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有着深厚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相互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

　　有人提出，“历史上，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以及宗法社会组织的稳固性，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浩若烟海、绵延不断的典章文献是中华文明接力传承的象征。”

　　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因此，中国农业生产方式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早在公元前2200多年中国古人大禹就领导民众治水，兴建水利设施，改善水利条件，为农耕文明打下坚实的基础，使得农耕文明很早就达到了较高水平，能够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从而为人口繁衍和文明的发展与连续创造了条件。

　　当然，中国农耕文明的形态曾经延续了数千年，而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这种“农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的确使得早期与农耕文明相适应的文化，在数千年后仍然是或者有相当一部分还是适用的，从而使这一文明表现出突出的连续性。

　　马克思还指出，“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归中央政府管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废置，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因此，不是宗法社会组织的稳固性而是很早就出现和形成的中央集权，保证了中国古代大江大河的治理，为延续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中央集权除了治理水利，还制定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地同域、量同衡、币同形”等方便文明发展和延续的政策。

　　另外，宗法社会组织的稳固性，也是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尤其是男耕女织的分工合作为基础的，这种结合使得中国经济相对稳定，甚至能够抵抗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

　　中华文明本身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中医的出现和发展，使古代中国人能够抵御很多疾病，包括传染性和致死性很强的瘟疫，延长了寿命，自然也有利于文明的延续。中华文明特有的象形文字十分方便历史的传承。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更加便于记载、保存和传播文明，文明因此能够更好地延续下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发现，“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陷入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而中国古人建造的长城的出现使得中国古代能够较有效地抵御蛮族的入侵，极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文明中断和重启的现象。长城甚至在近代中国的抗日战争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远比其他地域文明同样堪称奇迹的古代建筑更具有延续文明的作用。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使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得以积累到较高水平，强化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例如，恩格斯曾经注意到，“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中国的中原地区曾经多次被游牧民族征服，但这些征服者最后被同化，最终没有妨碍反而参与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对中国传统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农耕文明发起了攻击，他们向中国输出伤害身心健康的鸦片，他们的坚船利炮的入侵掠夺了巨大数量的财富，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受到破坏，机器工业的优势明显，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动摇，中国文字和传统中医甚至都一度被要求取消，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面临严重挑战。

　　不过，发展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煤和铁是中国也有的资源，同时工业文明发展到高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有很多契合之处。于是，随着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消解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冲击，中华文明不仅延续下来，而且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也与中国社会突出的技术上的需要有极大的关系。例如，为了满足有效治理洪水的需要，中国古人大禹创新地把治理办法从“堵”改成了“疏”，最终达成了治理的效果。大禹本人由此成为中国的古圣先贤，他的创新精神也为后人所铭记。

　　由于中国古代地域辽阔，气候差异大，地势海拔落差大，各地物产差别大，动植物种类和自然资源丰富，由此造成各地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不仅存在非常多的技术上的需要，而且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也形成百家争鸣，从而为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

　　马克思指出，“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形成了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那些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数量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本身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对那些国家来说，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是完全闻所未闻的。为了保持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保持少量的人口。否则，它们就难免体力劳动之苦，把自由民变为奴隶。”中国古代也存在这种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问题。由于中国人讲究传宗接代，加上中医的维护，中国人口的增长也很快，对物质生产能力提高的要求较高，而中国并没有采取西方的殖民地形式搞强迫移民，而是通过不断创新以提高物质生产能力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例如，在农业方面，采取精耕细作，改善水利设施，改善农具，优选高产作物种子；在手工业方面，改善棉纺工具、实行标准件作业，等等；在交通运输方面，开创了大运河，使粮食运输能够满足不平衡的人口增长的需要。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使得剩余产品更加增多，从而可用于创新投入的物质财富和人力也增多，创新成果也会增多，物质生产能力也会进一步提高，文明程度得以进一步提升。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也为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打下了基础。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文明的创新也是在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新的。而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意味着在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中存在着丰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积累，尤其是历年来多次创新的积累。这就使得中华文明的创新能够在深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创新，例如科举制度中防止作弊的方法的不断创新、造纸术的不断完善等，而不是反复进行文明中断后从头开始的创新。

　　持续不断的创新实践和绵延不断的文明传承，使得创新精神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中国人的血脉中。中国古人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了走出发展困境，中国古人提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革新变法，中国古人甚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中国古代文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立德”、“立功”、“立言”。而这三“立”都是以创新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是重复过去的东西，而是“立新德”、“立新功”、“立新言”。近现代的中国人更是“敢教日月换新天”。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也与中华文明特别注重教育，并具有有助于普及教育的造纸和印刷技术等物质条件有极大的关系。中国古人强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尽管古人的读书主要是学习儒学的经典文献，以便能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得以升官发财，而不是学习和发展实用的科学和技术，但读书本身也提高了国人的智力水平和创新能力，毕竟要写出能够在科举中取胜的文章也是要有所创新的。从而当中国人接触到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之后，也能很快地进行学习并加以掌握，进而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创新。

　　有人提出，“历史统一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有效管辖为政治基础；以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为物质基础；以儒学为核心的儒法道释多元一体的文化为思想保障；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统一共存的中华民族为文明载体。”

　　但是，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并不必然成为历史统一性的物质基础。印度大陆同样有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但从来没有彻底统一过。即便后来英国殖民者强行统一印度，但随着英国殖民者撤出印度大陆，巴基斯坦和印度选择了分家。而以儒学为核心的儒法道释多元一体的文化也只能说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结果，不能作为历史统一性的思想保障。这是因为，文化越多元，分裂的可能性越大。印度大陆的分裂就与文化的多元化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孔子的儒学是赞成分封制的，反而不利于统一，倒是比儒学更早的《诗经》中提出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体现了最广泛的统一性的要求。

　　其实，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物质基础主要是大江大河的治理。长江和黄河的长度都在5000公里以上，只有整个流域都处于统一的状态下才方便进行综合治理，才有利于农业的生产。中国的农耕文明发展较早，程度较高，对水利的治理需求更加强烈，对国家的统一并由统一了国家的中央政权治理大江大河的需求更高，这就决定了国家统一必然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核心。当然，这种统一性对于工商业社会也是核心利益，毕竟市场经济越发展，越需要统一的大市场。西方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在近代开始学习中国建立中央集权，走上国家统一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联合劳动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把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更加需要这种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古代到近代、现代直到当代，一直延续下来，是十分突出的。

　　中华文明较早达成了国家的统一，随着中华文明的不断延续，这个统一性也日益发展和突出出来。为了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有效管辖，以维护统一，防止分裂，在中华文明的延续中，中国人坚持不懈地进行各种创新，强化中央集权，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土司制到流官制，直到今天的“一国两制”，不断地以突出的创新性维护突出的统一性。

　　在中国历史上，当中央政府失去对地方的有效管辖，从而产生分裂之后，这个分裂也是不长久的。分裂的各个势力都会努力消灭其他势力，以最终达成国家的统一，使自己成为能够对地方有效控制的中央政府，以至于中国古代小说《三国演义》的作者写出了：“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其实不是在说明“分”，而是在强调“合”。《三国演义》也最终以“三分天下归一统”为结束。这充分表明，国家统一的信念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在中国的一切本土势力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即便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满清政府也是东南平定台湾，西北平定准噶尔，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

　　有人指出，“在历史上，当中华文明处于强盛时期时，具有一种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时期的贸易大港泉州的历史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和’的哲学和‘生’的哲学。中国人是通过学习他人和迎接朋友来提升自己。中国人追求的是展示自己的文化的魅力。中国人对于学习外来的异质文化从来有很高的热情。”

　　其实，早在唐、宋、元这三朝之前，中华文明就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的出现。当时不仅国人对他们的共存是包容的，各个学说之间也是相互学习和借鉴的，例如孔子就曾经向老子学习。虽然后来出现独尊儒术的政策，但那时的儒术已经对其他学说有所包容，而且这个政策也没有禁绝其他学说，甚至还有“外儒内法”之称。

　　先秦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出现了相互交流和包容的一面。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原地区发达的农耕文明发展出来的璀璨文化也为周边的游牧民族所仰慕。中国中原地区曾经多次被游牧民族征服，但这些征服者最后被同化，参与形成更加具有包容性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的唯物基础早先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为了抵御自然灾害，治理大江大河，获得发展空间，需要把不同的族群集合起来，例如原始社会时期的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的融合，以集中更多的人力，发挥更大的集体力量，这样就必须包容不同部落和人群的差异。此后是因为不同的自然条件导致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共存，尤其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形成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共存。即便是农耕文明内部，不同地区的农作物也存在差别，表现在文化上，有的地区吃面食，有的地区吃米饭，这些差异也不能不包容起来。

　　延绵不绝的文明使得中国人能够以古为镜知兴替，知晓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懂得包容比排他更有助于国家的兴盛和文明的发展，从而在文化上更具有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产品如丝绸、瓷器等深受其他民族和地区人民的喜爱，他们愿意与中国来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由此而来，中国也从这种贸易来往中获利，自然对这些往来人员及其文化具有包容性，同时中华文明也从外来文化中吸取营养元素，例如在瓷器的花纹上创新地采用外来文化的元素，使创新和包容协同共进。

　　这个结果未必是因为，“中国人是通过学习他人和迎接朋友来提升自己。中国人追求的是展示自己的文化的魅力。中国人对于学习外来的异质文化从来有很高的热情。”反而主要是因为，“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与廉价卖给他货物的人们和高价买他的货物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一个民族要是引起它的供应者和顾客的敌对情绪，就太不明智了。它表现得越友好，就对它越有利。”相反地，今天欧美国家实行帝国主义的霸权霸道霸凌的做法，不惜通过各种打压来挑起它的供应者和顾客如中国的敌对情绪，连友好、包容的表面文章也不肯做，反衬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更显突出。

　　有人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说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文化。中国的农民长期定居于一方，以土地为生活的根本，以种植农作物为衣食来源。因此，喜欢和平安定、没有战乱的社会。”不仅如此，古代中国周边主要是草原和海洋，而农耕文明不适应游牧方式和海上生活方式，从而没有向草原和海外扩张的欲望，而宁愿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海外来人互通贸易，和平共处。

　　马克思指出，游牧业的生产方式使得从事畜牧、狩猎的部落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有大片的空间，就像现在北美的印第安部落那样。这些部落的人口的增长，使它们相互压缩生产所必需的地盘。” “这种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旧大陆。”因此，这样的部落也是战争部落。中国古代也苦于游牧民族的入侵。与之相反，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有较高的生产能力，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较小，从而缺乏对外战争的动力，除非是进行自卫反击。中国古代建造的长城就是防御性的，而不是攻击性的。

　　一些商业民族也是偏好战争的，例如，荷兰人就曾经武力占领了中国台湾，英国人更是发动了鸦片战争。“这些战争也表明了：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强权为基础的；人们只要认为哪些条约最有利，他们就甚至会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强行订立这些条约。”此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于是，“不是生产力不足造成人口过剩，而是生产力增长要求人口减少，并且通过饥荒或移民来赶走过剩的人口。”这种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后果也使得西方国家更倾向于对外扩张并发动战争，他们差一点就把印第安人屠杀殆尽了。

　　相反地，中国古人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不主张像现代西方霸权国家那样以推行普世价值的名义对外发动掠夺性的战争。中国古人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就是和平之旅、友谊之旅。现代中国在相继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产生两极分化的贫困人口，而是致力于脱贫攻坚和共同富裕，没有对外发动战争的动机，反而更加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营造更和平的发展环境。

　　马克思指出，由于东方的农业需要中央政府主导的水利工程，而战争会影响中央政府对水利的关注，因此，在东方，“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正是有鉴于此，中华文明特别偏好和平，中国古人甚至提出，“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中国古代统治集团内部也相互告诫，“国虽大，好战必亡”。近代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集团在面对日本入侵时甚至一度荒唐到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说什么“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企图通过乞求和平的方式解决日本入侵的问题，直到日本入侵中国十年后（从1931年到1941年）才正式对日宣战。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味挨打。和平不是凭空得来的，没有维护和平的力量也是得不到和平的。中国古人也早就指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如果没有维护和平的力量，中华文明也是会像其他古代文明一样被中断的。新中国也正是通过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维护了东亚和东南亚的和平，并为自己创造了发展的和平环境。在今天，“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但我们也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的唯物基础具有共同性，因此它们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是相互促进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创新的条件，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维护连续性的力量。例如，中国古代在冷兵器时代铠甲、弓弩、刀剑方面的创新，直到发明火药开启热兵器时代，使中华文明拥有了较强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武装力量，有效地捍卫了文明的延续。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是相互促进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思想指引。入主中原的统治集团都致力于标榜自己是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传承人，以此稳定和巩固其政权。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延续的保障力量。统一状态下的中央政府必定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延续中华文明的生产方式，保障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包容性是相互促进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主体。包容是拿来主义的、以我为主的包容，没有连续的文明为主体，也就是谈不上包容。后者使前者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仅使中华文明得以发展壮大，而且保护和延续了中华文明。尤其是近代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以俄为师，最终在外来入侵面前取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文明的延续。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和平性是相互促进的。前者为后者提供底蕴和保障，后者促进前者的发展。和平需要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些力量恰恰需要连续性的文明来积累。而文明的连续也需要避免战争的破坏，需要和平的发展环境。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是相互促进的。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丰富的来源和用武之地。例如，为了维护地域庞大的国家统一，中国古代在交通运输工具和运输方式方面进行了不断的创新，开创了大运河，修建了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与包容性是相互促进的。后者也为前者提供了丰富的来源和用武之地。例如，古代中国的胡服骑射和满清时期的满汉全席就是基于包容性的创新，而为游牧民族提供的茶叶制品则促进了包容。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与和平性是相互促进的。后者为前者提供了需求和稳定的环境。中华文化大发展的时期都是比较和平的时期。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满足和平需求的手段。当代中国仍然依靠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创新来维护本国、周边地区、甚至世界的和平。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与包容性是相互促进的。前者需要后者，甚至产生后者。没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就难以融为一体，就难以形成统一的共同信念。而中华文明的统一也不是排他性的统一，而是把内在的包容向外扩展，在统一过程中形成范围更大、程度更高的包容。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与和平性是相互促进的。前者有赖于后者。只有和平共存，中华民族各民族才有可能在情感上相互亲近，达成大一统。也只有是统一的，才会是和平的。否则，内部争斗不说，外部势力也会插手其中，扩大分裂。事实上，正是因为台海不统一，和平才受到威胁。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与和平性是相互促进的。前者有助于后者。和平的本质是和而不同。没有包容就很难和平。后者也促进前者。没有和平就还处于争斗状态，激烈时双方成为死敌，结成死仇，也就谈不上包容。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及其内在联系表明，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必然以创新应对各种挑战，必然坚守国土不可分的底线，必然坚持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必然反对一切破坏和平的霸权。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