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研究学术史源远流长，贫困治理的经济学理论根基深厚。早期，亚当·斯密、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对贫困理论有所触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贫困思想对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也构成了当代解读马克思贫困理论的核心要件。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

　　1776年，世界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端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深入阐述了“富国裕民”的思想。当时，斯密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贫困研究的理论范式，但在撰写《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过程中，针对“财富积累与贫困同现”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考察，基于财富三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分析财富积累过程中所产生的贫困问题。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润，劳动者获得工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是国家富裕程度的集中表现，相对较低的劳动工资是劳动者进入贫困状态的核心因素。斯密认为“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也就是说，一旦劳动者的工资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劳动者陷入贫困状态的可能性也将大大提高，如果这一差距深度恶化，还将导致劳动者生命的终结。基于此，斯密将解决贫困问题途径诉诸于国民财富的扩张和积累，并主张通过国民财富的增殖与积累来创造就业和劳动需求，进一步拉动劳动工资增长，改善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况，进而摆脱贫困的束缚。

　　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然而，处于最底层的劳动群体的生活条件却没得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改善，工人阶级不仅没有享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红利，甚至还出现了贫困程度逐步深入的艰难态势。1798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匿名发表《人口原理》，其核心论点认为人类的生存、繁衍与发展离不开诸多生活资料的保障，但是，由于人口按几何级速度增长，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却只以算术级的速度增加，这种人口数与食物数差额的直接后果，即是食物的短缺和过剩人口的贫困，根据这一“自然法则”，马尔萨斯将贫困归因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盲目的人口增长必将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困问题，阻碍人类进步与发展。由此，马尔萨斯基于控制人口增长的视角提出缓解贫困的核心策略是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或鼓励个体节制生育。同时，马尔萨斯还强烈抨击在英国风靡一时的《济贫法》，认为此法案的人道主义价值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会促使贫困家庭生育率迅速上升，在食物增长速度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贫困人口数量将急剧增加，贫困程度也将愈发深化。诚如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宣称，如果没有济贫法，普通人要比现在幸福得多。

　　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围绕工资制度和人口之间的潜在关系来研究贫困问题。在李嘉图看来，表征劳动者的市场价值的价格具有双重性，不仅受劳动者生活必需品自然价格的影响，还受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影响。只要自然价格高于市场价格，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将会大幅缩减，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也将大幅下降，甚至工资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致使劳动者很容易陷入正常生存资源匮乏境地。面对快速增长的人口对相对稳定增长的生活资料所产生的潜在压力，李嘉图认为缓解这一压力的唯一途径就是降低人口增长的速度。只有当人口减少到足以减轻人口对生活资料产生的压力时，劳动者才有可能摆脱贫困。正如李嘉图所说“工资正象所有其他契约一样，应当由市场上公平而自由的竞争决定，而决不应当用立法机关的干涉加以统制”。

　　1819年，西斯蒙第立足于“人本主义”理论来考究贫困的本源问题。西斯蒙第将贫困的本源归咎于国家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由于国家过分关注财富增长和保有资本，任由资本家不断壮大，社会财富的分配超出了社会的调节能力，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从而加剧了贫困、饥饿、饥荒等不公现象。基于此，西斯蒙第倡导国家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中应该发挥两重作用，一方面，国家政府以人道主义价值中立的姿态参与社会事务中；另一方面，国家政府以仲裁者的身份参与到社会资源的调配中。西斯蒙第并不主张完全消灭贫困，而是容忍社会贫富共存，强调贫困治理只需实现“穷人的享受包括丰富、多样化和卫生的食品；与气候相适应、数量足够的干净衣服；同时考虑到气候和取暖需要的卫生的、舒适的住宅。最后，通过同样的劳动，穷人至少将得到同样的享受，确信未来的生活决不低于现在”。

　　综合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贫困的论述，可以看出所谈论的贫困在严格意义上讲都属于绝对贫困的范畴，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生活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赤贫者和完全依赖劳动而获得工资收入的阶层。显然，没有从现代社会视角来分析普遍贫困现象，也没有涉及由于生产关系所导致的相对贫困问题。

　　（二）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的批判

　　马克思贫困理论源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贫困思想的深刻批判，从现代性场域和理想性愿景的互动张力出发，构筑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实现了对传统贫困理论的颠覆性革新。具体而言，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贫困阐释的不合理性和政治国家治贫策略的无效性，通过剖析贫困生成的始源、贫困积累的本质，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内在机理。

　　第一，马克思基于现代社会视角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英国社会赤贫现象解释的不合理性。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贫困是市场经济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处在市场体系中的原子式个人，只能通过个人的勤劳努力成为有财者，否则就只能被竞争所淘汰沦入赤贫境地。马克思立足于社会生产的视角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导致大量劳动者无处就业、一无所有。英国社会的普遍性赤贫现象是现代工业的必然后果，工人阶级整体性贫困与英国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有直接的关联性，具体表现为“多么好的新鲜的空气，那是英国地下室住所充满瘟疫菌的空气！多么壮丽的大自然的美景，那是英国贫民穿的破烂不堪的衣衫；是妇女们饱受劳动和贫困折磨的憔悴面容和干瘪肌肤；是在垃圾堆里打滚的孩子们；是工厂里单调的机器的过度劳动造成的畸形人”。无产阶级的贫困不仅表现为物质资料的严重匮乏、劳动者收入的低下，还应该表现为从劳动条件、居住环境到个人身心的全方位的非人化状态。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劳动者个人身上去探寻社会普遍贫困的范式有失偏颇，简单地将贫困产生的根源归因于穷人的愚昧无知也不尽合理，应该从现代社会视角来分析普遍贫困现象。

　　第二，马克思基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内在关系的视角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应对贫困问题策略的无效性。在马克思看来，英国政府全盘接受了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贫困治理思想，通过修订法律制度、改进行政机关执政方式和发展慈善事业来治理贫困，将必然陷入自我否定的矛盾。1834年，英国政府颁布新的《济贫法》，名义上是救济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群，实际上却损害了贫困人群的尊严，迫使贫困人群完全依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被社会贴上耻辱、卑贱、低微的弱势标签，强制赤贫者从事劳动以示惩戒，致使赤贫“纪律化”和“永久化”。英国这一做法，完全符合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倡导“自发调节市场体系”的要求，推动市场体系的确立。于是，政治国家的作用在市场体系中得到了充分发挥。政治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意志的践行者不可能不顾自身利益而实施彻底消灭贫困的政策举措，政治国家的统治者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共享群体更不会绝对主张消灭剥削，如果政治国家要消灭贫困，那它就应该消灭无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从而消灭这个社会和作为它的产物的政治国家自身。资产阶级正是借助于政治国家这一强有力的中介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现代社会贫困现象愈演愈烈，并成为市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针对这种内在矛盾的剖析，一直延续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并开辟出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构架。

　　一般而言，贫困是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导致财富生产能力的低水平循环，或者是由于意外的突发情况致使劳动者暂时失去劳动生产能力，从而形成劳动者生活处于十分拮据的状态。通过对马克思理论著作的梳理，可以看出马克思主要通过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的二元维度来释析资本主义社会下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这组概念，在马克思分析贫困问题的经典著述中一直具有强烈的辩证色彩，一度成为理论界叩开马克思贫困理论大门的总钥匙。

　　关于绝对贫困，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进行了系统阐述，马克思指出“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困，因为整个物质财富世界以及物质财富的一般形式即交换价值，都作为别人的商品和别人的货币与它相对立，而劳动能力本身只是工人活的机体中存在的和具有的从事劳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却与实现劳动能力的一切物的条件，即同它本身的现实性完全分离了，失去了这些条件而独立地存在着”。从这一段论述来看，绝对贫困的内涵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全部的物质财富被剥夺，只剩下自身的劳动力，一无所有的状态。绝对贫困即生存性贫困，是剩余价值规律与资本积累共同作用下的具体体现，表现为收入难以满足基本生活、失业可能性提高等。资本主义社会下大规模的绝对贫困主要出现在战乱期间、经济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社会萌芽时期。

　　关于相对贫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评价李嘉图时指出“他更应该理解，仅仅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即以生产者群众的相对贫困为基础的生产形式，决不能像他一再说明的那样，是财富生产的绝对形式”。从这段论述来看，马克思相对贫困的内涵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工人不得不将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价值的一部分无偿地贡献给资本家。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相对贫困概念是基于“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所决定的分配关系”视角所进行的阐释。马克思在阐述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利润的增长对劳动者的影响中指出“虽然工人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也就是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相对贫困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瘠和财富上的匮乏，还隐藏着社会地位低下和身份的卑微。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作为马克思贫困理论的两个基础要件，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无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都具有绝对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中，劳动者除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状况和劳动者必须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的状况都不会发生变化，也就导致劳动者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状况也不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者地位和物质生活状况的静态反映，而不具有动态特征。无论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是否恶化，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就会持续的存在下去。

　　然而，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阶段，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相继得到大幅提高，于是就简单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已经消失”或“基本消失”、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不复存在”，以此宣称马克思贫困理论“不再成立”、马克思贫困理论失去对当代世界贫困问题的解释力，这种结论有失公允，也很难让人信服，必须予以正清。

　　（二）“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

　　相比较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只多了一个“化”字，所谓的“化”是从英文“-ize”这个词尾转译过来。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对“-ize”的解释，后缀“-ize”表示“使之成为”。由此推演，“贫困化”的涵义可译为“使之成为贫困”，具有阶段性的特征，表示一种动态过程。马克思经典著述贫困论域中，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过“贫困化”这一概念，但论述的逻辑范式和语境结构都隐匿着“贫困化”的蕴意。特别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学说，就是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完整阐述。直到后来，列宁对马克思贫困理论进行系统总结和整理之后，才正式使用“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的概念。可以这样理解，“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是马克思贫困思想的理论精髓，“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的概念是列宁对马克思贫困理论动态范畴的总结凝炼。

　　关于绝对贫困化，最早出现在列宁《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一文中，“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就是说，他们确实愈来愈穷，不得不生活得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多的人栖身在地窖里和阁楼上”。绝对贫困化的内涵表现为：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劳动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劳动者物质生活水平绝对地下降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现役军”和“后备军”的分析范式来分析无产阶级劳动者赤贫的动态变化情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中用“剪息票”来分析由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对无产阶级更深层次、更为隐形的剥削带给无产阶级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动态变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确实存在，这种状态不过是相对地、有条件地存在。诸如，机器替代手工劳动时期产业后备军增加导致雇佣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和发展停滞时期的雇佣劳动高度依赖资本导致劳动者物质生活水平绝对地下降，战乱致使劳动者生活更加艰难。

　　关于相对贫困化，列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中讨论完“绝对贫困化”之后，继续指出“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即他们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额的减少更为明显。工人在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比重愈来愈小，因为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得愈来愈快了”。相对贫困化的内涵表现为：劳动者的收入在社会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在无产阶级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总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可以提高，且前者增长的速度（即人口的增速）远高于后者提高的速度（劳动者的收入在社会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增速），就个体而言，每个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在其所创造的价值中的比重是降低的，此时即无产阶级劳动者相对贫困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使用价值这两大工具，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劳动者平均收入在其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的变化趋势，进而揭示出相对贫困化的深层次内涵。

　　贫困化具有绝对与相对两种样态，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的发展，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资产阶级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份额的上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两者之间的鸿沟逐步加深，必然导致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化。而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又使这种矛盾和斗争更加激烈。一旦矛盾和斗争激化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一方面，由劳动者在国民收入所占的份额有着不断下降的总趋势，资产阶级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上升的总趋势，可以认为绝对贫困化是相对的。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物质生活水平没有不断下降的总趋势，但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机器替代手工劳动、经济危机、战乱时期）必然下降，可以认为绝对贫困化是相对的。再一方面，劳动者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下降，绝对贫困化必然引起相对贫困化。反之，则不成立，由于劳动者实际工资的提高可以同它在所创造的价值中所占份额的下降同时并存，所以相对贫困化未必引起绝对贫困化。

　　马克思贫困理论内在辩证关系表象为社会人的转变，即现实的人与自由的人之间的变换。一方面，由于人的异化致使现实的人转向自由的人。另一方面，由于人的本质复归致使自由的人转向现实的人。在这封闭的循环场域内，由现象到本质映射出贫困始源、贫困积累与贫困衍生的内生条件。

　　（一）贫困始源：政治国家的存在

　　马克思并没有专门针对政治国家展开研究，而是在特定的政治的、历史的境域中对政治国家进行了一些探讨。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即政治国家是“独占权力的正式表现，看做对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承认”。言外之意，政治国家是统治阶级为了实行阶级统治所用的工具。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是与私有制共同存在的组织，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政治国家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所收买，成为“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更是义正言辞地宣称“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贫困产生的根源归因于国家缺乏政治智慧，旗帜鲜明地指出贫困的始源只能从政治国家的本质中去探究。一方面，贫困是既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无数次经济变革的产物，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历史现象。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进程中，只有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政治国家才会出现。随着历史的演进，政治国家演变为奴隶制国家、封建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等形态，这只是政治国家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国家本质属性并没有随之改变。一旦私有制被纯粹的公有制所替代，国家也将随私有制的消亡而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政治国家随阶级的出现而逐渐形成，并被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掌控，国家行为准则的制定必然要利于统治阶级。由此可见，国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阐述“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

　　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马克思将政治国家定义为“虚幻的共同体”，从劳动和分工角度论述了政治国家的产生机理，证明政治国家与私有制相互协同，成为“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立足于阶级关系的视角，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德国的理论家们对此一窍不通，尽管在《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中已经十分明确地向他们指出过这一点）”。因此，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穷的根源归因于政治国家存在的不合理性，归咎于维护代表所处阶级来管理国家的统治者。基于此，马克思认为消除贫困问题的唯一路径就是从贫困始源入手，推翻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打破“虚幻的共同体”，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

　　（二）贫困积累：资本积累的深化

　　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表现为同生共存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力生产的剩余价值，通过扩大生产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来进行资本积累。随着生产规模的越来越大，资本积累的数量也越来越大，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资产阶级，创造财富的多数无产阶级则日益贫困，社会贫富差距和两级分化也就越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述的一样“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资本的本质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物，资本是“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基于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辖，劳动资料由“直接生产者的财产”转化为“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一方面，资本家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攫取意味着劳动者贫困程度的扩张。牟获更多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扩大生产的唯一动因，这一行为并不会因为产生贫困而停滞不前，也不会因为贫困积累而放慢速度。资本家为了实现资本最大程度的增殖，必然会不遗余力地将剩余价值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循环中去，于是就形成了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促使资本扩张的速度远远高于市场空间的增长速度，“资本积累”的动力转化为与之相反的另一种动力，即“贫困积累”的动力，形成全社会购买力萎缩、劳动者贫困更加深化。换而言之，资本的积累意味着贫困的积累。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是贫困积累的直接原因，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农民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程，资产阶级通过资本积累让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统治阶级利用政治国家的权利让无产阶级和农民陷入贫困，资本积累越快，贫困程度就越深。

　　按照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随着资本积累的逐步深化，整个无产阶级物质生活状况、劳动条件和精神生活日益变得恶劣，折射出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必然性。

　　（三）贫困衍生：意识形态下的精神贫困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决定意识。人类的精神世界是物质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物质生活水平不只是给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生产条件和生活资料，也为人类精神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与外部世界物质贫困相对应的还有意识形态的精神贫困，具象为“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基于意识形态下的精神贫困，表现在人们特定经济关系上的概念、范畴和思维，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中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虚假性、控制性，构成了触发贫困的内源条件。

　　意识形态是用社会意识的华丽外衣去维护阶级社会的存在，并通过社会氛围有组织地将统治阶级的意识灌输到个体的认知系统中，进而外化为个体对社会秩序和规制的遵从。一方面，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表象为意识形态对贫困人群的欺骗。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意识形态源于利益，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客观反映。革命时期革命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在夺取政权后居于领导地位的革命阶级摇身一变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再次抛出诸如“自由、民主、博爱”“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利润是资本投资带来的结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商品拜物教”等观念，实则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运动、变化和发展，试图从思想观念上模糊劳动者对其自身贫困的认知，瓦解贫困人群的革命性，淡化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诚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揭露资本主义的虚假性一样“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控制性表象为技术理性对无产阶级的压抑，使其走向单向度。马克思认为，手工业阶段的工人因拥有劳动技能而在生产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机器大工业阶段的工人完全失去任何专业的性质由操纵机器的主体变成服侍机器的奴隶，分工使“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由“完整的、整体的人”异化为“残缺的、局部的人”。统治阶级借助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通过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实施社会控制，无产阶级在强大的文化工业面前毫无反抗能力，人性最基本的好奇心、创造性、独立思考均受到阻止，思维意识辨别事物的判别能力、超越能力、批判能力都被阉割和淹没，被整齐划一地固化了的思维意识走向单向度。

　　由此，马克思认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点在于从意识形态层面认识到资本主义剥削的内在本质，剥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枷锁，撕开资本主义的华丽外衣，揭开统治阶级虚假观念，摆脱利益集团隐性控制。于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成为了必然性。

　　以上论述表明，马克思贫困理论与其政治经济学理论、唯物史观存在紧密联系，且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思想。马克思贫困理论从现实社会生产活动出发，以生产关系为研究主线，科学地破解了贫困产生的本质根源和贫困深化的隐形因素，探寻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贫困积累的规律和趋势，为全世界重新认识贫困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贫困理论，从认识论的维度建构出人类消解贫困的理论基石。立足于当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奉行西方贫困理论来治理贫困，导致越治越贫、贫困问题愈演愈烈、贫困人口日积月累，西方贫困理论在现实问题面前解释力显得软弱无力。与之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贫困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现实情况对马克思贫困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探索出一系列治理贫困切实有效的实践途径，推动了马克思贫困理论时代化。有理由相信，在马克思贫困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反贫困事业必将取得决定性胜利。

　　（作者简介：郑继承，复旦大学yl23455永利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云南远景智库特聘专家）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