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规律曾经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其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形成的生产方式为尺度，认为人类将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表明，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历史将呈现从无阶级到有阶级，再到消灭阶级的发展过程。其二，以人本身发展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为尺度，认为人类将依次经历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这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与生命安全相一致的相依个体、与资源分配相一致的分工个体，以及与主体志趣相一致的自由个体。应该说，这两种理论表述都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即人类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最终走向社会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就此而言，双方理论意涵和逻辑指向是一致的，区别仅仅在于：一是立论切入点不同，“五形态”针对客体的生产方式，“三阶段”针对主体的生产能力；二是演绎逻辑尺度不同，“五形态”依据社会制度，“三阶段”依据劳动能力；三是实现的理想路径不同，“五形态”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三阶段”主张每个人自由发展。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社会形态更替比我们所预料的更为复杂，也更为缓慢；而生产能力递进却一直遵循“社会生产力发展—资源总量增加—劳动者能力提高”的顺序呈现稳定发展态势，尤其是当我国改革开放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对资本的认同和运用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常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五形态”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生产方式的界限。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载体的话；那么，作为介入两种社会制度发挥作用的资本，只能被看作是人类理性的外化形态，进而被视为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标志。因此，社会主义者要深入审视马克思“三阶段”理论，特别是要准确领悟其所设定“自由个性”阶段的条件，并考察这些条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之间的联系，进而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自觉。

一、市场经济体制助推“个人全面发展”实现

　　作为“自由个性”的基础，所谓“个人全面发展”的内涵指的是什么？它是怎样生成的：究竟是“人的独立性”阶段的成果，还是超越了“人的独立性”所获得的成果？如果是前者，意味着人类在市场经济时期就能够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目标，事实上，即便当今发达国家也存在某种匮乏状态，发展资源配置无法避免贫富差距，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获得全面发展机会；如果是后者，则意味着人类已经超越了市场经济原则，开启了新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显然并没有成为普遍的事实。对此，一种合理解释是：一方面，人类没有达到超越“人的独立性”阶段的发展水平，市场经济仍然是人们必须遵循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生弊端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成为横亘在“个人全面发展”面前的障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更高形态，将在“人的独立性”阶段通过机制创新完成“个人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

　　（一）“个人全面发展”的内涵解析

　　从概念本身来看，“个人全面发展”与“个人自由发展”或“自由个性”存在区别：前者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在脑体分工成为主导形态的背景下，全面发展一定是超越脑体分野的发展；后者则强调发展的自由性，主体能够按照个人志趣或性格偏好选择发展方向，体现出较为全面发展的更高样态。

　　人类安身立命依靠自身生命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劳动活动。所谓“发展”归根结底是劳动能力发展。劳动能力区别为体力和脑力，最初，脑力和体力自然融合在一起，体力运用也是脑力运用。即便出现了脑体分工，双方也没有绝对分开，实质上是以脑力支出为主或以体力支出为主的分工。人力附着于人体，人体物质规定性决定了它对外部空气、温度、水分、食物等的依赖，其活动方式则对承压力度、碰撞强度等设置严格边界，一旦超限就会伤残甚至死亡。除此之外，人体还具有个人物质形态，表现为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容颜、肌肉强度和韧性，以及以基因方式存在的遗传禀赋等。这些物质规定性通过后天介入技术能够有所改善，但调整空间有限。体力作为人类早期主要劳动方式，实施对象通常是特定物质，通过改变后者状态或空间、时间分布，使之体现人们需要；同时，体力劳动载体具有单一性：非人莫属；作用具有一过性：人在劳动在，人离劳动无。

　　然而脑力则不同，脑力的基础条件取决于大脑结构方式，还与个体后天受教育水平高低、社会阅历多寡、个人努力多少呈正相关。脑力实施对象是人类既有精神成果，目的是从中找到物质运动规律性，并由此对人们当下实践方式作出判断和选择。脑力成果通常表现为理性外化的精神产品，可物化为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也可人化为行为方式、规则制度等虚拟形态。黑格尔曾把理性功能称为“中介作用”，认为其强大之处在于，按照各种物质要素性质使其成为某个系统中发挥作用的特定环节，脑力主体往往并不参与其中，却能够使整个系统运行体现自己所需要的结果。可见，脑力劳动载体具有多元性：无所不至；作用具有持续性：人在劳动在，人离劳动存。

　　相比而言，脑力劳动是更为高效的劳动方式，真正体现人类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脑力劳动对象即意识成果积累不断丰厚，脑力劳动者必须掌控这些劳动对象，使认知建立在既有知识成果基础之上，才能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在自然界诸多生命现象中，唯有人类在吸纳物种生命经验方面，演化出双重的种群延续之路——除沿袭生物遗传这一物质途径之外，还拥有历史教育这一精神途径。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没有接受教育的人，只能算是自然人，只能运用自身拥有的天然脑力和体力；而只有接受了教育的人，才能算是文化人，才能使用开发后的脑力和体力参与社会劳动。问题在于：接受教育，需要当事人脱离物质生产，专门从事脑力训练，人们只能在获得生存条件之后才能走到这一步，这意味着教育的规模和水平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所获得的资源总量能够供养的脱产人数，也决定了人类生产能力需要经历从以体力劳动为主向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渐进转变过程。当马克思提出“个人全面发展”时，强调的是向脑力劳动方向的发展。体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脑力则需要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才能获得发展机会。因此，马克思把“个人全面发展”视为“自由个性”的基础，属于“人的独立性”阶段的成果：“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居于“人的独立性”阶段，将承担“个人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

　　（二）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个人全面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采用利益机制动员劳动者。首先，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消解了人们在种族、阶级、身份等方面的差别，设置了人们劳动方式选择的共同边界，规范了自由竞争的公平环境；其次，市场机制是客观过程，对劳动成果价值确认避免了因主观衡量所可能造成的失准现象，也节省了人为权衡所带来的海量管理成本，创设了衡量劳动能力的客体尺度；最后，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开放环境中实施自由竞争，按照竞争结果决定利益归属，大体遵循了按劳分配原则，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持续存在的竞争衍生出优胜劣汰、胜败无常、不进则退、只能更好的自发趋势，超出了单纯利益分配性质，演变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机制——每个人面对承压，强者弱者均难以懈怠，不得不竭力挤压自身潜力，做到各尽所能。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劳动者无限上行的发展通道，使能力强者得以将自身剩余财富转变为资本，并利用资本组织生产要素的纽带作用，创新生产过程，使更多财富涌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特别是流动资本，要求货币资本作为动力经过一段短时间不断地反复出现”。市场经济体制使资本客观上成为第一再生产要素，也因资本有无导致社会贫富分化。

　　毫无疑问，资本的出现和发展是与市场机制同步的。社会主义者在市场经济实践中对资本规律渐悟渐深：一方面，资本产生与劳动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资本运用与利己动机密切相关。前者可以使社会主义者视资本拥有者为“自己人”，后者则需要社会主义者管控资本的野蛮生长。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直赋予资本“自由”，任由贫富分化持续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既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又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对市场规则乃至社会整体利益的侵害，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市场原生弊端的消除

　　事实证明，人类很难提供绝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在脑体分工成为主导型生产关系的前提下，脑力劳动者作为强势一方往往利用理性优势，刻意营造或助推一系列伴生因素增加自身胜算，由此衍生出市场经济体制的原生弊端：首先，市场经济一般存在“先天禀赋特权”现象，这意味着无视个体先天差别，将优秀天赋看作这些幸运儿的特权，并借此夸大先天差别的决定意义，视贫富差别为天经地义；其次，市场经济普遍存在“马太效应加权”现象，人们假定，已经获得成功者更有可能再获成功。这种心理倾向使那些拥有较多资源的人更容易获得新的资源，进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最后，市场经济存在严重的“自由裁量赋权”现象，自由裁量权取决于执法者的主观判断，其运用往往出现嫌贫爱富、恃强凌弱现象，营造贫富群体趋于固化观感。可以说，“先天禀赋特权”“马太效应加权”“自由裁量赋权”相辅相成，客观上形成一种助力强者的隐性趋势，不仅严重冲击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而且极大遮蔽了关于劳动能力差距具有暂时性的历史真相。

　　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资本的管控，并非束缚资本手脚以否定公平竞争原则，而是对市场机制自发趋势所积累的不公平因素的警觉和消除。这些不公平因素的生成具有随机性和自发性，在其发生初期不仅无须防范，而且多少有助推社会整体发展的积极意义。然而，当这些不公平因素累积至一定水平时，便会量变引起质变，转而反噬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显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视这一演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是任其发展，当西方政客声称自己是“从实力地位出发”时，也正暴露出他们固化优胜劣汰结果，进而否定自由竞争原则。此举使“个人全面发展”成为奢望。

　　当代，西方国家违背世贸组织规则，刻意对竞争者打压，实施霸权、霸道、霸凌，搅乱供应链、产业链、技术链，就是市场经济原生弊端极化所导致的反噬现象。这一现象表明，人类运用市场经济方式发展，符合“人的独立性”阶段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本身也需经历发展完善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肩负着将市场经济体制推向新阶段并最终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

二、“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的当代解读

　　“人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是实现“自由个性”理想的第二个基础。这一表述包含两个概念，一是“共同的生产能力”，二是“社会的生产能力”；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读“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二是如何使其成为“社会财富”。

　　应该看到，人类工业化初期，“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本来就具有“社会财富”性质，人们可以无偿使用，资本家对其运用就不费分文。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这一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共同的生产能力”而言，出于竞争需要，科学技术逐渐成为第一生产力，其成果受到专利保护，变成了一种排他性财产：一方面，知识产权作为稀缺资源，法律保护或有条件运用有助于其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作为精神成果，其可复制性或无条件运用具有强大的生产潜能。如何在促进科技进步的“限制运用”和推动生产发展的“放开运用”之间寻找平衡点，客观上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迄今为止，人们想到的最好应对方法就是设置知识产权的“有效期”。就“社会的生产能力”而言，分工布局一向受制于竞争规律，集体力形成大体遵循了主体利益最大化原则，由此建构出符合主体需要和能力水平的分工秩序。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资源配置越来越拓展至世界范围，大大增加了集体力生成的可塑性：一方面，劳动能力强弱的固定性正在被劳动力资源的适配性所替代，由此使落后国家的发展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所拥有的国际分工优势地位，倾向于把产业链、技术链演变为一种博弈工具，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人为阻断全球化进程。究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还是遏制经济全球化进程以维护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客观上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又一道时代难题。显然，这不仅取决于双方的现实博弈，也取决于双方的力量消长。

　　与此同时，另一种挑战正在悄然到来。经济全球化已经使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幕后走到台前，人类只有组成命运共同体，才能合理应对这一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是在科学力方面还是在集体力方面，都在通过不懈探索和创新发展，对时代之问作出正确回答。

　　（一）马克思对“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的阐释

　　所谓“共同的生产能力”，被马克思称为“科学力”。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科学力通过探索自然界，“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进而催生出新的生产部门，“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

　　所谓“社会的生产能力”，被马克思称为“集体力”，即“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集体力创造生产力的奥秘在于：分工合作关系共享了理性成果资源——在分工背景下，劳动者理性专注于特定劳动对象，往往更容易把控其性质、特点以及劳动资料适配度，进而形成更高生产效率；合作关系则使这种高效成果彼此共享。集体力也被称为“社会劳动生产力”，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唯有人类才具备这一能力：“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这种集体力取决于分工关系所营造的集体合作性质，而“资本的生产力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表现”。

　　在更多场合，马克思把集体力和科学力相提并论，强调二者共同具有的“社会力”性质。“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例如，在机器上，劳动的可见产品表现为劳动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自然力和科学—— 一般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精华——自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劳动的剥削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资本所以是生产的，因为它（1）作为进行剩余劳动的强迫力量，（2）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吸收者和占有者”。无论“社会一般生产力”还是“社会劳动生产力”，虽为资本所用，资本却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人口增长、共同活动、科学、机器被马克思看作“不费资本分文的生产力”。

　　（二）人类在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前提下，社会力生成、发展及存在的基本特征

　　其一，形成自发性。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体现理性的主导作用：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主体目标，二是选择效率最大化行动手段。科学技术的运用、分工关系的建构，无一不同该目标与手段相一致。

　　在实际中，情况更为复杂。最初的个人自觉选择一旦被纳入特定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就会迫使这种选择固化，进而成为一种压迫的力量。马克思针对分工关系指出，“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一方面，无论形成科学力还是形成集体力，最初也许是相关主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发选择；另一方面，一旦双方在社会关系中生成，这种社会关系反过来成为对人们的制约，人们不得不被动地服从这一社会关系。导致这一反转的根本原因在于，掌控分工体系的管理者占有了分工所创造的集体力，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再允许既有的分工布局出现变动。

　　社会力形成的自发性是一种积极力量，其持续作用只能通过劳动者自由选择权来体现，任何固化方式都不符合理性发展的需要。换言之，社会力的发展机制应该体现在个体主体和整体主体两个层面，个体向好是社会力发展活力的基础，整体增强是社会力发展的目标。

　　其二，成果积累性。理性成果既来自历史成果的积累，又是新增成果积累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无论是科学力还是集体力，其成果都会进入持续积累过程，社会力持续增强具有不可逆性。

　　社会力成果的积累性是人类整体发展持续向好的根本原因。它意味着，人类将创造出越来越丰厚的公共资源，使主体直接劳动越来越退居次要位置。尽管社会力成果作为死劳动需要活劳动予以激活，但这一劳动投入将逐渐位于生产过程之外。马克思通过分析大机器生产方式，得出了人们可以“站在生产过程旁边”的结论。同时，社会力成果的积累也是生产要素越来越具有可控性的过程，表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不断从被动性向主动性转变，劳动生产率不断从低水平向高水平转变。

　　其三，存在客体性。一方面，社会力的形成都与主体有关，都是人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付出劳动，尤其是脑力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任何单一主体都无法独立创设或支配社会力，它只能是在社会关系中完成，是社会合作的结果。

　　就此，马克思揭示了这一困局：社会力既是人们共同形成的产物，又反过来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支配着人们。“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因此，人们要实现对社会力的支配，必须成为科学力和集体力的主体，即拥有从整体上运用或调整社会力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作为代表全社会共同利益的主体，取得了这一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预见到社会力应成为从属于人们的“社会财富”，曾考虑通过“自由人联合体”来实现。从其关于理想社会“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描述来看，其立论底色具有浓郁的自然经济性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人联合体”从逻辑上将被“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代替。后者意味着统御社会力的资源配置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个覆盖全人类的管理权力将成为客观需要，而国际关系民主化是通向该目标的必由之路。

　　（三）社会力成为从属于人类的社会财富的逻辑可能性

　　就科学力而言，其内在矛盾体现在生成个体性与运用整体性上：一方面，社会推出相关法律保护知识产权，使用者只有付费才能使用相关知识成果，以此鼓励拥有者更多发明创造或更多人投身于发明创造；另一方面，设置知识产权保护时限，超过时限，相关知识成果就变成人人得以使用的公共资源。实际上，在社会主义价值观氛围中，激励发明创造并非物质利益一种途径，精神褒扬也十分重要；而且，在社会主义公有制领域，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流互鉴、互通有无能够创造出更好的共赢局面，即便是实施先富帮后富，邓小平也曾考虑过“技术转让”方式。这些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科学技术推广范围留下了空间，展示了在化解科学力生成个体性与运用整体性的矛盾方面更为合理的选择方向。

　　就集体力而言，其内在矛盾体现在分工合理性衡量的局部尺度与整体尺度上：分工关系一开始往往是自然发生的，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对分工助益共同体利益的认知；而一旦共同体规模出现了突破，原有分工布局的合理性受到冲击，在更大范围配置资源便会形成新的合理性尺度。然而，问题在于，出于既得利益考虑，一些人会排斥甚至反对新的分工布局，尽管后者归根结底对所有人都更有利。事实上，人类并没有找到在两种尺度中妥协的方式。目前，以发达国家为一方的共同体，持守“强者支配弱者”的分工原则；而以发展中国家为一方的共同体，主张“强弱平等合作”的分工原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打压异见者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也力推新的分工布局，前提却是“共商共建共享”，并不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他人，更不会打压异己者。此举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渐进的集体力增强模式，是人类面临全球化新形势所采取的更为合理的应对方式。

　　社会力形成自发性、成果积累性、存在客体性，共同展现了一种规律性前景：无论是科学力还是集体力，发展至一定程度，就会越来越主导生产力水平，进而影响社会关系性质——财富增加重心将从直接劳动转移至间接劳动，或者说从人的劳动力转移至社会的生产力。面对社会力这种日益丰厚的公共资源，人们没有必要再把发财致富寄托在对同类巧取豪夺上。此时，“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社会力成为“社会财富”

　　如前所述，马克思把“人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看作实现自由个性理想的两大基础之一。如何实现这一转变，是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此之前，有两个基本前提必须予以确认：一是该转变属于“人的独立性”阶段的任务，即必须采取市场经济体制完成；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证明难以承担该任务，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用创新方式来实现。

　　如果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伴生现象，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素的话，那么，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下的民营经济，实质上分担着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随着公共资源帮扶弱势群体力度的增加，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摆脱贫弱状态，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同样，民营经济也将获得快速发展，作为体现“人的独立性”的经济形式，客观上成为劳动解放的一种路径。民营经济一旦进入市场竞争，其发展只能仰仗劳动者能力的提升，即迈向“个人全面发展”目标。如今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占到科技成果70%的比例，将来必然进一步增加。就此而言，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将在社会力转变为社会财富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

　　（一）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对发展“社会力”的双轮驱动

　　继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之后，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民营企业“做大做优做强”的任务，由此可见，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目标模式上已没有根本区别。一个是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社会财富创造源，不仅在社会力重塑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而且在帮扶弱势群体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另一个是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社会财富创造源，无论在科学力发展还是集体力完善方面，都属于基础性动力。二者的多姿多彩、竞相出新，将使社会力在整体上呈现一种日益繁荣的局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经济，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宝贵资源，也是帮扶弱势群体、使全体劳动者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力量，只能继续发展，不能弱化或萎缩，更不能化公为私；与此同时，国有经济不能以取代民营经济为发展方向，不能使自身发展以压制民营经济为代价，双方只能是共同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国有经济需要对在市场竞争中遭到挫败的弱势群体施以援手，使他们有可能东山再起，重新成为市场主体；另一方面，国有经济要成为制衡私人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力量，引导其利己动机向社会公益靠拢。

　　民营经济是体现马克思“人的独立性”阶段的一般经济形式，构成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基本环节。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为每个人成为独立市场主体提供了可能性，“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是人们不同选择的产物，换句话说，民营经济能够占据我国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恰恰表明市场经济常态，正是这种压倒性的数量比例，才能成就“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市场经济体制所提供的宽松创业环境，使个体较为容易走上创业之路，进而使其作为市场主体直接面对行业竞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社会成员的创造性，后者集中呈现为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它们既存在于发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又经历着沉寂、消失、转变的过程，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卷入其中，寻找梦想、享受生命，也饱尝艰辛、经历磨难。可以说，市场经济既是一种炼狱，也是一座熔炉；既使生命痛苦——窘迫到难以自处，又使生命展开——延伸至无限风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衍生的万千民营企业，形成了普遍的社会动员，也使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直接对接社会生机与活力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模式，民营经济扎根在亿万普通劳动者之中，连接着他们无穷无尽的理性与智慧，是发明、发现的源泉，也是原创性、突破性的苗圃，当然也是科学力和集体力持续增强的大本营。人们在这样一所社会大学校中，各求所愿，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拥有了民营经济，就等于拥有了一支生力军。

　　从本质上说，资本属于理性外化形态，其运用作为强者自主劳动方式，代表着一种进取力量。社会主义者拿到资本，就拿到一流的生产要素。当社会主义者展示共同富裕目标时，资本需要重新思考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利己选择和利他选择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经济事实表明：共同富裕将使强弱合作上升至强强合作，归根结底对包括私人资本在内的所有人都有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呈现兼顾两种利益、认同两种选择的合作共赢模式。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作用推动社会力向社会财富转变

　　马克思一方面肯定“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由分工所导致“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又指出：“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这强调了一个集中统一权力把“预先制定的规则”分配给共同体的必要性。这一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得到充分运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作用拥有强大能力的根本所在。从根本上说，政府所拥有的集中统一权力，不仅可以合理安排既有科学力、集体力，也可实现其有序发展，能够整体性和长期性地合理配置资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国积极推进全球科技交流合作，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签订114个政府间协定。在深入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方面，我国积极推进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和技术转移中心建设4项行动。分三批启动 53 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支持3500余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为期半年以上的科研工作，培训超过1.5万名国外科技人员，资助专家近2000人次。面向东盟、南亚、阿拉伯国家、中亚、中东欧国家、非洲、上海合作组织、拉美建设了8个跨国技术转移平台，并在联合国南南框架下建立“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心”，基本形成“一带一路”技术转移网络。我国主导发起的“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成员单位已达到67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除了一直坚持常态化的对口支援之外，我国累计选派28.98万名科技特派员下到农村。他们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经地方党委和政府按照一定程序选派，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民看病难问题，按照市场需求和农民实际需要，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优势特色产业开发、农业科技园区和产业化基地建设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科技特派员连同大学生村官等，利用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帮扶弱势群体，以实际行动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成为社会力转变为社会财富的内在环节

　　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之后，社会力的发展和运用步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如果说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一度扮演了构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角色，对社会力的生成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经济领先和政治霸权地位，不惜破坏市场自由竞争规则，采取一系列打压措施，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潮流。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建立在个体本位基础上，国家被看作“不能没有的坏东西”，其政治体制体现的三权分立、央地分治、朝野分庭，严重肢解了政治权力的集中性、统一性和权威性，当面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等国破浪远航。西方某些政客利用其所拥有的资源，恶意打压对手，破坏市场自由竞争规则，迫使竞争者就范，以继续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成为逆全球化的罪魁祸首。

　　显然，深化全球化要求更加注重资源配置的整体性和长期性。这不仅是人类应对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需要，也是人类全面推进社会力向好发展的需要。资源配置的整体性和长期性是一体的，无论是科学力还是集体力，整体性和长期性都相互关联。帮扶弱者，是为了使劳动者整体变强，采取的方式则是强者在一段时期牺牲一部分现实利益，当弱者变强时，这部分利益就能够得到补偿。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其支持了强者主动出让一部分既得利益帮助弱者的实践：一方面，遏止市场经济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自发趋势；另一方面，通过整体变强形成新的发展态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和天下观念，能够产生出这种意识。再者，社会主义者使用一部分公共资源帮扶弱者，社会心理能够普遍接受。

　　无论如何，政府作用体现在介入资源配置领域，邓小平曾考虑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来帮助弱势群体。这种介入的突出特点是把资源向弱势群体作了倾向性使用。对此可作两方面判断：

　　其一，倾向性使用资源意味着强者群体既得利益付出了某种代价或遭受某种损失，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共产党宣言》主张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逻辑要求。强者群体掌控经济、政治大权，一向以自身利益优先，能否转而刀刃向内，主动减让自身利益，助推资源配置模式完成这一革命性变革，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环节。执政党身居强者群体，对此可率先垂范，使此举成功实施。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强调通过自我革命来推进社会革命，之所以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来壮马克思主义之“魂”，就是为了完成人类文明史上这一空前壮举。

　　其二，弱势群体变强将使社会合作的强弱格局演变成强强格局，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提升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将反哺包括原强者群体在内的全社会，由此所创造的社会和谐局面将显著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可见，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作用从整体性能力提高这一需要切入，在长期性发展效益这一成果显出，成功地实现了在资源配置领域的一次战略转换，通过暂时的局部利益失衡赢得了长远的整体利益均衡，化解了人类文明史上一直无法化解的贫富分化、强弱对峙局面，为人类迈向以共同富裕为特征的理想社会描绘了可望可及的前景。

　　社会力转变为社会财富面临利益载体的局部性和整体性、利益实现的现实性和长远性之间的矛盾。当个人全面发展实现之后，这两种矛盾的对抗性会弱化。当所有劳动者的成果都以精神形态呈现的时候，部分人使用和全体人使用、当下使用和未来使用，并没有根本区别。社会力将自然转变为社会财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拉开贫富差距的方式，加快增加社会财富总量，进而化解发展资源配置“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2035年，中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迈出坚实步伐，个人全面发展也将初步实现，自由个性局面亦会初见端倪。由此将印证马克思的预言——与人们需要相一致的自然必然性的王国，“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作者简介：余金成，天津师范大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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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