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1日适逢伟大导师列宁逝世100周年。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日子里，我们纪念这个日子具有特殊意义。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要生活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他们当时解决的主要时代课题，是以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为理论基础，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由此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始创新、原创形态。

　　而在20世纪的起点上，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新阶段、新形态，其典型特征就是使社会主义不仅从空想变为科学，而且进一步变为实践行动、社会制度、文明形态。这一划时代的根本变革，看来主要是通过“两次飞跃”实现的。第一次飞跃是1917年十月革命开辟了夺取政权的道路，第二次飞跃则从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到晚年“政治遗嘱”,晚年列宁开辟了一条原先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纵观科学社会主义历史长河，列宁主义开辟了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尤其是其晚年开创的新经济政策道路，再加上“政治遗嘱”中社会主义观念的转变，为21世纪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列宁重大创新在当代发展的最新时代潮头。

　　列宁最后之作在形式上是零散的，是由许多单篇短文、单篇信件构成的，实质上却是一个直接关联的有机整体，它们是在同一段时间、为着同一个目的，按照予先拟定的统一计划，围绕着同一个中心写成的。贯穿始终、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小农国家俄国，从战略高度来探索苏维埃俄国走向社会社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也是落后俄国走向工业化、电气化、现代化的新道路。

　　在拟定这种战略构想的主体时，在最后写成的一组论文中，列宁大体上是按照“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这样一个内在逻辑顺序展开的。下面我们力求深入到列宁构想的内在创造活动中去，历史地再现列宁构想的形成过程，注重于深入开掘其中蕴含的理论内容。

　　(一)文化建设的战略构想——列宁晚年进一步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主义”的新思想

　　列宁把文化问题摆在头等重要的特殊地位，五篇论文的第一篇《日记摘录》,就是专门谈论文化问题的。这也许多少有点出人意外，而在列宁思想中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他早就痛感：“关键：提出和业已开始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与物质贫困、文化贫困之间的脱节。”1因而在1923年2月7日拟定的最后思索题目表中，四个题目中文化教育占了两个。

　　1.进一步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主义”

　　列宁要求把社会主义的重心转向发展生产力，阐明了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对于经济落后的苏维埃俄国具有生命攸关的重大意义。五篇论文的第二篇《论合作社》,从文化建设的构想转向经济建设的构想，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问题。在这篇短文的最后，点出了这一思想主旨：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

　　也就是在这里，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作重心转移”的新概括：“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在“文化”上面打了引号，大概是想说明这里的文化是指“广义文化”,既包括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也包括文化的物质基础，即经济建设。

　　“文化主义”这个词，俄文原文是“Культурничество”,是借用白俄旧知识分子的一个语汇，多少带有点文化万能论、文化至上论、文化决定论的意思。原来中文第一版未敢直接翻译出来，因而鲜为人知；中文第二版做了直译，却未做专门的介绍与研究，因而时至今日，仍然还是鲜为人知。

　　1918年列宁提出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而1923年最后之作中，则进一步提出，要把工作重心从经济建设转向“文化主义”。这是一个至今值得注意并且应当深入研究的全新问题，也许正是这里，我们可以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找到重要的理论源头。

　　2.俄国文化建设的特殊重大意义

　　苏维埃俄国在文化建设方面也走着一条特殊的道路，具有独特的历史顺序：不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前提下夺取政权，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新型文明；而是在半封建文明的地基上首先夺取了政权，然后反过来经过长期的文化革命，最终渐进式地建立起社会主义新型文明。

　　这种特殊的发展道路决定了实现文化革命、建设高度文明，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具有特殊意义，是社会主义建设重心所在，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必备前提。列宁深刻地揭示出文化革命同政治革命、经济变革的内在联系，从而指出了文化问题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有机组成部分的巨大意义。一方面，实行政治变革、夺取政权，为文化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另一方面，只有实行了文化革命，才能巩固和消化社会主义政治变革的成果，因为正是文化的落后性妨碍着人民群众直按参加国家管理，使官僚主义得以复活，新型民主的发展受到阻碍。一方面，正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改变着阶级关系，并提供着“文化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文化革命是进行经济建设、建立新型社会关系的必要的思想文化保证，“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最后之作中，列宁还提出了一个新颖思想，即把实现文化革命作为落后俄国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和基本标志之一：“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

　　3.从扫除文盲做起，直至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高目标

　　苏维埃俄国由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达文明，因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广泛深刻的多重任务：既包括纯粹精神文化方面的任务，又包括奠定文明的物质基础方面的任务；既包括识字扫除文盲等初级的启蒙任务，又包括提高文化、实现电气化等当代尖端任务；既包括科学文化方面的工作，又包括思想道德方面的工作。各方面工作的归宿点，则是造就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

　　4.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反对右更要防止“左”

　　苏维埃俄国在文化发展上的特殊途径在于，必须着重反对小资产阶级虚无主义倾向，善于批判地吸收整个人类的文化遗产，尤其是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发达文明。为此必须注意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条战线是在外部着重反对右的倾向，特别是反对把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视若神明、毫无分析的考茨基主义，要求以严格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战胜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在思想上的最深刻的反抗。另一条战线则是在内部着重反对“左”的虚无主义，反对无视文化遗产、尤其是资本主义发达文明的宗派主义态度。

　　在两条战线斗争中，根据实际情况，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纵观列宁整个活动，是把在国内党内反对“左”的虚无主义、蒙昧主义，作为一条主要战线的。因为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的国度里，存在着“左”的思潮的肥田沃土；而在革命高潮中，在文化问题上，最常犯的病症是“左派幼稚病”和“革命空谈症”。

　　5.文化建设的长期艰巨性，最终目标是一代新人培养

　　文化建设只能采取深入细致、缓慢渐进的特殊形式。列宁反复告诫：“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青的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列宁所说的文化革命，并不是一场短期运动，而是“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构想，是对唯物史观的独特贡献。它不仅反映了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高度文明的苏维埃俄国的特殊国情，而且以极大的预见性超前反映了20世纪科技革命发展的大趋势。在科技革命时代，物质生产固然仍是整个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但是科学、一般知识日益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力系统中最活跃的、有决定意义的新要素，文化价值问题日趋成为社会生活和发展战略的中心问题。社会主义不仅由理论转化为运动、由运动转化为社会制度，而且要由一种新型社会制度转化为新型文明。列宁文化建设学说的意义在当代与日俱增。

　　(二)经济建设的战略构想——合作社会主义的列宁模式

　　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而总体上相当落后的俄国国情，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必须采取不同于“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独特经济结构。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和最后著作中初步设想的经济结构，固然首先是就过渡时期而言的，但其意义决不局限于过渡时期，实质上意味着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发达西欧做出的一般设想，也不同于后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

　　“列宁构想”在经济建设方面包括新颖独特的六点创新：

　　第一，不是排斥和消灭商品生产，而是从市场为基础，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概念，曾是与商品生产不相容的。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的，即从发达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直接走向完全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列宁起初也坚持这种马克思主义传统见解，他的一个典型口号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后来在俄国实践的挫折中，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落后俄国的特殊性：既不存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也不存在全国统一的社会化大生产，生产资料完全归全社会所有的“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因而不存在立即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物质基础；相反，存在的是五层楼梯式的经济结构，是少数工厂与广大农村、少数工人与大多数农民长期共存的特殊矛盾。因而，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本质和作用，提出了全新的见解，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从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水火不相容，转向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从极力排斥同品生产，转向积极发展商品生产；从竭力抑制商品流通，转向扩大疏通流通渠道。

　　列宁提出的新口号是：“以市场为基础”,“给小农以一定的贸易自由”,“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这里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道路的本质特征与思想精髓。以此作为基点，列宁就走出一条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即从小农大量存在的半自然经济出发，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这个中介环节，逐步走向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劳动。这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转变，它的意义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仅限于过渡时期。它不仅是从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体制转向新经济政策体制的枢纽，而且实质上为开创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不是由国家直接组织生产和消费，而是让企业“自己对自己负责”,对社会主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在高度社会化前提下，把一切生产工具都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手中。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由于形势所迫和简单照搬这个原理，实行了高度集中的“总管理局制度”,国家从上到下一统到底，国家对企业、企业对个人一律搞平均主义，免费供给。这种极端集中的经济体制，再加上连年战争破坏，结果出现了严重的“工业危机”,工业年产值仅达战前的1/5、甚至1/7。列宁看到了在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的条件下，严格区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使用权的必要性。他提出新的口号：“按商业原则办事”,“各个托拉斯和企业建立在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发挥每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资方面的独立性和主动性”。这实质上就是把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把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则，从农村经济推广到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内部，推广到国家与企业关系之中。

　　第三，不是单纯靠政治热情、行政手段和集体负责，而是靠“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的原则”和经济责任制，来充分调动每个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1918年，随着工作重心从“夺取俄国”转向“管理俄国”,列宁提出在经济体制中，必须从初级形式的集体负责制，合乎规律地发展到高级形式的个人负责制、一长负责制。在最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他进一步要求把专人负责制建立在物质利益原则的基础上：“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不能直接凭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在企业内部、企业和个人之间也要以市场为基础，运用商品货币关系这个杠杆，通过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直接结合，来调动每个劳动者的积极性，挖掘企业内部的活力源泉。

　　第四，不是直接采取“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而是采取以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为主导的多层次经济结构，以适应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的需要。

　　“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低、而且极不平衡的状况。与完全社会主义产品生产相适应的经济结构，是“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相适应的经济结构，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的多层次经济形式”。列宁首先提出了这种区分的基本思想，对解决当代社会主义所有制具体形式至今仍有重大启迪。

　　第五，不是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搞“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而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以便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专家、管理技巧来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首创了这种特殊形式，来解决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资金不足、人才缺乏、技术落后、管理混乱、经营无方的尖锐问题。就是说，把发达资本主义手里的“王牌”,拿过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用，以便赶上、超过和战胜发达资本主义。列宁从理论上阐明了落后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并且具体分析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第六，不是采取高度集中的国营农场或公社制，而是通过和商品生产相联系的合作制，引导千百万农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列宁曾对比试验了四种形式：国营农场、公社制、共耕社和合作制。最后的选择是，在“政治遗嘱”中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合作制计划”。合作制不同于前三者的本质之点就在于：它适合广大农村中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适合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适应把半自给的小生产引向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需要，找到了私人买卖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列宁还从多方面探讨了苏维埃俄国合作制发展的特殊规律：农村中的合作制——工业中的合作企业；消费领域的合作制——生产领域的合作制——全面的合作化；初级的不完全的合作制——经过电气化和文化革命——完全的合作化。这就从理论上基本解决了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如何引导千百万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世界历史性难题。

　　在最后遗嘱中，在经济建设上，列宁着重谈的是合作制和国家资本主义。不过这是联系整个新经济政策来谈的，上述构想应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里关于经济建设的构想，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道路战略构想，尽管它还很不细致、很不系统，但毕竟指示着一条落后小农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途径、新道路。

　　(三)政治建设的战略构想——旨在发扬民主、反对腐败的重大政治制度创新

　　政治建设，尤其是国家机关和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也是列宁最后遗嘱注视重点之一。1922年12月22日最先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一开头就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这个主旨：“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五篇论文的最后两篇《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又是专门谈论这一问题的。列宁在这里把“致力于革新和改进机构”,作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

　　列宁关于政治建设构想的中心问题和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问题，是这种最高类型的民主在苏维埃俄国的发展道路和特殊规律问题。这条道路的特点在于，不是从发达的资产阶级民主立即过渡到巴黎公社原则设想的直接民主，而是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与新型民主、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直接监督管理相结合的特殊新途径。为此，特别迫切地需要发挥以下五个方面的政治支柱作用：

　　1.把工农联盟作为苏维埃新型民主的主要柱石

　　国际形势的新特点要求俄国革命采取新的战略：从把主要希望寄托在欧洲革命的连锁反应上，转移到国内和农民的长期联盟上。列宁最后正是从这种新战略的角度，把工农联盟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

　　2.人民群众逐步学习直接监督和管理国家事务

　　在列宁的思考中，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型民主、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发展的特殊辩证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在本质上是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更高类型的民主，但社会主义民主本身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从不完备到完备的历史过程；人民群众通过先进政党为中介进行管理的间接民主，只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的初级形式、初级阶段，人民群众自己直接进行管理的直接民主，才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高级形式、高级阶段，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在发展过程中，二者又是相互渗透的，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学习、监督、管理国家事务，正是使二者有机结合，从前者向后者过渡的政治基石之一。正是着眼于此，列宁最后思考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从普通工人农民中选拔上百个新的中央监察委员来改组、加强工农检查院；吸收几十名最下层的工人农民参加中央委员会，直接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使知识分子中的专家、内行参与决策等。

　　3.把创建人民监督制度、反对官僚主义作为长期的重要任务

　　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官僚主义危害的认识，经历了逐步上升的三个阶段：1919年他第一次郑重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复活，不过当时主要指的是沙皇时代遗留下来的旧职员；1921年后，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官僚已经在新生的国家机关内部滋生起来；而到最后遗嘱中，他以整个身心的力量向全党敲响警钟，“官僚主义者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所讲的官僚主义概念，主要地并不是指个别人的工作作风、效率低下，而本质上是指的一种脱离群众监督、只对上负责，使少数上层享有特权的制度。他在谈到官僚主义时说，“我从心底憎恨它。当然并不是恨个别的官僚，可能他是个干练的人。我是恨那制度。上上下下它都带来瘫痪和腐化。”列宁分析了官僚主义在苏维埃俄国滋长的深刻根源：一方面，“官僚主义，即小生产散漫性和萎靡状态的上层建筑”,“农民越分散，中央机关的官僚主义也就越难避免”;另一方面，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过分集中、包罗万象的计划管理体制也会产生官僚主义，“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目前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空想’”。要连根拔除官僚主义的劣根性、决不能靠大轰大翁的政治运动和“彻底消灭官僚主义”的高谈阔论。列宁最后思考中注重的是，如何通过坚持不懈的具体努力，发展生产力，提高文化，改革政治制度，逐步让所有的人都参加管理。

　　以加强工农检查院为形式与抓手，创立人民监督制度，以这种制度创新，筑起一道反对与防治官僚主义的长城。这是列宁最后构想中，一项旨在反对官僚腐败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创新。

　　4.以坚韧不拔的努力来改善国家机关

　　列宁指出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必定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如果不进行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之前灭亡。列宁遗嘱中提出的改革国家机关的主要原则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专人负责，赏罚分明；严格考核，选拔人才；吸收工农，联系群众。其中最根本的还在于后者，借助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管理作用，挖掘社会主义直接民主的最深刻源泉，从根本上改善国家机关。工农检查院问题之所以成为列宁遗嘱的中心议题之一，原因正在于此。列宁想在这个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衔接点上打开突破口，作为造就新型国家机关的“工作母机”,推动整个国家机关改革的枢纽。

　　5.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

　　如何处理党内民主与集中统一的关系这个难题，不仅关系到党的面貌，而且直接关系到整个政权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面貌。在人民群众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这个中介来管理国家时，只有党自身实行民主集中制，政权才可能真正属于人民群众，才能把间接民主建立在直接民主的广泛群众基础上，并逐步从前者向后者过渡。相反，如果执政党自身官僚主义化，那就必然会从根本上阻塞了新型民主发展的道路。列宁提出的方针，概括起来说是：派别组织要取消，政治行动要统一，思想争论有自由；党内民主要扩大，中央领导有权威，广大群众能监督。列宁遗嘱中提出的一系列具体建议，中心点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历史条件下，要不断健全和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特别是要适当扩大党内民主，使广大群众能监督党的上层领导和领袖人物。

　　《论我国革命》堪称是“列宁遗嘱”的哲学篇、哲学导言，其哲学精髓就是共殊观、辩证法，世界历史一般规律与民族特点的辩证统一。也正是在这里，他在生命与思想的最后历程中，提出面向东方与中国的第一次理论预见：

　　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也正是在《论我国革命》这篇哲学导言的结尾，列宁又画龙点睛，第二次提出关于东方与中国道路的理论预见：

　　我们的苏汉诺夫们，更不必说那些比他们更右的社会民主党人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有人或许要说，列宁在这里只讲“东方”,并没有明确具体论及“中国”。

　　列宁最后论著的终篇《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又有两次类似说法，最终揭开了谜底：他讲的东方，首先指的就是最能代表“亚洲国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

　　列宁用星花标志，自己对《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文章进行了分段，在其最后一组星花分出的最后一段开头，他第三次提出对东方道路的理论预见，并且比前面更清晰地点出，他所谓的“东方”,首先指的就是“印度、中国”:

　　同时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在这些国家里开始出现整个欧洲的那种动荡。现在全世界都已清楚，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进程。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东方已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

　　也正是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文章的近于尾声之处，列宁第四次作出关于东方与中国道路的理论预见，并且点明正是这一点，不仅关乎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而且决定着人类命运，“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我们在这里，把列宁晚年思想、“政治遗嘱”,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最直接的、首要的理论源头，并不是一厢情愿的抽象想象，列宁在这里四次论及东方与中国道路，不正是最好、最直接、最有力的论据吗?

　　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质疑，这里指的是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道路，看来与现代化道路，并没太多的必然联系。其实，也正是在这里，列宁最后论著的最终画龙点睛，点出了列宁最终希望，正是落脚在工业化、电气化、现代化上：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七大创新——继承发展列宁晚年思想的最新时代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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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西方政治思想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总体评价，主要存在两种流行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属于外源型、后发型东方现代化模式，只能是内生先发式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照搬移植。从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的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直至当代美国“新左派”代表人物哈维等人，大体都持这类看法。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20世纪中期开始的，模仿的是工业化的苏联模式。美国最大的中国学家费正清就持这种看法。

　　这两种不同看法，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移植外国模式，因而并没有什么自己的重大独特创新。

　　我们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通过世界现代化史的比较研究，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色，就是作出了根本超越西方与苏联现代化模式的七大创新：

　　第一，人口众多、东方大国的现代化起飞新路。中国式现代化乃是人口众多、东方大国的现代化，堪称是世界现代化史上的第四次浪潮，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鲜明特色。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开创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新型体制，既根本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又超越了只有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主义的西方现代化模式。

　　第三，党的领导、人民主体的新型民主政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因而能够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中别开生面，“解放劳动——创新国家——驾驭资本”,体现了“人民主体”的现代新型民主政治，根本突破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也有别于以国家垄断制为中心的苏联模式现代化道路。

　　第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两手抓”方针，反对“一手软，一手硬”,因而根本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物欲横行、金钱至上、精神文明匮乏的固有弊端。

　　第五，精准扶贫，共同富裕。为了克服苏联模式下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改革开放初期，实行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特殊方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越来越重视共同富裕；2012年十八大后，还实行了“精准扶贫”,强化社会保障制度，根本超越了势必引起两极分化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

　　第六，生态文明，永续发展。为了克服西方近代工业文明造成的全球生态危机，也克服改革初期盲目发展、生态破坏的问题，在新世纪、新时代，更加明确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型生态文明，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发展方式。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根本超越西方式现代化发展方式的又一重大创新。

　　第七，自主开放，和平共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主张共同富裕、和谐发展，对外主张和平共处、融入世界、合作共赢，根本超越了资本垄断、对外扩张、追求霸权、必致战争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

　　正是这七大创新综合到一起，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现代社会“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的全新建构，既突破了国家中心论的现代化苏联模式，也根本突破了资本中心论的现代化西方模式，开创了人民中心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

　　总而言之，在列宁晚年关于新经济政策道路的探索，在其晚年理论创新，尤其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系统改革论与总体现代化中，我们可以找到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首要源头活水；而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创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列宁新经济政策道路和晚年构想的继承与发展，21世纪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时代潮头!

　　（作者简介：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