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重要论述，是党的二十大的重大理论贡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创新成果。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并深入阐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义非常重大。这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是对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未来理论发展实践创新的正确引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新的觉悟、新的认识高度，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我们要从理论、历史与实践相统一的角度，深刻理解蕴涵其中的内在逻辑，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恩格斯指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所谓“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就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积淀孕育而成的一国最基本的国情。

　　在建党之初，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俄经验神圣化曾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危害。这种教条主义的理解与党尚处幼年、理论尚不成熟有关，也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全盘西化论、疑古思潮等社会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是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血脉。吸取了血的教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理论上逐步走向成熟。《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318—319页）。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很多理论创新和思想观点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比如，小康、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等都滋养于《礼记·礼运》等典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方法论、“一国两制”等伟大创造蕴涵着传统辩证法的智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体现着民本思想和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大量引用中国古代治理思想，可谓儒释道融合，经史子集会通。以《论语》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引用18次，第二卷引用11次，第三卷引用5次。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直接论及中华文化（11次）、中华文明（9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3次），合计33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色，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党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历史表明，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和深刻的历史逻辑，这一结合使我们党的理论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并获得无比充沛的思想文化资源，也使我们党的理论更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地上，扎根于亿万人民的心中。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什么能在各种思潮的激荡竞争中被中国人民所选择？这不是偶然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

　　从价值追求上看，二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为人类理想社会指明了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下，消灭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古代哲人曾描绘出大同社会的美好图景，最著名的是《礼记·礼运》篇的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没有压迫、剥削、欺诈的大同社会，是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马克思主义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相契合，是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

　　从价值哲学上看，二者在实践性上高度契合。科学社会主义以实践为基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显著特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资源，从先秦到近代形成了优良的唯物主义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经世致用、重视践行的文化传统。比如，战国时期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认为自然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管子》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认为社会的礼制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之上。这一传统自明清以降又有发展，晚清魏源明确而简洁地提出必须“行”然后才能获得“知”的命题，还编纂《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其重视实践的观点对于晚清学风的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从价值哲学上看，实践性已成为二者高度契合的连接点，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唯物主义主张也成为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重要桥梁。

　　从价值取向上看，强调以人为中心使得二者在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上高度契合。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及资本主义运行特殊规律的基础上，为人类理想社会指明了共产主义发展方向，也指明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正确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重要的理论基石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强调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宇宙观视人为宇宙的中心，人的存在具有他物不可比拟和取代的特殊地位与卓越价值；中国传统的社会观、道德观以世俗生活中的“仁”为中心，强调“二人为仁”，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主张仁者爱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仁爱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二者在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上都强调以人为中心，表现出在价值取向上和价值主张上的高度契合。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高度契合性，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能在各种思潮的激荡竞争中被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重要理论逻辑，这种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长出实践上的参天大树，也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广阔道路作了重要铺垫。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把握好这种结合“贯通”和“融通”的实践逻辑，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了中国五千多年的思想智慧，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要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不能持复古主义的态度，也不能持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把传统文化的内容、形式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承好、发展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魂”融合，让当代马克思主义不断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做好“贯”和“融”的文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在于很好地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价值观念相结合，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精神理念中不断发展创新，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是点对点的连线和简单绝对的一一对应，而是系统性贯通、整体性思考；也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个长期培育、持续发掘更深层次“契合”的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念和价值观、制度和机理、精神和思想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在潜移默化中把马克思主义“融”入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