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和享受是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工人的劳动创造活动及其成果被资本家所掌控。受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趋乐避苦”的享乐哲学的影响，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尖锐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工人劳动的痛苦，提出了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社会组织方式、使劳动成为享乐活动的预想。但是，它并未认清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享受分离的根源，并未揭示实现劳动和享受同一的根本途径。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以往享乐的哲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有关享受以及劳动和享受关系的观点，从劳动等级和非劳动等级的对立、劳动异化、劳动分工以及运用劳动二重性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等维度和进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享受的分离和对立，阐明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劳动和享受同一的历史必然趋势和价值目标。马克思关于劳动和享受关系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必要进行探讨。

　　享受、享有、享乐概念虽然存在差异，但属于同一序列的概念，它们都与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密切相关，都具有人的自我肯定特性。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有各种需要，当人能动地改造对象、同对象建立起肯定性关系、满足自身需要时，就会获得愉悦和享受。对享受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伊壁鸠鲁是古希腊享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等尖锐地批判了宗教禁欲主义，论证了人的尘世生活享受的合理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等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向前推进，批判了劳动和享受分离和对立的现代社会的弊端，描绘了劳动将成为消遣和享乐的理想社会图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施蒂纳提出极端利己主义的“自我享乐的哲学”，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将傅立叶等人的观点同德国古典哲学相混合，对劳动和享受关系的理解带有抽象化色彩。亚当·斯密只是从心理学上说明劳动和安逸、自由的分离。

　　在古希腊，什么样的城邦制度能够使公民过上好生活，这是哲学家们高度关注的问题。在古希腊晚期，异族入侵使得城邦国家崩塌，人的美好生活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这成为哲学家们面临的新课题。伊壁鸠鲁把美好生活的期望由城邦国家转向个人，将个人心灵自由和安宁作为美好的生活享受。伊壁鸠鲁崇尚人的快乐美德，主张以避世的方式祛除痛苦、获得快乐。他以原子偏离直线的自由说明，个人要远离异族统治的政治秩序，淡泊名利，获得心灵的安宁与快乐。

　　在西方近代反封建、反神学的斗争中，人们不再幻想天国的幸福，而是追求尘世的享受。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认为“感官的痛苦和快乐致使人们行动和思想”。在爱尔维修那里，“人是生活在富有人生乐趣的尘世生活中，他积极地尽情享受尘世生活中的快乐和幸福，坚定顽强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并对自己的胜利满怀着乐观的信念”。爱尔维修主张“超出燃起贪图巨富的欲火”，中等财产就能保障公民幸福，因此，要正确理解私人利益，实现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统一。他还提及通过适度劳动满足各种需要会使人幸福，只有过度劳动才会造成痛苦。他所说的劳动既包括工匠的劳动，也包括法官和音乐家的劳动等。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向前推进了爱尔维修的观点，他致力于探讨怎样改变劳动的社会性质、使之由痛苦变为享乐。傅立叶设想了法郎吉的和谐社会制度，在那里，旧的社会分工将不复存在，人们每天可以在诸多情欲谢利叶劳动组织中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各种情欲和才能，使劳动成为吸引人的、自由的活动，成为消遣、游戏。他说:“由于引力作用，他们认为这不是工作，而是同一群最有劳动经验的孩子们在玩耍呢。”在傅立叶设想的情欲谢利叶制度中，仍然存在富人和穷人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将通过公正的分配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傅立叶只是试图改变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形式，而并未触及私有制。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主张用理想的合作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并致力于合作制的实验，但均归于失败。

　　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施蒂纳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在德国的传言加以编造，提出极端利己主义的“自我享乐的哲学”。施蒂纳认为，个人是不受任何前提条件制约的绝对自由的“自我”，是“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个人不能为他人操劳，不能承担任何职责、任务和使命，也无须追求生活的社会意义、目标和理想，这些追求只具有个人自由的外观，实际上是自我牺牲。他主张个人要像动植物那样，按照自然本性生活，即自然而然地生存、分解、消亡，人生就是个人消耗自身、消费自身的过程，“生命的享乐即是生命的消费”。为了摆脱国家等外在力量对个人的制约，他主张用“利己主义者联盟”代替国家。

　　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虽然宣称继承了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传统，但却用德国古典哲学阉割它。“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赫斯写道:“今天的共产主义并没有失去伟大的傅立叶的理念:把劳动组织奠定在一切个性最全面自由的运动这个基础上。”然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认为，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并未上升到哲学高度，需要用德国古典哲学予以修正。“它的核心是费尔巴哈的人的自然性或‘物种’的概念，就其促进了这个物种的实现而言，这种社会主义是‘真正的’，这种人的本质的最重要因素是爱，爱将是新社会的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用“博爱”批判利己主义，认为现代社会是充斥着利己主义的无组织的社会，利己主义只想索取而不奉献，追求不劳动而享受、不生产而消费。与之不同，新社会是以爱为原则的利他主义的有机共同体，是劳动和享受之间和谐统一。赫斯论证道，神学的天国统治和社会的地上统治是对人的精神奴役和社会奴役，它们“割裂作为自由的核心的劳动和享受的统一，把人分裂为两种存在，即劳动的奴隶和享受的动物”。而在未来有机的共同体中，人们将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劳动，使劳动成为每个人向往和热爱的活动。“在这里，‘劳动’停止了，变成了毋宁说与‘享受’完全相同的东西。”赫斯把人视为有生命的肉体存在，把劳动泛化为各种有生命的东西的活动。“劳动就是生活，因为事实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劳动。”因此，赫斯往往从人的肉体消费方面理解享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进而大力渲染消费，论证生产和消费相互统一、彼此抵消，没有生产过剩，以此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导致的生产过剩问题。“真正的社会主义”把克服劳动和享受的分裂、实现它们的统一视为人的自由的表现，这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它却把利己主义作为劳动与享受分离的原因，这就冲淡了无产阶级从受奴役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问题。“利己主义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有属性，而被归结为人类利他主义倾向的共产主义则成了一种普遍的和超时间的理想，但这种理想同无产阶级毫无关系”。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从人的心理情绪方面看待劳动，而忽视其背后的生产关系。亚当·斯密就认为，劳动是令人厌恶的活动，是耶和华对人的一种诅咒、惩罚，而不劳动、安逸才是人的自由、幸福。他是从心理学上考察的，他的考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自由、劳动和享受相分离的状况，但他只是满足于描述这种状况，而并未提出改变这种状况的要求，因为他不理解这种分离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而是用人的心理感受来解释。

　　马克思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享受分离和对立的分析，通过对西方思想史上享乐观的反思批判，提出了劳动和享受由对立到同一历史变化的观点。马克思层层递进地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享受的分离和对立，展现了他的理论研究的基本进路。马克思考察了劳动等级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揭露了劳动等级和非劳动等级的对立，批判了市民社会的享受和享受原则;他进而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揭露了工人同自己的劳动及其劳动产品的异化等;他由劳动异化追溯到劳动分工，考察了劳动分工造成的劳动和享受分离和对立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他通过运用劳动二重性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现了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榨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享受对立的原因，论证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劳动和享受分离和对立的历史必然趋势。

　　马克思对以往享乐观的关注源于他对人的自由的关切。马克思早在写作博士论文时就专门研究了伊壁鸠鲁享乐的哲学，肯定了伊壁鸠鲁从自由角度理解享乐的观点，但他不满意伊壁鸠鲁把个体的心灵宁静视为自由、快乐，认为这只是消极自由，自由精神无法在现实中起统摄作用。马克思主张自由意志外化，在外部世界中实现自由，确立了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奋斗的目标。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了解到了底层民众的贫困生活状况，遇到了说明物质利益的难题，这促使他转向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抓住了劳动和享受对立这一现代社会的突出问题。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翻转了黑格尔的国家观，揭露了黑格尔理性国家观保障人人自由设想的虚幻性，明确提出了劳动和享受的分离和对立问题。马克思指出，现存社会处于动荡和转变之中，不仅存在着一些偶然形成的城市以及城市与乡村的差别，而且人们原来基于血缘关系、等级身份的差别被打破，处于自发的动变和重组之中，人们在金钱和教育方面的差别不断扩大，从而形成新的市民等级。马克思说:“在社会本身内部，这种差别则发展成各种以任意为原则的流动的不固定的集团。金钱和教育是这里的主要标准。”直接从事劳动的等级创造社会财富，为非劳动等级提供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但是劳动等级本身却处于社会底层，是丧失了财产、无法享受教育资源的等级，而非劳动等级却拥有大量金钱、享受良好的教育，过着优渥的生活，“享受和享受能力是市民等级或市民社会的原则”。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等级和非劳动等级的差别包括物质财富和知识文化等各个方面，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享受成为不劳动等级的特权。马克思主张改变劳动等级的命运，消除劳动和享受之间的分离和对立，满足劳动等级的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这样，马克思就将传统的享乐的哲学转变为劳动和享受关系的哲学。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进一步阐发道，政治解放只是资产者少数人的解放，他们拥有金钱和文化知识。只有进行社会革命，使每个人都“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才能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

　　马克思在转向研究经济学之后，区分了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特性，是能动和受动的统一。一方面，劳动是人自觉能动地改造对象的活动，另一方面，劳动又具有受动性，这不仅是指受制约、受限制，更是指人的自我享受，“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是“生产的乐趣和对产品的享受”。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劳动产品也同他相离异，工人不能将其作为自我确证、自我欣赏的对象来对待，感受不到对象的美和特性。人们把享受曲解为对物的占有、拥有，把富有的人视为拥有大量物质财富的人。只有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人才能将对象化于产品中的自身本质力量收归自己所有，在对象中确证和欣赏自己的创造性本质，获得自我享受。

　　马克思进而考察了劳动异化在需要上的表现，阐明劳动异化使得人的需要扭曲。资本家把追逐资本增殖作为目的，因而他的需要主要是对抽象的物质财富——货币的需要，是无度、无节制的发财致富欲望，他的日常生活需要和享受从属于、服从于资本的牟利需要。为了牟利，资本家一方面压低自己工厂工人的工资，限制其消费，另一方面设法刺激其他人的消费，催生他们新的需要和享受，使其依赖更多物品。只有在扬弃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克服需要的异化，使需要人性化。马克思还对各种共产主义学说进行了反思，批判了片面强调分配、消费的社会主义学说等，阐明享受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劳动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此时已经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转变说明劳动和享乐关系的变化了。马克思在讲到未来理想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时指出:“土地不再是牟利的对象，而是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个人财产。”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考察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享乐的哲学及其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民众“所关注的是直接的现实，是世俗的享乐和世俗的利益，是尘俗的世界”，这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产生的现实社会背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向宗教禁欲主义、形而上学发难，在爱尔维修那里，“感性的特性和自尊、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基础”。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洞察到，“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的，他把享受和劳动结合起来，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享受对立的问题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进行物质生产劳动的现实的个人出发，通过考察劳动分工和私有制说明劳动和享受的分离和对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使劳动发生异化。真正的分工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因为这种“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社会分工与私有制密切联系，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构成私有制的不同历史形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漫长的劳动时间使得他们极为需要享乐，然而，他们却几乎得不到享乐，即使有所享乐也是粗陋的，是资本家用来牟利的手段。资本家把持着享乐的时间和条件，但由于他们把追求金钱利润作为目的，因而他们的享乐是无聊的。只有消灭分工和私有制，才能实现劳动和享受的结合，才能克服享乐的粗陋性、无聊性。马克思、恩格斯说:“在共产主义者那里，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对立的基础消失了。”可见，马克思是在劳动分工和私有制基础上阐述劳动和享受的对立的，当历史的发展最终扬弃这个基础之后，劳动和享受就会统一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了施蒂纳的“自我享乐的哲学”。他们指出，施蒂纳设想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是根据传到柏林的流言产生的;这一思想原是属于傅立叶的”。施蒂纳避开现存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对人的制约空谈享乐，这与其说是享乐，不如说是人在社会现实面前懦弱无为、甘于消耗自己的生命。施蒂纳向往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不过是德国小资产者羡慕的资产者的生活，它“一方面可以说是资产者的联合和股份公司，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市民消遣、游玩等等的各种小组”。可见，施蒂纳的享乐观是以批判的外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粉饰和辩护。

　　由于当时德国在经济上落后于英国和法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尚不明显，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这为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道，“真正的社会主义”把傅立叶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与其赖以存在的现实社会基础割裂开来，从费尔巴哈等人的旧哲学出发篡改它，用普遍的人类之爱的道德说教调和阶级矛盾。它声言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一般人的本质的利益。它抽象地理解劳动和享受及其相互关系，片面强调人的肉体消费的享受，从而陷入空谈之中。与之不同，“傅立叶从来只是从生产的改造出发的”，是力图使人从现存的、令人痛苦的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代之以未来诱人的生产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傅立叶的观点，强调要考察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因为这会关系到物质生产劳动的前提和条件，显示出现代生产劳动的雇佣性质，揭露大工业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而如果从消费出发，就会脱离生产劳动的具体历史条件，抽象地理解人的本质、人的消费，空谈人要像人一样地消费。实际上，消费是由生产劳动决定的，“现在生产面包是用蒸汽磨，而从前是用风力磨和水力磨，更早的时候是用手推磨”。如果只是关注“吃”这个消费环节，就会忽视生产的历史变化和发展。现代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是以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来衡量的，是存在着矛盾的，是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分工和私有制的特点，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榨取。马克思分析了封建社会小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揭示了劳动和所有权分离、劳动和享有分离的历史过程。封建社会的小生产者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劳动，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同一、与劳动产品同一，即劳动者拥有劳动自主权和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劳动和享有直接同一。在那里，存在简单商品交换，这是产品所有权的转让，双方权利是平等的。而资本原始积累迫使劳动者不再享有生产资料，他同生产资料的肯定关系变成否定关系，生产资料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劳动者的非财产而同劳动者相对立，劳动者只能靠出卖自身劳动力过活。马克思的劳动的二重性理论揭示出，生产商品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劳动力的买卖表面上是双方的平等交易，然而，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价值的源泉，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可以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被资本家利用来榨取剩余价值，致使工人只能勉强维持生存，而无法获得生活享受。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仅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而且整个社会花费在生产劳动上的时间逐渐缩短，相应地增加可供自由享用的时间。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它将社会游离出的自由时间变为劳动时间，迫使工人超出社会有效需求而生产，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从而暴露出资本的局限性。

　　马克思进而揭露了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程度与迫使工人放弃生活享受的程度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家财富的增长，……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程度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资本家既有财富欲，也有享受欲，资本家的财富和生活挥霍是共同增长的，他们的财富增长和生活享受增长与他们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剥夺其生活享受密不可分。这样，马克思就驳斥了那种宣称资本家是靠勤俭节约、禁欲而不断增加财富的观点。

　　资本为了实现自身价值增殖，普遍利用自然界的属性和人的属性，建立起世界性的社会联系，用日益丰富多样的产品刺激人的需要，提高人的消费能力，从而使人具有了尽可能全面的需要和享受能力，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资本的文明作用。马克思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

　　由于亚当·斯密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合理化，因而认为劳动和享受的分离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无关，而是用心理学解释其原因。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历史过程中一个暂时、过渡的阶段，在未来消灭了固定的劳动分工和私有制的理想社会，劳动会给人带来享受和自由。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不可否认，物质生产劳动是人为了维持生存而必需进行的活动，是一种自然必然性，此外，劳动还会受到来自外部对象的障碍。“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做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做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

　　马克思也不赞同对劳动享乐的曲解。傅立叶将未来理想社会的劳动作为一种娱乐、消遣，他天真地以为，那里的劳动是像孩子玩耍似的活动。马克思以作曲为例，说明真正自由的劳动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可以使人从中获得享受。物质生产劳动要具有吸引力，需要具有直接社会性、科学性等特性。不过，傅立叶主张通过改变生产劳动方式来克服劳动和享受的对立，这是值得称赞的。马克思评价道:“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不过，他能宣布最终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产方式本身提到更高的形式，这依然是他的一大功绩。”

　　马克思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预示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更高社会形态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想道，在未来社会，将“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未来的理想社会，生产资料将归社会所有，每个人通过自由联合而享有生产资料。这样，生产资料就又重新回到每个劳动者手中，使每个劳动者自主地劳动，享有劳动成果。马克思以工人创办合作工厂的例子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这是在更高历史阶段重新实现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劳动产品的结合、劳动和享乐的同一。

　　上述考察表明，马克思的劳动和享受关系思想经历了一个萌生和发展的过程。早在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时期，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享乐的哲学就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国家观时将关注的重心由国家转向市民社会，批判了少数人拥有享受特权的市民社会的原则，明确提出了劳动和享受分离和对立问题，将扬弃这种分离和对立作为实现人的解放的条件。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享受的离异，但未说明异化劳动的根源。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劳动分工是造成异化劳动的基础。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劳动和享受关系的观点，批判了施蒂纳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享乐观。马克思的《资本论》揭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劳动和享受同一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关于劳动和享受关系的思想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丰富内容，是其理论体系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马克思强调了劳动享受的主体能动创造性，超越了西方思想史上各种消极、片面的关于享乐以及劳动和享乐关系的观点;厘清了享受与生产、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聚焦于改造生产劳动的社会性质;彰显了事实和价值统一，指明了改造劳动和享受对立的社会现实、实现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

　　首先，强调劳动享受的主体能动创造性，克服以往思想家对享乐以及劳动和享乐关系的消极、片面理解。在对享乐或劳动和享乐关系的理解上，以往的思想家固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但却都存在着缺陷。多数思想家的观点不同程度地带有消极的倾向。伊壁鸠鲁所说的快乐、自由是保持心灵的宁静，是对恶和痛苦的逃避。马克思指出，这是一种消极的处世态度，这种自由不能在现实中发光。爱尔维修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活动受肉体趋乐避苦本性的驱使。他只看到了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而不懂得人又会能动地改造环境。施蒂纳虽然大谈人的独自性、享乐性，但他把个人理解为同动植物相似的存在，因而“自我享乐”不过是类似于蜡烛燃烧的自我消耗。“真正的社会主义”把劳动和享受结合起来，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同一性，但它受到费尔巴哈人的自然本性观点的局限，把劳动理解为人和动物都有的维持生存的活动，从而抹杀了人的劳动相异于动物活动的主观能动创造性。施蒂纳和赫斯等人看上去存在着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理论分歧，但他们的理论都脱离了社会的经济基础，都是抽象的道德说教。亚当·斯密对享乐的理解也带有消极的意味，他把不劳动、安逸自在理解为自由、享受，把劳动当作一种痛苦、惩罚。与上述思想家不同，傅立叶强调享乐存在于未来合理社会人的积极劳动中，这受到马克思的称赞。然而，在傅立叶那里，理想社会劳动的享乐是像孩子般的玩耍、游戏活动，这就把劳动和享乐的同一简单化、庸俗化了，他不懂得，未来理想社会的劳动是可以使人的创造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和发展的活动，正因如此，劳动才具有吸引人的性质，才会给人带来自我肯定感、快乐感。

　　其次，厘清享受与生产劳动、分配、消费的关系，凸显生产劳动和享受的关系。马克思不赞同脱离生产劳动仅从分配或消费上理解享受的观点，强调生产劳动的享受性，强调生产劳动要成为自如的、使人愉快的活动，使每个社会成员共同创造和共同享有劳动成果。在对享受的理解上，有人把重点放在调节人们的分配关系或消费关系上，以为这能实现享受的公平合理性。马克思承认分配和消费对生产劳动的制约和影响作用，人的生活享受会表现在分配和消费上，但是，生产劳动处于基础地位，分配方式和消费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具体而言，如果脱离生产方式，不触动分工和私有制基础，只是调整产品分配方式，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状况，这并不会改变劳动和享受分离和对立的格局。享受也同消费相联系，也表现为人的消费水平和能力的提高，但是，消费是同生产相适应的，只有抓住现代生产劳动的性质，抓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生产前提和条件问题，才能合理地理解享受的不公平问题;只有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生产劳动上，也才能认识到采用新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认识到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时代，生产日益社会化，这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相矛盾，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使每个劳动者以自由联合的方式重新占有生产资料，重建个人所有制，才能实现劳动和享受的同一。

　　最后，彰显马克思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劳动和享受关系的思想表明，马克思并不是单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者，他在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显示着明确的价值诉求。马克思提出了谁劳动、谁享受的问题，提出了扬弃劳动和享受分离和对立何以可能的问题，阐明了实现每个人美好生活的条件和路径。马克思揭示出，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必然会存在劳动分工和私有制，使劳动和享受由不同的人来分担，这具有历史必然性。而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将联合起来，消灭分工和私有制，建构劳动和享受同一的更高社会形态。

　　马克思认为，社会上的各种财富都是由劳动者创造的，然而，在阶级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享有相分离，创造财富者不能享有财富，而不创造财富者却坐享其成，拥有大量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工人创造了日益增多的社会财富，这为人们共同分享社会财富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工人却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压榨，只能勉强维持生存，而资产者却过着挥霍奢侈的生活。他们还拥有大量自由时间，享有发展自身能力的特权。有的资产者游手好闲、不学无术，浪费自由时间。可见，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像有人标榜的是最文明的制度，它在实质上是资本权力的统治。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表现形式，资本具有文明和野蛮双重属性。资本的趋利性刺激着生产力的发展，这表现出资本的文明作用，但资本却不具备驾驭它所刺激起来的大量生产力的能力，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资本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文明成果的创造和享有的分离，这又表现出资本的野蛮性。由于资本存在刺激生产力和破坏生产力的矛盾、存在促进文明果实创造和破坏文明果实创造的矛盾，因此，它终将会被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所代替。在未来理想社会，劳动和享受的同一还表现为消除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对立的格局，实现它们的同一，使每个人都既参加物质生产劳动，又利用自由时间从事科学、艺术等活动，获得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精神生活的享受。

　　劳动和享受同一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要经历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由于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文化道德水平的制约，社会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上遵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将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的享受性将得到充分展现，劳动将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关于劳动和享受同一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把马克思关于劳动和享受同一的社会目标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出一条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共建共享理念系统地回答了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根本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共建共享是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共同富裕，是人民共同创造和共同享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会增加人民的获得感、享有感和幸福感。

　　由上可见，马克思通过反思批判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享乐以及劳动和享乐关系的观点，提出和阐发了自己的劳动和享受关系的思想，阐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以劳动和享受的分离和对立为沉重代价的，论证了超越资本统治、实现劳动和享受同一的历史必然趋势和价值指向。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是关乎人的解放的伟大事业，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向前推进。

　　（作者简介：李淑梅，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