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黑格尔辩证法是对康德批判形而上学的批判，那么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就是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作为批判的武器，辩证法始终是否定性与革命性的，它将击碎所有一劳永逸地构筑纯粹思想大厦的企图。马克思辩证法不仅源自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在现实意义上也深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影响。因此，深入分析李嘉图学派的经济原则及其形而上学争论，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辩证法的本质特征和真正价值。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逐渐过渡到科学领域。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82页），即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诸经济范畴之间已经被发现了客观性联系。但斯密的研究方法陷入某种二元矛盾当中，既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内在关系的生理学，又是把现象分类叙述并归纳进理性概念的经验科学。李嘉图延展了斯密的科学主义维度，他试图把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变得像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一样精确。因此，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与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不同，是一种超越经验的、奠定于公理假设基础上的一元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是：从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这一规定出发，考察各个经济领域或经济范畴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马克思高度赞扬其科学价值，他指出，“李嘉图终于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83-184页）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种让内在矛盾得以完整展现的方法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真正科学。

　　然而，李嘉图的科学追求恰恰暴露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缺陷。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历史性的社会领域，而不是无人身的纯粹自然界。社会领域内的全部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都是内在矛盾辩证展开的历史性过程。过于追求客观同一的结果，只能是找到诸经济范畴之间表面无矛盾的一致。马克思认为这种科学方法论是不完备的：“这种不完备性不仅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间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同上，第182页）叙述方式缺陷和结论错误的根源在于，李嘉图并未用历史性的视角看待各种经济关系，也忽略了经济范畴内蕴的现实矛盾。新辩证法学派帕特里克·默里（Patrick Murray）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经验主义视角使其看不到社会形式的现实。”（Murray,p.90）这种无中介的、直接的思维方式，就是非历史的、形式化的思维方式，简单说来，就是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当马克思用辩证法去审视李嘉图的思维方式时，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特征就十分明显了。

　　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永恒的自然形式，这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出发点。“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90页）资本主义不是一种生产历史的暂时形态，而是刺激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增长的最优形式。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或者说，如果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无益于我们欲望的满足，那就无论怎样稀少，也无论获得时需要费多少劳动，总不会具有交换价值。”（《大卫·李嘉图全集》第1卷，第5-6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会增加使用价值，也就是价值的物质形式。李嘉图考察了两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论是扩大生产还是提升生产技术，都必然会导致商品数量的增加、国家财富的增加。国家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个人拥有的消费品的增加，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本质上与人民利益相一致，资本主义就是绝对的、高效的、进步的生产方式。李嘉图赞扬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普遍生产，实际上是一种超阶级的形而上学思维。即使李嘉图通过科学分析发现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亨·凯里甚至给他安上“共产主义之父”的称号，但是他仍然有意忽略了严峻的阶级利益分化和阶级斗争的事实。

　　李嘉图同样用形而上学思维描述资本范畴。资本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是积累的劳动，是物化在生产工具中的价值，是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客观因素。在他所思考的人类早期状态，资本相当于猎人的“武器”。在他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一个国家为了未来生产而使用的那部分财富，它可以和财富按照同样的方法增加”（同上，第235页）。资本就是投入生产中的财富，是可以积累的物质形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讽刺他只见物不见人的视角：“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8页）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李嘉图没有发现剩余价值导致雇佣劳动与等价交换原则之间的现实矛盾，而在于他追求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普遍性。李嘉图忽略了资本背后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主观恶意，资本丧失了能动性因素就会被抽象为客观物。而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资本是一个追求自身增殖的集合主体。根据辩证法的对立（Gegensatz）原则，新辩证法学派罗伯特·阿尔布瑞顿（Robert Albritton）的认识相当深刻：“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资本是一个主体化的对象，原因恰在于我们是对象化的主体。”（阿尔布瑞顿，第45页）由于抽象的形式思维，李嘉图很难用关系型范畴来定义资本，他也无法理解资本本质是异化的人的本质力量，更谈不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

　　李嘉图的形而上学思维表现在他试图寻找一种永恒不变的绝对价值作为经济学的完美尺度。因为他的理论体系缺乏现实的社会关联，所以就寻找一种固定不变的可量化逻辑中介来建立联系。“为了能确定商品在远隔期间相互间存在着什么关系，政治经济学中求之最切的是一个完美的绝对价值的尺度。”（《大卫·李嘉图全集》第4卷，第387-388页）在1821年《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中李嘉图添加了第一章第六节“论不变的价值尺度”，以及在1823年李嘉图逝世前还在写作《绝对价值与交换价值》，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一原理问题的执念，当然也有部分原因是他与马尔萨斯之间无休止的论战。李嘉图认为，商品的相对价值（交换价值）发生变动时，需要与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相比较才能确定。这种不变的尺度在自然界中找不到，而任一商品本身的价值量会发生变化，故而也无法作为尺度。黄金（货币）虽然具有一般等价物的性质，但本身也是会变化的商品。最后他认为人类的劳动虽不是完美尺度但似乎是最好尺度。李嘉图的形而上学思维更多采取了自然形式，因为他看不见物物交换背后的社会形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联。它看上去是超越经验的，但并不是康德哲学中的先验——先于经验并使得经验有效的先天法则，而是由各种经验归纳，再演绎到普遍综合的原则。李嘉图在归纳19世纪人类社会的种种经济现象时，为了保证结论完美不变，就不得不把历史性的社会因素还原成可观测的自然因素。

　　形而上学的体系化要求使得李嘉图采取了科学抽象法。由于缺少现实矛盾作为中介，李嘉图“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81页）。他的理论目的是让经济学摆脱斯密式的经验主义而成为真正自足的学科，这门科学不依附于除了其理论内部产生的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配弟和魁奈都初步运用过抽象法，而李嘉图的科学抽象法更加追求体系化和确定性。李嘉图的抽象法还原掉了历史、制度与现实，科学分析了价值形式、工资、利润、地租等一系列经济范畴。他的抽象法并不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路径，而是化繁为简的量化路径，复杂的经济现象被简约为几个经济变量，最终演化为数理分析经济变量之间函数关系的经济学方法。熊彼特形象地评价了李嘉图的抽象法：“他的兴趣在于具有直接实际意义的明确的结果。为了获得这种结果，他把那个总的体系切成一片一片的，尽可能把它的大部分包捆起来，放进冷藏室里，以便使尽可能多的东西冻结起来，成为‘既定的’。”（熊彼特，第152页）由于缺乏哲学的辩证思维，这个堆砌假设的经济模型最后只剩下几个变量，以便李嘉图希望的结果显露出来。熊彼特认为这简直就是“同义反复”，无可辩驳但又毫无价值可言，是典型的“李嘉图恶习”。这种科学抽象法将“活生生的人和他们活动的历史”简化为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乃是一种形而上学在经济领域内的完成。

　　李嘉图尽管没有形而上学的兴趣，但还是不自觉地建构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者，很容易击穿这种推崇量化的形而上学的空洞本质。在货币问题上李嘉图追随穆勒持“买和卖之间形而上学的平衡”观点，原因是“李嘉图总是只看到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就是说，交换价值等于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相反，他忘记了交换价值的质的规定，就是说，个人劳动只有通过自身的异化（alienation）才表现为抽象一般的、社会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75页）。李嘉图不是从异化的现实中介而是从表面的量来理解“抽象一般”，这就注定了他的理论构造会遭遇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其一是劳动价值论和利润存在之间的矛盾；其二是劳动价值论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李嘉图的继任者们持与李嘉图相同的思维方式，他们非但没有解决这两个矛盾，反而在不断的争论中让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破产。

　　“从1820年到1830年这段时间，总的说来，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形而上学盛行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页）李嘉图学派和李嘉图反对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经济学家们开始用各种抽象范畴貌似公正地表达了自己的阶级主张，经济学开始过渡到形而上学时代。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倾向，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有过详细阐释：“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只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9页）把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应用到政治经济学，在主观上构造经济范畴之间的关联，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经济学庸俗化。结果是不仅没有使经济学靠近形而上学真理，反而丢失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色彩。

　　詹姆斯·穆勒是第一个系统阐述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李嘉图主义者。作为哲学家，他更强调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逻辑一致性。不过穆勒理解的一致性，只是无形式逻辑矛盾的一致性。而形式逻辑如何才能不矛盾呢？答案是不接触现实内容的抽象想象力。马克思评价说：“他把对立的统一变成了这些对立的直接等同。”（同上，第93页）对立的统一才是现实矛盾。对立的直接等同，是一个与现实无关的形式逻辑矛盾。理论形式不涉及内容，哪怕符合真理也只能是空洞的纯形式原则。同时代哲学家黑格尔指出：“对于思维的内容必须指出其必然性，对于思维的对象的存在及其规定，必须加以证明，才足以满足思维着的考察的要求。”（黑格尔，第36页）穆勒思维的对象却是他老师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抽象掉李嘉图直面的现实矛盾，等于否定了李嘉图假设。此外，穆勒的形而上学还表现在他非中介的抽象思维方式，在这里，他犯了严重错误：不是辩证逻辑的抽象上升为具体，而是形式逻辑的具体归入抽象。穆勒理解的“具体”，不是依据本质必然性发展起来的丰富规定性，而是直接的、现成的经验规定。这些孤立的、散乱的“具体”，需要穆勒不厌其烦地把它们归入他的逻辑形式一致性的体系当中，因此，马克思称之为“烦琐哲学”。穆勒理解的“抽象”，不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由于竞争实现的平均化，“竞争实现这种平均化，在这种平均化中，每一笔特殊资本都只是作为社会资本的一定部分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91页），而是一种无差别的普遍语词或正确名称。在此意义上，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逻辑演绎，不过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削足适履”式的概念游戏。

　　李嘉图主义者德·昆西明显知道李嘉图理论的内在矛盾，他也尝试用形式逻辑和严肃思维去解决李嘉图经济学的内在困难。马克思评价说，他“常常尖锐地揭露李嘉图观点的不充分，虽然在这样做的时候，其辩证法的深度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矫揉造作的”（同上，第132页）。昆西缺乏辩证法的理论审视，以文句保留的方式模棱两可地表述李嘉图理论的原则，从而使李嘉图学派进一步庸俗化。李嘉图主义者麦克库洛赫沿着这条路线继续发展，他把肯定李嘉图学派和否定李嘉图学派的观点都杂糅在一起，玩起了语词概念的折衷主义把戏。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观点作为矛盾对立面，不是被辩证地综合一起，而是被直接混淆了关键差异。麦克库洛赫的“混淆”本领直接抛弃了李嘉图的“劳动”，改造为“生产性服务”概念，实际上又杂糅了李嘉图反对派萨伊的“资本的生产性服务”等理论观点。这样，他就顺利地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转换为物质关系，背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麦克库洛赫把李嘉图学派推向了经济学庸俗化的极端。

　　如果进一步分析围绕李嘉图理论两个内在矛盾展开的理论争议，我们可以看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时代的各种经济学理论，无论是李嘉图拥护派还是李嘉图反对派，无论是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在辩证对立的意义上，都是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先来考察关于李嘉图理论第一个内在矛盾的争论：劳动价值论和利润存在之间的矛盾，核心问题是利润的来源问题。按照李嘉图理论，相同的劳动时间是商品交换的基础，那么利润的实现就与等价交换产生矛盾。为了彻底否定李嘉图理论，马尔萨斯抓住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方面：商品价值等于商品支配或商品交换的劳动量，“它迷醉于诡辩，在自己内在的概念混乱中辗转迂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1页）。他把劳动量与工资的价值等同起来，把商品交换解释为资本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这样，利润就不是来源于剩余价值而是来源于“让渡利润”：“卖者出卖商品不仅高于他为商品所花费的（资本家正是这样做的），而且高于商品所值。这就是说，马尔萨斯回到‘让渡利润’的庸俗观点上去，即认为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于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也就是换得比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多的劳动时间）。”（同上，第16页）马尔萨斯解决矛盾的方式是直接消灭矛盾，用不等价交换解决了等价交换遇到的困难。卖者利润来自于买者的亏损，由此整个社会的财富就达到了静态的形而上学平衡。穆勒承认剩余价值，但不能明确区分剩余价值与利润。如上文所述，他的经济学体系缺少社会意义的现实中介，所以他用一种直接形式来解决李嘉图的矛盾，即“想不经过任何中介过程就根据价值规律去理解这一现象，就是说，根据某一特殊行业的特殊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也就是根据直接耗费在这些商品本身中的劳动）来解释这一资本所取得的利润”。（同上，第91页）穆勒把工人的雇佣劳动解释为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自己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也就是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被他解释为商品所有者之间的普通交易。按照这种解释，资本家想要获取利润，工人就得以低于商品的价值来出卖他的商品。穆勒通过推翻价值理论来解决矛盾，实际上毁掉了李嘉图体系的基础。李嘉图反对派赛米尔·贝利的反驳也是形而上学的，他认为：“劳动是一种可交换的物，即在交换中支配其他物的物；‘利润’这一用语却只意味着商品的份额或比例，而不是一种可以同其他物品相交换的物品。”（同上，第161页）真实的社会历史关系被隐藏，劳动价值体现在劳动与其他商品之间的物物关系，而利润意味着资本家所得的商品份额。贝利认为当生产增长时，劳动获取的工资价值和资本家所得的“利润”价值能同时增长。它的荒谬性在于，拜物教徒贝利把价值直接当成物，因而能普惠工人和资本家两个群体。贝利的主观形而上学体现在把内在价值尺度同商品的货币价格混为一谈，但同等的货币价格在不同历史时期代表不同的价值，货币价格的社会历史性注定其不可能成为不变的价值尺度。麦克库洛赫把利润解释为“积累劳动的工资”，等于无耻地把资本和劳动混为一谈。李嘉图主义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煞费苦心地想要证明劳动力商品等价交换，结果和马尔萨斯的“让渡利润”理论相似。他没有明确的理论目的，自相矛盾的数理逻辑证明反而给李嘉图反对派提供了论据。

　　接下来考察关于李嘉图理论第二个内在矛盾的争论：劳动价值论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李嘉图陷入该矛盾的根源在于他是从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形式差别展开研究，认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划分主要是看资本的耐久程度，因而不能揭示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真正差别。李嘉图假定了费用价格由一个一般利润率决定，这是基于平均生产条件下的纯粹抽象，他看不见一般利润率实际上是等量资本生产的不同商品所包含的不同剩余价值率的平均化。平均利润涉及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中的分配，平均生产条件忽略的历史进步性，连对手马尔萨斯都看得清楚：“不同部门中资本有机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别和资本周转时间的差别是与生产的进步而同步发展的，结果就必然要得出亚·斯密的观点，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不再适用于‘文明’时代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11页）詹姆斯·穆勒想不经过任何中介直接用价值规律理解一般利润率，把矛盾的对立统一理解为直接同一。他的匿名著作《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既否定李嘉图主义又否定马尔萨斯主义，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极端否定形式。“争论……完全是因为不同的人用语含义不同，是因为这些争论者像故事中的骑士那样从不同方面去看盾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16页）用语义分歧替代矛盾的张力，实质是极端的怀疑论，带来的后果不仅是李嘉图学派甚至是整个政治经济学的解体。贝利延续怀疑主义的“用语争论”思路，把独立形式的价值看成是空洞的词句和经院式的虚构。贝利用他那种只抓表面现象的思维方法，把价值定义为由物品的效用决定的物品互相交换的量，从而否定了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混淆了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两者能够等同的唯一情况是没有不变资本，这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完全相悖。为了解决理论困难，他只能假定不变资本为零，“换句话说，我们用假定困难不存在的办法解决了困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75页）。

　　综上可知，李嘉图理论的两个内在矛盾并没有在争论中得到根本解决，主要原因在于争论双方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些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一方面体现在缺乏现实矛盾的中介而直接追求逻辑形式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体现在对社会关系的物化和非历史性的抽象演绎。如果我们用辩证法进行审查，很容易发现这些李嘉图理论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的抽象底色。在远离社会现实的云端上，政治经济学开始了科学意义的普遍抽象。逻辑自洽性或体系完备性的要求，让政治经济学逐渐发展为描述分析和数理演绎的现代经济学。这场形而上学争论自有其经济学发展史的阶段性意义，但就争论的原初目的来说，李嘉图学派通往科学道路上的理论障碍远没有清除，反而让经济学逐渐庸俗化进而导致学派自身的解体。马克思指出导致解体的两个具体原因：一是资本和劳动之间按照价值规律交换，二是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我们从中不难解读出李嘉图学派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理论局限性：忽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将财富创造的源泉从劳动转移到资本上；提高资本的利润率才能让人类通往科学和幸福，而工人成为自己需要的奴隶才能更好地刺激劳动。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被宣扬成进步规律，而这正是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新辩证法学派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分析道：“马克思的批判的核心要旨，是去揭示等价交换的外表之下存在的阶级剥削。”（普殊同，第60页）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正是揭示阶级对抗现状和历史客观趋势的辩证法。

　　马克思何以能够摆脱李嘉图学派的庸俗化倾向并使政治经济学真正走向科学？原因非常显明：除了马克思面向事实性的诚实研究态度和“在地狱入口处”根绝犹豫的勇气之外，主要在于他继承了德国哲学的思辨理性传统——黑格尔辩证法。这不是说马克思完成了英国实证科学和德国思辨哲学的合流，也不是说马克思让李嘉图学派黑格尔化或者马克思是辩证法化的李嘉图学派。如果仅关注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外在关联，那么就不能真正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结构及其内在确定性。因此，在李嘉图理论内在矛盾基础上结合辩证法进行分析，才是有可能触及问题核心的有效路径。

　　马克思在《伦敦笔记》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深入考察了李嘉图理论的两个内在矛盾，指出它们根源于同一个错误：李嘉图学派不能抽象理解纯粹形态的剩余价值。他们混淆了剩余价值的纯粹形态和具体形式，把剩余价值范畴等同于在资本运动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如利润、地租、利息等具体形式。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开始“总的评论”中写道：“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7页）而孤立地考察这些特殊的表现形式根本无法说明剩余价值的本质，因此，马克思下决心用辩证法整体性地叙述剩余价值的运动过程来阐明其本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到最后的科学边界：“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6页）一种突破边界的经济科学，一种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历史过渡的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一种用辩证法探究各种经济形式内在联系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就会被马克思合理地创立起来。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对李嘉图学派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从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出发，阐明了市场价值、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等重要理论，并把所有理论联系成一个整体再用《资本论》作为标题单独出版。

　　马克思正面叙述《资本论》中各种经济形式内在联系的辩证法，现实运动用观念呈现出“先验的结构”。这个结构和黑格尔《逻辑学》的结构表面类似，但实则截然相反。接下来我们更深层次地分析这个“先验的结构”的内在奥秘。

　　在批判李嘉图学派的基础上，马克思重新思考了商品的价值概念以及商品作为资本的前提与结果的双重属性，由此展开了对资本循环的各个阶段的全方位考察。在《资本论》第一册初稿遗存下来的第六章一开头马克思写道：“商品，作为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形式，曾经是我们的出发点，是资本产生的前提。另一方面，商品现在表现为资本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6页）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是对《资本论》第一册初稿前五章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重大问题的重新概括和批判分析，因此，这里展现出《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要叙述结构，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前提与结果的辩证法”。

　　商品是资本的前提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商品作为产品的一般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逻辑前提；另一方面是指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马克思这一分析中用到了“逻辑-历史”辩证统一的方法，资本逻辑赋予前资本主义生产历史以特殊意义，而先前生产历史中的“商品”范畴被抽象为资本运动的逻辑起点。商品作为资本的产物或结果，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商品实际上是资本总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商品把自身生产时所消耗的剩余劳动对象化为剩余价值。商品两种形态的前后转化，本质上并不是商品的物质形态的增殖，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同时又是资本的生产过程。

　　商品作为资本“前提与结果的辩证法”揭示出，商品的形态转化最后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商品必须保持作为产品的一般必要形式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专有特征，而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造就了商品的片面性和数量庞大，数量庞大的片面性商品必须要同社会形式紧密结合才能形成价值。简言之，商品的价值基础关键在于其社会形式。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使用价值反而被排斥为“无关紧要的”和“无足轻重的”东西。因此，资本生产过程可以看成是商品逐渐社会化的进程。李嘉图的最大错误是他认识不到商品的物质形态（使用价值）与社会形式（价值）之间的区别，所以他企图用自然规律的永恒性来证明某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必然性。而马克思对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重区分，直接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不顾工人死活地使资本价值增殖，从而创造剩余价值，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灵魂。”（同上，第138页）资本不仅不是自然性的，而且是非人的存在。它无非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人格化，是进行剩余劳动的强迫力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则看不到这些，他们迷失于资本的物的属性或资本拜物教当中。

　　商品作为资本“前提与结果的辩证法”还揭示出商品内蕴的辩证因素。马克思把商品抽象为资本主义有机体的一个经济细胞，细胞内蕴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遗传基因。细胞作为资本主义整体的基本形式，也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体，其内部矛盾的静态张力呈现出系统特征，同时孕育着突破自身的可发展性。商品范畴包含了资本主义系统中所有范畴的初始形式，也就是说，资本运动的出发点与其后出现的每一个经济范畴都紧密联系，它们联成了不可分割的资本主义整体性的辩证结构。

　　资本的辩证运动需要考察现实的中介形式。马克思并不像黑格尔一样，用思辨能力直接完成客观范畴之间的过渡。马克思仔细分析了资本循环进程中每一环节上的现实矛盾，用现实矛盾的辩证展开作为中介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的市场价值理论、平均利润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最终形成了他的广义剩余价值理论。李嘉图并不理解价值概念的社会性质，所以他设想出一种完美不变的绝对价值作为中介形式，而实际上同一生产部门的个别劳动形成的个别价值会通过竞争形成统一的市场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决定了商品的价值实体。李嘉图不考察市场价值而把价值和生产价格等同，恰恰是他的直接性的形式逻辑思维所致。“李嘉图把他认为是偶然的东西抽象掉了……他所称之为偶然运动的东西实际上是恒定的、真实的运动。”（MEGA2，Ⅳ/8,S.362）另外，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竞争使得资本从低利润部门流向高利润部门，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取决于所有资本主义企业的剥削程度，平均利润反映的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矛盾。李嘉图学派不能理解等量资本生产等量利润，或陷于平均生产条件的抽象，或陷入个别工资与个别利润的对立，错误的实质还是不能从社会整体视角去看待资本辩证运动。马克思进一步阐述，在形成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以后，价值规律转变为生产价格规律，即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C+V+平均利润）而不是商品价值（C+V+M）上下波动，这就说清了剩余价值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再分配过程。马克思甚至考察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和积累理论，认为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不过是农业相对较高的超额利润和个别土地的超额利润所致。资本积累包括可变资本的积累和不变资本的积累，意味着“过去的劳动”对“现在的劳动”的支配力在增加。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决定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而李嘉图形而上学地坚持人有无限需求，认为不会发生普遍性的生产过剩。总之，建立在中介形式基础上的各个理论刚好充当了马克思辩证叙述结构的节点，它们共同完成了对纯粹资本循环和纯粹剩余价值运动的总体性透视。

　　新辩证法学派部分学者特别重视马克思《资本论》中辩证法的“总体”特征，甚至用“总体”特征来反对“历史”特征。事实上，马克思不可能使用完全不带“历史”的逻辑方法来阐述资本主义结构。马克思没有将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纳入《资本论》第一卷的正式版本中，这或许表明：从商品到货币到资本再到商品的黑格尔式“逻辑闭环”，不再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目标。辩证法的彻底性表现在除了叙述对象会被扬弃以外，辩证法自身作为叙述方法也会被历史地扬弃。

　　在批判李嘉图理论内在矛盾的基础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辩证法也达到其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从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强调感觉确定性的人本主义辩证法，发展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凸显一般社会矛盾的历史辩证法，最后到《资本论》中具象化资本运动各个阶段上现实矛盾的唯物辩证法。对李嘉图学派的批判，使马克思辩证法出现了重大转向，即从纯粹思辨的德国哲学领域，转向具体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经济生产过程的社会存在领域。《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显现出一些新特征，这也是新辩证法学派密切关注的学术争论。以下将逐次加以分析。

　　首先，辩证法如何理解“物质性”概念？新辩证法学派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他们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解读为对物质性的坚持。阿尔布瑞顿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待辩证法的根本的差异在于：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更多的物质性，这也是传统上一直强调的。”（阿尔布瑞顿，第71页）坚持物质性的理由是，物质的不透明性无法被思想洞穿，从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来反抗思想。宇野弘藏和关根友彦对马克思《资本论》中辩证法的研究，论证了使用价值具有顽固物质性。“原因是‘使用价值’概念相对于价值有一个黑格尔的‘无’概念所缺乏的实体。”（Sekine,p.37）实体所包含的顽固物质性，能迫使资本的统一逻辑发生中断或妥协。这些研究有一定的价值，但问题都是过于注重物质的具体形态。如果沿着这一思路继续细分《资本论》第一章，可以从商品抽象、价值抽象和货币抽象中得出不同的物质性，这些有差异的物质性（异质性）虽然看上去是实证科学研究的对象，却无助于资本主义有机体内相互关系的理解，如果坠入就会成为马克思所批判的穆勒“烦琐哲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的“物质的东西”，其实在第一版序言中有详细解释：“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0页）客观的社会关系或现实的社会形式才是这一时期马克思所关注的物质形态。马克思扬弃了《巴黎手稿》时期从感觉确定性或感性活动来理解物质现实的思维方式，他是在系统论的整体性关联上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形态，这是人的本质力量被异化的普遍状态，是需要被“颠倒”回来的客观实在（Realität）。马克思对李嘉图学派的批判性分析表明，如果坚持物质性的思维进一步庸俗化，就会转变为拜物教徒。拜物教徒们迷恋于商品的权力，看不出商品本身的物的性质不过是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的反映。唯物辩证法祛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神秘形式，它以事实性告诉我们拜物教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亟待扬弃的一个历史状态而已。

　　其次，作为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如何保证对外诸对象的普适性和对内各环节的一致性？简言之，辩证法如何获得形式同一性（Formidentität）？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各个范畴是从经验中抽象得来的，为了把范畴塞入经济模型，他只能选择简化现实差异，这样他不自觉地趋近了传统形而上学所追求的理念同一性（Identität）。理念主义从柏拉图一直延续到黑格尔，感性经验的给予物被逐级上升到纯粹的理念，抽象掉感性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保持在无外在关涉性的自我一致。黑格尔辩证法的整体运动无非证明了“我是我”的系词逻辑。这对作为神圣信仰化身的哲学来说倒也无可厚非，但对作为实证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来说追求普遍的理念同一性会丧失其基础性理论价值。政治经济学必须把握经济现实,才能形成学科的特殊性。李嘉图学派的科学抽象法，是以抛弃现实的具体的生产关系及其交换关系为代价，直接在抽象的逻辑形式上完成了同一性。这种非中介的想象性体系，其结局无非两种：一种是不断用更普遍的上位概念去包括具体性，导致空洞的经济教条或盲目的经济原则；另一种是着眼于形式矛盾的解决，直到调和式的折衷主义或隔绝（Incommunicado）的逻辑悖论出现。那么，李嘉图学派为何会陷入逻辑矛盾不可自拔？关键原因即康德批判哲学所揭示的：逻辑形式的有限性。有限性必定会让形式矛盾陷入非此即彼的状态，无法达成真正有效的统一。马克思抓住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理论症结，他不是从概念的逻辑形式而是从现实的社会形式出发来完成经济学体系的建构，现实的矛盾差异恰恰构成了体系统一性的基础环节。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明确表示，他只是借助了观念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唯物主义研究。这意味着，《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虽然存在着紧密的结构相似性，但从本体论上说，两者“截然相反”。马克思在遗稿《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写道：“De prime abord［首先］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2页）从唯物主义地基出发可以完美解决形式同一性问题，因为现实的社会形式——“物质的东西”在客观性上完全可以一体化。一方面，唯物辩证法只要认真对待现实发展的每一环节上的物质性与具体性，便会摆脱黑格尔辩证法将物质资料融入精神形式以达到永久和谐的历史目的论框架。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只要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矛盾及其运动作诚实描述，便无须担心会陷入李嘉图学派的矛盾分裂状态。

　　再次，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完成的是思维层面的抽象还是现实层面的抽象？尽管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强调，对经济的细胞形式必须要用抽象力来研究，但他没有明确说明抽象是在何种层面上实现的。综合上下文本语境，马克思想说明《资本论》是一门科学，需要用抽象力去研究这门科学最难理解的部分——商品的价值形式，因此，他所说的抽象力是指科学抽象力。马克思的科学抽象力是否与李嘉图的科学抽象法是相同层面的抽象？马克思已经指出，李嘉图只注意到价值形式的量的方面，没有发现价值形式能够形成抽象的社会历史机制的原因。“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种可交换性和等价物的创造。”（MEGA2， Ⅳ/8，S.366）关于价值形式的异在本质，李嘉图因为受限于形式逻辑和资产阶级意识，所以既无能力也无兴趣去探究背后的奥秘。李嘉图的科学抽象法是把复杂的社会存在简化为可以理解的形式逻辑思维，所以只是一种思维抽象。马克思的科学抽象力是在资本主义有机体中抽离出商品这个简单形式进行科学研究，虽然目的与李嘉图相同，但他深入剖析商品并让商品内部的现实矛盾展开的研究思路，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所以马克思的科学抽象力完成的是一种现实抽象（Realabstraktion）。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Christopher John Arthur）对此理解准确：“它获得一个足够简单、可以被思维直接掌握并具有充分历史规定性的起点，进而引导出构成这个具体社会——即以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其他概念。”（阿瑟，第33页）现实抽象能获得一个无任何外在因素干扰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范畴。换言之，李嘉图抽象出的是自然科学式的可量化思维范畴，而马克思抽象出的是社会历史层面的现实范畴。现实范畴虽然在结构形式上与思维抽象相似，但它的效力并不来自思维逻辑的必然性，而是来自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按照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的观点，现实抽象发生在商品形式和交换关系中对商品所有质的差别的克服，源自于关注量的方式的交换行为。但现实抽象“直接地是一种社会本性，其起源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空领域之中”（索恩-雷特尔，第10页）。这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真正优势。在广义上说，它的抽象连接了现实与思维，并把诸多人的历史性活动与交往形式整合在一个共同体中。这是一种重构现实的思维能力，或者叫现实存在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塑造。在这种奠基性关联（Begründungszusammenhang）的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必将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

　　最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历史批判。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论证自由放任原则时，已经批判了之前的社会秩序；但他们没有为资本主义本身提供一种历史批判”（Dobb,p.55）。马克思用辩证法审视标榜进步的资本主义制度，发现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剥削的不合理性。剩余价值理论正是古典价值理论的改良，批判封建阶级的武器现在对准了资产阶级自身。马克思在《资本论》写作时扬弃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抽象讨论历史的做法，他不再使用“生产力”“现实的个人”等抽象哲学词汇，转而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去描述现实社会的历史形态，使历史批判彻底化。马克思辩证法的彻底的历史性也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当中，批判资产阶级的武器也可以对准无产阶级自身，以消灭阶级的方式迎来全人类的解放。新辩证法学派试图将马克思辩证法解读为体系辩证法，理由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研究对象都是总体。阿瑟阐述道：“在讨论总体时，科学必须采取体系的形式。体系包含一系列范畴，这些范畴表达了嵌入总体并作为其要素的诸形式和诸关系。既然整体的所有要素都共时性地存在着，那么所有运动都必须从属于它们的相互支持与发展。”（阿瑟，第71页）共时性高于历时性，由此得出体系辩证法优于历史辩证法的阐释。诚然，马克思辩证法源于黑格尔辩证法并且结构高度相似，它们都遵循“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但它们的关键差异是，“逻辑”与“历史”何者优先。黑格尔将“逻辑”置于“历史”之上，历史不过是逻辑形式自我设定的运动。而在马克思这里，逻辑是历史进程中的生成性结构，是不断否定现存事物的进步性运动。如果强行把马克思拉回到黑格尔的论域，那么马克思仅是个黑格尔主义者，《资本论》仅是改头换面的《逻辑学》，辩证法就会丧失向未来开显的生成性维度。过度强调体系性的极端形式就是结构主义对历史性的否定，阿尔都塞对历史性的有力批判值得我们警醒：“这个著名的公式就是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它的时代。现实存在实际上就是全部知识的绝对领域，因为全部知识从来不过是整体的内在原则在知识中的存在。”（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105页）所以阿尔都塞反对一切关于未来的知识，这种解读对于致力于人类未来解放事业的马克思来说，显然无法接受。历史性不是添加在社会静态结构上的运动性，逻辑性也不能归结为关于历史的经验，辩证法的否定性首先就要扬弃“逻辑与历史外在一致”的庸俗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都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最终马克思完成了对抽象能动性的倒转，把历史性还原为现实的人的主体性并形成开启未来的动力，这恰恰是辩证法的真正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站在唯物主义地基上解决了科学理论的形式同一性问题，基于此，科学抽象力作为重构现实的思维能力才能真正完成历史批判。马克思让辩证法从“神秘形式”转向了“合理形态”，“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是从不断的运动形式即暂时性方面来理解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这种辩证法产生巨大的解构力量动摇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现实基础。在此，马克思辩证法达到了最终形态及最高形态，拥有最彻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这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法最后扬弃了自身，它不再预设“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商品”作为资本运动的逻辑闭环。马克思在此阶段上完全超越了黑格尔主义，辩证法不再是黑格尔式永恒的精神本体复归运动，而是朝向未来社会的生成可能性。马克思曾高度评价了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为无产阶级辩护的努力，但同时指出他们从伦理或法的外在逻辑去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仍然没有突破庸俗经济学的范围。《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意味着一种转换，伦理或法的外在逻辑批判转换为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批判。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高明之处：现实的解构力量与其说是来自辩证法的理性预设，不如说是来自资本的内在规定。

　　（作者简介：吴旭平，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哲学基础理论、辩证法、国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研究，在《哲学研究》《学术月刊》《自然辩证法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多篇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转载、摘编，出版专著2部）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