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体系具有独特的建构逻辑和实践方法，①展现了自身哲学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内在逻辑关联。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体现在以现实反思和社会革命为前提来促使观念变革的过程中。马克思在探究“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时，不是把现实引向理性主义的神秘方向或是将现实视为既定事实予以直观式把握和经验式操作，而是肯定现实与思想力量的双向互动，在论证思想如何成为现实的同时，关注现实本身趋向思想、超越思想的可能。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既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契合，又建立在理论思维的辩证运动基础之上。在哲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范畴逻辑是内在理据，叙事逻辑是论述载体，实践方法是路径支撑。马克思通过物质和实践等范畴的理论叙述把握现实，发挥哲学范畴对现实世界的理性思考和人文观照作用；深入现实的生活境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制造的劳动异化，将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抽象叙事转化成具体形式；主张在实践中将批判性意识转化为建构性力量，通过革命实践将观念与物质世界联系起来。从范畴逻辑、叙事逻辑和实践方法来阐释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不仅有利于理解马克思将哲学与现实辩证融合的本意，而且有助于从其逻辑自洽性和实践创新性的体系中汲取有益借鉴。

　　在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中，范畴逻辑是体系建构的基础和内在理据，指的是哲学用以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变化及其规律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在剖析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中形成了自身建构哲学体系的范畴逻辑。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通过范畴实现对诸多概念的深入抽象，虽然使得哲学本身固有的体系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来，但依然没有使得哲学体系化发展脉络得到充分展开和透彻解释，其原因在于未能发掘范畴所扎根的现实。在分析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时，马克思指出：“既然不拥有不只是一个范畴，而是最悲惨的现实，既然当今一无所有的人也就是极其卑微的人，既然他连一般的生存之路都已被切断，而合乎人道的生存之路就更无从谈起”。[1](P267)这揭示出黑格尔法哲学借助范畴构筑社会法权关系的体系内部矛盾重重，尽管黑格尔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解答权利所属问题，但无视人们陷入生存问题的悲惨现实，其哲学体系背后蕴含的理性主义情结致使历史观、辩证法和认识论走向绝对同一，导致范畴的逻辑展开局限在形而上学的框架中而无法达到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马克思肯定黑格尔构建体系来论证哲学真理性并使之科学化的努力，但经由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马克思指认黑格尔将现实矛盾在哲学体系中进行内在消化的同时又制造出人与绝对精神之间的终极矛盾，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神学批判。“尽管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的进步因素——归根结底不外是旧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1](P113)黑格尔追求终极矛盾完全被化解的超验性哲学体系与现实矛盾始终保持深远距离，与其最初试图推动哲学在体系化中实现科学证明的意图背道而驰。

　　马克思哲学体系呈现出对诸多范畴及其关系予以理性界定的基本理路。针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中主客分离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力图探寻经验世界的终极本体以促成主客统一，即认为人的绝对理性能够获取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和真理，但由于理性主义的独断性质而难以厘清不同哲学范畴的边界，也让哲学与科学在知识论维度失去了应有的界限，无法准确发挥范畴在哲学体系中的功能。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对主客体绝对统一的追求，是建立在主客范畴二元对立的前提下，由此创造出诸如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理论理念与实践理论、自由与必然等对立范畴，“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1](P202)马克思揭示出黑格尔深刻的对象性抽象逻辑，即黑格尔哲学以范畴展开思辨对象，仅仅指向绝对的世界精神，范畴是黑格尔思考绝对精神的哲学要素。黑格尔在获取知识的根本旨趣上与科学并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和超越之处在于他并非通过实体性范畴一蹴而就抵达至高境界，而是以范畴的辩证运动获得绝对知识，并在此过程中构造主体实体化的哲学体系。这说明黑格尔只是在概念意义上使用范畴，却没有在范围意义上对范畴予以界定。

　　马克思重视对哲学范畴进行理性界定，以明晰范畴之间的结构关系，区分哲学与科学的形成路径和作用方式。“只要建立起了概念、范畴、理论，哲学就不是一种感性的、无目标的、突发奇想的东西，而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自成一系的、具有内在逻辑自洽性的理性体系”。[2]马克思哲学体系建立在对范畴作为矛盾性存在和历史性产物的认识基础上，这与他将“现实的人”视为社会性存在的基本观点密不可分。相比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理性主义原则，马克思更倾向对哲学范畴进行理性界定，即“通过应用理性和语言来决定”，[1](P240)而对范畴的理性界定主要依赖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和实践活动。在对劳动范畴的界定中，马克思通过考察“现实的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生存状况，揭示劳动表现出的异化特性；而根据“现实的人”在社会主义关系中的存在状态，又对劳动带动生产要素运行的基本地位给予肯定。对范畴的理性界定为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使得哲学为科学认识提供理论支撑、科学为哲学提供检验准则的关系和边界得以明晰。

　　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包含对范畴界定予以人文审视的内在线索。马克思曾肯定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历史性原则和发展性理念，但对黑格尔建构哲学体系的整体主义方式持否定态度，指责构成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诸多范畴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不具有开放性，进而使其走向对绝对同一性和总体性的迷恋。在批驳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时，马克思从人的本质角度揭示黑格尔所构建的哲学范畴对人文解放维度的淡漠，“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因此，同以往的哲学相反，他能把哲学的各个环节加以总括，并称自己的哲学才是哲学”。[1](P205-206)马克思以劳动范畴为例，指出黑格尔只将抽象的精神劳动视为人的本质，为其哲学体系的形成铺垫基石，却忽视劳动作为个体的人实现自由解放的真正本质地位，以至在构筑哲学体系中看似区别于以往哲学的形而上学路径，实则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发展了形而上学。

　　马克思在强调人是理性存在物的同时，反对将人的理性意识夸大为对现实的绝对支配作用。他认为应该将哲学奠基在人的本质性实践活动之上，把哲学范畴的理性界定置于“现实的人”从事自由创造活动中进行人文审视，人的自我意识和整个哲学思维自然就成为社会实践的产物，成为反映人们在历史中实现自我解放的实践性思维。马克思对哲学范畴的人文审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理性范畴与其对应的异化现象的批判，证明人的自由自觉性在现实劳动中受阻的必然，进而促使人们发挥主体意识对范畴进行合理界定，发挥范畴对现实对象的科学解释，最终为人们改变世界和实现自身解放提供哲学论证；二是对“现实的人”在追求解放中展露出具体总体性存在方式的体认，表明人能够摆脱外在总体性力量的限定而敞开自我超越的空间，因而其哲学体系的形成能够逐渐展现出立足人的实践活动的人文关怀，在关注人们从事物质劳动权利的基础上致力于精神关怀，在把握人们现实生存境遇的过程中着眼于未来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在关照人类整体命运的同时关切个体自由发展状况。

　　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体现在对范畴的理性界定与人文审视辩证融合的基本逻辑之中。马克思哲学始终保持对人的生存发展问题的关注，认为人的自我解放与其自我异化是同一历史过程，而哲学只有把握人的真实生活世界才能为科学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传统形而上学寄希望于通过创造范畴来缔造抽象的总体世界，难以真正揭示人的现实生活演化的内在规律。马克思认识到，哲学不应当满足于对客观世界的抽象思辨式反映，而需要通过理性来扬弃范畴的隐晦表述，达到对世界的具体思维。然而，“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最深处的——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的——本质来说，不过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1](P207)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揭示现实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并非由自我意识导致，自我意识的异化只是对现实异化的反映，哲学则要从中凝练一般规律并试图提升人对规律的主体意识，使人能够对自身所处真实世界进行理性省思，在对哲学范畴进行理性界定中秉持人文审视的视角，这在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诸多范畴的扬弃中得到充分证明。例如，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私法”范畴由于建立在政治生活的等级制度基础上而抹杀了无产阶级具有的市民生活权利，主张将劳动者的权利归还于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予以审视；指出黑格尔的“道德”范畴由于缺乏充分的理性界定而被国民经济学家包装成最高标尺来随意苛责工人，提出人们理应将道德毅力与实现自我发展的理论追求紧密联系起来，“才能想象这个运动的合乎人道的崇高境界”，[1](P290)使“道德”范畴的哲学意蕴在人们追求自身解放的现实实践中得到人文审视。马克思认为必须对哲学范畴所属范围和使用语境进行理性界定和人文审视。一方面，对哲学范畴的理性界定和解蔽，针对的对象是既定哲学体系的真理性表达和逻辑依据，需要借助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和工具，而这来源于人的辩证生存方式和解放旨趣；另一方面，对哲学范畴的人文审视和反思，针对的对象是与范畴相对应的异化现象，而现实的异化“是在我自己的存在中或在我使之与它们相对立的那个异己的存在中，因为异己的存在仅仅是它们的哲学的表现”。[1](P215)抽象的范畴只是借助哲学形式来表征现实，难以全面揭示异化的真实内容，对范畴的人文审视则倾向于确认人的主体性价值，赋予范畴以更加包容的内涵。这意味着对范畴与“现实的人”之间异化关系的扬弃，既需要依靠哲学对人主体意识的唤醒，也需要理性对范畴的界定以促使哲学直面人自我认识和信念的限度。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哲学体系发挥着理论阐释和实践指导的作用。新哲学范畴的界定与组合并非总是发生在对以往哲学体系的批判和重构之中，而是在人的独特性生命存在和经验生活中汲取更为直接与现实的资源。相较黑格尔哲学体系致力于破除形而上学的建构路径，马克思则对“现实的人”与抽象范畴之间何以形成联系的问题表现出极大热情，重点关注的是范畴能否准确反映人的存在方式，并依据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进行辩证运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建构只是单纯论述范畴的辩证运动以颠覆僵化的形而上学，但是颠倒的形而上学仍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框架，未能使得形而上学本身的绝对理性问题得到有效破解。“无论是常识、科学还是传统形而上学，都坚持‘主观规定’与‘存在规定’具有同一性并因此具有无需质疑的真理性”。[3]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并非互不相容，二者都属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内在环节；哲学与科学并非对立的两种工具，二者都体现对人生命存在的自觉领悟。马克思哲学体系在人自身的实践中理解人，进而把握范畴的意义和解释力，通过理性界定澄清哲学范畴存在的限度要在现实世界中予以调整，通过人文审视展现哲学范畴承载人类解放价值的精神品质。正是在理性界定和人文审视的辩证融合下，马克思的哲学体系显示出厚重力量。马克思基于对人的生命活动和生产规律的把握，肯定人们追求诸如“自由”“正义”“平等”等范畴蕴含的价值意义，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揭示与这些范畴不相符合的异化现象及其缘由，并最终在实践基础上重新探寻并塑造范畴的科学内涵。马克思对于人与范畴之间关系的辩证把握，蕴藏超越以往形而上学框架的哲学体系建构的可能性。

　　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引导着哲学的思想发展和现实运用，这体现在其反思现代性以及追寻人类解放的叙事逻辑之中。叙事逻辑是马克思哲学体系形成的核心线索和直接表现。在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摆脱单纯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桎梏，把哲学思想观点的叙事与人的现实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使得哲学关注的问题不再是纯粹的学理性论题，而是关乎人类生存发展命运的持久命题。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叙事逻辑所造成异化现象的反思，对人类解放叙事逻辑所遭遇理论与实践障碍的剖解，对现代人生存的叙事逻辑所面临内在困境的破解，都与马克思哲学深入探究人生产和交往的现实话语密切相连。无论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如何评价，他们也承认“它仍然是任何讨论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出发点”，[4](P69)历史唯物主义所彰显的历史性是马克思哲学叙事逻辑的基本特征，即始终围绕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展开探讨。

　　从叙事逻辑来看，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由思维和语言主导的观念叙事，即马克思哲学自身内在规定的现代性批判和人类解放的叙事；第二个层次是超越当下社会条件制约的实践叙事，即马克思哲学确定了实践叙事在构建人类未来社会形态中的基础和优先地位；第三个层次是人类社会演进中涌现无数可能性的具体叙事，即马克思哲学对“现实的人”构成历史现实的总体性把握。三个层次的叙事逻辑性地串联起庞杂的哲学脉络，达至多视角和富有张力的理论境界，使得哲学体系的形成挣脱与同时代理论绝对对峙的停滞状态，促使哲学本身对历史和时代的解释力显得深沉并充满韧性。

　　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依托文本阐释的叙事逻辑。马克思哲学代表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存在根本区别的认识旨趣，以文本阐释的方式探寻人类解放和思想自由的价值，批判和变革现有哲学文本的目的不是针对其思想观点进行抽象抨击、逐个攻破，而是消除哲学文本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掩蔽，克服文本作为思想表述和传播载体在现实世界中对人性的压制。在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中，文本阐释理论使命的完成，表示人们在现代社会中被遮蔽的社会关系本质能够得到重建，因而马克思的文本阐释始终是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理论叙事。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生成贯穿其追求人类解放事业的始终，对人类社会历史演变中出现的本质性问题进行剖析，是马克思哲学发展的理论使命，具体呈现在他不同时期文本中阐释对象的变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深刻剖析德国哲学理论与现实的背离状况，在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找到“整个国家就不会因为个人获得解放而获得解放”[1](P9)的原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整个哲学进行集中批判，澄清黑格尔在《现象学》和《逻辑学》中关于辩证法的相关叙述，肯定了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是“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1](P112)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致力于澄清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误用，同时通过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经济学著作的分析，回应蒲鲁东遗留的“构成价值”难题。此外，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均涉及对哲学体系问题的叙事。在与以往哲学家的文本进行思想对话中，马克思哲学体系形成的叙事逻辑逐渐由思辨性论述走向对社会批判和建构性理论的有机阐发。

　　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贯彻现实关切的叙事逻辑。马克思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物质或神话世界，而是人的生存境遇以及人在历史活动中的自我实现。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叙事逻辑主张一切事物和范畴都应当置于人类历史的整体进程中加以理解，旨在推动人们自觉认识现实世界并主动创造历史，蕴含一种超越人的生存发展中阻碍力量的现实原则。马克思依据人能够在实践中不断破解所处历史阶段的现实难题，推论哲学发展应该符合人类历史演进必然性与可能性相统一的规律，即哲学思想需要在反思人的生存状态中确认社会革命实践得以展开的可能条件，并把握社会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

　　在分析个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陷入异化状态时，马克思运用哲学思辨的方式阐述资产阶级理论家将人当成劳动性动物的后果，“马克思给予抽象劳动以成熟的理论界定，无外乎两个方面：抽象劳动的构成实体规定和社会关系规定”。[5]马克思在哲学意义上判定“抽象劳动”构成实体性存在的现实，说明“抽象劳动”对社会关系的规定使得人的本质在现实生产中被遮蔽，这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哲学对劳动、社会关系与人本质之间关联的反映。在审视人们在劳动中的现实权利时，马克思指出，“在分工有很大发展的情况下，工人要把自己的劳动转用于其他方面是极为困难的”，[1](P116)因为工人在资本积累中愈益依赖资产阶级哲学所创造的片面“抽象劳动”概念，而失去了具体劳动在现实生产中与人自身发展相背离的认知。在探索人民群众的社会革命和解放路径时，马克思反对将社会革命笼罩在绝对同一的哲学体系中以固化其实践类型，“马克思认为群众的社会革命不仅需要掌握思想武器，还需具备革命的现实条件”，[6]群众的社会革命必须与现实利益及解放目标相一致。这表明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叙事始终对现实采取具体和历史的态度。

　　文本阐释与现实关切深层结合的叙事逻辑彰显了马克思哲学体系形成的理论自觉。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够自觉领悟人的本质性的生存方式，超越范畴的固定性和叙事的僵化性，进而把握人不断自我否定和自我创造的实践本质。在展开文本阐释时，马克思将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衡量叙事是否科学合理的标准。在对以往哲学家文本的解释中，马克思不仅对他们理论叙事中的缺陷进行批评，而且注重揭示传统理论对人们现实批判与革命精神的湮灭。最为典型的是，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批判过程中，揭露其体系化建构的思路为鲍威尔、蒲鲁东等思想家的曲解和误用埋下祸根，认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1](P192)以此表明对以往哲学理论的解释和运用未能结合人们的现实需要与实践方式。

　　马克思在阐述自身哲学思想时，除了回应以往哲学家思想遗留的历史问题，还结合资本主义现代性扩展背景来叙述与人们现实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思想，致力于追求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科学真理。例如，马克思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演变规律的探索和叙述，蕴含着从抽象向具体转变的哲学思维，即将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抽象形式置于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把握。文本阐释构成马克思表达现实关切的理论载体，为马克思在运用哲学思想和方法中形成哲学体系提供核心素材，使得马克思哲学体系能够基于对人的生存现状的思考来构想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从博士论文开始，马克思就认识到，哲学文本只有超越纯粹理性才能以更加理智的政治理想来变革人们的现实社会，使哲学体系具有深厚的叙事目标和建构理据。

　　马克思将文本阐释与现实关切进行深层结合的叙事逻辑，是其哲学体系形成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并不是将哲学作为分析工具对当下思想观点给予注解或对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予以揭示，而是凭借哲学体系达到对时代精神的最高表达，进而充分吸取当下时代蕴含的生存论意识，实现对人们自我解放意识的唤醒，主要通过文本阐释与现实关切相结合来促使哲学叙事从抽象转向具体。这不仅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7](P25)而且是马克思研究人类现实生存困境的基本逻辑方式。马克思确认以往哲学体系中将感性具体提升为抽象总体的合理因素，同时强调抽象总体性思维的非历史性限度，认为在对现实采取抽象思维之后必须复归于真实的社会存在，实现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本质性阐释和现实性关切的统一，推动思维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对于社会关系和政治解放等非实体性存在作出现代性的特殊理解。这种哲学思维和叙事方式的转换，能够帮助人们认识自身所从事实践活动的功能性结构，更加科学把握群众力量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因而，在自身哲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没有专注于设定一些哲学命题并对之进行系统剖析，甚至反对通过“理性的狡黠”搭建系统化模式，而是在文本阐释与现实关切之间保持合理张力。马克思以人类社会的普遍联系和辩证运动为基础展开理论叙事，脱离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路径，依靠不断具体化的叙事回归对人类生活的积极探索，在此奠定了其哲学体系形成旨在解蔽理性思维与人生命存在内在关联的基调。

　　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逻辑呈现了独特的理论本质和实践旨趣。马克思哲学既非属于自然世界物质本体论范畴，也非完全继承近代哲学抽象的理性认识论范畴，而是趋向现代哲学的实践生存论范畴。人类独特的生存方式及其创造历史的现实过程是马克思哲学关注的中心议题，也是其哲学体系形成的真实根基，内蕴一种以人的现实生存为真实内容的建构实践方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从主体方面把对象和客体当成实践来理解，确立哲学“‘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P499)及其方法论原则，这相较于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实践赋予感性需要的观点相比具有显著提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结合社会革命需要对实践功能作出科学阐释，揭开实践对于把握现实生产与社会革命的根本作用，同时彰显出实践在方法论意义上促成哲学体系形成的重要支撑作用。

　　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以“解放”为内核。在探索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时，马克思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来消除现存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关系，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类解放的理论设想在现实中确实得以证明和推进，这反映马克思在实践中建构哲学体系的基本思路。马克思意识到实践活动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必须经由与之相适应的哲学理论才能进行把握和领会，而实践在具体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流变性，因此马克思建构哲学体系的实践方法始终随着现实实践活动的展开而相应作出具体调整，主要表现为对人们日常生产活动经验整体性与规律普遍性的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在此意义上就是阐释人追求自身生存发展实践规律的生存论方式。

　　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以对实践经验整体性的把握为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之所以能够通过建构性实践来促成哲学体系化，根本在于他自觉意识到实践构成人的生存方式，将实践理解为与人的存在具有内在关联的生存论概念，确证实践具有比人与世界抽象认识关系更加基础的地位。在马克思生存论的实践方法论域中，人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具体活动的世界性存在，无论是人与世界的生存关系还是发展关联，都展现出人直接生活于其中并在生产中创造属于自身的世界，世界在此意义上构成从事劳动实践的人的现实规定。作为研究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马克思哲学注重在构建实践中把握经验的整体性，即对人关于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实践经验予以整体洞悉。经验整体性的实践方法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人们日常实践经验材料完整性地吸收，强调只有在整体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分析。在论述资产阶级思想家对科学方法的滥用时，马克思除了从政治经济学层面解释资本对科学的利用和占有之外，还从哲学层面追溯科学与工人直接劳动相互分离的历史根源。马克思认为，“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7](P357)

　　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在对实践规律普遍性的确认中明确了方法论目标。在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中，实践仅仅被看作是为理性认识提供经验材料的知识论范畴，尚未形成一定的方法论目标，在哲学体系形成中的位置微乎其微。马克思哲学将实践理解为与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发展紧密相关的生存论范畴，从人的生活世界出发，逐渐将实践观点提升为理解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思维方式和应用方法，关键在于对实践规律普遍性的掌握和确认。“作为哲学方法论则是研究处于方法论体系最高层次的、具有高度普适性的一般方法之本质和规律的体系”。[8]马克思哲学将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活动视为主客体的辩证运动，认为人以哲学实践的方法为基础实现把握客观世界的目标。马克思通过对人在从事物质生产中被动陷入异化窘境的分析，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普遍性，指出就人类历史演变的客观规律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在整个世界历史中的确是不可逾越的阶段。然而，资产阶级理论家“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1](P155)仅仅将资本主义制造私有财产的现实生产视为普遍规律，未能从哲学本体论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质作为规律产生的根源，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夸大为在人类历史中普遍适用的规律，实质上借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模糊人们对真正规律的认识。马克思哲学承认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规律普遍性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肯定人作为主体能够自觉认识和运用普遍规律，认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P163)可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9](P10)促使人与世界在实践规律的普遍性作用中达到辩证统一。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在把握实践规律普遍性中确定了推动人们科学认识和改造世界并实现自我解放的方法论目标。

　　对实践经验整体性与规律普遍性的创新运用构成马克思哲学体系形成的方法论逻辑。作为解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体系的奠基人，马克思率先抨击理论理性和逻辑先在主义，打破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理论阐释优于实践作为的立场，揭露形而上学思辨结构的秘密，认为通过实体性概念来认识世界的“方法是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的”，[1](P277)必须从实体概念回到现实世界的存在物中获取完整的经验为哲学提供材料支撑，进而准确把握改造世界的目标和方向。实践原则是推动马克思完成这一课题的重要方法论支撑。

　　马克思哲学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作为根基，在审视人与自身所处异化环境的否定性统一进程中，确认实践经验整体性对规律普遍性获得的基础作用，通过对人们劳动实践经验的不断归纳，提出关于如何实现劳动解放的问题，旨在促使人们主动改造世界并深入认识客观事物的真实本质及普遍规律，推进实践内容和社会形式得到发展。但是，人的实践将伴随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马克思在把握人的实践的发展趋势中发掘规律普遍性对经验整体性的检验和完善作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只要离不开人的吃喝住行，就必然受制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这是历史本质论层面的内涵。”[10](P425)，由此马克思从根本上质疑、拷问和消除了一系列纯粹由经验衍生的理论。对实践经验整体性和规律普遍性互相证伪、相互证成的方法创新与运用内嵌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引导其哲学思想的发展和体系的形塑。

　　马克思哲学体系形成中创新运用的实践方法，在内在逻辑上既体现人生产生活实践的特征，又反映人的实践活动对解放价值的追求。马克思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指导，就在于它并不是从逻辑形式出发阐发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而是立足人们现实生活的经验世界，通过审视人们在实践中与世界产生的关联来凝练世界的物质性、世界的永恒联系和发展等普遍规律，进而推出用联系的眼光看待问题、用整体的思维解决问题等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哲学体系形成的实践方法内蕴深层目的，以此推动人们对哲学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我们不仅需要掌握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需要对亟待分析和解决的问题进行详尽的经验性把握，以避免借用哲学理论为实践作注解的形而上学风险，或陷入套用经验为理论提供证明的实用主义倾向。马克思哲学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封闭性而成为开放性系统，“它呼唤着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能动的首创精神并指向未来的实践”。[11]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为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提供了理论武器，马克思在承认辩证法作为哲学基本方法的同时，肯定实证方法和科学思维对于哲学体系的形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由此哲学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才能从理想变为现实。当人们自觉将马克思哲学所构想的共产主义作为自身实践的武器时，恰恰说明这一哲学能够准确把握人们的实践对象，并伴随人们实践的推移以彰显体系形成的鲜活生机。

　　马克思深刻而极具现实感的哲学思想蕴含在宗教批判、法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具体表现为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审视、生产方式的反思和解放路径的探索。哲学不是纯粹理性的概念运动或感性直观的奇思妙想，只有基于人的实践活动和历史发展才能克服传统形而上学框架的制约，进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根本转换，在现实的社会革命实践中呈现理论反思与方法形成的哲学体系。由于马克思所观照的现实是以历史批判为武器、以实现解放为旨趣的社会存在，与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哲学关注的非历史性现实事件根本不同，其哲学在对现实实践进行历史性考察和建构性指导中加深了体系形成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深度。伴随时代变迁和社会存在形态的演变，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观点尽管并未对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提供直接答案，但其蕴含的建构逻辑和实践方法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影响。我们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哲学体系，立足当代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结合当前人类社会生存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将理论批判的内容付诸实践，积极建构衡量哲学体系发展的标准和运用的原则，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新的哲学阐释与实践构想。

　　（作者简介：刘同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