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建构”（Konstruktion），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受俄文译本的影响，中文通常将其译为“结构”。最典型的有两处：一是《神圣家族》第五章第（2）节的标题“Das Geheimnis der spekulativen Konstruktion”，[1](P58)中译文是“思辨结构的秘密”；二是《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的一句名言“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P22)其中“先验的结构”德文原文是“Konstruktion a priori”。[3](P17)实际上，马克思还大量使用过“Gliederung”和“Struktur”，这才是与中文“结构”相对应的德文词。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明确用“combinaison articulée”或“hiérarchie-articulée”[4](P50)来翻译“Gliederung”，[4](P72)而在引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时，直接使用了德文“Konstruktion”。[4](P387)显然，阿尔都塞意识到“Konstruktion”和“Gliederung”有所不同，不过并没有对“Konstruktion”作进一步阐发。

　　鉴于“建构”是德国观念论哲学（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的重要概念，而且马克思确实是在德国观念论传统下使用这一词的，所以澄清马克思“建构”概念与康德、黑格尔思想的区别和联系，彰显“建构”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先讨论黑格尔哲学语境中的“建构”以及马克思对其的批判。然后，在第二部分论述一个区别于“先验建构”的马克思的建构方法。最后，在第三部分澄清“建构”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明确建构与否定的一体两面性。

　　从《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的上下文来看，马克思所谓的“先验建构”指的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而且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确实批判了黑格尔逻辑神秘主义的“思辨建构”方法。但黑格尔本人很少使用“Konstruktion”一词。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五次使用名词形式的“Konstruktion”，都是在“序言”中。前四处黑格尔用这一词指数学认识活动，第五处黑格尔用这一词指康德的建构形式主义。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中，黑格尔用了动词形式的“建造（konstruieren）”，不过是在否定意义上。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黑格尔有“作为哲学著作，它必须绝对避免依照它应该如何存在来建构一个国家的做法”[5](P13)的说法。这与《精神现象学》第一章的否定用法一脉相承。在《小逻辑》第231节，黑格尔说“把那些构成了中介环节的材料列举出来，就叫作建构（Konstruktion）”，[6](P334)但“最近人们又开始滥用所谓的建构”。[6](P335)在黑格尔看来，“所谓的建构活动的游戏”，表明了一种康德式的形式主义。在《小逻辑》第145节附释，黑格尔警告，精神或精神的运动，不要“企图先天地建构出那些现象”。[6](P246)由此可见，“建构”并不是黑格尔自己的方法论。尽管黑格尔也偶尔在中性意义上使用过“建构”概念，但对黑格尔而言，“先验建构”的说法只是他用以批判康德形式主义的用语。

　　按照汤姆·洛克莫尔的说法，获得知识的建构主义方法起源于古希腊数学，在霍布斯、维柯以及康德这里进入了现代哲学视阈中。康德着眼主体通过感性杂多的内容和知性形式结构的互动构造出对象，这个对象因此是可以被认识的，从而推进了一种建构主义立场。不仅如此，洛克莫尔进一步认为，康德之后的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也同属建构主义，不过后者的建构主义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其历史性特征。甚至谢林哲学也是建构主义的。在《基于哲学体系的进一步阐述》（1802）中，谢林就提出了一种思辨的哲学方法，即“哲学建构”。谢林在1803年还写了《论哲学中的建构》。

　　海德格尔在1929年《德国观念论与当代哲学的困境》的讲座中，就把费希特的“自我”解读成“建构者”。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构造”概念与康德“建构”的关系，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也许对于费希特和黑格尔来说，他们是否在肯定意义上使用“建构”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其哲学的主体性建构（或构造）精神。费希特使用了与“建构”接近的“设定（Setzen）”一词，它是费希特自我活动的核心概念，即自我设定自己本身、自我设定非我、自我在自身中设定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从而与一个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正如部分哲学所言，康德关于知觉的超验统一性概念（“我思”理论）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接近费希特的自我设定理论。康德的“我思”既是纯粹的思维形式，也是自发性的知性表象，它赋予经验材料以统一性，而这就是黑格尔所批评的康德形式主义建构活动。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绝对知识”章中对费希特的设定概念做了创造性转化，把“设定”与对象化（外化、异化）画等号。这些“设定”的使用，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绝对知识章的摘录中得到重现，诸如“对象本身对意识来说是正在消逝的东西，而且毋宁说，是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7](P366)“它在这种外化中把自身设定为对象，或者说，为了自为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而把对象设定为自身”，[7](P366)“这第一次运动转变为第二次运动，因为承认的要素把自身设定为与差别和分裂相对立的关于义务的简单知识，而分裂包含在行为本身中，并以这种方式构成与行为相对立的铁一般的现实”。[7](P370)实际上，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眼里，贯穿黑格尔整个《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的三段论，就是自我意识—对象化（设定）—非对象化（对象化的扬弃）的概念运动，而此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肯定（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大于否定（唯心主义的精神运动）。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批判哲学”时，将其哲学错误溯源到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也就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曾经批判过的“逻辑神秘主义”。此时，马克思进一步将黑格尔的“逻辑神秘主义”称作“思辨建构”。“逻辑神秘主义”着重从本体论上批判黑格尔，也就是从神秘主义（创世论）角度来批判黑格尔，这基本上是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进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以拯救黑格尔方法论的合理内核为出发点，对思辨唯心主义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马克思将思辨唯心主义惯用的“把戏”还原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认识的抽象过程，比如从苹果、梨等抽象出一般果实；第二阶段是唯心主义思辨建构方法的逻辑起点，比如把果实看作是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第三阶段是将主客体统一体作为人格的概念的自我运动，这是思辨建构方法的具体运用。马克思之所以把第二、三阶段说成是建构方法，是因为主体的自我运动，既是概念的现实化（外化），也是主体的对象化（果实对象化为苹果、梨）。在黑格尔那里，第一阶段似乎是不存在的。而在《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那里，第一阶段是研究方法，第二、三阶段只是叙述方法。于是，尽管《资本论》从表面来看也是概念（具体来说就是“商品”概念）的自我运动（概念辩证法），但这一切都是唯物主义的，没有一点神秘主义的因素。

　　费希特的“主体”做设定或建构的自我运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观唯心主义。一方面，黑格尔把“实体”同时看作“主体”，于是实体也在做设定或建构的自我运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客观唯心主义。主体性或能动性就是建构活动的核心特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眼里的黑格尔，也把劳动看作主体性的建构活动。但马克思也明确指出，黑格尔的劳动只是囿于思想领域的“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在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运动”）。[8](P205)可以说，“建构”比“劳动”更能概括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主体性（能动性）方面。另一方面，人们之所以习惯于把黑格尔的方法称作“否定”原则，是因为黑格尔著名的三段论展现了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图式。甚至有学者进一步断言，马克思奉行的是否定性（批判）原则，因而是革命的；而黑格尔最终落脚点是肯定，因此是保守的。实际上，黑格尔“否定”的真意是对象化（外化或异化），是设定，是建构，是主观走向客观的现实化过程，因此是另外一种肯定（对物性或对象的肯定）。由此可见，否定与建构是一枚货币的两面。否定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建构的过程。用熊彼特的经济学术语来说，这就是“创造性破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所谓“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言，就是指设定（建构）的能动性，而非否定之否定的能动性。

　　马克思虽然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先验建构，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张一种唯物主义的现实建构方法。基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的建构方法论可以得到合理的阐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关于研究方法是这样说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2](P21)这显然是唯物主义方法。但这是否也是经验主义方法？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批评了经验论：“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8](P525-526)真正的研究方法不满足于“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而是进一步探寻材料各种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那么，什么是抽象力？我们可以大胆推断，马克思这里所谓的“抽象力”，就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已经论述过的“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论。这是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它既不同于2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方法，即实证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可证伪性），又没有倒向德国所谓人文学科（精神科学）研究方法（对人文精神的理解或解释的方法），可以说是实证辩证法。

　　关于马克思的“具体—抽象—具体”方法论，国内外研究者的解读存在很大分歧，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最典型的解读是把“具体—抽象”看作研究方法，把“抽象—具体”看作叙述方法。当然，之前还有学者基于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认为“具体—抽象”是错误的道路，“抽象—具体”才是正确的道路。现在，大部分学者都放弃了这种解读。

　　马克思自己并没有使用过“具体—抽象—具体”的说法，这是后人的概括。在笔者看来，这种概括比较符合马克思《资本论》时期的方法论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确实认为“具体—抽象”是错误的道路，“抽象—具体”才是正确的道路。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还没有严格区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而是把两者混在一起，这也就使得研究者对到底哪种方法（哪条道路）是正确方法的长期存在争议。

　　尽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没有明确使用“研究方法”的概念，但他确实花费很大笔墨论述了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被马克思称为“人体解剖”的方法，也可以说是“解剖麻雀”的方法。那么什么是“人体解剖”？要害就在于“典型化”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2](P8)在第1卷中，马克思还有许多关于英国是“典型”或“典型形态”的说法，如“这里所以把英国摆在首要地位，只是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代表”。[2](P278)“只有在英国，它（对农民的剥夺）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2](P823)因此，马克思《资本论》对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进行解剖，也就是进行“人体解剖”。

　　那么如何进行“人体解剖”？人体（作为典型的人体）是一个现实的感性的具体（总体）。面对感性的具体（总体），知性思维采取“盲人摸象”的方法，将人体进行分解（分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上升到还原论的哲学高度，将总体（整体）的性质归结（还原）为其组成部分。面对感性的具体，中国传统思维强调“顿悟”（禅悟），这当然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方法论。谢林的“理智直观”、艺术哲学及哲学浪漫主义，也具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特征。马克思采取了理性主义进路，他的实证辩证法是理性辩证法，但又避免了实证科学“盲人摸象”的片面性。马克思自己说，这种掌握世界（实在和具体）的方法，“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9](P43)

　　综合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可以把“人体解剖”的研究方法概述如下。第一，充分地占有材料。这首先是指占有二手资料，比如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搜集的关于英国经济的各种资料，比如“英国才有不断公布的官方统计材料”[2](P278)（特别是马克思多次提及的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其次，也指通过田野调查等而获得第一手资料。这是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占有资料，人们得到“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3](P41)这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第二，通过抽象获得知性概念。马克思把这些知性概念称为“简单范畴”，比如劳动、分工、货币、需要、交换价值，等等。马克思的相关说法包括：“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9](P41)这是知性抽象的过程，就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提到的从苹果、梨上升到果实即从个别到一般（或从特殊到普遍）的抽象过程。伊利因科夫将这种知性抽象称为“片面分析的抽象”，[10](P203)是很有见地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德拉-沃尔佩在《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一书中对“具体—抽象—具体”作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错误解读。德拉-沃尔佩把“具体—抽象”看作建立理论假说的过程，把“抽象—具体”看作对理论假说的经验验证（证实或证伪）。而这种理论假说恰恰是马克思（遵循黑格尔）所批判的建立在知性概念基础上的实证科学理论。不仅如此，沃尔佩还把第二个“具体”解读为经验世界的感性具体，这显然是违背马克思关于“思想具体”的明确论述的。

　　第三，许多规定（知性概念）被综合成思想的具体，成为理性概念。由于许多规定是对感性具体的多维度（不同的侧面）的规定，因此这些先被分解（分析）、被抽象出的诸片面规定，随后就会被综合成多样性的统一，从而克服了其规定片面性（所谓片面的深刻），成为全面的规定，成为思想的具体。在黑格尔那里，一种神秘的“力”将诸规定综合起来。在马克思这里，是抽象力将诸规定综合起来。思想具体与感性具体是映射的关系，也就是说，感性具体在思维中得到再现。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是对现实人物的艺术再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概念，是对现实商品世界中的商品在理论（思维）中的概念再现。如果借用当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建模方法，可以说思想具体就是感性具体的理论模型。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强调，“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11](P45)“归纳和演绎，正如综合和分析一样，必然是相互关联的”。[11](P492)恩格斯还进一步论述：“我们的不同的感官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质上绝对不同的印象。因此，我们靠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而体验到的属性会是绝对不同的［……］最后，接受所有这些不同的感性印象，对它们进行加工，从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的始终是同一个我，而提供这各种不同印象的同样也是同一个物，这些印象表现为这个物的共同的属性，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它。说明这些只有用不同的感官才能感受的不同属性，揭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好是科学的任务，而科学直到今天并不抱怨我们有五个特殊的感官而没有一个总的感官，也不抱怨我们不能看到或听到滋味和气味。”[11](P497-498)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是将我们上述的第一、二称为分析，将第三称为综合，把整个过程看作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可以说，恩格斯深得马克思研究方法的精髓。但正如伊里因科夫所强调的那样，片面的分析不可能导致综合。伊里因科夫还以亚里士多德为例说明这一点：“他在他的《形而上学》中指出，认识的任务是双重的：不仅必须认识事物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而且必须认识，为什么这些组成部分之间正是由于这样联系，它们的结合才正好产生这一具体事物，而不是某种别的事物。”[10](P199)因此，研究者在分析（或下次分析）之前，就应该在头脑中提前完成综合的定向工作。没有这种预备性的定向工作，分析就会茫然无序，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科学分析（即使是想达到片面的规定）。而且到底从哪些维度进行分解（分析），也是大有讲究的。分析的维度可以有无限多，但如果没有取舍，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综合（即思想具体的建构）。

　　由于“具体—抽象—具体”中的第二个具体是思想具体，因而仍然是抽象的，只不过这个抽象是理性抽象，而非知性抽象。恩格斯赞同黑格尔关于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并强调“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理性的”。[11](P485)由于17世纪的经济学家走的第一条道路，只是局限于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知性抽象），而没有进一步从抽象（知性抽象）上升到具体（理性抽象），因此他们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出发（比如“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9](P41)然后进一步过渡到“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9](P41-42)18世纪经济学家的叙述方法是从知性抽象概念出发，即“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9](P42)这是从知性抽象到感性具体的叙述方法。马克思所谓“正确的方法”，是指不能停留于知性抽象，而要上升到理性抽象（体现为多样性统一的辩证法）。只有在得到辩证的理性概念之后，研究过程才算完成，才能进一步展开体系建构（叙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并没有进一步展开对叙述方法的阐发，只是强调叙述的起点是思想具体。比如，即使是从人口出发，也不能从作为混沌的表象整体的人口出发，也要在阶级基础上，进一步说又要在雇佣劳动、资本的基础上，最后达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9](P41)的人口概念。当然，最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体系中并没有从“人口”出发，也没有从“社会”出发，而是从“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具体来说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普照的光”的概念，即从“资本一般”出发。

　　但“资本一般”并非知性概念（简单的范畴），正如“劳动一般”一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花了很大篇幅论述“劳动一般”为什么不是简单的范畴，而是具体的范畴。“劳动一般”的抽象不是在特定社会中对某一种或某些劳动的抽象，就像果实仅仅是对苹果、梨的认识论抽象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一般”是现实的抽象，“劳动一般”作为创造“财富一般”（而非某种类型的财富）的手段，已经是现实的抽象，而且是作为历史抽象的现实抽象。而且作为现实抽象的抽象劳动，构成了商品的价值实体。价值是实体，而非像萨缪尔逊所断言的那样仅仅是不必要的虚构。

　　因此，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以获得作为叙述方法起点的具体范畴而结束。整个过程也就是“人体解剖”或“解剖麻雀”的工作。具体范畴的获得，无疑是抽象力进行现实建构的结果。但也不能忽视，具体范畴的获得仅靠抽象力还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历史抽象出的“劳动一般”这一实体，即使是像亚里士多德这样天才的思想家，也无法抽象出“劳动一般”的具体范畴。为此马克思专门写道：“亚里士多德没有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占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2](P75)“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9](P47)这是以猴体已经进化出人体为历史前提的。没有现实中的典型人物，艺术家不可能凭空塑造出典型人物的艺术形象。同样道理，只有历史产生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在理论上建构出作为思想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作为其细胞的商品概念。商品的价值实体就是历史抽象的产物，它不仅仅是像索恩-雷特尔所认为的那样是交换抽象的产物（即仅仅在交换过程中产生的），尽管索恩-雷特尔提出的交换抽象（作为现实抽象）相对于认识论抽象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在做“人体解剖”或“解剖麻雀”工作之前，研究者眼睛看的是作为典型的现实个体（人体、麻雀或耶稣这个现实的个体），但头脑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起定向作用的现实个体的理性概念（思想具体）。当然，理性概念不是一次完成的，可能需要解剖好几只“麻雀”才能建构起现实个体的理性概念。

　　“否定”和“建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以往的马克思思想解读中，国内外学者更加侧重“否定”之维，而忽视了“建构”之维，事实上，马克思的“否定”并非简单的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马克思并不是为了否定而否定，而是在其否定中建构自己的方法。

　　马克思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两个方面，叙述以建构为前提。在黑格尔那里没有区分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其体系化叙述是以先验建构为前提的。马克思明确区分了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化叙述以现实建构为前提，建立在现实建构基础之上。现实建构包括抽象力的现实建构和历史抽象的现实建构两个维度，而抽象力的现实建构以历史抽象的现实建构为前提，这才是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相统一的真义。对马克思而言，创造性建构（既建构又否定）比简单的否定更重要。马克思将“资本论”作为该书的主标题，而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就体现了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的最终还是要建构的态度。实际上，《资本论》的核心也是对“资本一般”的建构，而非只有批判。

　　（作者简介：鲁克俭，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中心主任）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