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共同富裕是我国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一个紧迫且现实的重大使命任务。就理论命题而言，共同富裕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指向的是财富积累和分配失衡问题，并在经济思想史层面集中通过“马克思-皮凯蒂之问”呈现出来。这是一个在时间跨度上贯穿19世纪中叶至21世纪的经济思想史命题，即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财富积累的客观事实面前，既有马克思意义上“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2页）的批判性反思，又有皮凯蒂意义上“有一个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地推动着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与分化”（皮凯蒂，第22页）的历史性探索。由此，通过“马克思-皮凯蒂之问”关于财富分配失衡原因及其解决路径的研究，为进一步从比较视野深化理解新时代共同富裕实践提供契机。

　　从根本上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西方资本主义只关心财富分配而无心和无法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事实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托马斯·皮凯蒂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为什么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经济社会发达但也难以真正触及共同富裕？西方主流社会对于财富分配议题的倾向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不妨以皮凯蒂的理论作为参照，这将为我们理解共同富裕提供一个比较视野。

　　从结构内容来看，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从“收入和资本”“资本/收入比的动态变化”“不平等的结构”“21世纪的资本监管”四个部分探讨当今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原因与解决路径问题。他基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数据，论证了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继承财富的增长速度快于产出和收入，由此贫困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这对于那些漠视现代西方世界贫富差距事实、掩盖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两极分化的理论辩护是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意义的。他击碎了产生广泛深远影响的库兹涅茨曲线所假设的经济发展与财富分配的完美情境，打破了所谓自由市场神话的美好梦境。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当时曾幽默地评论道“保守派分子们吓坏了”。（转引自沈斐，第75页）尽管西方世界的保守派尝试着给皮凯蒂贴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但是这与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此，有必要进行更进一步研究。

　　就皮凯蒂对于财富分配问题的阐释路径而言，无论是对于财富分配失衡原因还是财富分配解决路径的分析，都清晰地呈现出“就分配而言分配”的理论特征。皮凯蒂直言要“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皮凯蒂，第16页），这一观点是他基于西方世界财富分配失衡的历史考证和现实观察得出的。他指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部分是由于库兹涅茨的乐观结论，部分是由于对以所谓‘代表性行为人’为基础的简单数学模型的过度热情”。（同上，第16-17页）在重申分配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基础上，他从两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在财富分配失衡原因分析方面，皮凯蒂着眼于分配不平等的经验事实，区分了分配的两个维度，即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分配与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等“个人”分配，还原了财富分配过程中基于财产继承权的资本收入远高于劳动收入的历史事实，得出了资本收益率r（包括利润、股息、利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高于经济增长率g（即年收入或产出的增长）而导致财富分配失衡的基本结论。如皮凯蒂所说，“在财富积累和分配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将社会推向两极分化或至少是不平等的强大力量”，即“r>g的根本性不平等，它与任何形式的市场缺陷都无关”。（同上，第28页）然而，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测算都是基于既定分配结果层面的统计数据而言，并没有切中两者显著差异的内在根源。二是在财富分配解决路径方面，皮凯蒂以欧洲的财富税、中国的资本管制与美国的移民政策作为政策工具比较对象，并最终建议“防止财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同上，第485页）。皮凯蒂认为，资本税有助于让公共利益超越私人利益，同时又可以保持经济的开放度和自由竞争。然而，且不论这一税制改革是否可行，仅从税收这一财富再分配角度出发尝试对“全球化承袭制资本主义进行公平和有效的制约”（同上），这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就分配而言分配”的痕迹。

　　就皮凯蒂式财富分配改革方案只能“就分配而言分配”的内在原因而言，既在学术史意义上表现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范式转向，又在本质意义上根植于西方社会的价值偏好。从学术史角度来看，为什么皮凯蒂会转向分配领域，并提出应该将“分配问题作为经济分析的核心”？这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向有着深刻联系，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转向现代经济学的过程中，研究对象由生产或供给问题转向资源配置问题，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重视生产没有办法天然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因此，如何实现有效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完美情境成为了经济增长模型的主要研究目的。当然需要指出，这种转向包含了对生产领域的狭隘化理解。皮凯蒂用300年左右的历史数据从侧面证明了《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即剩余价值在资本一端以利润的方式被积累，他所提出的改革举措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重置资本逻辑的尝试”（参见邹诗鹏），然而，皮凯蒂的理论本质上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西方社会价值偏好来看，自由主义的经济传统、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共同促成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剥削雇佣劳动造成财富分配失衡这一问题的集体遮蔽。皮凯蒂也意识到了“劳资之间的分立造成了诸多冲突，首要原因是资本所有权的高度集中”（皮凯蒂，第40页），他直言，“我没有兴趣去谴责不平等和资本主义本身—特别是，只要是合乎情理的，社会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同上，第32页）。当然，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传统由来已久，并在一系列问题分析中呈现出近乎偏激的倾向，这些思想传统在现代世界中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近年来，“占领华尔街运动”“黄马甲运动”等西方国家的民粹运动此起彼伏，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对西方长期以来的社会传统的激烈对抗，如果仅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话，那么许多西方世界的发达国家已然实现了富裕，但是富裕的前提限定“共同”二字却没有体现，因为这在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中是难以被接受和认同的。

　　就皮凯蒂式财富分配改革路径停留在“就分配而言分配”的内在局限而言，既应看到他们分析过程中回避所有制问题这一根本局限，又应看到其最终呈现的改革方案的乌托邦性。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最大缺陷就在于避谈资本主义私有制、看不到分配问题的根源所在。尽管皮凯蒂被贴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进行的批判一样，指出他们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来讨论分配问题，并强调“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曾对皮凯蒂的研究作过评价：“他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他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2页）从最终的研究结果呈现来看，皮凯蒂的思路和方案无疑是一种乌托邦，忽视所有制的决定性作用，过度依赖税收和福利国家模式解决分配不公。皮凯蒂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不切实际性：“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公共制度和政策来应对这一逻辑的负面影响，例如，设立全球累进资本税。但是这类制度和政策的设立在相当大程度上需要密切的国际协作。不幸的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实际回应（包含各国自身的回应）在实践中并不那么乐观。”（皮凯蒂，第28页）

　　在厘清皮凯蒂式财富分配方案的特征路径与内在局限的基础上，有必要对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阐释路径作进一步学理分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哥达纲领批判》等重要文本中所阐释的资本主义贫困积累的根源以及生产与分配关系的基本原理，对于理解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命题具有根本性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总体而言，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阐释路径表现在“破”与“立”的两个方面：一是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悖论根源，二是坚持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和结构决定分配方式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而“就生产而言分配”。

　　就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阐释路径“破”的维度而言，马克思深刻揭示共同富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症结所在。探寻共同富裕的路径之谜，首先要揭开贫困根源的“盖子”，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解读则成为了资产阶级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区分标识。不同于皮凯蒂避谈制度问题，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本身来揭示共同富裕的阻碍机制，从而有力论证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的不可能性。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两极分化”，即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并存这一社会问题。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专门阐释了资本积累问题，指出剩余价值资本化即资本积累过程趋向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使得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导致了相对剩余人口，而这部分被排斥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劳动力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对工人提高工资待遇造成压力从而迫使他们忍受低工资。简言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而导致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基本规律，由此带来的失业问题造成无产阶级的贫困的日益增加。这就是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并存的内在逻辑。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是从本源性、结构性的生产角度出发来审视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问题的。这一分析特点在对比中将得到更明显的呈现：从对立面来看，针对财富分配失衡问题，西方世界的流行观点中除了皮凯蒂式数据表象层次的解释观点外，还有马尔萨斯的个人致贫的观点。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中提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认为那些沉溺情欲和不顾抚养能力而生育过多子女的穷人应该为普遍的贫困负更大的责任。这是将贫困根源归因于非结构性的个人原因。然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前提和基础，脱离具体的生产方式的制度语境而将贫困诱因归于个人层次，无疑是一种偏狭的作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贫困积累的深刻分析与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有力论证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马克思对于前者的分析有力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共同富裕的不可能性，这是“破”除皮凯蒂式财富分配问题上避谈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所在。共同富裕不仅仅受限制于经济约束，而且受限制于政治约束，相较于皮凯蒂，马克思在分配问题上完成了由道德批判向制度批判的演进和跨越。

　　共同富裕是作为“两极分化”的对立面出现的，特别是对“富裕”状态限定以“共同”二字，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属性。如果说对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根源的深刻分析批判，奠定了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阐释路径的“破”的维度，那么在此基础上，他深入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循环辩证关系，确立了从生产出发讨论分配问题的研究路径，揭示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从而构成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阐释路径的“立”的维度。在此，不仅需要指明马克思“就生产而言分配”的阐释路径特征，更重要的是，在财富分配和共同富裕议题上，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具有多元性，至少涉及到“生产一般”“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目的”等三个层面，由此全面构成了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就生产而言分配”的阐释路径。

　　在生产一般的层面，马克思批判了那种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割裂开来的“肤浅的表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8页），充分论证了生产决定分配的基本原理，从而为从生产领域出发研究财富分配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学理依据。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时指出：“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们”“最庸俗不过的责备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家过于重视生产，把它当做目的本身。说分配也是同样重要的。这种责备的立足点恰恰是这样一种经济观点，即把分配当做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同上，第689页）这一段话对于我们今天审视皮凯蒂的财富分配理论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应当明确，“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同上，第683页），物质资料的生产奠定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前提和基础，然而，“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离开生产很远，似乎对生产是独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96页），而这也正是“就分配而言分配”的本质问题所在，即没有看到财富的分配实质上由生产所决定，换言之，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分配问题，而且是一个生产问题。当然，就生产而言分配，并不是唯生产而言分配，而是应同时从分配反作用于生产的角度来思考这一命题，马克思并非只讨论生产，他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的错误作法，指出“把生产当做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同上）。他从生产原点出发讨论生产与分配、生产与消费、生产与流通的关系，认为只有从生产出发、立足于经济循环四环节的辩证关系才能够认清和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在生产关系的层面，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决定分配的基本原理进一步表现为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和结构决定分配方式，从而真正厘清了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如果仔细考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不难发现，他对于分配问题的分析“以所有制与分配的关系分析为前提，以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分析为基础”（张雷声，第59页），这构成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决定分配的基本原理的主体内容，为我们理解他的共同富裕思想提供了进一步挖掘的可能。一方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生产-分配”的决定关系进行了阐述：“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95页）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将分配纳入到生产领域来思考，而且揭示了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表现。另一方面，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考察对象，点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即“生产资料本身分配”或“生产条件的分配”对于最终的作为消费资料的产品的分配的决定意义。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页）对于“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的理解应当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来把握。紧接着，他举了一个例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同上）这里清晰地呈现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对于产品分配环节的决定权，反观之，这从根本上切入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即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

　　在生产目的的层面，马克思确立了“以所有的人的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揭示了社会主义语境中生产力与财富的同一性，从而明确了坚持发展生产力作为基本手段并最终导向共同富裕。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6-787页）这段文本集中呈现了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生产将以所有的人的富裕为目的”，即坚持生产的目的性和导向性；二是“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即坚持发展生产力原则。当然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对于上述观点的提出都有着明确的指向，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5页），然而，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导下，这些生产力创造出来的财富并没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相反，它走向了两极分化，所以才有了马克思这段话中反复强调的“所有的人”，这恰恰是共同富裕中“共同”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拉萨尔派避谈生产关系而空谈“公平的分配”，并设想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分配形式。“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页）在这里，马克思将“生产力”与“所有的人”关联在一起，推导出关于未来社会分配状况的最佳情境，即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从总体性层面得以窥见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议题方面所呈现的“就生产而言分配”的阐释路径特征，特别是基于“生产”的多元性丰富意涵呈现出来的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基本观点：第一，基于生产一般的基本原理，只有从生产领域出发，并立足于经济循环四环节的辩证关系，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共同富裕；第二，基于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基本原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制度保障特别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是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第三，基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基本原理，只有坚持生产的目的性和导向性，才能真正实现“所有的人的富裕”。由此，构成了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阐释路径“立”的维度。这些基本理论对于开启共同富裕当代实践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对于共同富裕议题的进一步学术考察，应当在当代中国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及其相互映射中更加充分地展开。由此，在学理层面应当追问两个问题：一是当代中国共同富裕实践在多大程度上与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就生产而言分配”的阐释路径相契合？二是当代中国共同富裕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的基本路径？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将在总体上回应“共同富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阐释何以可能”这一命题。初步考察发现，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阐释路径，即“就生产而言分配”的阐释路径在一般层面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实践的方法论基础，是为“守正”；与此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实践所内嵌的哲学底蕴，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等重要原则进一步从“生产一般”“生产关系”“生产目的”等方面实现了对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创新”，因而，特别是后者实践内容的哲学意蕴的挖掘、提炼和阐释成为研究共同富裕议题的新突破口。

　　从生产一般的层面来看，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物质生产”在经济循环中对于共同富裕的基础性作用，在当代中国共同富裕的实践图景中，“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生产一般”与共同富裕的基本原理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生产”话语从“发展”再到“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变迁。

　　一方面，就“发展”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它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高频词汇。应当说，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发展”一词同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一词内在一致，坚持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意味着生产能力和生产体系边界的不断拓展。“发展”之于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充分契合“就生产而言分配”的阐释路径。发展不仅要有GDP等数据指标的量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要有经济结构、人民生活水平等质的提升。另一方面，就“高质量发展”而言，进入新时代，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它作为发展生产的一个全新概念进入人们视野。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习近平，2021年b）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继续保持经济发展总体规模优势的同时，不断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并通过“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使之与共同富裕这一议题密切关联起来。从社会主要矛盾来看，共同富裕的矛盾焦点集中在解决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问题，既表现为城乡、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又表现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解决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内在契合，“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一般”与共同富裕的基本思想具有创新发展意义。

　　从生产关系的层面来看，马克思初步揭示了“生产资料本身分配”对于共同富裕的制度意义，在当代中国共同富裕的实践图景中，“坚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新时代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与共同富裕的基本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经济制度基础。

　　共同富裕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密不可分。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所有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是决定性的，此外，收入分配制度关乎到共同富裕在结果分配环节是否可行，资源配置方式关乎到共同富裕在经济运行环节是否可行，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从社会经济结构的总体方面推动共同富裕，共同奠定了共同富裕的经济制度基础。

　　进入新时代，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探索对于共同富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点突破了将共同富裕的实现仅仅局限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方面的既有观点，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中指涉的所有制基础范围。在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基本原理继承的基础上，既旗帜鲜明地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共同富裕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重要性，要提供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财富积累，发挥民营企业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习近平，2021年c，第6页）具体而言，一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进一步做大“蛋糕”，从而进一步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公有制基础；另一方面，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认识论方面实现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的创新发展，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从生产目的的层面来看，马克思认为坚持生产的目的性和导向性才能真正实现“所有的人的富裕”，在当代中国共同富裕的实践图景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在继承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对应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而进一步夯实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上层建筑。

　　我们应当进一步探究“所有的人的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组织层面的具象化表征及其实现机制。就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而言，我们注重“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之同时，“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前置命题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贯穿始终的，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具有内在统一性和一致性，决不能把共同富裕与中国共产党割裂开来，这正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实践在生产目的层面对于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继承和发展。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2021年a）这一论述点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关联性，共同富裕关乎党的执政基础。从学理上看，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共同富裕不仅对应着经济基础问题，而且对应着上层建筑问题。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共同富裕之间的联系纽带，同样与马克思所阐释的生产问题密切相关，特别是体现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方面。

　　如果更进一步从问题本质来考察的话，没有生产的目的性和导向性就没有共同富裕，这一点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存在着直接必然联系，共同富裕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对生产活动的导向性，脱离或弱化党的领导都无法在生产目的上确保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11页）这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新时代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基础上的政策实践展开，两者相互关联并内在契合,实现了对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进一步守正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2022年，第22页）这一重要论断，并就“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共同富裕”作了集中阐述，由此为共同富裕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空间。如果说前文侧重从当代中国共同富裕实践与马克思“就生产而言分配”阐释路径的契合角度加以理论论述的话，那么不妨追问，是否有可能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探讨共同富裕实践对“马克思-皮凯蒂之问”的进一步回应及其原创性阐释？对此，至少可以得出三条规律性认识。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实践，在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坚持唯物辩证法，内在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注重生产与分配的“辩证法”，并进一步以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来深刻演绎这一辩证法。在前述对于“马克思-皮凯蒂之问”的考察中可能会产生一个认知偏差，那就是马克思注重生产、皮凯蒂侧重分配，生产与分配似乎是相互分立的两大领域、两个议题，然而，能否脱离生产谈分配问题或者脱离分配谈生产问题？不能。应当再次澄清，马克思的“就生产而言分配”并非“唯生产而言分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实践中，内在要求注重生产与分配的“辩证法”。具体而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不仅仅重视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而且充分认识到“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同上，第46-47页）。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同上，第47页），并就“扩中”“提低”“调高”作出了总体部署。这些对于切实解决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收入差距过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等突出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具有积极意义，这从财富分配的正面角度回应了“马克思-皮凯蒂之问”。

　　更进一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实践注重生产与分配的“辩证法”，还需要联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来考察。生产和分配是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然而，只有生产和分配环节还远远不够，要真正切中共同富裕所直接指向的收入水平、财产积累和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只有在涉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中才能实现。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的新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使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有效需求牵引供给、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其中，以共同富裕的主要突破口农村地区为例，通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充分发挥乡村作为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重要作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扩大国内大循环的覆盖面，将有效推进共同富裕在不同区域和城乡的真正落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内在契合，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内嵌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辩证法”。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实践，遵循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注重发挥政治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回溯了社会主义政治属性所内在规定的共同富裕，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什么经济表象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实现共同富裕，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决定了两极分化，而中国式现代化对这一局限的超越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层建筑层面坚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之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具有决定性意义，二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发挥政治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能够更好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其内在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本质运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习近平，2001年，第36页）特别就共同富裕实践本身而言，极为鲜明地反映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政治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社会主义政治属性内在规定了共同富裕，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中破解了发展悖论，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句话直接点出了社会主义与共同富裕的本质关系，“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同上，第370页）。社会主义要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来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进入新时代，政治对经济的作用进一步体现在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好就业、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此外，在共同富裕实践中所反映的政治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不仅有宏观表现，而且具体到微观层面，例如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党建引领工作，基层党支部不仅是一个政治单元组织，而且是生产单元组织。反观之，国际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接近发达国家门槛，却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或“福利主义陷阱”，长期陷入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极分化严重。在这种比较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一步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实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驾驭资本逻辑的方式既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又克服资本的生产性矛盾，有效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现实可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讨论共同富裕议题，离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真实范畴“资本”。需要明确，商品、市场、资本，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归根到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在今天，无论是生产环节还是分配环节，都可见“资本”的影子，资本要素投入关乎生产，资本收益关乎分配，在深层次上对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产生重要影响。应当进一步明确，当代中国共同富裕从生产出发讨论分配问题的路径，一方面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的“生产逻辑”，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驾驭“资本逻辑”，超越“资本中心论”和“过度福利化”。

　　中国式现代化驾驭资本逻辑是对“马克思-皮凯蒂之问”的进一步回应，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现实基础。无论是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还是皮凯蒂的资本累进税方案，都涉及资本问题。资本既在实际运动中推动经济增长，又在资本积累中谋求财富集聚。在西方现代化语境中，资本增殖原则或者“以资本为中心”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共同富裕的不可能性，归根到底是因为受资本逻辑支配。与之相对应，“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强化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和“依法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就具备了出场逻辑。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资本形态从生产关系这一中介入手，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既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又克服资本的生产性矛盾，同时避免陷入资本形而上学。（参见周丹）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譬如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是“自己人”，充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激活更强市场活力，提供更多社会就业，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些都为“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共同推动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2021年c，第4页）对于共同富裕所指涉的财富分配这一全球性议题，马克思和皮凯蒂都给了自己的回答，我们在理论比较中进一步廓清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在遵循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阐释路径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党在新发展阶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以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回答了“马克思-皮凯蒂之问”，不断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

　　（作者简介：包炜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