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这个创新理论准确把握了国际国内大势，顺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是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种方法。它从中国历史深处走来，找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助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必将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政治智慧，为他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第二个结合”，是对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特质，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又意蕴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积淀。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原有表现形式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如何才能将带有西方色彩的表现形式转化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经验总结时思考的问题。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能照搬，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42年，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里的“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的模糊表述，在实践基础上日趋显性地被总结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事实上，“中国具体实际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当代呈现”，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也包括在内。就这个意义而言，“第二个结合”内嵌于“第一个结合”之中。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重塑国家认同与社会共识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方向、新内涵、新空间。将“第二个结合”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根本原则，逻辑自洽地阐释了今日中国之治。这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认识的全面深化，以及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高度自觉和深刻把握。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一方面是要让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另一方面是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让经由二者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就这个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之间的相辅相成，意蕴着“第二个结合”的内在机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适用是以实际条件为前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最大的特殊性实际莫过于贯穿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势必会与中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与关联，以及在差异中寻找交集；而交集的多少和效果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程度。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民族化，满足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利益，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借助中华传统文化。为此，“它既要超越旧有文化的局限，又要根植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吸取其中的素材和养分，转换成普通民众通俗易懂的语言、典故和哲理。一旦大多数群众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就会自发地运用这种理论，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就这个意义而言，以群众所喜爱的旧形式来反映新内容是必要且合乎逻辑的。因此，用中华传统文化的形式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创造性地达成了二者作为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是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需要，也是为了改造适合其中国化之后生存的文化环境的需要。

　　1840年，鸦片战争开启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在历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的“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将国家的落后归咎于文化。他们试图通过反省传统文化的弊病，革除或改造其中不可取的成分来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和中华民族振兴的方案，从而重拾一度失去的文化自信。随即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向西方学习，但各种文化思潮都不能帮助中华传统文化完成现代转型。就在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失望至极之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也因此引发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向。这一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尝试“以俄为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改造中国文化，彻底结束了洋务运动以来向西方学习以实现民族振兴的历程。他们在批判中华传统文化对封建统治愚忠的过程中，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以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鉴别并清除残留在传统文化土壤中的糟粕；同时，激活其中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因子，使其精华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朝着符合现代化需要的方向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论，而且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这为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推动“第二个结合”的创新创造提供了理论路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展开，不仅涉及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涉及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围绕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安邦济世、治国理政的智慧，从而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式指导政治经济发展。这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以改造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实践为逻辑中介的。这两个过程的交汇融合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不仅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而且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创新的方法论。就这个意义而言，“第二个结合”从治国理政视角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

　　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生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蕴含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同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具有高度契合性。回顾科学社会主义最初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辩证法思想、社会理想、价值取向等都是二者契合的初始交集。因此，只有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才能搭建“第二个结合”融会贯通的桥梁和纽带。为此，我们需要不断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融通，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更为鲜明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有更为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时代要求相结合，构建符合时代精神与进步方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在于它不仅仅是反映和表达现实，而且能够在反思和批判现实的过程中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时代要求结合，改造中华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融合过程，也是推进“第二个结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具体而言，一方面，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准确把握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规律，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另一方面，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汲取世界其他民族中反映时代需要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优秀文化，从而凝练和升华为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百年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编号：18ZDA01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涂浩然，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怡，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