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里，前资本主义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即“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就是最早的现代化，它同时也就是资本主义化。这也是现代化的由来，而现代化的原因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指出的“不想灭亡”。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对本国的劳动者进行残酷的压榨，而且由于摆脱了封建义务，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只存在暂时的雇佣关系，资产阶级对于工人的死活，比封建主对农奴的死活更不关心，工人不仅工作时间长而且收入微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露的，在比利时这个“资本家的乐园”里，由于工资已经低到了最低限度，“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发生最微小的变动，就会引起死亡和犯罪数字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更加不惜压榨甚至毁灭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而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来说，如果不能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只能像满清末年的中国一样，“师夷长技以制夷”，走所谓现代化的道路。

　　如果说“不想灭亡”是现代化的主观因素，那么物质条件具备则是现代化的客观因素。恩格斯曾经指出：“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制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人并不认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恩格斯在这里所阐述的就是继英国之后，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凭借本国所具有的物质条件，发展现代工业的蒸汽力和机器，实现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不断陷入经济危机的困境，急需向更高阶段发展。马克思以其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运动规律，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指明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从此现代化有了社会主义化的倾向。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敏锐地抓住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向马克思提出了更高级现代化的问题，即俄国能否根据传统的农业公社留下的文化遗产，“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俄国人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那就是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加以区分的问题，也就是松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生产力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接与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从理论上给出了在一定条件下肯定的回答，而列宁和斯大林则在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尽管后来苏联的实践出了问题，但它不能否定列宁和斯大林的功绩，正如中国古代汉、唐、明等朝代虽然都被颠覆了，但不能否定它们最初建立时的合理性。

　　从此，现代化有了西欧资本主义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两种不同的并且相互对立的模式。

　　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是“不想灭亡”而进行的现代化。英国对华的鸦片战争，打开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大门，西方列强屡屡对华入侵。他们所使用的不是“商品的低廉价格”这样的重炮，而是真正的火药铁丸的重炮。为了避免像印第安人那样灭亡，中国被迫“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旅程，而且中国也有煤和铁，具备发展现代工业的蒸汽力和机器的物质条件，于是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开始建立现代工业。

　　但是，旧中国的现代化注定要输在起跑线上。这首先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满清政府企图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生产力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即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这种结合在像德国、俄国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早期也曾出现或实现过，但是，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运动，迫使德国和俄国的生产关系日益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德国在君主制下有国会和政党活动，俄国在君主制下也有杜马和政党活动，而满清政府却无法容忍生产关系和政治上的这种变化。戊戌变法因此失败，满清政府实质上放弃了现代化的选择，依附外国资本的买办经济盛行。

　　其次，西方列强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开始排斥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垄断竞争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从帝国主义的利益出发，西方列强希望中国成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的销售地，也就是成为他们的殖民地。自然地，他们要限制中国工业的发展，妨碍中国的现代化。同时，西方列强除了对中国进行贸易掠夺外，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军事掠夺。每次西方列强对中国发起军事侵略之后，除了在战争中直接抢劫财富之外，还对中国勒索战争赔款，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的主要赔款就有8次之多，数额高达10亿两白银。大量财富的丧失也使中国的现代化缺乏足够的启动财力，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

　　为了推动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孙中山领导一些仁人志士发起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但是，日本以掠夺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作为条件，支持袁世凯复辟封建王朝，孙中山等人不得不发起二次革命，开展反袁斗争，最终破灭了袁世凯的复辟。但是，西方列强并不甘心中国和平崛起，很快就开始扶持中国国内军阀，使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就是现代化的潜力消耗在军阀混战之中。即便如此，他们也毫不满足，继续默许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直到中国在抗战中坚持下来，加上他们与日本在华利益和在东南亚的利益上发生冲突，才转向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但是这时中国东北、上海、武汉、山西的工业不是被日本夺取，就是被迫迁往内地，生产条件变差了很多，生产规模大大下降，内地城市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也损失惨重。中国国力大损。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继续在中国打内战，并威逼利诱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署卖国条约，与四大家族一起掠夺中国人民，还迫使国民党政府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继续阻止中国崛起和现代化。直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蒋介石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现代化才真正站在了起跑线上。

　　一度输在起跑线上的中国现代化表明，在中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因此，新中国的现代化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开始起跑。

　　但是，有了起跑的基础，不等于能够快速起跑。斯大林曾经提到四种现代化的起跑方式，“历史上有过各种不同的工业化方法。英国的工业化是靠数十年数百年掠夺殖民地，在那里收集‘追加的’资本，把它们投入本国的工业并加快自己工业化的速度来实现的。这是一种工业化方法。德国由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法战争的胜利而加速了自己的工业化。当时德国向法国人索取了五十亿法郎的赔款，把这笔赔款投入自己的工业。这是第二种工业化方法。俄国，旧的俄国，在受奴役的条件下出让经营权，在受奴役的条件下获得借款，它竭力用这种方法逐步爬上工业化的道路。这是第三种方法。……还有第四条工业化的道路，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列宁同志屡次指出这条道路是我国工业化唯一的道路。”其实，第四条道路是在现代化起跑后加速的道路，把它作为现代化起跑的道路，其起跑速度是很慢的。十月革命后，列宁一方面废除了旧俄国所借的债务，摆脱了现代化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竭力在不受奴役的条件下对外实行租让政策来获得原始资本进行起跑。二战胜利后，苏联一边夺取德国的现代化工业生产资料，一边夺取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现代化工业生产资料，像第一种和第二种现代化方法那样加快推进本国的现代化。

　　旧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输在起跑线上，正是因为上述四种起跑方式，旧中国都没有采取或者说都无法采取。旧中国在第一种和第二种起跑方式面前属于被掠夺的一方，只是被放血而不能补血。旧中国也曾采取第三种起跑方式，但由此获得的财力在内战和外来入侵的战争中几乎消耗殆尽。而第四种起跑方式，只有新中国才有可能采取。

　　幸运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新的起跑方式，那就是新中国能够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较高的苏联那里得到社会主义的援助。苏联援建了中国156项重点工程，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所实施的最大规模的援助计划，而且没有附加政治条件，使中国式现代化得以飞速起跑。

　　1954年的时候，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正是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才很快地获得了制造汽车、飞机、坦克和拖拉机的能力，并且没有因此而背上偿还不起的债务。相比之下，美国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时隐秘地通过经济杀手使得受援国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进而使得受援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制于美国。

　　除了获得生产能力之外，中国还地大物博，拥有大量的工业矿产资源，特别是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使得中国从此具有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第四种社会主义积累道路的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起跑之后，还能够加速跑。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最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它消灭了地主阶级，废除了妨碍资本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土地私有权，为中国式现代化扫清了最大的经济障碍，无论是在工业区的设立，还是在交通运输设施的修建方面，都没有受到来自土地私有者的干扰。

　　在苏联的援助下完成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起跑之后，中国式现代化开始依照斯大林所指出的第四条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积累，努力实现中共八大所提出的现代化目标，即“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为此，新中国实行了极大的节约。一方面，由于没有地主和资本家，因此，必要劳动之外的剩余劳动部分都可以用于积累，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奋斗。从而新中国的积累率很高，生产资料更加优先增长。虽然消费资料的生产也在增长，但是，新中国的人口也增长得很快，所以，每个人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却十分有限。在生活消费方面，仅仅比旧中国的一般水平有所提高，还没有达到旧社会小资产阶级的一般水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得不够明显。尤其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新型消费品如家用电器的生产明显不足，也使得改革开放之时很多人质疑社会主义优越性而倒向崇洋媚外。

　　中国式现代化一开始参照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但并没有一直延续苏联模式。中国的计划经济更具有弹性，计划集中度没有苏联那么高，更注意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从而为改革开放创办经济特区，逐步放开计划经济，打下了基础。在重工业急于超英赶美造成不良后果之后，与苏联相比，新中国修订了偏重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开始注重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协调发展，随着新中国加大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投入，引进国外技术生产化肥等现代农用物资，着力研发高产粮食品种，取得高产杂交稻等技术的突破，不仅可以向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农产品，而且降低了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使中国劳动力具有的价值低廉的比较优势，并使得中国农村出现了大量富余的劳动力可以转向工业部门。当此之时，随着中美关系改善，世界市场开始向中国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迎来了起飞的契机，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紧紧抓住了这个契机。

　　中国改革开放之时，正是世界资本主义从帝国主义阶段向新帝国主义阶段发展之时，资本特别是大资本开始脱离生产过程，转向凭借金融手段和政治法律手段如知识产权等攫取利益，加上马克思所揭示的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引起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生滞胀，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本开始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而新中国发展起来的工业基础、交通运输条件和大量被新中国扫盲教育和普及文化教育培养出来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尤其是没有地主妨碍资本在土地上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成为承接这种产业转移最为合适、利润率最高的地区。而当时中国较高的关税水平，也使得对西方一些企业来说在中国直接生产比向中国出口利润更高。中国得以吸引大量外资，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大量外资的引进，使中国快速完成了或者说追加了新的资本积累，调整了产业结构，中国式现代化开始起飞。

　　此时，为了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我们一度实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政策，甚至使自己的大飞机制造项目下马，全然忘记了恩格斯所指出的现代化就是要打破垄断。但是，垄断技术是买不来的，能够买来的只是一些受支配的技术。马克思早就指出，“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如今，美国就利用芯片制造部门对其他工业部门的支配地位来打压和限制中国经济，并力图从其垄断的实力地位出发对中国说话。

　　显然，中国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进而站在世界舞台中央，不吃美国的那一套，就必须通过现代化进入所有支配其他部门的工业部门，打破美国统治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推出新发展理念，强调高质量发展，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把“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这个逻辑“倒过来。”中国式现代化由此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从此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虽然这与中国特殊的历史机遇有关，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经验表明，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获得一个较好的起跑线。这首先要求获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避免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以便自主地进行现代化。这也要求拥有强大的或众志成城的国防力量，避免或能够抵抗外国的武装干涉。其次，要彻底完成民主主义革命，消灭地主，消除土地私有权对资本或生产要素流动形成的障碍，进而消灭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劳动力能够自由进入现代化的产业部门。再次，是要筹措现代化起跑所需要的原始积累的资金。在这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是，以平等的、不受奴役的条件吸收外来投资。同时力行节约，将有限的资金优先用于发展生产上。

　　在现代化起跑之后，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拥有自主制造工业设备的能力。其次，发展教育事业，一方面为现代化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为现代化提供创新的研发者，打破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垄断。第三，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或者能用高效的工业品换回大量廉价的农产品，以降低必要劳动。第四要发展基础设施，尤其是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缩短流通时间。“要想富，先修路”也是一条成功的中国经验。第五，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为现代化提供必需的生产原料。第六，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融入世界市场，扩大对外交往。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还表明，在经济发展早期，适当的工业品高关税是必要的。但这种高关税，不是为了保护国内弱小的现代工业，不是像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试图采取的进口替代，而是为了吸引国外的先进工业到国内来投资生产，进行产业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外企业在一国关税内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这样可以刺激国内企业加速现代化，进而即便今后降低关税，国内企业也具有国际竞争力。这也是中国企业能够平稳地度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降低关税的冲击，反而取得更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经济纵横》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