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人类社会生活整体的考察，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表明，精神生活不是孤立存在于人的意识领域的抽象活动，而是人们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且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精神生活。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剖析，马克思发现“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而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法则，在根本上决定着人的精神生活总体发展状况。在资本逻辑裹挟下，人陷入物欲旋涡而无法自拔，使精神生活被抽去内在丰富性和超越性，呈现出普遍物化的病态。

　　（一）资本逻辑打造精致化的精神需求

　　为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资本逻辑要求打造精致化的精神需求，不断引发物欲的涌动与膨胀。物欲的无限膨胀使“物化意识”渗入人的精神，导致人的精神结构失调即欲望压倒真情实感和崇高信仰。由此，精神生活也尽失内在超越性光辉，屈服于物欲的感官享受。

　　一般而言，人的精神结构存在三个层次：感性因素、动力性因素和信仰因素。正当的欲望属于感性因素和动力性因素，在精神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马克思指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这就说明，任何人都离不开满足生活需要的正当欲望追求。但是，在资本逻辑驱动下，满足生活需要的正当欲望逐步转化为无止境追求感官享受的物质欲望，而当物欲不断膨胀直到主宰一切时，整个社会都“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精神生活中的感性因素和动力性因素变得荡然无存，人类逐渐扭曲，沦为物欲信仰的“忠实信徒”，物欲的刺激与满足成为精神生活的主旋律。由此，“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充斥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需求屈从于动物式的物欲，执着于追求各种各样的物质享受与感官刺激，漠视精神升华，最终导致“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

　　为不断扩大消费需求，避免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由资本逻辑所创造的精致化精神需求，不再停留于对商品等“物”本身的打造，而是转向开发与营销附加在“物”之上的抽象符号。在大众广告渲染和时尚潮流等引领下，商品符号成了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表征，商品符号被视为人的个性确证和自我价值表达。于是，抽象的商品符号成为个体情感需求和精神寄托，人们企图通过占有商品符号以安慰自我、标榜自我、释放自我，寻找在现实生活中丧失的主体性。当商品符号成为满足情感需求的唯一选择时，精神世界就只剩下渴望占有的焦虑、占有时的冲动和不能占有的沮丧。长此以往，精神生活便被无限膨胀的物欲所吞噬，丧失内在超越性，人则变成附着于“物”的寄生个体，沦为“消费和生产的机器”，自由自觉的精神状态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想。

　　（二）资本逻辑塑造单一化的审美标准

　　资本逻辑的同一性要求塑造单一化的审美标准，以便满足资本自身的增殖需要。通过“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资本逻辑把精神生活所涵摄的丰富内容简化为纯粹的商品交换关系或金钱关系，“甚至象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货币被塑造为评判人的单一标准。

　　一方面，货币成了人的一切行为的价值准则。资本逻辑并非以“人”，而是以“物”为主导，只关切资本增殖而不顾及人的发展。在资本逻辑宰制下，“生产的目的就是占有。生产不仅有这样一种功利的目的，而且有一种自私自利的目的”，从而使人的自我实现确证方式由开展对象性活动转向狂热追求占有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占有货币成了他们一切行为的价值准则，人的一切意志、情感和理性活动都被亢奋的财富欲所淹没。“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对无产阶级而言，追求占有货币成了他们维持自身肉体生存的无奈之选。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无产阶级为了维持生计，除了出卖自身劳动力，在资本家那里换取微薄的货币，别无选择，因此只能日复一日地接受重复的机械劳动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身体疲惫,精神麻木,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对资产阶级而言，无产阶级“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贪婪追逐更多的货币财富是资产阶级的信条和进行生产的唯一动机。为谋取个人私利，他们甚至不择手段、泯灭人性，精神生活只剩下占有货币的快感。

　　另一方面，货币成了衡量人的唯一标准。在资本逻辑驱使下，“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金钱财富成为人的事业成功和身份地位标识，货币量的多寡成了评价人的唯一社会标尺。结果就是，人们对货币财富的渴求极度膨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往和相互确证被冷冰冰的货币取代，人的精神世界充斥着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在这样的评价标准下，审美能力变得功利化、庸俗化，无论是人还是自然，都被视为工具性存在，服务于货币占有。由此，人们的审美标准日渐单一化，人的精神生活内容日趋同一化，以至于“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三）资本逻辑营造意识形态神话

　　为保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资产阶级利用资本展示出的强大物化力量，编织出资本主义历史无限趋于进步、必然走向美满的虚假意识形态神话，“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掩盖资本主义繁华表象下腐朽，实现对现实的人的统治。在马克思看来，“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无非是资本逻辑的理论表达。通过营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神话，资本逻辑实现了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占领，展现出“精神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施蒂纳的教阶制）的全部戏法”，使人对资本主义物化现状表现出一种麻木不仁和逆来顺受。

　　为掩盖和美化资本剥削与统治的丑恶秘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扭曲形式诱使人们无意识认同现状。在统治初期，资产阶级为自己的旗帜标注上“自由”“平等”“民主”等说法，但它们不过是资产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旨在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所有制、抑制无产阶级的批判精神和自由意志。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尤为善于利用新媒体制造新奇的时尚广告，将自己特殊的价值观念普遍化，塑造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从而主导人们的审美标准。“广告既不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而是让人去希望，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预言性话语。”通过对“物”的渲染，广告不断勾勒出一幅幅虚幻场景，潜移默化渗入人们的精神世界，让人们自发认为这就是美好的现实生活，接受和认同资本主义的残酷现状，丧失自由意志和批判精神。可以说，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诱惑下，人们不再是被动而是主动地屈从于资本逻辑，陷入一种无反思的认同。

　　在诱使人们无意识认同现状的同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诱导人们开展无反思地行动。无反思的行动最初表现为无产阶级的重复性机械劳动。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中，机器不仅成为自然时间的载体，“也成为人类必须遵守的社会时间秩序的调节器”。为适应高速运转的机器化大生产，“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伴随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不断完善，各种各样精致的“符号物”轮番出场，无反思的行动也开始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但是，对物的消费和占有速度总是无法超过物自身升级换代的速度，以至于人们还没有足够时间去认识、熟悉和享受物，物便在时尚潮流的催促下匆匆退场。长此以往，人便被物“牵着走”，精神主动性与能动性逐渐丧失，不再自觉地反思自身行为的价值，而是不断适应物的行动，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系列无意识消费行为。这种物化的精神生活注定是空虚而无意义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作为形塑和支配精神生活的根本力量，既为精神生活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物质基础和广阔交往空间，也导致了一系列物化精神顽疾。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实践是精神生活的现实基础，因而只能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探寻精神生活疾病的秘密。通过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实践，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的类本质、人与人四个维度出发诊断出人的精神生活顽疾的突出症候。

　　（一）人与自然之维：精神生活养料的贫瘠化

　　人作为有生命、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只有通过与现实、感性的自然界发生对象性关系，凭借自然这一对象，才能展现自身的生命、确证自身的本质和孕育自身的精神。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界“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换言之，作为“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自然界并非纯粹的物质存在，更是人的精神之源，为人的精神生活输送丰富的精神养料。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夺走了人的精神食粮，人的精神生活养料陷入贫瘠化，以至于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方面，自然不再被视为人的无机身体，而是可无限开发利用的物质资源和服务资本增殖的直接对象。为谋取眼前私利，资本家肆无忌惮地开发和掠夺自然，甚至“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完全无视自然界之于人的生命存在和精神发展的重要意义，直接导致自然界日渐荒芜和破败。“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而自然界不断衰败，反过来又直接影响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生活需要，使人日益发展的精神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自然界不再是人的精神之源，而蜕变为奴役人的对象性存在。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在进行精神生产时，可以以自然为对象，通过寄情于自然、畅游于自然和回归于自然，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把人与自然之间内在统一关系转化为基于物质利益的外在关系，人的整个精神世界都被货币化的物所笼罩和支配，以至于“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由此，人难以聆听自然、感悟自然并与自然产生共鸣，不但无法在与自然进行交互作用的劳动中自我确证，而且越是通过机巧的劳动占有自然，就“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精神生活随之变得空洞贫乏、毫无内涵。正基于此，马克思痛斥道：“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

　　（二）人与物之维：精神生活主体能力的片面化

　　尽管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人具有独立性，但这种独立建立在对物的依赖的基础上。对物的追求、占有和享用成了人的精神生活的目标。当人完全依赖于物时，“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对物的占有欲和消费感主导着人的精神世界，人所固有的欣赏、感触和体悟现实世界的丰富精神能力被消解了，人获取精神生活的能力变得片面化了。

　　随着人类实践不断发展，人的精神日渐具有丰富性，日益达到自由自觉的状态。然而，在资本主义追逐“物”的实践活动中，人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应有的丰富性和全面性。一方面，人的精神感受能力只剩下对物单纯的“拥有的感觉”。人的精神生活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现实活动，反映和表征着特定社会历史内容和社会生活样式，具有社会历史规定。因此，不同时代的精神生活，总具有特定的时代内容和表现形式，而不同时代的人或同一时代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事物的精神感受也有所不同。可是，在推崇“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其丰富精神感受只剩下对“物”的直接占有这一片面享受，以至于人最终沦为单一感觉的人。另一方面，人的精神生活驻足于直接占有“物”。虽然需要同现实物质相联系，具有现实性的一面，但人的精神生活具有超越性，总是超出自然为人类生活设定的界限，追求真、善、美的崇高品质和高尚境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成了人的精神主宰，人忘却了崇高意义和高尚追求，生活的全部意义皆诉诸具体有限的“物”。如此一来，人本应高尚的精神生活境界就降格为直接占有“物”的片面精神享受。

　　马克思告诫人们：“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质言之，人要谨防物的僭越，不应被物所占有和钳制，而应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去理解和占有物。如此，人才能拥有丰富而又全面的精神生活，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三）人与人的类本质之维：精神生活实践方式的机械化

　　人之所以为人，根本上在于人的生命活动具有自觉性和能动性。“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作为人特有的生活样式，人的精神生活是在自由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体现出来的。人的实践不仅是“创造精神、创造价值生命的活动”，而且是其精神生活状态的决定性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可是，在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中，人被强行拖入机器运转的轨道，在机器前进行重复单调的劳动，完全丧失了自我情感表达和精神创造的能力。这就导致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不再具有创造精神、创造价值的生命本应有的特质。

　　劳动是人创造精神生活的基本方式，而机械化的劳动造成精神生活实践的机械化，直接影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一方面，机械化的劳动让劳动者无法体会到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随着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但是，工人的劳动强度却愈加强化，劳动空间愈加狭小，精神生活发展被严重抑制。在日渐加速、越发压抑的机械化劳动中，工人“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精神生活是人在实践活动基础上实现自身生命价值、追求生存意义的生活形式，而机械化劳动则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实践，其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力量越强大，工人的“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也即同人的类本质就越疏远，愈发难以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机械化劳动让人生产外部世界的方式沦落为动物的生命活动。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是有本质区别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不能把外部世界作为对象，只能按照它所属的“种的尺度”进行片面、直接的符合肉体需要的生产。而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能把外部世界变成自己意识的对象，并按照外部世界“固有的尺度”和“美的规律”，全面而自由地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但是，在机械化劳动中，机器成了工人生命活动的节拍器，工人的每一个劳动动作都是机械化的固定动作。为了满足自身肉体生存的需要，工人只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适应机器运转的节奏，像木偶一样，甚至“就连一个载重的牲口还不如”。由此，工人的精神生活完全沦为机械化生产的附属物，其丰富性和创造性特质荡然无存。

　　（四）人与人之维：精神生活交往的疏离化

　　人的精神生活也是在精神交往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为“精神生活在更大程度上以人们的交往为存在条件，或者说，精神生活本身同时也就是人们之间的精神交往”。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吞没，精神交往也完全以实现个人的物质利益为导向。“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这直接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精神生活交往的疏离，由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竞争所引发。

　　第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竞争，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精神生活交往成为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竞争一方面体现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劳动时间的剥夺。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突破社会道德底线和人体承受极限，不断延长工人劳动时间，“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工人阶级则不断争取更多自由时间以满足自身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此，竞争另一方面体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围绕工资展开的争夺。“借助工资确定什么呢？工人的生活。”资产阶级竭力减少工人工资以降低生产成本，工人阶级则想方设法让资产阶级增加工资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但是，在竞争中，资产阶级因掌握着生产资料而始终具有主导权和主动权，他们对工人阶级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也“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绝”。工人阶级为维持自身肉体生存的需要，不得不任由资产阶级驱使与奴役，在与资产阶级的精神生活交往中始终处于被支配地位。

　　第二，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使资本家之间的精神生活交往沦为相互倾轧。为了能够在商品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资本家们相互视对方为竞争对手，总在想方设法给予对方致命一击。于是，不仅大资本家在不断吞并小资本家，而且资本家们也在资本循环的不同阶段争夺剩余价值。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资本家之间的正常竞争，但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过程充满虚伪狡诈、弄虚作假、以强凌弱、弱肉强食的肮脏勾当和血腥气息，以至于他们之间的精神生活交往沦为相互倾轧。

　　第三，无产阶级内部竞争，使工人间精神生活交往变为彼此漠视和相互猜忌。对工人而言，劳动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为维持自身生存需要，整个工人阶级不得不争夺有限的劳动岗位。这既造成“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者”的对立，也导致“现役劳动者”间无止境的竞争，使工人间的精神交往如同击剑比赛，节奏紧张、相互攻击、相互猜忌，只专注于狭小的个人生活，对彼此生活和生命漠不关心，始终处于一种紧张、冷漠、恐惧的精神状态。

　　总的来说，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决定着人的精神生活现实状况，“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可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按照物的关系与资本逻辑进行组织和展开运行的，人的现实社会关系“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因而，人们难以用包容与和谐的眼光看待对方，难以建立真实温暖的情感联系，其精神生活不可避免地陷入物化境遇，变得日益空虚贫乏。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精神生活物化顽疾是资本主义“物化时代”必然带来的，其消除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自在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自为的”过程。换言之，人的精神生活物化顽疾“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能通过变革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来消除。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以获取和运用自由时间为前提条件，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现实基础，以建立真正的社会共同体为根本保障，不断推动人类社会朝向共产主义迈进，才能真正超越资本逻辑对精神生活的宰制，根除人的精神生活物化顽疾所依存的不合理社会关系，开辟人的精神生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

　　（一）前提条件：获取与运用自由时间

　　自由时间既是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又是“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在运用自由时间过程中，人们不再仅从事维持肉体生存的物质生产活动，也从事科学研究、艺术创作、审美欣赏等创造性精神活动；不再仅追求物欲满足，也重视个性发展和精神需求。“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获取与运用自由时间，是人实现精神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言，“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社会生产力发展为人们创造出大量自由时间，但这些时间并没有被用于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而是被直接转化为劳动时间。“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在资本逻辑操控下，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自由时间”，而是被迫在“自由时间”内进行强制性生产劳动。“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资本家虽然占有生产资料，不从事劳动，其“必要劳动时间也是自由时间”，但他们同样为资本逻辑所宰制，将获取的自由时间用于追求物质享受、谋求竞争胜利和扩大生产规模，在精神生活方面同样沦为生产劳动的附庸。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劳动与时间的对立不复存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财富的尺度[Ⅶ—4]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这个以自由时间为财富尺度的“自由王国”中，人们从谋生的强制性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货币不再作为“终极目标”受到热烈追捧，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全部的自由时间，自觉把自由时间运用于满足精神生活需求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等“较高级活动”，人与人之间能够开展正当合理的精神交往，每个人的精神生活需求得到最大满足，天赋才能和精神境界得到充分发展。

　　（二）现实基础：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人的精神生活物化顽疾的土壤，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造成人的精神生活物化境况的制度根源。正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制度安排和机理运作下，资本主义生产执着于实现剩余价值的增殖，而非满足人的现实需要；创造的丰富物质财富未能用于提升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反而掏空了人的内在精神价值。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出发，指出私有财产是人的生命异化的物质、感性表现，“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使精神生活的内在丰富性和超越性被对物单纯“拥有的感觉”所吞噬，因此，只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人才能从被迫、强制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的生命活动特有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复归人的精神生活的自由自觉发展状态。一句话，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人真正占有自身本质、实现其精神生活复归的现实基础。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所谓消灭私有制，首先并不是要废除一般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正是这种建立在占有和剥削他人基础上的私有制，使无产阶级不掌握精神生产资料，没有自由生产和享受精神产品的权利，而只能被动接受资产阶级主导生产的精神产品，由此造成自身的精神生活被资产阶级支配和奴役。其次，消灭私有制并不是要消灭私有财产，而是要扬弃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人的精神生活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实现人的精神生活的复归，不是把私有财产统统抛弃，而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也即不是简单否定一切私有财产，而是让私有财产复归为人的本质的财富，“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再次，消灭私有制并非意味不追求物质财富，而是要消灭物质财富占有的资产阶级形式。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是人确证自我和展现自我的重要载体。正是在合理追求和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人的潜能和个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精神生活需求能够得到真正满足和丰富发展。“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

　　消灭私有制不能靠思想革命，而是“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但“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复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因此，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人的精神生活复归，还必须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一方面，如果没有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物质财富的匮乏和普遍的贫困，以至于人们不得不重新投入满足生活必需的物质生产劳动，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会继续存在下去，实现人的精神生活复归就会沦为空谈。“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另一方面，伴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逐步建立，从而为实现人的精神生活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世界历史力量，使“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

　　（三）根本保障：建立真正的社会共同体

　　人是社会性存在，个体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个体所处的社会共同体息息相关。“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真正的社会共同体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个体确证个性、开展合理交往实践的生活世界，体现着人的本质。它以每个人的解放为基本指向，在根本上保障了人的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在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体中，少数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特殊利益”被标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个人“私利”成为人与人之间普遍交往的“价值”；作为“人的精神的无机界”的自然沦为资本增殖的对象。在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体，“资本的人格化”取代了现实的人的本质，造成了个人与共同体、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本质始终相互对立。这种共同体不是个人的自由联合，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不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引擎器”，而是资产阶级剥夺无产阶级个人自由的“保护伞”。它实质上“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这一“虚幻的共同体”中，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是由不同个人分担的，而资产阶级既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又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个人的精神自由只是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多数无产阶级只能屈从于资本的虚假自由。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是以“人本逻辑”为轴心的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形式，是维系个人与共同体、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本质辩证统一的联合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在真正的社会共同体中，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都被控制在全体社会成员手中，每个人都从资本逻辑的统治和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能够自由展开丰富的实践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生成和确证自身本质，建构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合理生态关系以及人与人温情脉脉的普遍交往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精神生活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真正的社会共同体以“人本逻辑”扬弃“资本逻辑”，实现了个人发展与共同体发展、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这个人的本质与那个人的本质之间的真正统一。因此，只有建立真正的社会共同体，才能为个人精神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才能为个人精神生活需求的充分满足创造物质基础；才能为个人安放自己的精神提供家园。

　　当今时代，“资本的跨国流动、文化的工业化和资本化、发达的现代科技所支撑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由市场化所支配的大众文化等等，仍然是现时代精神生活难以逃避的生活背景与更为坚硬的存在”。当资本逻辑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不断渗入人的精神生活领域时，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误以为人的精神生活只是在意识领域内的纯粹精神活动，驻足于对文化工业、科技理性、精神病态、艺术审美、消费主义等意识范围内的文化批判，试图以意识领域的变革克服精神生活的物化顽疾。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没有把精神生活的物化问题归结为纯粹意识问题，而是将之置于人类社会生活整体，以对整体的把握为基础，探寻根治人的精神生活物化顽疾的现实道路。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深刻分析，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指认批判特定社会阶段“资本逻辑”下人的精神生活病症，而是以“人本逻辑”扬弃“资本逻辑”，立足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建构，“一种新的精神生活样式，这是一种建基于发达的公民社会、追求个体化与社会化的高度统一、因而个体能够自由自觉地实现并提升其感性丰富性的精神生活样式”。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超越资本逻辑对精神生活的宰制、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也是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思考和解答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注重文化产品的市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求为导向，不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层面的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郭广，河南大学yl23455永利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