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底至1858年5月，马克思在伦敦写下了由7个经济学笔记组成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手稿》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之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驿站，是马克思在黄金时代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手稿》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理论在《手稿》中得到更加全面系统的阐述，《资本论》中的结构和观点则脱胎于《手稿》,是《手稿》内容观点的再发展。这三篇重要著作既相互联系又较为独立，构成了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切片。《手稿》写成后经历了百年孤独，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出版问世，其宏大的思想体系和充满真理力量的价值观点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高度关注。尤其是《手稿》从时间角度审视共同富裕问题，作出了“自由劳动时间”是共同富裕标准尺度的判断，事实上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共同富裕思想。马克思在对劳动时间财富观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建构的基础上，以“自由劳动时间”审视共同富裕，提出了真正的富裕是自由劳动时间的充裕等观点，实现了对过往一切阶级财富观的全面超越。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开辟了研究共同富裕的全新视角，将共同富裕的研究从聚焦物质生活资料的富裕富足转向自由劳动时间领域，这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理论的建构和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将带来重要的理论借鉴。

　　富裕，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什么是富裕，如何致富这两大问题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左右。在封建时代，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剩余劳动并不富裕，人们致富的欲望远没有资本主义时代来得狂热。自从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后，资产阶级的财富观被完整地呈现了出来，代表了那个时代多数人对财富问题的基本认知，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所谓“货币财富观”。这是亚当·斯密所批判的重商主义财富观。这种财富观就是流俗的“金银财富观”或者“一切向钱看”。如法国思想家孟克列钦认为“金比铁更有威力”。法国重商主义的实践者柯尔培尔认为，“法国为了致富，就必须从其他国家掠夺货币”。在早期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个人的致富努力往往“只能用财富或者衡量财富的一般代表物货币作为衡量标准”。亚当·斯密对这种财富观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重商主义混淆了财富和金银的概念。国家的真实财富并不以金银计量，而以商品和劳动衡量”。3由此，亚当·斯密提出了第二类财富观，即所谓“物质财富观”。亚当·斯密认为，金银不是财富，真正的财富是拥有的商品量，“一个人是富裕还是贫穷，要看他享受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到何种程度”。商品除了交换价值以外还有使用价值，而货币则只有交换价值没有使用价值。总之，在亚当·斯密看来，判断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的标准在于其所拥有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富裕富足状态。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以上两种财富观都持批判态度，原因很直接，无论是“货币财富观”还是“物质财富观”,其背后都指向了一个概念——劳动时间。首先，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充当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它本身就是劳动时间的产物，凝结了一定的劳动量。市场中的各类商品进行交换，通过将一定的商品量转化为货币量来实现价值补偿，各类商品量转化为货币量的比例取决于“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哪种商品制造所消耗的劳动时间越多，它在市场中所能转化的货币量就会越大，反之则会越少。以至于亚当·斯密也曾经认为，“劳动(劳动时间)是用来购买一切商品的最初的货币”。但劳动时间与货币的天然属性不同，劳动时间不能直接变成货币。商品之间的交换以及价值补偿需要依赖一般实体才能进行，也就是说，商品需要先同一件商品实体进行交换——这个实体就是劳动时间的对象性产品，即货币——然后才能以其交换价值同其他任何商品进行交换，并实现价值补偿。因此，货币的本质是“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或称之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实体化，是调节交换价值的外在尺度。上述“货币财富观”的实质就是劳动时间财富观，谁占有的一般劳动时间越多，谁就拥有越多的货币，就可以在市场中自由形变为各类其他商品，从而让自己富裕起来。

　　其次，“物质财富观”的实质也是劳动时间财富观。尽管马克思没有对亚当·斯密关于物质资料的富裕富足是判断一个人贫困还是富有的观点进行直接批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富裕表现形式给予认可，但他对这种富裕的生产逻辑却持批判态度。所谓的物质财富观就是从一个人享有的物质资料的丰富程度来判断他是否富裕。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看来，这是判断是否富裕的最直接标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财富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积累依靠的是劳动者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其中充满了剥削、压迫和暴力。“因为一个人或由许多个人形成的阶级被迫去从事满足自己的迫切需要以外的更多的劳动，也就是因为在一方创造出剩余劳动，所以在另一方才创造出非劳动和剩余财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就是依靠这种方式实现了积累，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完全贫困化为代价而取得的”。《手稿》认为，资本天然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缩减必要劳动时间，二是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对于致富的无止境欲望不断地驱动着整个社会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投入再生产中，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资本家依靠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压榨和剥削创造出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从而让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变得更加富裕起来。

　　因此说，无论是“货币财富观”还是“物质财富观”,都将财富的实质指向了劳动时间，表明财富是建立在劳动时间的基础上，靠剥削劳动者得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创造出更多的劳动时间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或财富。《手稿》认为，“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传统的财富生产逻辑就是无限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例如，一个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长达14个小时以上，或者他的工作模式为“996”“007”,一天打几份工。尽管他非常勤劳，依靠延长劳动时间能够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我们足以判断这个劳动者是不富裕的，甚至是不幸的，这就是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尺度的现实悲剧性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趋势，是趋向于将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时间全部转化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沦落为与生产工具同样的存在，使个人从属于劳动。劳动者与自身劳动和劳动产品之间产生了分离、异化、对立，劳动本来是作为人的第一需要而存在的，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却变成了与自身相异化和相对立的存在。劳动者劳动的时间越长，年龄越大，他自身就越贬值，也就越贫困。“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只属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属于广大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认为，“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导致了直接形式的劳动成为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衡量尺度。依靠劳动时间来生产财富的模式，与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应该彻底扭转过来。尽管劳动作为财富的源泉，生产财富必须依靠劳动时间的投入，但这一看似是悖论的背后蕴含着财富生产模式的彻底变革。当现实财富的生产不再依靠劳动时间的时候，一种全新的财富生产模式得以建立起来，这个逻辑悖论也就迎刃而解了。

　　(一)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到最低限度

　　在马克思关于时间的概念类型中，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是第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手稿》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即劳动时间不能成为财富的源泉，否则就会沦为广大无产阶级被奴役的借口。资本家依靠延长劳动时间来榨取剩余价值，劳动者本人则沦为生产工具，成为“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马克思批判劳动时间财富观，并非对劳动时间的批判，而是对生产财富机制的批判。劳动时间是生产财富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任何社会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都依赖于一定劳动时间的投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生产力要素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劳动者、二是劳动资料、三是劳动对象。这里的劳动者专指拥有大量劳动时间可以售卖的人，这些人可以是农民，也可以是工人等广大无产阶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产力三要素也可以理解为由劳动时间、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的一个客观物质系统。在这三者的综合作用下，产生出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力量，生产出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活资料，即财富一般。因此，财富的生产有赖于劳动时间的投入，一定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从来没有否认劳动时间对财富生产的重要性，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未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普遍存在的，对生产财富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马克思所反对和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通过延长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来换取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富裕的财富生产模式。

　　马克思认为，这种财富生产模式是不健康的，它是以牺牲劳动者的生命和幸福为代价取得的，应该得到批判和重构。《手稿》对未来社会的生产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描述，一方面，《手稿》肯定了必要劳动时间存在的合理性。尽管未来社会的财富生产不再依赖于大量必要劳动时间的投入，但一定量的必要劳动时间对于维持财富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还是必要的。设想一下，即便在未来社会的财富生产中已经大规模采取了机器作业，但依旧需要一定量的人力资本投入来维持大规模机器设备的正常运转，这部分人力资本所耗费的就是必要劳动时间。如果在未来社会的生产中必要劳动时间降低为0,利润率也必然为0,以攫取利润为核心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会彻底崩溃，到那时，财富的生产才真正“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另一方面，《手稿》认为未来社会得益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其财富的生产逻辑将发生重大改变，现实财富的生产将“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即不再依靠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来换取财富。未来社会的生产“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降低必要劳动时间将成为“必然趋势”,必要劳动时间将改变其生产财富的直接功能属性，劳动将“变成主要是看管和调节的活动”。

　　(二)合理增加劳动者生理休息时间

　　在马克思关于时间的概念类型中，劳动者的生理休息时间是第二个组成部分。劳动者在必要的劳动时间之外，为了补充体力的消耗和维持自身的再生产，如吃饭、睡觉、繁衍等，需要一定的生理休息时间。生理休息时间并不直接产生生产力、创造财富，但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生产来说必不可少。劳动者利用生理休息时间完成体力、智力的生产与自身的再生产，为财富的创造提供一支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理休息时间也是一笔宝贵财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曾经引用美国经济学家波斯耳思威特的话说，“只管干活不玩耍，头脑迟钝人变傻”。与必要劳动时间不同，生理休息时间完全是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的，在理论上劳动者对生理休息时间具备完全的支配权和享有权。生理休息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的划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劳动者整天为了生存而奔走，其生理休息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中，生理休息时间本质上也是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物资匮乏，劳动者往往通过牺牲生理休息时间来换取更多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是生产力低下导致的社会财富匮乏的体现。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工厂制度的建立使得劳动者的生理休息时间得到了法律层面的确认。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资本家往往倾向于缩短劳动者的生理休息时间来延长必要劳动时间，以便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经过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把其他一切阶级都甩到身后去了，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广大无产阶级成为被统治、被奴役和被剥削的对象。资本家肆意延长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尽管创造了巨大财富，但却是以牺牲劳动者的生理休息时间为代价，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富裕与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形成鲜明对比，这也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时间财富观进行批判的原因。在广大无产阶级的持续斗争下，184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工作法案，将原来的十二小时日工作时长减少到十小时，劳动者的生理休息时间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无产阶级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但由于资本家的带头破坏，十小时工作法案的执行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反复。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是不断通过各种方式侵蚀劳动者的生理休息时间，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只有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未来社会，劳动者的生理休息时间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三)努力创造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

　　在马克思关于时间的概念类型中，劳动者的自由劳动时间是第三个组成部分，也是更具生产性和扩张力的时间部分。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指出：“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自由劳动时间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必要劳动时间和生理休息时间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一个时间概念，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劳动时间，只不过劳动者拥有对这部分劳动时间的所有权，资本家则拥有对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的所有权。既然都属于劳动时间范畴，自由劳动时间自然具有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创造属性。与必要劳动时间相比，自由劳动时间具备了自由性特征，使其更加符合人性的需要，因而蕴含着丰富的生产力和财富价值。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财富生产模式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财富生产模式进行了重构，其理论基石就是建立在自由劳动时间可以创造财富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如果说必要劳动时间和生理休息时间是为了满足劳动者的生存需要，那自由劳动时间就是为了满足劳动者的发展需要。发展性是自由劳动时间的根本属性。从本质上来看，自由劳动时间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时间，人们在自由劳动时间内从事科学、艺术等创造性活动，这些活动往往会带来科技的进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财富。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劳动者在自由劳动时间内可以创造出比在必要劳动时间内高出十倍甚至百倍的财富，这也是自由劳动时间的扩张力之所在。

　　自由劳动时间的发展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方面，劳动者在自由劳动时间内可以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合理安排自己的劳动时间，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时间异化。另一方面，劳动者在自由劳动时间内可以充分发展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包括建立社会关系。全面性体现在能力发展的全面和社会关系的全面上，这种全面性使人摆脱个体限制、地域限制。劳动者的眼界开阔了、能力发展了，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也就提升了。自由劳动时间的多少在客观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它实际上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情况下，劳动者享有的自由劳动时间越多，证明社会的福利水平越高，生产力水平越发达。反之，劳动者自由劳动时间越少，必要劳动时间越多，是生产力低下和社会物质财富匮乏的体现。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间的发展性主要体现在它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对生产力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个理论的成立存在一个前提，即劳动者拥有一定量的自由劳动时间。如果劳动者没有自由劳动时间，全部时间被必要劳动时间和生理休息时间所占据，那他将彻底沦为生产的工具，成为一台机器上的螺丝，等待他的将是被抛弃的命运。因此，整个社会都须节约时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

　　总之，马克思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劳动时间财富观，而是在批判劳动时间财富观的生成机制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政治经济学重构，形成了一种更加健康、可持续的财富生成逻辑。在这种财富生成逻辑下，劳动时间的三个组成部分，都对财富生产起到应有的作用。马克思把必要劳动时间、生理休息时间和自由劳动时间对财富的赋能机理进行重新排列，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将财富生产逻辑主要聚焦于延长必要劳动时间、牺牲生理休息时间、忽视自由劳动时间的错误方向，树立起正确的财富生产逻辑：即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降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合理增加生理休息时间，给劳动者体力和智力以充分补充；努力创造更多自由劳动时间，找到财富的真正源泉。至此，马克思以“自由劳动时间”为主线的共同富裕思想正式形成。马克思对劳动时间财富观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建构，消除了劳动时间的异化，实现了人对劳动时间的重新占有，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否定了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提出了以自由劳动时间作为财富尺度的观点，开启了审视共同富裕的全新视角，形成了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马克思以“自由劳动时间”审视共同富裕有两点重要价值：

　　一是肯定了劳动价值论。财富的创造必须依赖劳动时间的投入，但不是主要依赖必要劳动时间，而是主要依赖自由劳动时间。

　　二是创造了全新的财富生产逻辑。以往的财富生产都是依赖于对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压榨和剥削，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则另辟蹊径，将财富的生产建立在劳动者自由劳动时间基础上，消除了劳动的异化，实现了人的类本质复归。

　　(一)“自由劳动时间”是判断富裕的基本尺度

　　马克思在《手稿》中引用查·迪尔克《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中的观点，即“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根据这个观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越长，越不富裕；劳动时间越短，他就越富裕。这是因为在查·迪尔克看来，现实的财富集中表现为所有人和整个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对这个观点持肯定态度，明确提出了“自由劳动时间”是判断富裕基本尺度的观点。马克思认为，查·迪尔克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这本小册子“包含一个超过大·李嘉图的本质上的进步”。在马克思看来，现今的财富是建立在盗窃和剥削他人劳动时间的基础上，这种财富的生产与社会的整体发展进步是相违背的。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生产不再是财富的源泉，劳动时间也就不再是富裕的衡量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建立在资本主义剥削他人劳动时间基础上的财富生产模式便会崩溃，直接形式的物质财富生产过程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状态，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

　　未来社会的生产不再是通过各种方式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即通过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来降低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劳动者的自由劳动时间。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富裕就是自由可支配的劳动时间的充裕，真正的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人类社会生产的总体趋势是一方面降低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增加劳动者的自由劳动时间。这里隐含了一个有关自由劳动时间的内在逻辑，即为什么自由劳动时间充裕可以等视为富裕?《手稿》中的观点简单又有力量，即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劳动时间，等于增加个人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人的充分发展又可以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实现人的更加发展和物的极大丰富，从而使所有人和整个社会呈现出富裕的状态。自由劳动时间是生产财富的必要条件或手段，为“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创造条件。如果整个社会的劳动者都在为了生存下去疲于奔命、整天忙碌，那么这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是不富裕的，人们没有充裕的自由劳动时间来发展生产力。自由劳动时间的增加本身也是一个不断解放人、发展人的过程，也是一个共同富裕的过程。

　　(二)真正的财富是“自由劳动时间”内蕴含的发达生产力

　　“自由劳动时间”是衡量富裕的标准，或产生财富的前提和基础，但它本身不能直接等同于财富，自由劳动时间需要物化的形式，就像劳动时间的实体是货币一样，自由劳动时间的实体则是自由劳动时间内所蕴含的所有人的发达生产力。这一点在《手稿》和《资本论》中均有体现。如《手稿》认为未来社会的生产模式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人的自由劳动时间会逐渐增加，“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因此，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自由劳动时间的过程，也是创造科学、技术等财富生产要素的过程。所有人发达生产力的生产，包括各类生产要素的生产，只能在自由劳动时间内完成。只有在自由劳动时间内，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得到充分彰显，所有人掌握的发达生产力才能竞相迸发出来，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累积社会财富的巨大源泉。

　　但是，自由劳动时间与其所蕴含的所有人的发达生产力之间不能直接画等号，换句话说，自由劳动时间是所有人发达生产力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自由劳动时间作为真正的财富形式，想转化为发达的生产力即真正的财富，还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自由劳动时间内劳动的“质量”是重要变量。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经进行了一次“新和谐公社”实验，一方面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增加自由劳动时间，提高劳动者报酬，实行财产公有。但却因为无法将劳动者的自由劳动时间转化为发达的生产力，导致生产停滞，公社入不敷出最终走向破产。马克思对此总结道，劳动绝不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的自由劳动”不是散漫的，而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自由劳动仍然属于劳动范畴，它不是娱乐和放松，而是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创造过程，它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同时就是身体锻炼”。因此，千万不能把自由劳动时间等同于娱乐时间，在本质上它仍然是劳动时间。《手稿》认为，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未来社会的直接劳动过程将被各类机器所取代，必要劳动时间将会降低到最低程度，自由劳动时间将会增加至新的高度。

　　(三)资本在增加自由劳动时间方面发挥着历史性作用

　　与《资本论》不同的是，《手稿》对资本有较多的正面评价，《手稿》对资本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全面客观地分析和评价，这种积极作用主要有以下两点表现：一是资本能够创造财富。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本自来到人世间，其主要的作用就是创造财富，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资本的无止境致富欲望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资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总是趋向不断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为剩余劳动时间转化为自由劳动时间创造了条件。资本出于逐利的本性，总是不断希望将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降到最低，创造出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并将这些自由劳动时间转变为剩余劳动时间，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或财富。马克思对资本本性评价道，“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

　　资本无休止的致富欲望会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不断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劳动时间，直到达到这样的发展高度：一方面，社会只需要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使财富保持在较高水平；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人不再从事那些可以用机器来替代人的劳动，从烦琐的社会生产中被解放出来。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最终结果是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减和自由劳动时间的增加，这些都为人发展丰富的个性腾出了时间、创造了手段。而一旦达到这种状态，“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资本历史使命的完成是一个自在的过程，不是人为的过程，资本完成财富积累和推动生产力的向前发展不被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而是资本的本性使然。换句话说，资本一旦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再往前发展，其对财富积累和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就会愈发明显。《手稿》指出，资本作用的限制之处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这种对立性体现在生产力、财富、知识等创造上，是以一种压迫的方式进行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是一种被迫行为，劳动者不能将剩余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当作他自己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困的条件。劳动成为一种被迫的、令人反感的活动，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生存境遇，资本家通过强迫手段使劳动者的自由劳动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但“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

　　(四)“自由劳动时间”成为判断富裕尺度的两大前提

　　自由劳动时间作为判断富裕的基本尺度并不是自始至终的，其实现需满足两大前提。第一，劳动者对自由劳动时间的个人所有。马克思曾经提到过未来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生产如何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考验着谁主导生产、谁占有生产资料这个根本前提。在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体系中，达成所有的人富裕这一目的是要以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前提的。原因很简单，只有生产资料所有人共同占有，才能确保生产朝着所有人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但这个前提并非共同富裕的全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提到了一个“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问题，即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里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究竟是指重建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还是重建个人对生活资料的所有?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一定争议。但是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那就是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前提下，重建个人对自由劳动时间的所有。只有劳动者实现了对自由劳动时间的所有，所有人的社会生产能力才能由他们自己所有，成为他们自己的宝贵财富，劳动者的自由个性才能得到充分释放，“人的自由个性”也才能得以最终实现。

　　第二，科学技术水平的持续进步。自由劳动时间成为判断共同富裕的尺度，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这意味着在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达到一定高度之前，一定量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必然存在的。生产力愈不发达，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就会愈长，越需要延长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来生产社会所需的各类产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劳动者整天忙忙碌碌，但富裕程度却很低，原因就在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将劳动者从烦琐的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在《手稿》设想的未来生产中，劳动者的劳动主要变成看管和调节的活动，由处于生产第一线转变到站在机器旁边，这一切的变化都得益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界没有发明任何机器，它们都是人脑的外化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机器的大规模运用，解放了人的双手，使社会只需要用较少的必要劳动时间就可以维持社会财富的再生产，为人的自由劳动时间增加创造了条件。恩格斯在谈到电力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必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人类历史发展证明，消除贫困、实现富裕最终依赖的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今天的人们比封建时代享有更加充裕的物质生活，享有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却大大降低，这都得益于科学技术作为“最强杠杆”的伟大作用。

　　(五)自由劳动时间成为富裕判断尺度的阶段定位

　　《手稿》指出，自由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判断尺度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之前的社会中，财富的生产依赖于劳动时间的投入，劳动时间(货币)是财富的衡量尺度。谁投入的劳动时间越多，谁就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在《资本论》“商品”部分的讨论中，马克思一上来就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些庞大的商品堆积需要大量的劳动时间投入，直接形式的劳动依旧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只要这一点没有发生改变，自由劳动时间就不会成为财富的判断尺度。在资本主义社会，直接形式的劳动构成财富的源泉，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尚无法成为从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财富。换句话说，只有当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从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财富的时候，自由劳动时间就可以成为判断富裕的尺度。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划分设想。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里，由于刚刚脱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样的阶段，劳动时间(货币)依旧是富裕的衡量尺度，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物的依赖性”解除，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源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走向崩溃，劳动时间就不再是交换的价值基础。自由劳动时间由幕后走向台前，成为财富的衡量尺度。谁拥有的自由劳动时间越多，谁就越富裕，因为必要劳动时间已经降低到最低程度，所以自由劳动时间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程度。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劳动摆脱了贫困、奴役和对立的形式，自由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衡量尺度，劳动真正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全面发展，所有人拥有的发达生产力也得以迸发出来，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自由劳动时间无限增加，人的精神生活也变得更加充实和富裕起来，宣告了共同富裕时代的来临。

　　《手稿》在“货币章”中将人类社会历史分为三大阶段，分别为“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物的依赖性”阶段和人的“自由个性”阶段。详细考察《手稿》可以发现，马克思提出自由劳动时间是判断共同富裕的标准尺度，不仅实现了对传统财富观的创造性重构，而且在更深层次意义上内涵了解放人、发展人的问题。自由劳动时间的增加最终带来的结果是劳动时间异化的根本消除，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完成，是所有人都拥有发达生产力，是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个性”阶段的真正实现。

　　(一)以自由劳动时间作为共同富裕的尺度意味着人的本质全面复归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人的本质上来讲，人是自然性与超自然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同时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创造出超自然存在物。如上文提到的各类机器等，它们不是自然的产物，却是人改造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人是社会的动物，离开了社会活动，人便不能称之为人。人在社会劳动中结成的各类社会关系，构成了现实的人存在。因此，“人的本质是劳动”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两种表达形态。“人的本质是劳动”是“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前提，没有劳动就没有社会关系。因此，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主动劳动变成了被动劳动，人类劳动的产物变成了另一种异己的力量存在，反过来奴役人、压迫人，人的本质出现错位、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础上，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从一开始就被定位成了雇农、工人等无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一开始就被定位成了资本家，他们“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人的本质再次出现错位、异化。

　　以自由劳动时间作为共同富裕的尺度意味着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一方面，人的劳动不再是被迫性质，而是自由性质，人重新占有了自己的劳动。尽管还有部分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但人的自由劳动时间已经得到极大增加，人不再为了部分人的财富而被迫从事生产劳动，劳动得到解放。人可以从事任何他想从事的劳动，劳动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存在，成为生命的第一需要，人的本质之一开始复归。另一方面，自由劳动时间作为共同富裕衡量尺度的前提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社会存在。在各类社会关系总和中，生产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人是受动与能动的统一，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人，但人可以通过劳动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成为新的人。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意味着劳动者由无产者转变为有产者，意味着社会关系的全面改变，意味着异化的人变成了新的人，人的本质得到全面复归。《手稿》指出，未来的社会生产要“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完整、全面的社会产品，这实际上隐含了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和人对自身劳动的全面掌握下，劳动发展得越全面、深入，其社会关系总和就越完整、全面，人的本质也就得到越充分的彰显。

　　(二)以自由劳动时间作为共同富裕的尺度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的完成

　　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社会个人的发展”。作为类存在物，人是劳动的产物，劳动产生了人，也发展了人。劳动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劳动是全面的，人就是全面的。人的全面发展，实质上就是劳动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往的任何社会中，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大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的，一小部分人的自由是以牺牲大部分人的自由为代价的。这不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大部分工人阶级没有得到发展，而是说他们有发展但程度很低，有发展但全面性不够，有发展却是“畸形”化发展。由于没有充分自由的劳动时间，人的发展只停留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旧式分工带来的结果。资本家为了获取剩余财富，必然会最大可能无限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把工人当作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具，绝不允许工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劳动不是全面的，人的发展呈现出片面性、工具性和有限性。

　　在未来社会中，以自由劳动时间作为共同富裕的尺度，说明人的劳动得到了解放，从被束缚、被限制中解脱出来，变成了由人所掌控的存在，自由劳动时间重归个人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有了最可靠的保障。马克思人学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指“每个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全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实质上是人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对自身蕴含丰富的巨大生产能力的占有。人的全面发展以劳动时间的自由为前提，它包括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和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即人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知识、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是人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的发展。这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本质和目标保持一致，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劳动能力的提升会促使人的社会关系往前发展。起初人总是在一定地域、一定范围内活动，随着劳动能力的提升，人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展至各个层级、各个领域，逐渐摆脱了地域性限制、狭隘性偏见，同其他无数个体进行普遍交流，从而，变成了更加开阔的人、全面的人、具有丰富自由个性的人。

　　(三)以自由劳动时间作为共同富裕的尺度意味着人的“自由个性”的真正实现

　　在《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物的依赖性”阶段和人的“自由个性”阶段。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就是建立一个“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在客观上必须依赖一个强大主体，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人对自然界、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依赖较强，这时候人的劳动是超负荷的，几乎没有多少自由劳动时间。在“物的依赖性”阶段，人受到自己劳动产品的统治和奴役，为了获取生活资料和必要的产品，劳动者不得不出卖劳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劳动者的自由劳动时间虽比上一阶段有所增长，但仍处于匮乏状态。在这个“虚幻的共同体”中，人不可能摆脱被压迫、受束缚的命运。在人的“自由个性”阶段，人的劳动得到彻底解放，自由劳动时间重归劳动者所有，劳动者的社会生产能力从属于他自身，人的“自由个性”发展有了实现的基础。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因而必须消灭阶级，所以这个阶段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以自由劳动时间为前提。解放人、发展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即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阶段是人发展的最高阶段，它表现为人的自主性发展和人的独特性发展两方面。首先，自由劳动时间的重归个人所有为人的自主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之前，个人的发展总是受到统治阶级的支配，劳动者没有发展的自主性，是“偶然的个人”。在这之后，劳动者拥有了对自己劳动时间的所有权，成为独立的人、自主的人、自由的人。其次，只有自由才有“个性”,自由劳动时间的重归个人所有为人的“个性”即独特性实现提供了基础。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个性”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指每个人要成为“真正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有差异性的个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的“自由个性”被否定，人是资产阶级财富的生产工具，有着与牛、马、机器、煤、水等相同的境遇。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自由劳动时间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劳动者的自由个性才真正得以确定下来，每个人所拥有的个性才能被充分发挥出来，他们各有所长、各具特色、相互补充，“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所有人的“自由个性”得到真正实现。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开辟了从“自由劳动时间”审视共同富裕的全新视角，形成了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这一重大标志性成果为我们认识富裕、判断富裕、实现富裕提供了新的理论选择。传统的共同富裕思想只看到了富裕的表象，却没有深入富裕的实质。马克思将“自由劳动时间”视为共同富裕的判断标准，开创了思想史先河。这一充满智慧的判断不仅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对财富的认知，而且蕴含着丰富的人学意蕴。在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中，从来都不是简单地讨论财富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将共同富裕与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赋予了其共同富裕思想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价值。“对人类解放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还是具有消极的阻碍作用，是我们判断一切社会发展理念和原则必须遵循的根本价值路线”。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戳中了问题的本质，在如何致富这个问题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尽管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瞄准的时代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但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精神实质对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构建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指导价值。当然，以自由劳动时间作为判断共同富裕的标准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既要有足够的耐心，也要保持清醒和自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2035年共同富裕远景奋斗目标中推进共同富裕，首先还是要在物质层，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加劳动者的自由劳动时间，不间断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随着人类文明对“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有了双重超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以自由劳动时间作为判断共同富裕的标准的时代终将到来，人的“自由个性”也将最终实现。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学术界》2024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