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围绕着文化建设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新概念、新主张与新思想的高度凝练与升华，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深入理解和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必要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性的过程。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种契合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二者既存在先在的契合性，同时又在实践中不断被表达，实现着由自在契合向自为契合、原初契合向高度契合的动态演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相遇、结合、融通既是一件宏大叙事的文化事件，也是语词语义等话语层面“‘格义’与‘反向格义’即‘援中入西’与‘援西入中’”的微观互动。“一切理解都是语言问题”，语言层面的契合是价值观、方法论得以契合的前提，这里从话语角度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相契合的实现过程，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提供借鉴。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翻译借用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词概念

　　任何理论深刻广泛地影响中国必须用中国语言进行书写与传布。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从西方语境进入中国语境首先面临的是话语形式的转换，即言说中国话语，也就是从中华语词库中择选“对应词”进行翻译。对应词的选择、赋义与流变，见证了中西文化相遇后进行文本交流与思想碰撞的过程，也见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相契合，完成了价值重构的意义书写过程。

　　汉字是传播中国文化的独特工具，也是中国人接受、表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术语、范畴的重要语言形式。而且，汉字作为表意字，比只有表音功能的语言文字更有活力和生命力，比“音位文字更能保证文化传统的连贯性”。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既有术语、概念进行对译、阐释、评断、表述科学社会主义术语和范畴，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契合性在实践层面的原初呈现。当然，这也是两种存在差异性的文化实现“相通性”的必然选择，正如徐光启所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

　　一是音译，直接用本国语素来表述外来词，即将马克思主义专业术语的音译读法转变为汉字。这也符合外来学说进入中国必然存在音译这一环节的普遍规律。早在17世纪时“西学”的各类学科都有相应的音译，比如科学社会主义中所涉及的哲学“philosophia”曾被翻译为“斐录所（琐）费亚”。而马克思主义在传入时，其名字Max在《近世政治史》中被译为“麦克司”、《近世社会主义》中被译为“加陆·马陆科斯”、吴仲遥的《社会主义论》中则为“玛鲁珂士”等。而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关键性名词共产主义“communism”被翻译成“尼赫力士”“廓密尼士”；社会主义“socialism”的音译词“索昔阿里司脱”“索西亚利士谟”等；无产阶级“proletariat”曾经对应过音译词“普罗列塔利亚特”“普罗列塔利亚”；资产阶级“bourgeoisie”的音译词则有“布尔乔亚”“布尔乔亚西”等。

　　二是意译，根据意思在中文语境中选择对应词。这是文化交流在实践中的最初形态，源自不同语言文化体系的术语、范畴蕴含意义自是不同，翻译意味着源自一个意义网络的语词会在另一套意义和思想体系中获得新的“位置”，意味着已有语境中的语词意义网络的解体与新语境中语词网络的意义重构。其一，译词创制。译者根据自身理解创制与推广“全新”的语词，不过，因为创制词存在“陌生感”“疏离感”等问题，需要深入诠释，否则将面临接受阻滞的问题。同时，随着日制汉字的涌入，创制性的译词因尚未与其他语词形成稳定的意义系统而逐渐被替代，比如严复创造的“天演”、宋教仁使用的“富绅”、朱执信使用的“豪右”等。其二，语词借贷。从中华语词库中择选合适的“意义相近”“身份地位相似”的语词加以对译，正如李博所言“汉语造词时偏爱对本土语素进行组合的方式”。朱执信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bourgeoisie”（今译作资产阶级）的对译词，将其译为“细民”，“若劳动者之观念，则于中国自古甚狭，于农人等皆不函之，故亦难言适当。细民者，古义率指力役自养之人，故取以为译也”。严复也主张从中国已有的语词库中创制对应词“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但由于偏重以古文来造新名词，以旧观念来阐释新理论，存在晦涩难懂，不易接受的问题，“他所译的书，在今日看起来，或嫌稍旧；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不过，对译活动中所产生的一些依附传统文化，且被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概念则得以沿用，如李提摩太、蔡尔康撰写的《大同学》（1899）、梁启超的《中国之社会主义》（1904）、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1906）等译介文本中，社会主义学说比附了“安民”“养民”“均贫富”“井田制”等概念，加深了国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初步认知和了解。其三，借用日制汉字，实现中国传统意识和思维方式的“再回归”。近代以来，国内掀起外来“新名词”输入我国的第二次高潮，马克思主义术语、范畴在翻译时借用了大量原本就蕴含着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日制汉字，如“阶级”“政党”“社会主义”“资本”“人民”等。事实上，中国语言文化较大程度影响日本人的语言思维。自《英华字典》出版以来，汉语更是成为日本人阐释和理解英语语言的“钥匙”。日本人不断对中国文字进行创造性运用，创制出能够与西方术语相对应的新术语和新范畴。明治维新以后，日语中存在大量用汉字标注西方语音的情况，而且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就曾主张以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术语为根基进行择选，不少辞典更像“英汉辞典”。在日本文部省主持《百科全书》翻译工作的箕作麟祥在无法创造译词时则要求汉学家推敲合适的中国古典词句。可以说，日本学者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术语过程中大量使用了汉字的“字形”“字意”，其中原本就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日制汉字中国文化基因。这些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意涵的语词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更契合，他们天然的“熟悉感”“亲近感”等让这些语词更容易被选择、保存、理解与接受。这种古汉语语素被日语用来翻译英语然后再辗转进入中国近代话语体系的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回归书写形式借贷词”。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日本马克思主义术语影响甚重，且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基于日本语境政治诉求而存在的他者赋义，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受到汉语传统用法与习惯性理解的影响，最后经过层层过滤与选择，被接受理解并最终留存下来的是那些符合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术语、范畴。

　　综上所述，汉字是文化的重要表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入中国首先面临的是如何用汉语表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即要实现德语、日语、英语等外国语言向中国语言的转换。翻译则实现了中西文化的调和与互融，不仅让表征中国文化的汉字被不断激活、赋义、改造与再生，而且让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与价值不断得以延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开启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历程，“翻译不但促成了核心概念、价值观和典型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也反映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规划”。同时，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术语也不断丰富着中华语词库，不断推动着中国理论与学术思想的发展。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诠释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对译词的创造、选取只是两种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开端，真正地实现价值观层面的契合则需要一个理解、诠释与传播的过程，毕竟并不是外来文化的所有内容都能够在中国文化体系中被接受。那些符合中国语境现实需要与知识分子价值诉求的内容才能被传播、接受、保存并流传下来，“一个新词、译词能否普及、为语言社会所接受，其决定性因素常常不在词语本身，即内部原因，而在于该语言社会的价值取向”。内嵌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内既有价值取向对科学社会主义内容接受与否、怎样接受等进行隐形的筛选与规约。而且，语言互通与文字对应只是二者实现契合的初步呈现，只有两个概念在语义内涵上实现互嵌、互融、互通，价值层面的契合才能从理论转向实践，从自在走向自为，为日后高度契合奠定基础。外来思想文化进入中国要被理解与接受，语义借助中国文化进行诠释不可或缺，“初与一种外来新思想、新学说照面时，本土文化往往只能用本有的现成术语强作解释”。科学社会主义也经历从借用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词概念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诠释其价值观主张的演变。

　　其一，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意义关联。传统是建立已有认知与新事物间意义关联的关键，潜在地发挥着“映射”作用。任何诠释都受制于历史文化中积累的传统因素。无论是海德格尔强调“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或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还是伽达默尔强调“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前把握的应用”，都佐证着传统因素对理解的重要性。事实上，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进入中国都经历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原有观念和概念中“比配”自身理论观念的过程，比如用老庄的“无”比配佛教“空”的概念，用儒家范畴中的“五常”去比配佛教的“五戒”等，而传教士利玛窦也曾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德、道等概念诠释基督教伦理。科学社会主义要在中国传播，就必须经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诠释其理论的过程，不少中共早期知识分子对此亦有所体悟，恽代英曾指出“利用旧思想以推行新思想最妙”。从历史事实来看，科学社会主义中“主义”在被解释时就曾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与“道”来分析，罗存德在《英华字典》中将“Communism”对译为“大公之道，通有百物之道”，而“Socialism”则为“公用之理”。“共产主义”的诠释充满了中国智慧，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均平”理念展开，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中“Communism”对译为“国民共产”，旨“在于揭破资本主义之不公”；赫美玲则将“Socialism”对译为“均富主义”。用“公”的理念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诠释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以后，“既称为社会主义，那么，社会的物，概当属诸公有，不要为个人所私有，这才对的”。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在实现契合的过程中，经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对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的诠释，并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价值理念之间的关联与融通。

　　其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间的意义投射。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而且是一种实践性较强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是语言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发生的话语事件，文化语境、社会秩序都影响着翻译活动。就翻译而言,它既有着语言转换的功能,同时也有着跨文化阐释的功能。翻译本身也是文化交融的表征，“思想概念、学问知识的翻译，是民族间的相互理解，还是深入本民族文化内部的重新诠释和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并不指涉同一种语言内部的翻译,而是关涉一种跨越语境的语言转换，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译。期间，传统发挥着隐形操纵力，规约译者、受众的理解与接受限度。诠释者总是依托原有的精神文本，根据自身已有价值取向对新事物进行选择、过滤、防御或拒斥，并实现古与今的视域融合与意义共建。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小便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如周恩来在求学阶段已经熟读了《论语》《孟子》《大学》等儒家经典。中国传统是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底色”或者认知滤镜。石川祯浩曾指出，“在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极易受到旧的思想框架的束缚”，“为了便于理解社会主义的印象、概念而将其投射到中国固有的传统中去”。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之初就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厘定的框架中开展，并进行意义投射和比对。比如20世纪20年代《建设》杂志曾多期刊载胡汉民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论述的文章，他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诸子百家思想进行比拟，提出“所以说明社会主义的由来，有人追寻到希腊的柏拉图，有人就附合上基督教教义，从那共通的一点看来，也不是张冠李戴的事。我们翻到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也觉得这种思想（社会主义——引者注），竟是相承不断的”。其中，“孟子的社会伦理观，是先从物质的生活，讲到精神的生活。他认定大多数人不能叫他忍着饿来做好人的。这个见解，颇似马克斯所说‘不是人类的良心司配他的生活，乃是人类社会的生活司配他的良心’”。同时，他指出，孟子的观念是“一个古代的国家社会主义”，东汉的荀悦提倡“一个稳健的社会主义”、北宋的张载主张“行一种社会主义新的生活”。

　　其三，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维方式解读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科学社会主义在实现跨语境流转本身要经历“脱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过程，其所承载的意义世界也将实现新的位移，新文化语境将提供新的思维方式与解读方法，并在协商、交融与吸收后形成新的意义。这点可以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用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方式来审视社会主义窥之一二。儒家建构了道德本位主义的价值观促使李大钊在揭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时就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价值尺度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指出“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并提出用儒家的仁爱互助思想来完善科学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评价也是建立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关联的基础上，“马氏的经济学‘在现在的科学界’正如古人分元素为四种”。当然，承载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概念在克服时空挤压所带来的接受或者抵抗的条件后，在新的话语空间中获得新意义，使其价值主张获得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正像萨义德所言经过跨语际旅行理论实现了“此时向彼时”的转化，获得“文化和智识”的“养分”。比如科学社会主义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个实现未来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价值观念有先在的契合性。在实践中，无产阶级经历了平民、劳工阶级等中国式表述，同时由于真正意义上产业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数量不多，无产阶级指涉范围不断扩大，成为包括诸如农民和一切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的人的统称，蕴含其中且具有较强稳定性和结构性的价值理念不断得以传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进一步深化表达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等理念。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诠释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契合性的必然环节。在此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不仅实现了形式上的“中国化”，而且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实现了意义内涵上的自我确认。

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语义内涵

　　对译词本身在中华传统文化意义体系中有其既定的语义内涵，当它们被“移植”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则意味着其从原来的意义网中溢出，进入新的意义网络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术语形成互文互构、相互支撑，从而得以重构与形塑。此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语义库均得以更新，毕竟“在思想概念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但根据目的语语境调整概念内涵使其顺利融入已有的价值体系，同时也为目的语已有的思想概念体系引进了新因子”。契合是结合的前提，在实践中不断走向结合，实现逻辑前提向逻辑过程的转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事实上，在二者相互契合的过程中，语义诠释与赋义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中带有“复古”“封建”色彩的语词不断被赋予现代化的意涵，使其价值观主张得以时代化，而产生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术语不断被民族化，被赋予中国文化意蕴。

　　一是意义延展。与西方文化发展中出现迫害异教徒等排斥异己的倾向不同，中国文化的发展则更注重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精华，这点从佛教中国化传播可见一斑。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一种学说要能够在中国成为主流，也必然具有兼容性，比如儒学之所以在汉代能够“独尊”亦是在吸收法家、道家思想精髓的基础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是在不断自我革新与思想荡涤中被传承下来，不过承载文化意蕴的语词在文化交融过程中不断发生意义的拓展与转移。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中很多关键性概念都是中国文化体系既有概念的延展，同时在延展中实现了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传递与交融。例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社会”即是如此。“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早是一个行政单位名词，“二十五家为社”（《周礼》）；“方六里，名之曰社”（《管子·乘马》）；“社会”最早是在《旧唐书·玄宗本纪》中使用“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坐饮，散之”，主要是指为了祭神而召开的聚会。之后，“社会”一词的意义不断引申，指涉为共同的目的或者利益而相互联系组织起来进行群体活动。近代以来，“社会”与“主义”共同构成新的语词，不仅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对比化理解，而且传统文化中凸显的“公平”“平等”等价值理念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语义场域中被延续，如“社会主义主至公”“平民与社会主义尚自由，尚平等”“至社会主义，一言以毕之曰自由、平等、博爱、大同”“社会主义保众人之幸福”。梁启超就曾将“社会主义”与“人群主义”等同并与“个人主义”相比较，强调社会主义中对“多数弱者”的关照。这实现了与社会主义在西方语境中表达价值理念的原初契合。在19世纪初的西方语境中“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主要表达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者”对立，反对由个人所有制造成的人类不平等，注重倡导“公平”“平等”。科学社会主义在翻译过程中，知识分子就运用已有的传统文化价值资源在语词对译的基础上进行了意义拓展与扩充。

　　二是内涵赋义。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于西方语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和反思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扩张和劳动剥削等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概念与范畴具有现代性症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科学社会主义碰撞与融合过程中，其自身并非一成不变，契合性的价值理念其具象化的概念与范畴也会不断被赋予现代化性的意涵。只有如此，这些概念与范畴才不会被时代所抛弃，而它们所承载的价值才能得以传承。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断被科学社会主义赋义、丰富与发展的过程实现了“返本”并“开新”，激发了其内在活力，其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获得了当代传承，毕竟“新语词的加入必然促成汉语意义体系的重组，语言社会赋予语词以联想、语体、评价等周边义以及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向”。当然，价值本身的一致性和重叠性构成了赋义的重要前提。新的语词、语义的产生肇始于用汉字接受、表达科学社会主义中具有“西方色彩”的理论、概念、范畴，而具有现代化意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革新，促进中西文化价值交融，实现价值“共创共享”。仅1928年到1930年间就出版了近40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促使“阶级”“阶级斗争”“资本”“资本主义”“革命”“变革”等成为整个社会的流行话语。这些流行话语的“中国化”推动着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在思想深层改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其中“天下为公”的“公”原本指涉“秩序”，服务于封建社会的君王统治格局，主张由君主建构公平公正的政治秩序。科学社会主义亦倡导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中的“公”与“资本”等其他概念结合，强调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均贫富为一体，合资本为公有，公之至，仁之尽也”；而“民为邦本”原是为约束君主德行而主张保民养民利民的价值理念，与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重视“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的价值取向相契合。近代以来，在二者互动与交流过程中，“民为邦本”中的“民”经过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祛除封建社会中无知、懈怠等消极色彩，赋予人民群众正向和积极意义，摆脱封建体制中与“君主”之间的关联，同时彰显保障民众权利、人民主体地位等现代化意涵，使其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理念。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而这种契合性既有恒久性与静态性贯穿，也存在连续性与动态性延展，是一种“存在之链”。这本身也是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文化本身所依附的具体历史形式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消逝，但文化却会游离和超脱具体形式不断沉淀并获得新生。二者契合的价值理念不断被时间化并通过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概念、范畴的演变而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逐渐在历史时空中深化发展。

四、结语

　　契合性既有先在的契合，也有后天在实践中形成的新契合；既有形而上的理论性、抽象性，又有形而下的具体性与实在性；既有文字、概念与语义层面的原初契合，也有多个领域价值理念层面的高度契合。从契合性发生的原初状态来看，最初主要集中概念的翻译与诠释领域，在此过程中初步呈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在近代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过滤、选择与建构。不过，任何概念变化都反映着特定观念的变迁。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在转换为中国语言的过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得以延续、创新与发展，使源自西方语境的思想理论获得中国风格、中国意义、中国气派；另一方面，原本依附于传统政治体制的中国传统价值观逐渐溢出，在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契合中找到新的生长点，使那些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观得以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些重要思想观念的传承依附于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释。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重要的观念被赋予新的意义，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化的转换。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革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的旧有观念，赋予这些概念新意义，促使它们实现现代化转换，开启了近代中国价值观体系的重构。

　　（作者简介：陈红娟，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