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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首次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2023年10月7日至8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鲜活经验提出诸多新理念、新战略、新坐标，既明晰首要政治任务、聚焦新的文化使命，又指明基本遵循原则、提出具体实践要求，既创造性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又以一系列拓展性、独创性成果极大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解达到新高度，标注着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至新境界。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尤其是其中蕴涵的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不断增进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理论认同。本文尝试从科学社会主义视角探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力求理论论证言之有据、言之有物、持之有故，以期为增进对这一思想的理论认同提供学理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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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性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新发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概念，是一个言简意赅、内涵丰实、内容丰赡的复合词。从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在考察殷墟遗址时首次提出，到2023年6月2日他在主持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提及并视其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实现了现代化、社会主义、传统文化的有机交融和复兴叙事、文明叙事、价值叙事的深度嵌合，彰显了中华文明底盘坚实沉稳、底色鲜亮明晰、底蕴深厚笃实的鲜明品格，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新发展。

　　第一，这是对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曾指出：“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着的东西就必然要经过一定的顺序和阶段，即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开化进入文明。现在的文明也正在不断发展进步中。”[2]据历史学家考证，人类最早的文明中心诞育于约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的交互作用下，某些以深耕干旱荒原为主业的公社组织顺利实现从“部落文化”转型跃升至“文明”的成长阶段。文明与部落文化相较，其本质特征主要涵摄以下方面：以城市为中心，制度化的政治权力，文字，纳贡或税收，阶级或等级的生成及其分化，宏阔的建筑，分门别类的科学和艺术。以上特征仅作为判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明性质的一般指南，并非所有文明形态都同时兼具。譬如，南美安第斯山脉文明在没有文字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古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则在没有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一旦文明在欧美和北美大陆的一些地区生根，便向四面八方传播、扩散、延展、推进。这些古代文明既有共同的特征，如社会关系和性别关系新的不平等，也有自身独有的特点和独特的类型。譬如，苏美尔文明以城市类型为主，埃及文明以帝国为主要表征，米诺斯文明以海洋文明著称，印度河文明以保守为鲜明标识，等等。[3]人类社会历史的创造、发展并非可以随心所欲、自主选择，而必须基于一定的文化结构、传统路向等历史条件，这些条件实际上构成了新的文明类型建构的现实前提和先决性基础。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明，需要传承，但这种传承不是全盘接受、简单回归或复古，而需立基当代的实践加以抉择、省察、重构、拓新并赋予新的时代意涵，由此产生新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传承性与创造性有机统一的整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到现代社会的阶段所生长起来的崭新形态，是中华文明在“时间轴”上渐进演进、深度继替的产物，或曰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形态。

　　第二，这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和超越。文明与一定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紧密联结。同时，文明一经生成，其自身也有一个发育、生长、成熟的逐步进化、新陈代谢逻辑。英国费边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维伯夫妇认为，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它就“一个败仗接着一个败仗地在后退，把它打击得越来越绝望的，就是它亲自建立起来的文明和培养起来的生产力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历史长河中资本主义不会是划时代的纪元，充其量只是一个插曲而已。[4]文明是一种社会关系，以进步完善为基础，对所有民族、所有国度开放，各民族、各国度以不同方式都能取得不同程度的文明成果。然而令人惊叹和厌恶的是，当19世纪初资本主义文明与其他民族相遇时却自视优越，种族主义泛起，文明概念成了谴责他者和控制劣等“野蛮人”的意识形态。[5]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网站报道，四分之一的亚裔美国人担心他们的家庭成员会因种族身份而受威胁甚至攻击。[6]资本主义文明是以资本为本位、中心的文明，与以人民为本位、中心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成鲜明对照。美国学者赫德森发现，在新冠疫情暴发的一年内，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的财富在增长，而其余99%的人的财富在缩水。[7]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是现代的，一个重要动因在于其承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定性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列宁于1913年3月在《启蒙》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8]从学理上分析，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主要体现在深笃的人民性、深厚的实践性、深阔的文明性。深笃的人民性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提供厚实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支撑，深厚的实践性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提供鲜活的现实基础和活力之源，深阔的文明性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养料。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在人民的社会实践和人类文明成果的多重机制作用下不断得以涵育、滋养，昭示其具有峰回路转、百折不挠的坚强韧性，意味着其崛起具有极强的历史必然性并造福人类。

　　第三，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扬弃和超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不是中华传统文明的“翻版”，也不是其他类型社会主义文明的“再版”。马克思在研究西欧社会的同时，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也对俄国、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进行探讨，尤其是以俄国为典型样本大胆构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绕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可能性。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围绕俄国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较短时间内加快文明进步步伐，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和可行性设想。列宁逝世后，苏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方面既取得巨大进步，也有诸多教训，尤其是斯大林模式的日益僵化、固化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曲折和波折。这种曲折和波折，既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错误，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文明的衰败。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实践也有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辛淬炼的实践过程。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既是一种“实践的事情”，也是一个“社会的素质”。[9]这表明：一方面，实践是文明生成的现实前提，文明是实践的智慧结晶，文明的生成离不开实践的发生和发展；另一方面，文明是量度社会开化状态的一把自然“标尺”和重要“金钥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鲜明标识和独特标记。在美国学者马兹利什看来：“要注意文明概念与现代化之间的紧密关系。一些情况下，二者几乎被当作同义词来用。”[10]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立得住、行得稳、走得远，最根本的在于其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展现了现代文明生长的另一幅图景和另一维向度。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不仅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亦具有里程碑意义。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之新的蓬勃生机的焕发，昭示着科学社会主义在历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短暂曲折后的再次复兴，意味着世界文明在社会生产力积累发展基础上获致跃升、转型、演进的新的可能性，体现着人类文明演进、演展的正确趋向和历史走向，彰显着现代化生长路径的新图景和多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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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性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重大判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的新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成长进路、演进路向、发展轴心、生成动力决定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引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项根本制度，这是我们党思想理论建设成熟的表现、自信的表征、自主的彰显、自觉的彰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的新发展。其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首次擢升至“根本”制度的层面予以深化认识。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以贯之强调的思想主旨。在马克思看来，“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在19世纪50年代末，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2]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经济派盲目推崇工人运动自发性而忽视科学理论之指导性的荒谬论调，列宁在《怎么办？》中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3]在列宁看来，对于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而言，不可能自发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从外部进行“灌输”，是无产阶级从自发走向自觉、从自在走向自为的枢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4]邓小平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视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予以突出强调。基于上述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擢升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层面，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这表明，这一根本制度的规定、定向、定位，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质的规定性，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对我们党以什么立场、择怎样的取向、担何种使命、朝什么样的愿景进军等基本问题从根本性、本源性、方向性的高度予以擘画和布局，在更高的界面优化理论武装的境界和格局，对锚定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征程“最大的政治”的发展取向、引领定型化发展发挥决定性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强调这一根本制度的功能结构和取向定位，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否则就会剥蚀文化的主体性价值。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传统文化是内生的、根深蒂固，马克思主义虽是外来的，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运用、创造则是自觉、自立、自愿、自如的。在这个求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与中华民族传统菁华精粹有机融通、复合叠加、深度交叠，并赋予崭新建构起来的中国文化以新的形态、新的使命、新的特质、新的气韵。在习近平看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须臾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因为这两个“脉”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突出强调“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习近平看来，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必须自觉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这也是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得出的深刻结论。譬如，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巴黎公社仅存续72天，一个重要的教训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有效领导，导致内部各种力量分散而难以得到有机团结和统合；苏联解体的一个直接动因是苏共放弃意识形态领导权，造成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混乱，为反党组织的发育和发展大开方便之门，最后导致离心离德、分崩离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效率与公平、生态与生产、多元与一体、发展与安全等两难抉择，凝聚多样化社会价值共识难度不断加大，亟需党的有效领导供给统一的意识形态产品，才能确保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阿普特认为，“政党在所有当代社会的现代化竞争中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同社会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往往是由政党所决定的”。[15]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就是要有明晰的价值共识，避免犯方向性错误。唯有始终不渝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厘清符合现代化发展规律和内在趋向的发展理路，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沿着科学的路径、合理的战略、有序的步骤、合宜的方略、拓新的框架蹄疾步稳阔步前行，从而充分保障现代化成长的方向明晰以及发展战略的合理性、渐进性和有效性。

　　第三，从党内法规、法律、政策文件等不同层面有效保障这一根本制度的落实落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并非停留于政治倡导、宣传宣介的层面，而是有诸多细化、规范化的制度安排及其现实运行得以展现和彰显。一是制定颁布《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党内法规，并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其他领域相关党内法规之中，压实、细分、明晰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区间，构建意识形态领域有规可遵、有矩必守、有据可寻的制度结构，为建构和建设具有统合力、号召力、亲和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制度化支持、支撑体系。二是通过制定《爱国主义教育法》《英雄烈士保护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优化、规范化意识形态工作阵地和平台建设。

　　第四，立破并举，注重网络“场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同各类、各样、各色错误思潮作坚决的斗争，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历史经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基于经济利益的不可调和、根本对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较量往往采取经济、政治和思想理论三类斗争样态。其中，思想理论斗争是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灵魂，确保无产阶级斗争的正确方向。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不仅在传统阵地，而且在网络等新兴场域，思想理论斗争同样不可避免，有时甚至相当激烈，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前没有碰到的新问题、新挑战。互联网的急遽发展给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交流交融交锋产生的影响“前所未有”，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习近平站在时代和科技前沿，创造性地提出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是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化的必然要求，创造性地提出思想舆论场域之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的分类结构并提出相应的因应方略、解决之道，创造性地提出区分政治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三类问题的机理、边界和应对策略及其机制，创造性地提出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等等。同时，对如何做好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深邃思量、深远布局、深化改革，创造性采取一系列开创性的举措。譬如，创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后改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召开党的历史上首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制定颁布《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部门规章和《党委（党组）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等党内法规，有效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机制体系、工作体系逐步制度化并日臻优化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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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主体自觉，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及其内在结构的理解

　　唯物史观认为，文化究其实质而言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生产关系在观念形态层面的反映，归根到底决定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文化对经济结构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6]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深刻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7]这种伟大影响和作用既体现在质的层面——促推或妨碍经济成长，亦体现在量的层面——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或长或短、范围或广或狭、规模或大或小。即使同样属性的文化形态，在不同的社会以及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对经济进步的影响面及其影响程度也不尽完全相同，有时甚至大相径庭。文化自信并非文化自闭、文化自负、文化自满，不仅在于所供给的文化产品的数量之可观、规模之宏阔，更在于质量之优良、以文化人之功效。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到建党95周年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并深刻阐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耦合、深度嵌合、有机融合，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认识的深化，也彰显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内在结构理解的优化。这种深化和优化，是一种对文化的本质、本源、属性、特质、取向、韧性、元气的深层次价值认同。

　　第一，拓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的认识向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的普遍性、规律性既有确定不移的趋向、方向、取向，但也是在具体的历史空间中展开并得以实现和体现，可有多样化的路径选择、多维化的样态、多元化的“方式群”，体现出基于国别、国情、文化、发展阶段差异的特殊性或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展开及其生长形态，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一般价值、本质属性、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特质、特点的有机交融。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和有效拓展，充分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生长的适应性、韧性和生发的朝气、元气。在邓小平的理解视域和考析向度中，中国特色之“特色”的核心要义就是社会主义必须“切合中国实际”“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18]侧重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道路、中国路径、中国逻辑的空间这一向度。邓小平之所以提出“特色”这个范畴，主要缘于两点考量：一是当下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存在一定的差距，事实上还“不够格”；二是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教义或教条，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或模式，唯有基于本国实际走本国道路。要言之，新时期所讲的“特色”更多侧重的是“第一个结合”。

　　从准确表述首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明晰论断到党的二十大精辟阐述“两个结合”的科学意涵，再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突出强调“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的把握愈来愈深刻。在习近平看来，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在一般性与特殊性、传承性与创造性、积极性与消极性的张力中延展、拓新。其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深化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从自发走向自觉。有段时期，基于各种缘由，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看法不尽一致，有的甚至大相径庭，对其曾进行过程度不一的否定甚至系统批判。[19]事实上，“中国文明惊人的稳定性”[20]是中国社会获致有机成长须臾不可不察的一个重要内生性变量。新时代以来，在注重“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习近平创造性提出要重新审视和辩证估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在守护中创造性转化和拓新，这是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和全盘肯定传统文化的文化复古主义这两种极端观点的辩证矫正，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其的高度契合性以及有机结合的可能性、可行性、必要性，表明我们党基于主体维度的价值观自信并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把握上新的文化自觉和价值自觉，使得基于不同来源、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形态能在同一个时间维度、同一个空间结构得以展开、融汇并赓续不绝、活力重现。二是为激发和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提供了新的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诸多独特优势，如集中力量办大事、走共同富裕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有机团结、公共决策效率高等。习近平指出：“我们讲中国特色，既是独具特色的，又是独具优势的。”[21]中华文化底蕴深厚，这是中华民族的特色、优势，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理据、底气。

　　第二， 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结构的把握。从历史的维度考析，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拓展并日益深化的自觉的演进过程。改革开放之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把握，侧重于道路这个层面。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报告以“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作为标题。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构由道路拓展为“道路+理论体系”的有机整体。在建党90周年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新概念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建构起“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有机结构。在建党95周年首次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构。文化自信是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主体对自身文化生成逻辑、谱系归属、精神支点的深层次价值认同，直接关涉到对道路的抉择与拓展、理论的建构与丰富、制度的安排与优化的同构性回应，是其他三个自信的精神基础和价值支撑。文化自信的消解，必定会导致道路、理论、制度赖以生长和生存的精神动力的式微、耗散。在习近平看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22]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呈现这样的拓展趋向：道路→道路+理论体系→道路+理论体系+制度→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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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新范畴，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理论的新发展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建构和成长而言，文化建设既不可或缺，也不可取代。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重要位置予以考量和布局，“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23]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性、轴心性、根基性的要素。所谓价值观，指的是“人们对真、善、美价值的认识和追求。集中体现人们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自人类社会产生阶级对立以来，价值观具有阶级性。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具有多元性的特点”。[24]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行动法则，表征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形态，决定主体的价值关怀、价值取向、价值抉择、价值判断，是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主体性的内生动力机制。因此，在一个多样化且异质性逐步增强的现代社会，价值观，尤其是核心价值观，能为全体社会共同体成员提供精神动力、思想保证、智力支撑、心理支持，对社会关系样态的统合和社会有机结构的形塑发挥决定性意义。在习近平看来，核心价值观无论对于民族还是国家，抑或社会，都具有极其深刻丰盈的意蕴，因为其是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和国家的重要“稳定器”，是体现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因此成为民族整合、国家建构、社会成长“最持久、最深层”[25]的力量和资源，成为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和“重点”[26]建设场域，并在整个文化建设空间发挥引领性、统合性、旨向性、根柢性功能。

　　第一，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明确正式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新概念群，实现了“术语的革命”。科学社会主义既是一种运动实践状态、一套制度结构形态，亦是一个蕴涵、渗透、凝结于其中的兼具形塑力、联结力、框定力、引领力的价值体系样态。价值观形态是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最内在、最深刻的根本性内容。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创造性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这一新范畴并阐述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在《共产主义原理》《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中主张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社会平等、公平正义、人民民主、“人与自然界的和谐”[27]、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等彰显科学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的价值观或重要主张，但没有明确使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显亮明晰的表达范畴。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辐射力、活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创造性地提出这些新概念范畴，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各领域、诸方面、众场域、多环节、全过程，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凝练性升华和凝结性提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涵摄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并具有机嵌合性、凝练整合性的三个“倡导”，之后把其明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结构和精髓要义，[28]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实现了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新发展。

　　第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地位、功能定位、着力方位作了精辟论述和精到阐述。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功能，就是向社会共同体成员提供凝聚价值共识、统合思想资源、引航精神坐标、匡正社会规范、补给心理动力、承载文明使命、维系国家认同的先进的、相对恒定的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形塑力，因为其规约文化形态生长的取向和演进的趋向。亨廷顿在研究中发现，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和加纳两国的经济成熟程度大体相当、产业结构大体类似，但时隔三十年，两国人均GNP相差14倍之多。个中缘由，在亨廷顿看来，价值观这个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韩国人珍视节俭、勤奋、教育，而加纳人与之不同。[2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的思想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新表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面临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日益凸显，这就需要通过核心价值观予以整合和凝聚，从而缓和极化、弥合歧异、创造共识。习近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位为“当代中国精神”[30]的价值菁华和本质内核，这一定位的精神高度在以往是没有的。

　　第三，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培育、要在践行。任何一种价值观，只有被普遍理解、广泛认同、深刻体认，才能为人们自觉接受并遵守奉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不例外，不仅仅是价值层面的培育、倡导，更是制度化的日常践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积极培育和践行”[31]到“培育和践行”[32]再到“广泛践行”[3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共同体各层级、各场域得以渐次推进、有序开展、深入铺展。譬如，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强调从法律、制度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予以强化、落地、落实和施行，从更高层次、更多方位、更宽视野、更大格局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目标取向、重大价值追求、基本价值规范、基础行为规制。值得注意的是，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之中，2018年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宪法文本第24条，《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的颁布和印发，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落实提供权威性的文本依据和强制性的实践进路。又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主体方面，强调要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场域方面，强调要把其落实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工作、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以及家庭、学校、单位、网络、社区、社会组织等各个场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机制方面，强调要采取讲坛论坛、荣誉勋章表彰仪式、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等多样化、多维度、多轴线的方式大力度推进；等等。

　　此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还有很多方面。比如，关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拓展了对精神文明反作用、功能的认知视界；关于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化了对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战略价值的把握；关于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论述，深化了对争夺国际话语权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认识；关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提供了战略指引；等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科学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对其原创性贡献的理解也必将日益深化。

　　（作者简介：康晓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新视野》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