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最早到达北美殖民地的英国移民从文化渊源上带有母国的人文背景和思想印记，其文明源自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承袭了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伦理传统和经验主义思想特质，即不拘泥于天主教形而上学的宗教神学和礼俗传统，侧重经验性和实证性思维方式的具体运用。特别是，17—18世纪来到北美的移民主要是英格兰人，他们面对当时北美严酷的自然环境，必须解决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生存难题，因此，只有那种能够解决眼前遇到的实际问题而不只是耽于概念思辨的理论才能彰显其价值与意义，从而形成了早期美国社会独有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首先，这种哲学强调现实的可变性，把人类的各种知识当作控制现实的重要工具；其次，它主张，理论原则和逻辑推理都是次要的，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关键是看它能否带来实际利益并使行动获得成功；再者，它认为，辨析任何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关键要看其综合效用的大小。

　　如果说上述实用主义哲学奠定了早期美国社会的思想根基，那么奠基其上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则构成了美利坚帝国处理国际关系时遵循的两大思想谱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三大逻辑支撑：（1）主张个人权力和个体理性是人类一切行为逻辑与思想逻辑的支点，自由主义尽管也高度重视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作用，但在其看来，人类建构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权、财产权、生命权，相对于个人权利而言，这些组织永远处于从属地位，亦即“人权高于主权”。（2）民族国家的内在特质对其国际行为产生深刻影响。民主国家通常被视为“好”国家，天然具有寻求国际合作和减少战争的和平倾向，而专制国家则属于“坏”国家，具有挑起争端和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好战倾向。（3）民主国家的统治者并不过分看重权力的作用，通常会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解决国际问题。而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受权力、贪欲的驱使，为了猎取国内外权力，很多时候会不惜牺牲他国利益为自己获取至上荣耀。以上述理论为支点，形成了经济、政治、社会三大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只要国家之间实现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就不会发生战争，因为自由的经济往来以及由此建立的自由经济秩序会有效促进国家之间的繁荣与和平，这被称为“经济和平论”。政治自由主义主张,只要国家之间通过相互协商建立起符合自身需要的完善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制度，并共同承认和遵循这些条约与制度的约束，就能有效提升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前景，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被称为“国际制度和平论”。社会自由主义则认为,各国之间的旅游来往、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等文化交流措施会极大地增进各国公民彼此之间的认知，从而减少误会、冲突与战争，这被称为“社会交往和平论”。

　　与上述自由主义的乐观主张相反，美国各种现实主义理论对国际政治持悲观论调，其核心观点认为：第一，世界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逻辑起点不是奠定主权国家根基的所谓“个人权利”，恰恰相反，主权国家才是国际政治的逻辑起点，特别是主宰国际事务的大国决定着国际政治的未来走势，它们是引发国际动荡和各种战争的决定性因素。第二，大国的国际行为与其国内政治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无关，无论谁来掌控政府，其国际行为都要受到本国政治传统的深刻影响。因此，主权国家没有好坏之分，其采取的外交政策主要取决于该国所处时代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第三，主权国家对国内外权力的竞争是决定其行为方式的核心因素，很多时候主权国家会采取零和博弈乃至发动战争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包括追求对外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地区内部的主导优势、全球范围的世界霸主等。当然，即使是交战国双方也可能采取偶尔合作的方式处理问题，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各自的利益关切。现实主义外交理论在欧洲历史悠久，而美国在全面继承欧洲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又极大地丰富和创新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赋予其鲜明的美国特色，其中主要有三种理论流派产生广泛的影响。一是人性现实主义理论。汉斯·摩根索是美国人性现实主义传统的奠基者。他认为，国家行为在本质上受到人性的支配，而人生来就对权力贪得无厌，当各国处于缺乏世界政府管理的丛林状态时，一国相对于他国的权力膨胀必然引发国家间的权力斗争，因此，寻求国际均势以维持国家生存并避免战争就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恒久话题。为此，他提出的构想是，通过恢复传统外交、实现国际和解、构建国际共同体、建立一个有中央政府的世界国家等手段来实现世界和平。二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主张，任何国家为了生存必然会追求安全，而国际体系是一个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各国只有大力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才能维持现有国际体系的正常运转，使其保持在安全的均势状态，从而有效避免残酷战争的发生。三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持这一主张的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无法看到华尔兹所强调的维持现状的国家，因为国际体系为大国牺牲对手以获取本国权力提供了巨大的诱导因子，一旦能够获得的利益超过了防御成本，任何大国都会抓住机会，通过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加大军事投入、离岸平衡、发动战争等手段，努力成为国际体系的霸主。

　　建基于实用主义哲学之上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理论构成了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指导思想。美国历代政治精英在言辞上通常高举自由主义旗帜，具有浓厚的未来乐观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而且在美国的意识形态建构和对外宣传中，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当美国高层精英们在白宫内部制定具体的外交政策时，满脑子想的却是权力。他们不会顾忌人类共同利益、国际通行法则等问题，而是完全按照现实主义逻辑来制定国际战略和策略，从而在公开言论与实际操作之间形成了巨大鸿沟。当然，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并非总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会彼此借鉴。正如乔纳森·哈斯拉姆所言，“与自由主义传统相比，现实主义不是在罗盘点每一点都不同于自由主义对手且仔细界定自身而有别于其他的一束焦点，相反，它是由光亮到黑暗等不同色调组成的一种思想谱系”。可见，正是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交互变换，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因人、因事、因地而异并随时作出调整的思想基轴。

　　问题是，为什么在美国政治文化的根基处，其说辞与行为之间存在着如此显著的道德悖论？这主要源自美利坚民族内心深处存在的两种极端的不信任情绪。一是对内不信任国家政府。美国民众长期主张个人权利的神圣性和至上性，具有在内心和行为上都不服从政府机构的悠久传统，认为可以通过内心拒绝和非暴力反抗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并高度赞扬宗教社团、慈善机构等非政府组织的社会作用，这构成了美利坚自由主义政治文化赖以生成的民族心理根源。二是对外不信任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他们认为，国际社会永远处于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之间只能是霍布斯所称的狼与狼之间的敌对状态，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永远占据支配地位，各种国际组织在本质上是主权国家为了解决一时的利益冲突而建构起来的临时机构，时过境迁，最终都会消亡，只有始终相信并不断充实自己的实力，才是唯一正确的理性选择。这种对外的不信任必然使美国国内倡导的自由主义价值理想与其在国际社会追求的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之间发生深刻冲突，最终导致美国历届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的言行不一，这构成了美利坚帝国的公开说辞与实际行为之间的深层道德悖论。

　　不少学者认为，关于美国国家制度的主流叙事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法律实证主义、多党竞争制度、民主代议制度、三权分立制度等。这种说法掩盖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美国的历史开端于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1606年4月10日颁发的弗吉尼亚公司和普利茅斯公司特许状，这种从公司发展到国家的原始基因决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质，今天美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强大也根源于各类公司创造的巨额财富。因此，要真正洞悉美利坚帝国的运作机制，就必须着眼于公司—国家这一独特视角。

　　首先，美国原始资本积累的血腥基因铸就了其资本阶层的独特本性。如果说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的崛起受惠于对殖民地的残酷掠夺，那么美国独立前后的历史发展则与其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制度和新型奴隶制度的长期盛行密不可分。就种族灭绝制度而言，英国白人进入北美之后，将原住民印地安人视为“野人”，不断对其进行残酷剿杀。据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1893年的统计，自1776年独立以来美国政府对印地安人发动的袭击在1500次以上，并通过剥夺印地安酋长的自治权、摧毁和瓦解其部落制度、实施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和教育规训等措施，使印地安人口由1482年的500万降至1800年的60万。此外，欧洲移民自身携带的病毒导致缺乏免疫力的土著印地安人被大面积感染，也是其死亡人数剧增的重要原因。就新型奴隶制而言，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巴普蒂斯特通过深入挖掘近代美国黑奴贸易史，用大量确凿的数据和历史事实证明，近代早期的新型奴隶制对美国崛起为超级强国发挥了奠基性作用。美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走向独立后，开始了从发达的东北部和东部13州向南部和西部密西西比河流域不断扩张的“西部大开发”进程。其间，从非洲运来的大批黑奴从美国东北部地区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南边疆地区。美国欧裔白人正是通过血腥剿灭土著印地安人和残酷压榨黑人奴隶才逐步走向富裕。

　　其次，美国通过资本有机构成的持续性提质增效，逐步成为主宰世界经济的核心力量。在美国独立前的殖民经济发展阶段，农业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但在英国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为母国服务的木材业、造船业、纺织业、冶铁业、捕鱼业也快速发展起来。美国独立后，开始仿效母国逐步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北部的纺织业、采矿业、钢铁业，特别是以铁路和汽船为主的交通运输业快速发展。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主要经济结构逐步实现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在整个19世纪，美国的钢铁、铁路、石油、汽车、电信和金融行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快速崛起。到了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在军费开支大幅提升的背景下，美国的整个工业体系与军事战争捆绑在一起，形成了军民融合和军工企业蒸蒸日上的经济局面。二战之后，以电子、信息、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等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主导美国经济的基本力量，科技知识产业逐步上升为美国经济的第一产业，出现了以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资本新贵，这也标志着美国开始由典型的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

　　再者，美国资本阶层通过各种方式俘获国家权力，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资本权力化运作机制。其主要手段包括：一是充分发挥各类游说公司的巨大作用。美国华盛顿市西北区的K街聚集了大量的游说公司、公关协会、智库研究所等，这些机构的人员代表各种利益集团来影响国会议员或政府的工作，在立法、听证、表决、执行、监管等环节，诱使或促成国会及政府官员作出有利于某个企业或行业的决策。二是企业通过网络、报纸、电视、杂志等大众传媒来影响公众的价值信仰，迫使议会或政府制定有利于本企业或行业的公共政策。三是在企业内部或所在社区培养选民，鼓励甚至要求员工或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向立法机构和政府反映意见，在竞选时推举为企业利益服务的各级议员或政府官员。四是企业或行业协会通过撰写各类咨询报告为决策者提供相关信息，或在各种听证会上提供证词，以便影响法律的制定、政府决策等。五是在各级议会或政府领导人的选举中，直接捐款或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为其竞选活动造势，一旦其竞选成功，再通过政治分肥制以及其他各种渠道来满足企业或个人的利益。

　　以上我们分别对美国原始资本积累的血腥基因、美国资本有机构成的历史流变、美国资本俘获权力的运作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但要真正搞清美国资本阶层的道德特质，特别是在其历史流变过程中呈现出的各种伦理悖论，还需要我们从哲学伦理学视角予以更加深入的考察与辨析。

　　一是美国资本阶层的持续创新与垄断独占之间的伦理冲突。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强调，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方法的新组合，这种新组合是由创新引起的一个动态质变过程。企业家群体具有英雄主义的王者风范，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勇于承担各种市场风险，他们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采用新工艺、开辟新市场、建立新组织、创立新制度等措施，来破坏旧秩序、旧规范、旧习惯。这种永不枯竭的创新行为与自由市场、开放社会相结合，构成了美国资本阶层的本质特征。美国正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实现了从农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再到金融资本主义，直到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

　　然而，在美国资本阶层持续创新行为的背后，被掩盖的是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的巨大垄断倾向。从国内市场看，早在19世纪后半叶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美国的钢铁、石油、铁路等行业为了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开始把威胁自身利益的竞争对手挤出市场，为此，美国先后出台了《谢尔曼法》（1890年）、《克莱顿法》（1914年）等反托拉斯法，禁止通过连锁董事会、捆绑性契约等方式进行掠夺性定价。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期，华尔街的大型金融公司为了攫取巨额利润更是沆瀣一气，通过操纵贷款基准利率、提供内幕信息、低价收购股票等手段，来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联合，从而有效控制金融市场。在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各大高科技公司则是借助知识产权、网络效应、自然垄断、高昂的研发成本、游说集团、强大的起诉律师军团等手段来保障其垄断地位。从国际市场看,1994年美国推动国际社会签署《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强力推行美国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以便固化其科技垄断优势。到了21世纪，美国把科技问题政治化、人权化和意识形态化，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帜来打压和制裁世界各国的高科技公司，旨在确保美国资本在高科技领域的长期垄断地位。

　　二是美国资本阶层的经济正义与贪婪攫取之间的伦理冲突。美国资本阶层的经济正义主要涉及四个基本原则：一是自由原则，即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出市场，并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作出自主选择；二是平等原则，即在个人与社会关系层面能够实现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并努力照顾少数最不利者的利益；三是效率原则，即投入与产出之间形成最佳关系并实现各种资源的理想配置；四是秩序原则，即在公共理性和道义良知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运行的合理有序。与欧洲中世纪封建统治者的强取豪夺和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殖民相比，美国资本阶层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无疑体现了一定的经济正义特质，包括在全部市场活动中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自由与平等、高度重视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等。

　　然而，必须看到美国资本阶层在通过经济正义实现成功发展的同时，其贪婪攫取的特质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马歇尔计划，共同确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利用一系列制度设计和规则制定，向全世界收取“铸币税”，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财富，特别是不断操纵国际金融组织，迫使受援国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开放化政策，为美国资本的渗透、投机和收割各国财富减少障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美国军事部门、军工企业、国会和国防科研机构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即所谓的“美国军工复合体”，通过不断炒作国际热点、挑起冲突、持续制造紧张局势，深度把控国家外交政策，进而通过加大国防预算、提高军售订单等手段，大发战争横财。正是科技、贸易、金融、军事等各类资本的高度融合与无限膨胀，铸就了美利坚帝国资本阶层对世人财富饕餮成性的“血盆大口”。

　　三是美国资本阶层的自律博爱与精神异化之间的伦理冲突。马克斯·韦伯对欧美国家资本阶层的伦理精神进行过深入剖析。他认为，美国资本阶层具有以下伦理特质：一是经济理性主义，即擅长详细核算成本投入与效益产出之间的比例，以追求经济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天职观，即新教徒们总是将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以及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视作上帝赋予自己的神圣天职；三是新型的禁欲观，即提倡将俭朴、纯净、优雅、舒适、心灵充实当作个人的理想生活模式，一个人财产越多，就越要经得住禁欲主义生活态度的考验；四是紧迫的时间感，即对时间的焦虑激发了基督徒充分利用时间、立志追求进步的紧迫感，鼓励人们应当异常勤勉地将所有精力投入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中。他们还将上述精神体现到自己的“散财之道”上，包括设立种类繁多的基金会来资助文化教育活动、从事国际人文交流，并大量从事慈善活动，包括开展志愿服务、帮助弱势群体、推动可持续发展等。

　　然而，伴随着美国从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述新教伦理精神也在发生深刻而持久的蜕变。特别是美国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后，其精神世界的深刻裂变更是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例如，美国众多企业为了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管理层在巨额利润目标的推动下，将大批本来用于实体工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能够带来快速盈利和短期绩效的股票、保险、证券等金融领域，这种实体工业“脱实向虚”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效益增长缓慢的工业生产部门不断被关闭，而这种工业金融化的制度性诱拐迫使美国大批制造业迁往成本低廉的第三世界国家，致使美国数百万蓝领工人被持续裁员，工业制造能力急剧退化，由此导致美国涌现大量的“铁锈地带”。对于这一独特现象，我们需要从美国资本表现出的感性杂多性中深度反思其精神内核。实际上美国金融资本的高流动性和无疆界性已经将全世界锁定在极高的风险中，特别是在高科技数字平台的加持下，金融资本疯狂的投机意志正在将全世界变成一个充满风险的投资赌场。这致使人类生命的整全性精神结构受到金钱嗜欲的深度腐蚀，在“时间就是金钱”观念的驱使下，人类对时空价值的理解受制于金融产品的价格浮动，疯狂逐利的金融意志主义将人类这一历史性存在物引向资本精神所塑造的主观性和任意性的各种“创意”领域，它正在吸引着无数个体朝着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货币化和世俗化方向狂奔，最终结果只能是陷入人类精神本质的异化愈加深重的灾难中。

　　如果说建基在实用主义哲学之上的自由主义说辞和现实主义行为奠定了美利坚帝国实施全球霸权统治的思想根基，美国资本阶层高超的资本运作机制为其全球霸权扩张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那么从国际政治学的视角看，美利坚帝国全球治理手段的花样翻新，无疑构成了维系其全球霸权的重要战略举措。

　　首先，美国借助国际联盟拉帮结派，大搞全球或地区分裂活动。在国际政治中,国际联盟的发展历史悠久，但与欧洲历史上的各种国际联盟相比，美国的联盟战略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一是美国民间社会力量强大，议会党派斗争激烈，特别是各州政府具有独立的决策权，这一国情决定了以总统为代表的美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总统在很多时候很难单纯依靠国内的政治力量去推动某些政策议题，而只能通过不断树立强大的外敌这一方式在美国内部制造主动性政治共识，这必然导致美国政府将结盟视作其内政外交中最为重要的国际战略。二是与欧洲一战、二战时期的对抗性联盟的短暂寿命相比，美国的联盟体系有着更加稳固的结构和更为多样的功能，并具有较强的适应力和生命力。它通过协调利益、制定制度、实施霸权等管理模式来处理联盟内部的矛盾分歧，从而使其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得到有效维持和管控。三是伴随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开始通过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视为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持久挑战者，其联盟工作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开始强推“印太战略”，通过同时推动“五眼联盟”“四边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强迫亚太各国选边站队，极尽所能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其次，美国通过颠覆他国的合法政权，大力扶植亲美傀儡政府。美国将本国内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伦理规则运用到国际社会，通过抹杀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方面的个性特质，强行将美国的政治体制先进化、普世化、神圣化，并不遗余力地将其在全球进行推广。它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由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在幕后操控，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机构充当马前卒或白手套，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展开活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下属四个核心受让机构，分别是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国际私营企业中心。这些机构打着“促进民主”的幌子，资助各国异见人士赴美留学、访问，大力创办报刊杂志，积极参与各种论坛讲座，从而进行深度的意识形态渗透。在此基础上美国通过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逻辑，大肆挑动和加深所谓“威权国家”内部的族群分裂、阶层对立和社会隔阂，进而制造虚假信息，炒作反政府言论，恶意挑拨事端，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培植亲美傀儡势力。此外，由于美国人天性中反对所谓“国家专制”，因此，美国在他国打着自由、民主、平等旗帜扶植傀儡政权时，一定会同时在该国扶植反对现政权的所谓“温和的反对派”，帮助该国组织、管理、宣传各种新成立的反对党，一旦其扶植的傀儡政权在长期执政后逐步与美国离心离德，那些“温和的反对派”就会在美国的支持下，迅速演变为推翻现政权的激进力量。美国国务院、中情局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一直把这种将短期与长期政治投入相结合的颠覆策略奉为金科玉律，这也是那些跟随美国的第三世界国家政权更迭频繁、长期处于混乱状态的根本原因。

　　再次，美国通过实施长臂管辖和设置司法陷阱，充分保障自己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并极力阻遏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所谓“长臂管辖”，主要指美国司法机关对于住所和居所在其域外的人员或实体实施的管辖。要真正了解美国政府的这一行为，就必须对其实施长臂管辖和设置司法陷阱的历史逻辑、基本路径、根本目的、执行手段予以深入辨析。就其历史逻辑而言，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建国之初的13个州的移民来自包括英国在内的众多欧洲国家，各州都是通过模仿其宗主国的法律来管理本州事务的，这就必然导致各州法律相互之间以及与不同宗主国的法律之间产生冲突，直到1963年，联邦司法统一委员会才制定了《统一的州际和国际程序法》。随着美国逐步成为一个全球性帝国，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最终形成了无论法律行为是否发生在美国本土，只要造成了违反美国国家法律的实际效果，美国就可以“基于效果的域外管辖权”对各国商业行为予以法律管辖的局面。就其基本路径而言，美国要落实其“长臂管辖”权，就必须由执法机构获得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在实践中予以执行。为此，美国司法部负责收集与美国利益相关的其他国家的各种信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直接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制定。特别是二战后，美国通过其“使馆法律参赞”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司法部在海外的情报证据收集工作。就其根本目的而言，虽然美国一直强调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立，但今天在涉及全球事务时，美国已经发展为一个总统领导下的行政机构真正掌握国家法律运作的国家，在长期对外运用其法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体系庞大、相互补充、环环相扣的法律体系。美国将之作为经济战和政治战的有力武器，来削弱竞争对手，从而有效维持其全球垄断地位。就其执行手段而言，美国法律之所以具有超越领土的“域外管辖权”，关键是美国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控制着世界货币美元，用其超前的技术实力控制着互联网，而美元和互联网又是通往全球经济的必由之路，这使美国政府和执法机构能够通过所谓的“间接领土”来保证其强大的法律执行力。

　　最后，美国曾经主导了诸多国际规则的制定，但随着“时”与“势”的变迁，它对这些规则通常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双重标准。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挟战胜国之威，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引领创建了众多国际组织，并制定了大量新型国际法律。但20世纪中后期，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后逐步走向强大，当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修订和创新国际法规的呼声此起彼伏。此时，在对国际规则的运用上，美国开始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策略，对国际规则完全采取美国式解读，即从美国一己私利出发，随时予以调整，一旦遭到他国反对，毁约退群就成为美国外交的家常便饭。例如，美国1984年和2017年两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宣布退出有关国际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通过对美国全球治理策略和手段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主要途径与维护人类整体利益之间存在深刻的价值冲突。从维护人类整体利益的视角看，人类已经进入规模空前的深度全球化时代。与此同时，人类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生存困境，面临全球变暖、生态失衡、疾病传染、数字鸿沟、南北差异、恐怖主义盛行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不能仅靠一国的单打独斗，而需要全球范围内更多的治理主体精诚合作，包括联合国各机构的支持、各政府间合作组织的努力、全球民间社会的共同参与等。而要建立这种适应当今时代要求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就必须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以此理念为指导大力维护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人类的共同价值。但美国完全违背上述理念，为了维持其“一强独霸”的世界格局，仍然固守冷战思维，大搞集团政治，挑动隔阂分裂，坚持对立对抗，一直抱持着“文明等级论”“国家依附论”的陈旧执念，高举“美国优越论”“单极稳定论”旗帜，不断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随意给其他国家贴上“邪恶轴心”“流氓国家”的标签，经常绕开联合国的决议，为了美国及其小集团的局部私利，肆意践踏他国人权。要彻底解决上述价值冲突，需要从根本上抛弃美国的全球治理思想和举措，真正建构起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现代治理体系。

　　纵观欧洲历史上所有帝国升沉荣辱的历史，军事战争必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当今国际社会在本质上仍然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从这种意义上讲，主权国家间的政治斗争的本质是安全竞争，而安全竞争的最终结局很可能是军事战争，因为军事力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手段。在对美利坚帝国的运行机制进行政治伦理学审视时，其各种军事手段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旨意，无疑是我们必须深入考察的重要内容。

　　第一，美利坚帝国全面继承了欧洲列强的衣钵，将军事战争视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至高战略。德国思想家维尔纳·桑巴特曾深刻指出，军事战争具有双重面相，从表面看战争似乎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遏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但从内在本质看，战争同样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现代战争从财产的集聚、观念的塑造和统一市场的形成三个方面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特别是，战争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创新，战争对大宗物资的需求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军队管理方式的改进对现代企业生产方式具有巨大的启迪和转化作用。美国思想家查尔斯·蒂利同样深入思考了如下问题，即战争如何促成现代国家的生成以及现代国家如何通过战争走向强大。他认为，正是无数次的战争编织起欧洲的民族国家之网，而欧洲各国在准备战争和不断征战中形成了持久而强大的现代国家结构，包括征兵机构的建立、军队供应部门的产生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税务局、财政部的出现等。而美利坚帝国与欧洲列强如出一辙，它就是在战争中生成、在战争中扩张、在战争中称霸的，毫不夸张地说，好战是美利坚民族的核心基因。自1776年建国以来，美国以屠杀印第安人为起点，先后入侵加拿大，发动美墨战争，策动美西战争，吞并夏威夷；二战后，先后挑起和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近年来美国年均军事预算达7000多亿美元，占全世界军费总支出的40%，超过第2名至第16名国家的总和。总之，不断发动军事战争成为美国维持国家生存的重要战略。

　　第二，通过实施离岸平衡策略、代理人战争等手段争取国际权力最大化，是美国发动和开展军事战争最重要的策略。当年英国面对欧洲大陆强国争霸时，很少去遏制欧洲大陆潜在的霸主，而是尽可能长期地靠边站，直到争霸双方打得精疲力竭时，英国才会在关键时刻介入，以便达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目的，这就是“离岸平衡策略”。美国全面复制英国的这一战略方针并将其“发扬光大”。美国在一战爆发前后，没有派一兵一卒去欧洲大陆履行维护和平的义务。二战初期德国入侵波兰后，美国同样不愿履行维护和平的义务来阻止德国扩张，直到苏德战争后期，才加入针对德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在亚洲同样如此，直到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后，美国才开始加入亚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因为它担心日本会和纳粹德国一起击垮苏联，导致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和日本在东北亚的霸权迅猛增长，从而危及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利益。新近发生的俄乌冲突是美国实施离岸平衡战略和代理人战争的典型体现，使“美国单极治下的和平”的虚伪面孔和极端自私的霸道政治本性暴露无遗。

　　第三，通过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以世界警察的面目随时随地恐吓他国政府,构成美国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二战后美国逐步在世界各地建立起自己主导的军事联盟和大量海外军事基地，二战前被大英帝国控制的世界海上交通枢纽全部落入美国手中。这些军事基地全部坐落在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岛屿上，美国凭借其11个航母编队，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将其军事影响力投射到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美国西北大学历史学教授丹尼尔·因莫瓦尔指出，大多数人只熟悉美国本土地图，很少知道美国在本土之外还控制着散落在全球的各种岛屿、环礁和群岛，那里居住着美国的各色人等，它们本质上都是由美利坚帝国长期托管的海外飞地。

　　第四，2001年的“9·11事件”彻底改写了全球军事战争的基本法则，美国的反恐战争体现出经济性、政治性、文化性混为一体的浓厚的总体性战争色彩。9·11恐怖主义行为将犯罪手段与现代战争结合起来，采取了一种极端分散灵活的带有游击战性质的攻击方式。这种特殊类型的战争迫使美国放弃冷战以来所奉行的“威慑与遏制”原则，转而采取“先发制人”和“新干涉主义”战争原则。这种“先发制人”和“新干涉主义”不仅指军事上的不宣而战，还包括随时随地实施各种类型的策反、恐吓、暗杀等行为。此外，在这种新型反恐战争中，美国除了派遣军队直接摧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还通过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司法部以及各种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追查恐怖组织的资金流，这也为之后美国借助反恐之名，通过经济和司法手段精准控制全球经济体系提供了重要契机。此外，美国在大力批判恐怖主义分子精神信仰的强迫性的同时，又逼迫其他国家的人接受美国的价值和信仰，以“保卫自由”的名义在中东地区大力推广美国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乃至实施“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致使反恐战争成了美国为建构世界帝国而展开的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总体战。

　　如何从政治伦理学的视角评判美国发动的各种军事战争，一直是国际学界广泛争论的话题。按照现代正义战争的定义，其正义性涉及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开战正义包括六项基本原则：正当理由、合法权威、正当目的、成功的可能性、成本和收益的相称性、最后手段。交战正义原则主要适用于战争发动之后，包括相称性原则和区别对待原则，前者指将益处最大化和将害处最小化，要在战争导致的罪恶与获得的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后者强调对参战人员的身份要加以区分，以确定合法攻击目标。根据上述正义战争理论来分析美国发动的各种军事战争，我们看到，美国一直以来都以维护人权、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维护世界和平之名发动战争，但就每次战争的具体过程而言，其所遵循的根本原则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战争理论，即为了获得战争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从来不接受各种道德约束。2001年以来，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的军事战争已造成超过90万人死亡，其中有33.5万是平民，数百万人受伤，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前述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四个层面的深入分析表明，美利坚新型帝国无疑是人类近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庞然大物。然而，“言不可极，极之而衰”。2001年9月11日，全世界目睹了美国纽约曼哈顿岛上的世界贸易中心在熊熊烈火中轰然倒下；2007年，美国资本大鳄的极度贪婪引发全球金融危机；2021年，庞大的美国军队占领阿富汗多年之后，仓皇撤离，留下一个千疮百痍的国家，等等。种种事件表明，在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利坚帝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各种现代帝国衰落的相同过程，其全部制度和体制赖以栖身的价值根基正在发生动摇，一种对冲、反制、超越美利坚帝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缓缓拉开其历史帷幕。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