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课题，而在湖南的早期传播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是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变化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所以，从湖南地区传播的独特性研究出发，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地区特质，进而研究在国内传播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是新时代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的重要课题。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被裹挟进现代化的世界浪潮，在艰难地现代转型中走向社会全方位变革。伴随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来的，是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化生产模式的激烈碰撞及其造成的“社会阵痛”。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阵痛是坚韧而进步的，因为它是以新的现代经济因素的萌芽、进步社会群体的不断涌现、现代传播媒介的产生发展以及近代教育的积极推行为历史驱动力的。在这一适应现代化浪潮的过程中，湖南得风气之先，率先孕育出了这些现代性因素，具备了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可能。

　　1. 新经济因素的生长：从交通运输业到现代金融业

　　作为近代湖南工业化的肇端，诸多新经济因素都在与传统生产方式的博弈中获得了淬炼与生长，在经受传统生产方式抵制甚至打压的痛苦中不可逆转地助推了湖南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使社会面貌在各个方面逐渐展示出“现代性因素逐渐取代传统社会因素而占主导地位”的画面。其中，以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现代金融业、对外贸易等为代表的现代工业的发展进步前所未有，对促进生产力发展、壮大工人阶级队伍、引发阶级力量变化、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引领民众思想变革等，都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从交通运输业来看，晚清时期轮船内河航运与铁路建设构成了湖南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交通支柱。以 1897 年成立的鄂湘善后轮船局为起点，湖南近代内河航运业由此肇端。随着民营轮船业的不断发展，内河航运在推动商品内外交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国外商品倾销、保护本国利益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1899 年开始修筑的萍乡至醴陵段铁路则成为湖南近代陆路交通现代化的起点。该段铁路作为汉粤铁路（为保障汉阳钢铁厂煤供应而建）的重要构成，在大力支持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顺应了晚清旨在通过洋务运动推进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此后，民国时期湖南地区铁路得到进一步发展，公路建设也获得了显著推进，1913 年开始修建的长潭公路便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明。

　　从邮电通信业来看，湖南自 1890 年筹议架设电线开始，便在国内近代通信建设上领先一步。特别是 1897 年长沙电报局的成立，更标志着这一事业的重要推进与发展。此后，以岳州邮政局的成立为起点，长沙分局、湘潭分局、常德分局的相继成立使近代邮政业在湖南初具规模。在经营业务方面，不仅有电话、电报、邮政业务，还开设了邮政汇兑业务；在经营方式方面，覆盖了邮差干路、邮差支路、水道邮路、铁道邮路、汽车邮路等。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湖南近代公路建设事业的发展，汽车邮路也呈明显增加趋势，这对促进各地经济往来、信息传递、思想传播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现代金融业来看，湖南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在与传统金融业的博弈中发展、共存的。晚清时期，一方面，已有的钱庄、票号、当铺已经建立起稳定的金融网络体系，另一方面，随着浏阳、醴陵等地开始试办金融组合处，现代金融业在湖南有了明显起步。到民国时期，已有13 家银行在湖南地区设立了 35 个机构，存、放款金额也从 1000 万银元逐步飙升至 2000 万银元，获得了突破性发展。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钱庄也达到 1200 余家、当铺 200 余家、保险营业点 14 个，为湖南现代经济发展注入了一定活力。更为重要的是，传统与现代金融业的交织发展不仅促进了湖南对外贸易的发展，更促使其社会阶级力量产生了重要变化。

　　随着岳州、长沙、湘潭、常德逐渐成为对外通商口岸，茶叶、生漆、丝绸、药材、棉花、畜产品、麻等日常生活物资的对外输出得到了快速发展；相反，由于国内对工业产品的需求量较低，出口到西方国家的产品远大于进口，这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对民族资本主义积累发展资金、拓展销售渠道、吸纳就业劳动力、增加就业岗位等，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正是在现代金融业蓬勃兴起与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湖南地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除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外的又一新兴对抗阶级。据不完全统计，湖南地区工人数量与阶级力量的变化都经历了一个波浪式发展进程，其队伍从辛亥革命前不足 6000 人到 1921 年的 17 万人，队伍总体处于增长与壮大之中。其中，冶矿工人从 1905年的 24600 人发展到 1918 年的 156500 人，交通工人从 2606 人发展到 9100 人，此外，工厂手工业工人、行业工人、店员、苦力等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可以说，正是这些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广大无产阶级成为了近代湖南最具革命性的力量，在这些人群中较早生发并传播起先进的革命思想。这不仅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更深刻昭示了毛泽东对无产阶级历史主体地位的科学判断——“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2. 新兴社会组织的兴起：从不断涌现到政治参与

　　现代性因素的发展在带来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政治民主化与文化科学化的历史进程。在现代经济因素的有效助推下，湖南地区不断涌现出一批批先进的革命社团，在政治主张与思想文化的革新上提出了诸多新见解与新思考。

　　作为国人思想文化革新的一个分水岭，戊戌变法时期是国人积极创办文化社团，企图通过变法求新以自强保种、开启民智的时代“地标”。在这一时期，湖南地区创建的社团在国内都是数量较多且思想先进的。毛泽东曾评价说，“中国维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设，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从长沙的湘学会、南学会、学战会、公理学会等到浏阳的群萌协会，从衡阳的任学会到常德的明达学会，这些以新知识分子为主要构成的学会向中国社会积极引进了诸多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在变法图强的时代背景下力求以人类先进文明革新民族文化传统，使中华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融贯吸纳、互鉴共生中重振生机与活力，重焕蓬勃与新生。辛亥革命后，兴华会、黄汉会、同盟会湖南分会等社团又在湖南相继成立，进一步表达出反帝反封、追求科学民主、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愿望。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湖南诸多社团的革命性与政治参与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湖北政治团体与革命组织的影响，使本地区的社团在文化传播、思想变革、政治参与上发挥了更大作用。如从 1912 年到 1915 年，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大力支持的有利环境下，众多政治社团选择分化重组，表达发展夙愿，积极制定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举措。可以说，这一时期“产业革命浪潮”的掀起和发展与政治社团的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而在 1915 年中国社会以新文化运动重振思想文化的精神面貌之后，一大批以先进青年为主要构成的文化社团蓬勃发展起来。湖南的俄罗斯研究会以及两湖地区的互助社、共存社、新民学会等在推动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传播新思潮等方面更是发挥了积极引领作用，发时代之先声。正如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所言，“1904年的历史特点是，内地的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他们中最重要的有：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在湖南建立的华兴会，吕大森、胡瑛、曹亚伯等在湖北建立的科学补习所”，这些革命社团以湖南、广东、湖北省为最多”，为革命思潮在湖南乃至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3. 近代新、闻事业的“黄金期”：革命浪潮中报纸报刊的发展

　　传播媒介与渠道的变革是一个社会朝着进步方向迈进的显著标识。辛亥革命以来，湖南地区新闻报刊事业上的快速发展为在该地区传播积极的革命思想、塑造先进的革命意识、创造有力的革命运动，营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

　　自辛亥革命孙中山高擎起“三民主义”的大旗以来，以宣传这一思想为主的报纸报刊便在湖南等地迅速建立起来。从湖南维新派的《湘学报》《湘报》到湖南留日学生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游学译编》，都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宣传与阐发，并对自身的革命主张做了介绍。受湖南报刊事业兴起的积极影响，湖北等地也纷纷形成了以《大江报》《鄂报》《江汉日报》《夏报》等为代表的革命性报刊。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在湖南报刊事业的带动辐射下，全国先后创办起近 200 种革命性报刊——特别是仅在 1912 年 2 月以后，在北京登记注册的新创办的九十多种报刊中，湖南就占据了十一种——不得不说，这大大推动了湖南地区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激发了民智，点燃了群众革命热情，推动了社会深度变革。

　　民国初年，各级各类报刊又获得了一个较大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期”。这一时期，从新兴政权的机关报到各党派自身的党报机关报，从知识性、学术性较强的专报专刊到通俗易懂、百姓皆宜的日常生活报刊，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都得到了反映与探讨。可以说，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活跃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各种思想讯息的传播也是迅速而及时的，新闻事业以其时效性、迅捷性、引领性的优势有效提升了思想革新与社会革命的大众性、参与性。需要指出的是，湖南创办的各类报纸既有其特质属性，又有相应的配套通信社，以便于及时采访发稿、更新社会讯息、展现革命面貌，使湖南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与革命事业的进步呈现出相辅相成之势。如有的报纸受到湖北军政府创办的《中华民国公报》的影响，建刊主旨与报道内容与其相近，有的报纸则属于同盟会—国民党系统，致力于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如《长沙日报》《湘汉新闻》等），有的报纸则倾向于共和党—进步党系统，主张与宣传立宪派的革命思想（如《湖南公报》等）。此外，湖南通讯社、中华通讯社、大中通讯社等对新闻报刊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使湖南地区的社会变化与思想变革以积极高涨的形势彰显出来。

　　总的来说，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地区近代新闻报刊事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两湖地区革命人士以其敏锐的时代嗅觉探查并发出革命的先声，为后来革命浪潮的迭出涌现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该地区的迅速传播，奠定了稳定的物质条件支撑与革命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由不同国家引入中国，是经过各国甄选识别与民族化发展过的。这反映出不同国家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过程中，对其作出了更具本国特点的解释与运用。正如有学者指出：“从日本而来主要是一般学理方面的，从西欧而来主要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方面的，从苏俄而来则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构架。”可以说，在湖南早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内容丰富的，既包括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又有与此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在苏俄的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

　　1. 传播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到阶级斗争学说

　　众多湖南地区的革命人士都努力从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介绍，尽管有所侧重选择，但基本上做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全貌的描绘，对其理论实质进行了阐释，更联系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进行了深入剖析。

　　蔡和森作为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快速发展、引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大批革命人士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就曾指出，“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段话中，蔡和森向陈独秀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最终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精髓概括为“综合革命说和进化说”，并提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是重要而可行的。在陈独秀与蔡和森的通信中，尽管陈独秀对马克思是否存在“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类乎一种自然进化说”的矛盾尚存疑虑，但对其如何以唯物史观分析社会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以阶级斗争学说推动中国社会革命，形成了更深刻的启发与认识。

　　李达作为湖南地区的早期革命代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家，曾在毛泽东的邀请下担任过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也正是在这一时期（1923 年至 1927 年），李达先后在湖南自修大学、湖南公立政法大学等学校任教并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不仅在《马克思还原》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做了概括，分析了内在深意，剖析了理论精髓，更在被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现代社会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更加经典的概括：“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内容，可分为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三大部分。历史观与经济论属于理论的方面，政治论属于实际政策的方面。历史观之根柢为唯物史观说，经济论之根柢为剩余价值说，政治论之根柢为劳工专政说，而贯穿唯物史观、剩余价值与劳工专政三大原理，使之成为有机的联络关系者，则为阶级斗争说。”正是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作了整体性介绍，更对各个部分内容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是对走出“经济决定论”的误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矛盾运动、“两个绝不会”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有

　　了更为深入的论证。

　　可以说，像蔡和森、李达这样的早期革命家还有很多，他们致力于在湖南乃至全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组成、理论要义、核心精髓给予中国式解读，并联系中国革命指导实践。从这一点来讲，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都获得了中国化的继承与创新、阐释与发展。

　　2. 聚焦苏俄发展：从十月革命到社会各方面建设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以俄为师”和全面向苏俄学习的历史，正是从十月革命的实践激发与道路启示中开始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从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列宁的重要思想，到苏俄社会建设与发展经验等多方面信息，在湖南乃至全国传播起来。

　　关于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是最先传播起来并引起国人关注的。不仅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高度称赞了十月革命给世界受压迫人民带来了重要鼓舞——“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是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挡”；湖南《大公报》也在 1920 年 12 月先后刊载《布尔塞维克的历史》《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等多篇文章，热情赞颂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与道路探索的借鉴意义。此外，《大公报》通过转载《共产党》月刊的文章向国内介绍了俄国共产党形成发展的历史，对其《党纲》进行介绍。这对国内更加全面地认识布尔什维克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组建中国共产党并根据中国革命提出自身《党纲》，都起到了一定指导作用。

　　通过对列宁生平与著作的介绍以及分析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湖南《大公报》刊登了《列宁的历史》一文，指出列宁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的革命计划“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把私有资本收为国有，破除私有制度，举行世界革命，以达到实行世界（无国界）共产主义为止”。这就把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列宁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特别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从实践层面的建设与创新展现出来。在一定意义上讲，这对中国革命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起到了巨大鼓舞作用。此外，李达在在《现代社会学》中还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做了进一步分析，深入剖析了列宁对帝国主义特征的精炼总结，积极论证了中国通过革命摆脱帝国主义的多重压迫、实现人民自由解放的可能，从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

　　3. 放眼世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关介绍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关介绍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蔡和森等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予了深入关注，并从俄国革命与各国工人运动的实践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蔡和森与毛泽东的通信集中体现了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一方面，他在 1920 年8 月、9 月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成立就是以此为理论依据的。第二国际之所以出现对共产国际政治立场的偏离以及革命精神的丧失，正是因为其逐渐放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在“保卫祖国”的名义下走上了帝国主义的政策误区。所以蔡和森向毛泽东提出，要坚定保持共产国际的政治立场，就应当坚持“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不能带爱国的色彩”。另一方面，蔡和森通过对德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看到了俄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他强调，俄国布尔什维克以唯物史观为社会革命出发点，将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革命方法，致力于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则以资产阶级民主与修正主义为出发点，在与中产阶级的合作中倒向了帝国主义的阵营，从根本上倾向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从而引发了内战、破产、革命与反革命。正是在这一对比中，蔡和森看到了各国革命运动及其命运的不同，指出了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向俄国学习。

　　李达也在《现代社会学》中专门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介绍。他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无产阶级一切解放运动之总称也”。从领导革命运动的派别来看，有革命派领导的，也有进化派领导的；从社会运动的机关来看，有以劳动党为代表的议会政策派机关，也有以法国劳动同盟为代表的经济的直接行动派机关，还有以各国共产党及其社会民主党左翼等劳动组合为代表的政治的直接行动派机关。此外，李达还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曲折发展历程，既称赞了第一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发展，又剖析了第二国际与第四国际的短暂存在，更指出青年共产国际的加入对第三国际的壮大等积极影响——“第三国际复活第一国际之精神，摘发第二国际之虚伪，从新决定用武装的斗争，企图世界革命，建设国际劳农共和国，以劳农会之形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旗帜鲜明，行动急进，其声势驾乎第二国际之上，诚世界革命之总机关也。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传播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对国人更好地认识、学习与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本土化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是从多种路径同时进行的，这些路径的多样性、多元性对传播的开放性、互鉴性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湖南留学生从日本、法国、苏俄等地学习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比较性阐释中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更有其他地区的报刊对湖南本地报刊形成相互借鉴、相互影响之势，给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来补益之效。此外，共产国际代表带来的马克思主义苏俄“样板”，使国人逐渐具有了在实践中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与觉解。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传播的路径是多元化的，效果也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

　　1. 路径之一：湖南留学生从多国积极引进马克思主义

　　自清末民初以来，诸多湖南留学生抱着救国图强的志愿踏上了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留学之旅。这些留学生在不同国家学习了文明制度与治国方略，但经过反复探索比较与甄选辨识，多数历史性地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边，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使中国走上一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日作为一衣带水、文脉相承的邻邦，在思想文化的传播影响上是迅速而直接的。自日本学界在 20 世纪初掀起评介社会主义学说的浪潮伊始，这股对社会主义的研究热情便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时期到日本留学的湖南留学生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见证者，更是向国内引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承担者。赵必振作为中国传播社会主义的先驱，翻译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近世社会主义》《广长舌》等著作，在国内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近世社会主义》更是深入译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术语，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文本的相关细节，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情况，“为马克思主义后来大规模实质性的传播起到了某种思想先导作用，为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罗大维作为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人，翻译了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一书，成为“我国对马克思生平及学说进行较系统介绍的一部译著”。林伯渠也在日本受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并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逐渐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积极宣介马克思主义，谈到“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就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可以说，从日本引介马克思主义是湖南留学生的第一站，众多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对国内认识与学习马克思主义，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法国作为民主自由思想的发源地，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具革命因素的地方。许多湖南留学生正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中走向了这片思想活跃与革命情势高涨的热土，在这里对西方世界各种思潮加以审慎辨识，甄选出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与道路方案。据当时华法教育会名册的统计来看，在先后 20 批、近 1763 人的中国留学生中，四川、湖南、广东籍人数位列前三，其中湖南留学生 378 人。在这些湖南留学生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传播影响较大的就是以蔡和森、向警予、萧三等为代表的新民学会会员。其中，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最深入的，对国内的传播影响也是贡献最大的。

　　一方面，蔡和森将在法国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成果通过书信、稿件的方式发表在国内重要刊物或新创刊、发行的杂志上。这些工作的大部分经由毛泽东来完成，也对后者祛除各种思潮迷雾的干扰，坚定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蔡和森不仅坚持“日惟手字典一册”，“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更在与毛泽东的通信中表示，“看报渐有门径，各国社会运动消息，日能了解一二，颇思纵〔综〕合来写，以作我与你通信资料”。经过对国内外上百种报刊资料的研习，蔡和森最终得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之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的结论。此后，毛泽东将蔡和森与其往来的三封重要书信（分别是 1920 年 5 月 28 日、8 月 13 日、9 月 16 日）分别编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二、三集中，使国内众多学会会员与革命人士在蔡和森的影响下走出了错误思潮的误区，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蔡和森积极参与到国内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辩之中，澄清马克思主义何以是适合中华民族的发展之路。蔡和森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不仅剖析了各种错误思潮的本质，更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即建立在唯物史观、资本论与阶级战争学说基础上的“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 Revolution et evolution”。而陈独秀也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深刻见解，指出唯物史观绝不是“挨板的自然进化学说”，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完全机械论的哲学”。特别是陈独秀将二人通信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为题在《新青年》上加以发表，对当时国内理论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说，正是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与认真学习，使其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培养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起到了先导作用。李维汉对此曾评价道，“在我们这些中间，搞马克思主义，蔡和森是先走了一步，他确实是我们的先驱。”

　　中国人“以苏为师”的强烈愿望是由十月革命点燃的，因为它第一次使中国无产阶级真切地看到了社会变革、国家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希望。正如毛泽东所言，“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加之俄国 1920、1921 年两次对华友好宣言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认可、赞扬，向俄国学习、赴俄勤工俭学以求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实践道路，就成为这一时期广大留学生的心声。

　　1921 年，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等 14 人到俄国勤工俭学，作为最早一批留苏学生，他们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所学理论知识用于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并于回国后投入到工人运动与学习教育之中——如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况工人大罢工等；他们还积极撰写了多篇文章，向国内介绍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建设与发展、国际工人运动史状况以及对中国革命战争形势的分析——如任弼时的《列宁与十月革命》《怎样布尔什维克化》《联合战线问题》等。可以说，这一时期从苏俄回来的留学生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上对促进国人思想觉醒、逐步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积极贡献，更在领导工人运动与革命实践、提升工人思想觉悟和受教育水平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在各种思潮的甄别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虽然其动机带有鲜明政治色彩、学习与宣传效果不一，但他们毕竟为探索中国社会发展出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传播，引领国人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后来称赞，“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

　　2. 路径之二：不同地区报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上的相互补益

　　辛亥革命后不久，湖南与国内其他地区创办的报纸报刊数量、种类激增，不同报刊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借鉴也日益频繁广泛，这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及其之外地区的交流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报刊既有资产阶级创办的，也有中国共产党创办的，还有国共合作时期共同创办的。它们在选择与宣传马克思主义上虽各有侧重，但毕竟对国人认识、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湖南之外地区的杂志来看，影响较大的有资产阶级创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其中，《觉悟》《学灯》虽为资产阶级主办刊物，但也曾一度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阵地，作为一种进步刊物对党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觉悟》在 1921 年前后曾刊发《劳动组合运动和阶级斗争》《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资本主义制度解说》等文章，《学灯》也转载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刊载《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进化》等。这些都对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共产党自身创办的刊物则更表明了早期革命先驱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与坚定信仰。如《劳动界》虽创办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但它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相结合，启蒙工人思想，指导工人实践，推动社会变革，始终坚持“教我们的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成为中国较早引领工人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重要刊物。《新青年》则不仅设有“俄罗斯研究”专栏，从多方面介绍苏俄社会改革与建设等情况，还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状况。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使国人对于“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农业制度、婚姻制度、平民教育、儿童教育和职工运动等各方面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能够逐渐自觉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国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进行回应，在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中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此外，《共产党》月刊更是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提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可以说，这一时期许多地区创办的杂志都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工具，对马克思主义从不同地方传到湖南，培育革命领袖，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起到了助推作用。

　　当然，湖南本地创办的报刊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介绍也是极其丰富的，这与其他地区报刊杂志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在相互交流借鉴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如较早宣传社会主义的《湘汉新闻》，毛泽东就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主义”。他曾在与斯诺的对话中提到，“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又如湖南《大公报》，该报刊不仅积极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多次专门刊发李大钊、高一涵、李达等人的文章，介绍国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宣传，并转载了罗素、杜威等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使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有了更为深入、更显辩证、更加全面的认识。除此之外，湖南各界创办的《湘江评论》《明德周报》《岳麓周刊》等报刊同样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十月革命与苏俄状况、分析国内革命形势、引领人民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突出贡献。

　　3. 路径之三：共产国际代表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通过对华示好来进一步践行马克思的“共同胜利论”，这既符合了苏联自身的外交战略考量，试图以促成中国、朝鲜、日本的社会革命来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巩固自身战略利益，同时也迎合了先进的中国人求取治国方案的迫切心态，成为共产国际能够顺利到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需要与“双赢”条件。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中指出，共产国际以“组织全世界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传播共产主义”为使命，所以“应当与目前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压迫各国参加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保持密切的接触”。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多次派不同群体来华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经验，并试图在中国建立党组织。这些人中既有共产国际代表，也有在华的俄国侨胞，以及在俄华侨。他们主要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和东北地区活动，与中国革命人士积极接触，试图将俄国革命经验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引入中国，使中国革命运动有所推动。就湖南而言，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迈耶夫和马林为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党组织建设等工作起到了一定指导作用。

　　从维经斯基来看，他曾与毛泽东、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讨论过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等状况，并提出以和平的工农专政的手段改造世界的想法，这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建设一个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具有一定启示。如彭璜在给湖南《大公报》的《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中提到，“我记得前次上海会见一位吴先生（即维经斯基——引者注），他是很提倡国际主义的。他是很希望用十分和平十分圆满的手段来达到国际主义的目的，所以他说俄国的革命，不幸在这过渡时代，近于多数专制——就是劳农专制。但人民的知识与道德，不能站在一水平线上的时候，社会的改造，只有比较的圆满与和平的方法。‘无为之治’恐怕是不可能的。所以和平的世界，是俄人革命的目的。劳农的政府，是俄人革命不能避免的手段，也恐怕是全世界革命必经过的阶段”。

　　就马林而言，他曾经到湖南长沙参加过青年团体的集会，宣讲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与发展、十月革命的经验意义，以及建立工会以团结工人阶级推动社会变革等内容。这次宣讲对中国工人更加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系统开展工会建设以维护自身利益、探索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产生了积极影响。与其同行的美国学者伊罗生给予了证实，“在湖南省会长沙，我同被认为与国民党友好的省长及其顾问们取得了联系。我听说长沙有一个青年学生组织与工人阶级（纺织工人）有联系，就去和他们接头，并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向这些学生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和在他们帮助下建立工会的必要”。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来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积极奔走于中国革命情势发展较快的省份或城市，特别是湖南、湖北、广东这样的地方。他们从理论上宣讲了俄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列宁主义的主要思想内容，从实践上分析了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意义，并从建立工会、发展党组织、吸纳党员、分配革命任务等方面给予了培训与锻炼。总的来说，共产国际代表对湖南乃至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实践都是影响显著的，它既是那个时代俄国扩大社会主义阵营与国际力量所需，也是中国谋求社会变革与发展所求。这也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在外力促动与内生发动共同作用下持续推进的。特别是最具现代性因素、革命情怀与求新求变意识的湖南等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传播更起到了引领作用。具体来说，首先，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引与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使当时关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民族理论）的诸多误区得到了廓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从而培养了一大批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与力量基础。其次，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与建设。由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积极努力，湖南早期共产党组织得以快速建立起来。不但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反复讨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改造湖南，而且毛泽东与何叔衡也于 1921 年 6 月奔赴上海，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0月，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共湖南支部率先建立起来，毛泽东回忆说，“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陈独秀对湖南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作出了积极评价：“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做得很好。”最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培养了诸多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群体为进一步在国内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力量基础。如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不仅积极领导湖南学生联合会参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实践活动，还在理论上积极阐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以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如毛泽东不仅在《湘江评论》中介绍世界革命新思潮，打开中国人的视野，还在新民学会会员 1921 年新年大会上分析与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最后指出用布尔什维主义救中国就是用其“阶级专政的方法”。所以，回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湖南早期传播中探寻其发展历程与独特经验，从其与其他地区的交互影响中提炼与总结普遍规律，对于重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推动基层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特别是在新时代更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作者单位：石勇春，东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临霞，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