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将劳动的本质理解为“自由的”活动，这一观点主要出现在《手稿》中。在《手稿》中，马克思并未直接将劳动的本质表述为“自由的”生命活动，但关于异化劳动的批判却蕴含着对自由自主活动的渴望。他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 1 在这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指的是真正的人的劳动。马克思强调说：“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2 ，这一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批判深深表露出他对自由劳动的渴望与追求。马克思之所以重视劳动的自由属性，与他早期的理论探索和个人经历直接相关。早在“博士俱乐部”时期，马克思就关注到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鲍威尔标榜“绝对无限的自我意识”，将自我意识视为创造世界的“神化的绝对”。立足于这种自我意识哲学，马克思接受了鲍威尔的宗教批判思想，赞同用“自我意识”打破教义信仰的束缚，并对教义所统治的国家展开彻底批判。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进行了细致分析和批判，他高度肯定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认为任何个体只有突破既定的直线轨道，通过偏斜运动才能走向外部世界并获得自由。在谈论自由实现的环节时，马克思提到“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启蒙运动自由精神的追求和对解放道路的渴望。随后，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延续了个体意志自由这一论题，强调黑格尔将家庭和市民社会视为国家实现的环节，实际上是以国家否定个体自由。在马克思看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颠倒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凸显市民社会的基础性作用，他强调，“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 3 也就是说，当黑格尔把个体自由意志归结为抽象的国家理念时，马克思则将之归于能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市民社会，这就将自由意志牢牢建立在社会现实之上。马克思的个人经历也对其自由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其中“书报检查令事件”和“林木盗窃案事件”影响最大。这是因为，书报检查制度违反了普鲁士国家普遍的自由理性原则，压制了报刊的出版自由，而“林木盗窃案事件”背后折射的“物质利益问题”则深刻说明黑格尔学说中的“自由”“理性”与普鲁士国家的严酷现实正相背离。上述理论探索与个人经历使得马克思不得不对自由问题给予更多关注，由此出发将劳动的本质定义为“自由的”便不难理解。

　　然而，马克思在1845年3月所写的一篇经济学手稿《评李斯特》中却用“非自由的”“非人的”去概述劳动的本质，他甚至指出：“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 4 按照马克思这时的理解，李斯特的理论体系“不过是以理想的词句掩盖坦率的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只能“沉溺于最荒谬的幻想之中”。 5 显然，马克思这里对劳动本质的表述与此前大不相同，这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从现实层面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的生产劳动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的劳动状态并没有保持一致，现实对理想的强烈冲击迫使马克思不得不重新思考劳动的本质。其二，“自由的”劳动与“非自由的”劳动虽然给马克思带来一定困惑，但从政治理想的角度看，共产主义社会始终是马克思追求的目标，无任何生存负担的自由劳动始终是他为人类解放许下的理想承诺。事实上，理想层面的价值目标与社会现实层面的“非自由的”劳动存在偏差和冲突，这完全属于正常现象，因为理想与现实如果完全合二为一，那么不仅一切哲学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整个人类社会也将丧失发展的动力和目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与“应该”是否存在矛盾，而在于“是”如何过渡到“应该”。

　　具体说来，“非自由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状态，“非自由”主要表现为人的活动失去了自觉性和超越性，处处受到限制和制约。人之所以能够与动物相区分，主要归因于人能通过实践有目的有计划地改变外部世界。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于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人的活动便不再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人蜕变成一部无意识的机器。马克思在区分人与动物的活动时指出，人类的物质生产是超越本能和肉体需要的创造性活动，但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物质生产仅仅是维持自身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特有的创造性已经丧失殆尽。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资本增殖的需要，通常会尽可能延长工作时间，而为了实现扩大再生产，工人通常被安排相当数量的工作任务，且在生产过程中无法自主决定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它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劳动的现实表现引发了马克思对劳动本质的深切思考，由此出发他开始反思劳动的“非自由”特质，进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劳动形式展开了全面批判。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劳动蕴含着目的性和因果性双重维度。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表现为异化劳动，但这既不妨碍以“自由的”劳动规定人的现实性存在，也不妨碍将“自由的”劳动作为政治理想的重要一环。在笔者看来，“自由的”劳动恰恰构成了马克思“劳动本质”思想中的规范性维度。需要澄清的是，马克思究竟出于何种原因将自由作为“劳动本质”思想的规范性维度？马克思又是如何具体阐述自由自觉的劳动的？透过“劳动本质”思想的规范性维度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理解马克思“劳动本质”思想的关键。

　　通过回顾和梳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马克思将自由作为“劳动本质”思想的规范性维度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坚定不移追求人类自由与解放的政治理想要求必须将自由置于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二是只有以“自由自觉的”劳动规定人的现实性存在，才能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持久和强大的动力，进而充分发挥哲学价值引领的作用。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饱受德国启蒙思想和古典人道主义的熏染，马克思早在中学时期的习作《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表达了这一崇高理想，他将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作为职业选择时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并认为只有以此为业，才能不畏艰险实现人生价值。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肯定伊壁鸠鲁论及的原子偏斜运动，再次为个体自由与个性独立发声。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提出“相互教育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国家设想，强调“联合体”是“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 6 在《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做出进一步勾画，其中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论述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终极价值的完整阐释。上述思想演变过程清晰展现了马克思致力于探求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理想，这一政治理想规束着他的根本价值取向，并成为将自由作为“劳动本质”思想规范性维度的先决条件。

　　如果说政治理想对马克思思想起着导引作用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现实处境则倒逼马克思重新反思劳动的本质。人的现实性存在也就是人在社会中的现实生存方式，马克思是以劳动为切入点分析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状况的，而劳动是“自由自觉的”还是“非自由自觉的”能够准确展现工人现实的生存境遇。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对劳动概念的理解，将劳动与个体的自我生成以及个体本质力量的确证结合在一起，倘若将劳动与个体置入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劳动的现实形式将发生转变，劳动将以“强制劳动”“雇佣劳动”“谋生劳动”等形式出现，从根本上看，这种劳动是异化的、非自由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自由自觉的”劳动才能使人成为人，劳动之所以是自由自觉的，是因为个体能够意识到自己与对象之间的非同一性。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它使人的自主性受到压抑，使人的本质力量彻底丧失，在这个意义上，人的现实性存在是难以得到规定的。因此，只有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才能正确规定人的现实性存在，因为这种劳动将个体的生存方式归结为物质生产实践，这就确证了人作为类存在物创造了人类历史，“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 7

　　马克思对“自由自觉的”劳动所做的探讨是从实践立场出发的。自由关涉主体性和创造性，个体是否自由主要表现为人的个性力量能否得到主动发挥。在《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肯定劳动之于社会历史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严厉批判异化劳动对个体自由活动的戕害。在他看来，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对异化的扬弃，彻底废除私有制，实现个体自由的复归，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个体与类的矛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探讨了分工与异化劳动的关系，强调只要分工仍然是自然形成的、非自愿的，那么人的活动就始终被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异己力量所奴役。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形成的分工将每一个个体限定在特殊的活动范围内，任何人都不得超出这个范围，因此自由劳动是不可想象的。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共产主义社会能够最大限度地彰显个体自主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8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从宏观层面确证了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指出“自由自觉的”劳动只能孕育在全人类解放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和宏伟事业中。

　　总之，马克思以自由定义劳动的本质充分彰显了劳动概念的价值理想性维度，“自由的”劳动和“非自由的”劳动并不矛盾，前者是对人类应当拥有的劳动形式所做的价值判断，后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特定类型的劳动（异化劳动）所做的事实描述。马克思“劳动本质”思想实现了规范性和事实性的高度统一，离开事实性的维度，对劳动本质的理解将会变成人道主义的空想，离开规范性的维度，对劳动本质的理解将会蜕变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马克思对劳动本质所做的事实性分析和规范性设定，不仅让我们意识到他所一直恪守的人道主义关怀和人类解放的伟大使命，也凸显出劳动概念背后的科学依据和现实支撑。对劳动本质的辩证理解表明，马克思思想充分实现了事实性和价值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不仅为我们正确理解劳动的本质提供了指南，也为人类解放指明了现实出路。

　　“非自由的”劳动是马克思劳动本质思想现实性维度的重要体现，现实性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劳动状况。“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 9 ，理解这一高度复杂的社会形态有助于透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重要特征。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构筑的社会结构中考察劳动的现实表现，才能清晰地透视出劳动的本质和特征。

　　马克思告示我们，要正确把握劳动的本质，就必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来理解劳动，即将劳动同经济学的“生产”概念联系在一起。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思想影响，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关注过劳动的生存论意义，而随着唯物史观的逐步形成，他开始意识到仅从生存论角度阐释劳动，并不能真正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的“非自由”状态，因此对劳动本质的理解必须转换路径。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无疑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滋养下产生的，在他看来，黑格尔敏锐地抓住了劳动的本质，率先肯定人是在劳动中生成的，这种从主体角度思考劳动本质的做法对马克思启发极大。但是，马克思又认为黑格尔抽象地理解了劳动，没有将劳动视为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将之视为抽象的精神活动，这便陷入了唯心主义。费尔巴哈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将唯物主义重新推上宝座，并从生存论的角度审视人的本质和劳动，马克思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坚持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但与费尔巴哈不同，他更多地表现出对无产阶级生存境遇的关切，并致力于推翻一切使人被奴役和受压迫的现实社会关系。尽管如此，纵使马克思此时发现了劳动的生存论意义，他仍更多地囿于一种伦理价值悬设，劳动的“非自由”状态及其成因并未被深刻地揭示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目光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对特定的劳动形式展开具体分析。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考察劳动的本质，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结构中审视劳动，以此为基础，“非自由的”劳动的成因便可以充分揭示出来。要明确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谈论“非自由的”劳动，并不是建立在对异化劳动的抽象分析之上，而是要更具体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包含特定的雇佣关系，这是一种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归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认为社会关系最能反映个体的现实生存状态，但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市民社会下个人为了私利而被迫同他者建立的一种关系，其根本目的是追求个体私人利益。具体到雇佣劳动而言，它反映的是一种单一的社会关系，即一种剥削与被剥削、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从事的不是自由劳动，他们必须出卖劳动力，劳动力商品的买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状态，而资本家一旦购买到劳动力，便拥有了劳动的使用权，这就使得雇佣劳动必然带有强制劳动的色彩，即成为一种“非自由”的、受资本操控的活动。依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资本不是物，而是在本质上体现着特定的生产关系和人对人的剥削关系。资本就像黑格尔所谈论的无人身的理性一样，以抽象主体的姿态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并寻求自身的不断增殖。因此，在资本的统治下，劳动注定是不自由的。马克思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批判表明他已将重心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对抗关系的考察，“这种批判是以现实劳动关系对抗为出发点的理论分析，而非凭借思辨推理所进行的人道主义谴责”。 10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曾指认马克思哲学中包含有一种劳动的伦理学，即“把劳动看作是价值，看作是自身的目的，看作是绝对命令。劳动失去了它的否定性，被提高为绝对价值。” 11 这种看法虽然读懂了马克思将劳动视为社会存在基础的理论意图，却未能发现马克思的终极政治理想恰恰在于“消灭劳动”，即实现异化劳动的终结和人类自身力量的对象化。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陷入鲍德里亚所言的“生产之镜”，反倒是鲍德里亚将异化和对象化混为一谈，陷入了否定对象化劳动的乌托邦幻想。

　　众所周知，《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就表明，马克思此时对劳动本质的考察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框架中进行的，其最终指向仍然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事实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个有机整体，包含对旧哲学、国民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的批判。就国民经济学批判而言，马克思研究了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等范畴，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进一步确证了私有制导致“非自由的”劳动这一结论。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立足于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区分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剩余劳动指的是超出劳动者规定时间的必要劳动，从性质上看，这部分劳动的成果隶属于资本家，因此对于工人而言便表现为“非自由的”劳动。马克思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各种社会力量纷纷争夺劳动所有权，由此产生了诸如等级制度与市场制度等的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劳动所有权的社会力量支配他人劳动，劳动相应地转变为“非自由的”劳动。

　　如上所述，马克思的“劳动本质”思想实现了“自由劳动”与“非自由劳动”的统一，这种统一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诠释了批判性与建构性、一般性与特殊性以及历史性与超历史性相统一的辩证法意蕴。

　　（一）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马克思哲学具有鲜明的批判性，正如卡尔·科尔施所言：“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非教条和反教条的、历史的和批判的。” 12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对先前理论家思想的批判为基础，马克思批判德国思辨哲学，认为纯粹概念不能揭示此岸世界的真理，不过是停留于概念领域的文字游戏，于是他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为了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13 马克思也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认为其不懂得感性的人的活动的革命意义。通过对以往理论家哲学思想的批判，马克思逐渐确立起特有的哲学范式，建立了以人的现实生活实践为基础的哲学。然而，在马克思那里批判并不是彻底否定，他既强调对特定形态的哲学进行批判，又注重对新形态的哲学保持开放态度，因此是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换言之，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内含着建构性，而建构性又内蕴了一个超验性的价值维度。正如伯尔基所言，“超越性理想这一道德的、政治的唯心论，是现代革命学说一个必要的知识前设。” 14 依托这一超验性维度，马克思哲学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秩序上便具有了不竭的动力。如果说“非自由的”劳动主要体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批判性，“自由的”劳动则表征马克思哲学的建构性。“非自由的”劳动之所以指向批判性，是因为它集中表达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下异化劳动的批判，其中“非自由的”凝练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劳动强度、幸福感等的分析。“自由的”劳动从历史维度看，主要指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本质特征和基本样态，马克思要表明他力图建构的是一种能够保障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将建构起一种理想的劳动模式。总之，“非自由的”劳动与“自由的”劳动实现了马克思哲学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二）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一般性与特殊性是马克思在论证某一思想时经常用到的一对范畴，他曾指出在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的普遍化状态背后，反映的是为生产而生产的劳动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强调，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关系范畴，对于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具有重要意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15 ，只有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高等动物”，前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低等动物”的内在秘密才能被准确把握。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眼里具有人类社会的一般性质，理解它是把握其他“特殊性”社会的前提。马克思在分析劳动的本质时将其定义为“非自由的”，此时的劳动并不是普适性的一般人类劳动，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披上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衣，呈现出物的属性和特征。马克思致力于追求一种理想的人类劳动，站在普适性的人类劳动的立场上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后者必然是“非自由的”劳动。马克思在探究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结构时非常注重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这里，特殊性是历史特殊性，是一种深入到普遍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把特殊性放进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历史发展线索中来加以理解，这样的历史特殊性是历史发生学（唯物主义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历史特殊性，而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特殊性。” 16 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具有人类社会“一般性”特质的社会形态的认识，才逐渐形成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只有理解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三）历史性与超历史性的统一。加拿大学者莫伊舍·普殊同区分了两种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阐释，一种是从劳动的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另一种是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第一种模式以超历史的劳动为基础批判资本主义，第二种则是历史地批判资本主义特定类型的劳动，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将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内部一种阶级剥削与阶级统治的形式而加以批判性分析，而后者是对现代社会形式本身的批判性分析。” 17 实际上，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最重要的特征在于从一般意义的抽象批判走向具体历史的特殊批判，而对劳动本质思想的不同规定反映了其思想中长期存在的理想建构和现实冲击的相互交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18 “两个决不会”表明，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历史规律决定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和基本秩序。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确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又坚持历史主义的批判原则，这使得马克思哲学同时也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成熟期的马克思侧重于资本批判，按照他的理解，资本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最高的社会存在物，资本通过自在自为的运动构筑了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资本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催生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从本质上看，“非自由的”劳动就是资本统治的结果，它折射出资本统治下的人与人的扭曲关系。在这里，“非自由的”劳动特指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本质特性，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的本性发生了偏移。当马克思用“自由”定义劳动本质时，他是站在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立场上考量劳动的。在历史主义的框架下，“非自由的”劳动展现出劳动的真实样态，“自由的”劳动反映出未来社会理想的劳动状态。“非自由的”劳动与“自由的”劳动反映了马克思哲学历史性与超历史性的统一。

　　综上所述，“自由的”劳动与“非自由的”劳动是马克思在不同语境和不同阶段对劳动本质所做的规定，前者是马克思政治理想的体现以及对人的现实性存在的规定，后者历经生存论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最终实现了科学性和革命性、事实性和价值性的统一。“自由的”劳动与“非自由的”劳动完美诠释了马克思“劳动本质”思想蕴含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一般性与特殊性以及历史性与超历史性相统一的辩证法。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不仅阐明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而且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发展前景做出了科学预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历史暂时性，它虽然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却具有内在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预示着它必然走向灭亡。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非人的”“不平等的”“不自由的”，劳动在其中并非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受到严重限制的不自由劳动。立足于阶级分析法，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是掌握权力的剥削者，无产阶级是丧失权力的被支配者，因此无产阶级的反抗是必然的。立足于历史分析法，马克思不满于资本主义社会现有的生产关系，他力图追求更高的生产关系，以理想的社会形态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而展露出对自由劳动的强烈渴望。探究马克思“劳动本质”思想中内含的辩证法意蕴，将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也有助于反驳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者割裂革命性与科学性、价值性与事实性的形而上学做法，恢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科学主义双重维度的统一。

（作者简介：颜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姚航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信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专题”（KCJS202201））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