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其哲学存在论，而科学社会主义是其政治理论，这是人所熟知的事实。然而，与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相关的论述尚存在需要进一步明晰的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成熟哲学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明晰地指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显然，在他们看来，唯物主义哲学存在论思想和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存在明确的因果机制。从近代思想史看来，在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那里，都有着唯物主义的影子。那么，唯物主义是怎样助产出社会主义思想的呢?唯物主义是否一定和社会主义相关?如果不是，那么在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中，何种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密切关联?本文将力图对这几个问题作出回答。

一、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密切关联：《神圣家族》的经典论断

　　在西方近代社会主义政治思潮的发展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唯物主义哲学一直有着密切关联。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固然和其历史唯物主义有明确联系，而空想社会主义也和经验论等各种唯物主义有关联。在思想史上第一次对这两者的有机联系进行阐述的人是马克思，他在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提出，近代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法国唯物主义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诞育社会主义的土壤，其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唯物主义强调人类利益的合理性，强调人类道德是由人类利益的必然要求产生的。因此，有必要使得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第二，近代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是受社会环境因素决定的，所以人如果要实现自由，不能如自由主义般仅仅强调个人的力量。只有通过整个社会的力量才能使人实现自由，所以需要通过对社会和环境进行改造，以使之帮助人类实现真正的自由。

　　唯物主义本身是一个哲学存在论概念，它主张物质是世界的本原(这里的物质包含了人的生理和社会存在),并认为人的精神和意识是物质之间作用的产物。马克思强调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联，是着眼于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影响。通过分析西欧近代唯物主义思想的特征可以发现，无论是霍布斯式的机械唯物主义，还是洛克、爱尔维修式的经验论的唯物主义，在社会政治方面都存在着共同点，即都从人生理的或社会的事实推导出社会规范。马克思正是从这一点敏锐地察觉到唯物主义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土壤。

　　马克思的这一洞见，深刻阐明了近代社会主义的哲学土壤。但是笔者认为，青年马克思的解释足以阐明社会主义的必要哲学前提，然而对于社会主义是否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还尚未能解释透彻。因为不难发现，不止社会主义，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滥觞，也与唯物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譬如霍布斯作为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奠基人，同样也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他的政治哲学代表作《利维坦》从人类生理本性出发，推演出其契约论和国家理论。麦克弗森认为：“西方从柏拉图以来的政治学说中，人的能力和需求被视为自然目的或上帝的意志的结果，进而被异化为施加在人身上的外部力量，而义务和权利是由这种外部力量所产生的。”自柏拉图滥觞的理念论唯心主义哲学一直深刻影响着西方政治思潮。在霍布斯之前，鲜有从人的自然情感出发论证政治秩序的政治学说。而霍布斯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位从人类存在的事实推导政治权利和义务的思想家，他没有用任何理念或宗教幻想来取代人性，而直接从事实去推导其权利。而正是因为霍布斯哲学的唯物主义特征，才能使其从人的基本欲望论证道德与政治。然而很显然，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并没有成为社会主义思潮的源头，反而他的契约论论证架构为后来的自由主义所采纳。

　　同样地，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洛克也是唯物主义哲学史上的关键思想家。洛克认为感性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马克思认为，洛克的唯物主义是法国唯物主义的重要源头。洛克的“白板论”是法国唯物主义强调教育和外部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的思想来源。法国唯物主义的代表爱尔维修将洛克的唯物主义应用到了解释社会生活中去。爱尔维修之所以将感性的印象、自私享乐的欲望和利益理解为社会道德的根柢，是受洛克的直接影响。然而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家的代表，洛克的政治思想却与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反而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典范。

　　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相较于洛克和霍布斯而言，更是明白地将利益理解为政治理论的前提，把效用最大化作为分析政治和法律的原则。因此可以说他彻底地将唯物主义应用到政治中去。他的功利主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欧文认为：“能够在实际上为最大多数的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创造最大的幸福的政治，便是最好的政治。”这一原则是边沁功利思想的直接引申。然而边沁的政治思想仍然是属于自由主义，和欧文的社会主义倾向有云泥之别。

　　综上，笔者认为，就西方而言，这种主张人的自然情感欲望天然合理的唯物主义哲学，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思潮诞生的土壤，同时也是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诞生的源头。因此，在马克思的经典论断的基础上，尚有必要进一步厘清，究竟何种唯物主义会导向社会主义政治思想，而何种唯物主义又会导向自由主义思想?这需要仔细分辨近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唯物主义元素的不同。

二、政治自由主义与缺乏实践、历史维度的唯物主义：思想史分析

　　霍布斯的唯物主义是一种机械论的唯物主义，他认为无论是世界还是人，都是受到某些特定的推动力后不断运动的机器，运动是在外力刺激下惯性作用的结果。因此，要认识运动，先要认识外力的性质，然后需要认识有类于机械的事物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霍布斯把人也视为机械，认为：“一切所谓可感知的性质都存在于造成他们的对象之中，它们不过是对象借以对我们的感官施加不同压力的许多种各自不同的物质运动。”他把心脏比作发条，将神经比作游丝，将关节比作齿轮。因此，霍布斯把人的情感欲望和行为都理解为机械运动的环节。因为机械运动是一种程式化的过程，它因循着既有的、不变的规则运行。而在这种机械运动下，人丧失了主宰这个运动过程的主观能动性。这个运动的起因、发展和结果，都是在运动规律之下既定、必然的，因此人作为主体无法主宰自己的这种情感行为。马克思认为，霍布斯的机械唯物主义使得“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色彩，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换言之，在机械式的客观规律之下，这种唯物主义使得人丧失了所有的感性和主动性，变成了冷冰冰的机器。在机械唯物主义之下，运动规律如同几何学和物理学的定理般不可改变，所以人的情感、欲望也是如定律般不可改变，更不会产生古今的差异。所以，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没有历史哲学存在的空间。在霍布斯看来，他的政治学说无论在什么历史时代都是可以适用的。正因为运动规律不可改变，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不可能改造人情欲望。而当不同人的欲望发生冲突之时，不能通过改造人情欲望，也不能通过改造社会结构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只有通过强制的权力和作为垄断暴力机构的国家，对人与人之间的欲望矛盾可能带来的冲突进行管控，才能防止社会的失序。这正是霍布斯政治哲学中利维坦国家的必要性的理论前提，也是后来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将国家视为“必要的恶”的原因。正是由于社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自由主义者又认为人性是具有固定性、超历史性，是难以通过实践改变的，所以才会倚仗权力这一“必要的恶”来管控可能失序的秩序。

　　洛克开创了经验论唯物主义的哲学，他并非是霍布斯式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但是洛克的政治哲学同霍布斯有着相近的论证模式，那就是都通过自然状态来讨论政治的合法性。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而洛克的自然状态则被描述得相对和平，他认为：“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然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虽然洛克描述的自然状态和霍布斯有所不同，但是其相似点有二：第一，两位政治哲学家笔下的自然状态都是静态的，也即超历史的；第二，洛克和霍布斯都认为，自然状态下放任发展会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进而需要走出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状态，需要国家的强制权力调解冲突。静态的自然状态观念意味着他们相信人的情性欲望是不随历史改变而改变的。在卢梭之前，自然状态学说都是一种静态的状态，这种假定本身就意味着这些思想家们认为人性是超历史的、不变的存在。然而事实上，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政治理论中的自然状态实际上并不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状态。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中人的偏私、自傲、复仇等特征，洛克自然状态理论中对劳动财产权的论述，都是他们所在的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市民社会中的典型人格特征的产物。正如卢梭一针见血地指出，霍布斯和洛克等思想家的自然状态“其实是把从社会里得来的一些观念，搬到自然状态上去了；他们论述的是野蛮人，而描绘的却是文明人”。马克思也认为，这种自然状态学说将历史的结果和历史的起点倒置，其实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自然状态”表面上描述的是原初状态的人，实则表现的是脱离了政治和法律的“社会人”。而麦克弗森进一步揭示了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反映了何种社会类型及其时代背景依托。他在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进行研究时发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学说中，隐设着每个个体都依附于市场关系这一层面的平等。“在这个市场中，人所拥有的一切东西，包括人的精力，都变成了商品……所有人都必须不断地提供商品(在这个词最宽泛的意义上)给这个市场，并与其它人竞争。”这意味着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并非自然，其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状态，而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人的作用被视为可交换的商品而进行流通。把这种社会状态视为人类自然的状态，实际上就默认了这种社会状态背后结构的合理性。因此自然状态学说是十七、十八世纪市民社会的投射。该学说的逻辑是自然状态下，由于不同人之间欲望的冲突，因此或多或少存在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需要强制权力的补救。它的政治学说是一种对社会的消极补救，而非对人性欲望和社会结构的积极改造。自然状态理论导致的就是对自然状态社会的基本结构的承认。自然状态学说作为一种静态描述，本身意味着其认为包含人情欲望的人性是不变的，而认为人性不变就意味着对现存秩序的承认，就意味着不用积极实践的作用改造社会，而用消极补救的方式来补救。

　　边沁作为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代表，他的功利主义哲学背后的支撑即是唯物主义。然而，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边沁捐弃了自然状态理论。他认为自然状态与政治状态之间的区分是一种单纯的想象：“如果我们略加思索，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两种状态之间，这些名称和定义没有人们所期望的一眼便知的鲜明的区别点。”他因此放弃了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理论，而强调功利原则是“解决任何实践问题的唯一和完全充分的理由”。然而，在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中，“功利”仍然是一种超历史的存在。他将所有人追求幸福与避免不幸的倾向和方式都看作是大致相同的。功利主义学说中，隐含着的前提是一个人的“效用总和”是固定的，而政治的功用是怎样将这些固定的效用加总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古典经济学从来就喜欢把社会资本看成是一个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不过这种偏见只是在庸人的鼻祖耶利米·边沁手里……才确立为教条”,功利主义学说实质上“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边沁也并不试图去探索在实践上改变人的幸福的方式，他的功利主义政治思想主要聚焦在改进法律上，尤其是批判当时英国的民法和刑法传统。他认为当时的法律系统阻碍了人对幸福的追求。然而，法律改革对于人的幸福而言，只能是一种消极的调适。法律改革并不能够带来社会结构和人性的变革，它只是在既有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利用惩罚和奖赏的方式在社会个体的“效用分配”上起作用。边沁之所以重视立法改革，背后的逻辑也是他对于既有社会结构的默认，他只是在既有社会结构上用调适分配的方式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罗伯特·欧文继承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但他却走向了社会主义而非功利主义，其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即是：相对于立法，欧文更重视教育。教育是一种改变人性的实践，而立法只是在既有人性上的调适。因此，边沁的功利主义之所以走向自由主义倾向，背后的逻辑仍然是他把人情欲望视为超历史的普世存在，而且不强调以实践方式对其进行改变。

　　政治自由主义未必都和唯物主义紧密关联，欧陆(尤其是德国)自由主义和唯心主义也有显而易见的关系。但是，尤其在英国，某种类型的唯物主义确实有可能引向自由主义。在英国，无论是通过自然状态方式论述政治合法性的自由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式的自由主义，背后都有唯物主义哲学作支撑。唯物主义者承认人的现实利益、功利和感觉，而自由主义背后是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也是以个人的利益和自由选择为基础的，因此二者存在亲和性。在经验主义盛行的英国，这一点尤为突出。但是自由主义者的唯物主义观念，往往缺少历史和实践的维度，他们对人的利益的分析是超历史的、视为永恒秩序的。而这意味着他们的唯物主义是对当下市民社会现实的合法性的承认而非超越。

三、历史维度与实践维度：唯物主义不同分支与社会主义的关联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欧洲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滥觞和唯物主义也有着密切的关联，笔者认为需要厘清的是，与自由主义者相比，社会主义者背后赖以支撑的唯物主义观念有什么独特之处。笔者试以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两位代表傅立叶和欧文为例进行分析。

　　傅立叶是一位高举情欲旗帜、认为情欲在人类社会事务中占有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家，他将情欲比作自然物理领域内牛顿所发现的引力，视其为支配整个人类和社会的规律。他指出：“人类的情欲虽然一再为哲学家们所贬低和鄙视，可是它在宇宙运动方面却发挥了仅次于上帝所发挥的作用。情欲是仅次于上帝的最可宝贵的东西”,而人类的幸福就在于满足其情欲，社会的矛盾、冲突、灾祸的根本原因在于阻碍人的情欲。他进一步把人的情欲分为三大类，共十二种，包括五种感官情欲、四种爱恋情欲和三种分配性情欲(谢利叶情欲)。因此，傅立叶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从这一点来说，傅立叶和霍布斯有相似之处。

　　但傅立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人类情欲的分析都是置于历史之中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占统治地位的情欲有所不同。他认为人类存在的时期大概分为八万年，将整个人类文明的存续分成了四个大阶段和三十二个小时期，四个大阶段是童年期、成长期、衰退期和没落期。受卢梭的自然状态学说影响，傅立叶认为，在人类的最早期具有混沌的谢利叶制度，但因为农业的幼稚状态和婚姻制的形成，原始谢利叶必然瓦解。在其他情欲的作用下，人类逐步走过了原始制度、蒙昧制度、宗法制度、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五个时期，因此，在傅立叶看来，人类对不同情欲的不断追求导致了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

　　因此，傅立叶与霍布斯等唯物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唯物主义是具有历史维度的，而在霍布斯等思想家看来，人如同机器，其情欲对人和社会作用的机制都是固定的，没有时代的差异。而在傅立叶的理论中，人的情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表现。虽然傅立叶的历史理论带有神秘主义的幼稚倾向，但他已经揭示了历史的改变是由人的情欲需求推动的。因此，当下社会中的人的情欲状态也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会有其固有的矛盾和前进方向。所以，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便不再是对人固有情欲的约束管控，而是向更合理的情欲类型组合发展。这是傅立叶带有历史维度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正是基于此，恩格斯称赞“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

　　傅立叶认为“止步不前分子和倒退主义者一样，都是滑稽可笑的派别。社会运动反对停滞，力求进步”。他主张“我们的使命是前进，每个社会时期都必须向更高的时期前进”。在当下社会中对人的情欲潜能的探究，使得傅立叶的思想具有实践维度。在对于当下文明社会的评价倾向上，傅立叶批判自由主义者和蒙昧主义者。对于蒙昧主义者，他认为这是试图倒退回公元十世纪的倒车，而自由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自认为在文明社会下，人类固有的情欲状态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能够达到完善的境界。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者看不到人类情欲得以改变完善的可能性，只能在当下社会状态中进行修补。

　　傅立叶的历史哲学已经表明人类情欲引力随着历史阶段变化的观点，因此文明社会的情欲状况也必然有可能随着社会的演进而改变。正如赫茨勒指出的：“傅立叶的基本原则在于，社会上的苦难和纷争出自于约束和阻碍人类固有的情欲、冲动和本能。”因此傅立叶以解放人的情欲进而达到新的社会阶段为解决方案，与自由主义者管控人的情欲达到社会的稳定自然大不相同。傅立叶认为，文明社会中人类的感官情欲达到极大发展，但是没有实现人的分配性情欲(谢利叶情欲),而且工业进步导致的竞争使得工人不得不接受愈发微薄的工资，导致极度的不平等。据此，傅立叶认为：“文明制度的工业只能创造幸福的因素，而不能创造幸福。”所以只有彻底改造社会，才能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统一，实现文明制度所不具备的“谢利叶情欲”。而这个改造社会的方案就是傅立叶有名的“法朗吉”协作和谐制度。

　　综上所述，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密切联系，而傅立叶高举情欲旗帜的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发展成社会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其关键点在于傅立叶的唯物主义具有的历史维度。他将情欲引力视为在历史中不断发展的人性，而历史的发展又由情欲本身的发展所推动。正基于此，傅立叶不会将其当下的工业文明社会视为僵化不变的社会，不会将工业社会下的人性视为亘古不移、无法改造的人性。傅立叶也因此得以解释文明社会所固有的矛盾，以及用实践改造社会的可能性。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欧文也是以唯物主义作为他的思想根基的。欧文的唯物主义倾向则从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演化而来。欧文和边沁曾在商业上进行过合作，因此，他借鉴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欧文认为“人生来就具有谋求幸福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他一切行为的基本原因”,而幸福因此也是政治的唯一目标，他进而指出“政治的目的是使治人者和治于人者都幸福。因此，能够在实际上为最大多数的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创造最大的幸福的政治，便是最好的政治”。这些观点都是边沁式的功利主义观点，甚至用词都极为相似。

　　但欧文的政治思想之所以走向与边沁自由主义大为不同的社会主义，和欧文对环境和教育的意义的极大重视有密切关系。欧文在其《自传》中描述其脱离基督教，并进而摒弃一切宗教思想时，提到了他的思想转变。欧文认为，一切教派的教义背后都存在这样的前提，即“每一个人形成他自身的品质，决定他自己的思想、意志和行为，并且为自己的品质、思想、意志和行为向上帝负责”。实际上，这种个人主义不仅是基督宗教(尤其是新教)的前提，而且也是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前提。这种强调自由意志的个人主义忽视了社会环境对人性养成的影响，便会带来默认社会环境的合理性的结果，因此会忽视对社会环境的整体改造。

　　在抛弃宗教之后，欧文转而认为，人性是由环境决定的，而非由个人自己决定。他指出：“我无法造成我自己的无论哪一种品质，这些品质是‘大自然’强加于我的……我全然是‘大自然’和‘社会’的产儿。”欧文的理论彻底地摒弃了个人意志，而走向了“环境塑造人”的主张。他鲜明地指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个人永远是他出生前后所存在的周围环境的产物。”

　　环境决定论是欧文空想社会主义最鲜明的主张之一，但欧文并没有因为环境决定论就认定人是在消极地受环境影响。相反，欧文认为既然人是环境所决定的，那么要塑造合理的人性，必将从改造社会环境入手。欧文曾以人的犯罪行为为例，指出他和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不同。他认为，“预防犯罪远胜于惩罚罪行”,“因此，预防愚昧，从而预防犯罪的政治制度远胜于助长愚昧，因而必然制造罪行，然后又对二者都施加惩罚的政治制度”。欧文批判旧制度，认为旧制度的原则是“承认人对人负责的原则的基础上，借助奖励和惩罚的手段行事的”,这意味着，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理想人性的实现依靠个人自由意志，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着力点在对个人自由意志的保障。欧文的环境决定论则认为理想人性的实现有赖于环境，所以其政治思想的着力点在对环境的彻底改造，而这种改造是通过人的社会实践而实现的。因此，欧文的环境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特点是极为重视实践。欧文重视实践的思想也是在英国传统的土壤中萌生的。英国经验论传统和重视实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青年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所言：“这种矛盾的感觉曾经是英国人殖民、航海、工业建设和一切大规模实践活动的源泉……把经验看做是唯一的拯救良方。”

　　正是基于这种环境决定论和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欧文认为，对于他当时社会中人性所呈现的弊病，要从社会结构、社会环境上寻找原因。循着这条道路，欧文发现私有制是人类弊病的根源。他认为私有制是贫困的根源，引发财产拥有者的骄傲心和虚荣心，并且使得人互相仇恨和疏远。他判断“私有财产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根源”。所以欧文认为，解决当下人性面临的问题，必须废除私有制。基于此，欧文构想了“新和谐公社”的废除私有制的新形态社会，并进行了协作公社的实践。

　　当然，欧文的环境决定论和实践、教育思想在理论上并不成熟，而且陷入了循环论证。对此，马克思曾深刻地批判道：“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欧文的实践理论和唯物主义的不成熟性，正是他的学说陷入空想、寄希望于改革家立刻改变现实的原因之一。

　　因此，尽管欧文的理论建构于功利主义之上，但在功利主义的鼻祖边沁眼中，人性是超历史的存在，所以无需探讨对人性的改造，政治和法律制度只需在既有人性的基础上使得社会效用最大化。而欧文认为人性是环境决定的，环境是可以由实践而改变的，进而可以通过实践来改造人性。对环境和实践的不同看法，是边沁和欧文政治思想分野的原因之一。实践意味着对人性和环境的主动结构性改造。欧文的唯物主义倾向之所以导向了空想社会主义，原因在于欧文的唯物主义带有浓厚的实践倾向。

　　通过分析傅立叶和欧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根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主义(尤其英国经验唯物论式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往往都以唯物主义为基础，他们都以人的情感和利益作为政治的根基。就社会主义而言，社会主义同样强调人现实的利益，与自由主义相比，社会主义更强调人现实的、物质的利益，因此社会主义往往也和唯物主义相关。但是唯物主义有着明显的分野，社会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带有历史维度和实践倾向。历史维度意味着人性不是亘古不变的存在，因此人性必然是历史的人性，那么现代的工业文明和市民社会也便不是自然、永恒存在的。实践倾向意味着通过主动对社会环境进行结构性改造，进而实现更完善的人性。社会主义者强调要彻底改造当下的市民社会，创造一个能实现人利益最大化的新社会，因此他们的唯物主义需要实践和历史维度。而自由主义者的唯物主义缺乏历史和实践维度，自由主义思想虽也承认人的利益情感为政治的原则，但其将人性视为超历史的存在，否认通过改造社会环境来实现良善的政治的可能性，因此只能在不变的社会环境下对人性进行管控约束以防止其失范。

　　在社会主义的成熟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体系那里更体现了上述论断。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哲学革命是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并不等同于变化，而是强调变化来自于主体自身的活动，强调人类社会自己的命运是其自身活动的结果。人作为一种感性存在，在实际生产中必然产生新的需要，人类的“历史”才得以出现，这推动了历史不断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这种自身活动就是实践。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较之旧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在于，旧唯物主义没有把感性存在“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来理解，而马克思把存在本身视为被主体所不断构建，也就是实践的结果。在社会生活中，社会本身也是实践的结果，他强调“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以实践为特征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有着机制性的联系。由于人的社会存在是人实践的结果、是历史的产物，那么，通过实践改变当下的社会存在，进而实现“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便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实践便是对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正是由于强调社会存在由实践产生，所以马克思才会认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的性质界定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也正是从实践对社会存在的改变出发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关于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是十分敏锐的。不过唯物主义的哲学存在论未必只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相关，近代政治自由主义也和唯物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唯物主义内部存在着分野，惟有强调历史维度和实践维度的唯物主义才与社会主义密切相关。具有历史维度使唯物主义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当时的市民社会；而实践维度则有助于探讨人改造市民社会的能力，从而将社会存在改造为满足理想人性的形态。欧洲近代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要素中，或多或少都与这两个要素有关联。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3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