面，资本或政治集团，在话语权领域对个体形成优势，个人自由难以获得现实保障，缺乏真正实现的条件。习近平指出：“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因此，“原理”课应当以矛盾分析法和批判性思维为基础，通过问题启发学生，实现举一反三，帮助学生以批判精神重思一些流行的见解，抓住社会意识的底层矛盾冲突，走出资本主义的多种理论迷阵，直击当今社会的真问题。

　　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以述论结合方式展开教学。逻辑与历史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逻辑的要求，是清楚明白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让学生对其中的立场有认识，对观点有把握，并可以灵活使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方法；历史的要求，不仅是可以回顾和分析历史，更要关注当代史，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直接分析社会热点，解决学生困惑。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在“原理”课教学过程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具象化为坚持述论结合的教学方式。“述”的教学方式，重在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特别是对当下正在形成的历史如社会热点，“原理”课要主动跟进并做出解答，在案例教学中引导学生对不同来源的材料进行比较、甄别、判断。多种社会思潮，都以有目的地选取特定材料、隐瞒不利材料，以达到支撑自己观点的优势地位：普世价值选取西方国家的历史事件和现实状况以支持自身，但无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历史；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选择地摘取历史材料，通过有目的地取舍构筑新的历史“故事”。这种重构历史的方式，或许可以保证具体、细节的历史材料的真实性，但抹除了这些材料与其他材料的联系，从而变为对历史的扭曲。“述”不是以中立性而牺牲目的性的，阐释“原理”课内容，解决学生困惑，才是焦点，“述而不论不等于没有观点，述而不论同样可以揭示规律。”因此，“原理”课中“述”的教学方式，不仅是引领学生破除假材料，更要直面被肢解真实逻辑后重新粘合的“真”材料，警惕以偶然事件取代历史必然性，破除迷惑性，从而更好地把握热点信息的本质。与“述”不同，“论”的着重点，是在真实历史材料之上如何看待和理解历史事件和现实状况，从偶然性中找到必然，从丰富性中找到线索，重在逻辑性。“论”的根本在于把握必然性，因此，“原理”课应实事求是地帮助学生理清历史事实中的必然性，教师层层推进逻辑，突出对待历史事实的应有态度和论证技能：针对诋毁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企图，“原理”课需要论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党的领袖、领导人所处环境及其决策的时代意义，肯定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伟大贡献，引导学生做出符合事实的判断；针对一些历史定论和历史决议，“原理”课需要论证这些定论和决议与历史情景的必然联系，抵制为侵略者、为人民的敌人篡改翻案的可能；针对肆意贬低中华文明的企图，“原理”课需要论证中华文明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阐明文化自信的深刻意义，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以“扬弃”为根据，去粗取精，科学对待。

　　坚持真理与价值的辩证关系，促成知识培育和价值引领的深度结合，实现知识为引领社会思潮筑基、价值为引领社会思潮导航的功效。“原理”课回应社会思潮，必须兼顾价值性和学理性，同时满足学生对价值认知和知识培育的双重要求，这是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也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结合。“原理”课中的知识培育，是引领社会思潮的学养要求。一些社会思潮所具有的表面鼓动性、渗透性、诱导性，并非单纯的情绪渲染，而是有深层的逻辑设计，如对社会现象的选择性归纳，对部分社会现象的特定向度的演绎，都可以让某些社会现象超出既有的认知范畴，形成新的诠释。而“原理”课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理论性较强的一门课程，知识培育为学生提供辨别和剖析社会思潮的学理储备，增强学生复盘、推演某一社会思潮形成与传播的能力，并指出这一社会思潮本身包含的内容、形式的悖论，揭露其片面性和逻辑缺憾。需要警惕的是，知识培育重在对特定社会思潮既有形式、内容的考察，这较容易陷入落后的位置：因为无法把握其发展的目的，那么只能以亦步亦趋的姿态分析这一社会思潮，缺乏预测性，这就需要价值维度参与进来，实现目的性考察。如果知识培育重点在于发现某些社会思潮内容不能自洽的问题，那么价值引领侧重于对社会思潮的目的因素进行判断，特别是政治目的性的发掘。在多种西方社会思潮中，知识的缺陷与逻辑环节的问题，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错误，而是“有意为之”，具有强烈的目的性。社会思潮的知识性和逻辑性建设，是为核心目的服务的。在此情况下，单纯进行知识性的剖析，更多是对其当下形态的批判，难以真正抓住社会思潮的真正动向，也难以对这一思潮的下一步发展做出预期。通过对特定社会思潮的价值探究，帮助学生在把握其目的性基础上，在进一步梳理其渊源、现状的前提下，预测其未来发展的需求，从而做出恰当的预案，跑赢社会思潮在形态、内容方面的进化，以成就防患于未然的功效。

　　“原理”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中的核心课程，必须要承担起引领社会思潮的责任，也具有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原理”课的不同章节与知识点，都有较为适于回应的社会思潮，可以通过分析其危害，找到“原理”课引领社会思潮的方式和价值，最终落脚到具体的教学设计中。应当看到，“原理”课引领社会思潮的工作，是整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引领社会整体工作中的关键一环，因此，既要发挥“原理”课理论严谨、逻辑缜密、分析透彻的优势，也要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做好衔接，为引领社会思潮的整体布局服务。同时，也要注意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变化，“原理”课也要以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保持前瞻性和引领能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战线，贡献应有的价值。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