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从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全新视角，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深刻分析，对异化劳动导致整个自然界对人的疏离与敌视的尖锐批判，以及对自然和人的本质合一的历史期许，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以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为前提思考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立足工人的解放，从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维度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对象、现实、感性都是人的主体活动和实践的结果，是“人化”的产物，本质上具有属人性质。因此，整个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的精神的有机界。“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的身体”的论断不能仅仅从生物学、人类学维度来理解，马克思从哲学的高度深刻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一方面，自然界对于人在时空上具备基础性、先在性。“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人对自然具有主体性。历史是人的真正自然史，是人从自然界中的历史性生成。在生活资料获取过程中，人对自然的规律有了系统的认识，对自然的把握和变革更为深刻，自然成为人的感性实践的对象。正是人利用、改造自然使之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了人的“精神”成长、丰富和发展的有机要素。“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人必须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将人的本质力量付诸自然，使自然成为人的全部生成过程、人的本质的实存，成为人确证自己人的本质须臾不可分离的真正身体。生态伦理中讨论的自然，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人与自然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达到辩证统一，因此人对自然的关系本质上就具有伦理道德属性。

　　（二）以资本逻辑和异化劳动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异化割裂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关系，人沦为资本的工具或奴隶，丧失其主体性或人性。自然成为单纯的“有用性”或纯粹的“物”，丧失其自然的具体生动和丰富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阐述四个异化的第一个异化，即劳动产品对人的异化。劳动本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劳动的对象应该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凝聚与表现，是劳动的对象化。反过来说，劳动的对象化，即对自然的陶铸与变革，应该是实现或确证人的自由的活动。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越多，对象化的力量越大，工人获得的或属于他的产品却越少，他创造出来的反对、主宰、压迫自身的力量越大，工人越发沦为商品、货币、资本的奴隶，越发失去把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人的对象或作品的资格与能力。资本成为社会真正的主人，劳动或劳动者成为被动的存在物。由此，必然带来自然的“异化”：包括自然在内的整个对象世界不再体现人的价值，相反否定人的价值；不再与人融为一体，而是分裂为与人无关的单纯“物”或“使用价值”。在这种逻辑中，人对自然的征服、破坏、掠夺、毁灭当然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而自然不再带着感性诗意的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而是以冰冷的、狰狞可怖的面貌与人为敌。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和异化劳动的批判正是对资本主义反生态伦理的批判。

　　（三）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建构为唯一的“历史科学”

　　基于对资本主义反生态伦理的批判，马克思揭示其背后的认识论或哲学根源，即对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割裂。由于不理解人类的劳动发展史，不理解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由于近代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的局限性，人们往往把自然和人看成两个互不相干的彼此敌对的两个事物或方面，把自然科学排除于人的科学之外，或把人的科学局限于意识、道德、宗教、哲学等领域。马克思依据近代科学引发的近代工业的巨大成就，提出超越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分裂的唯一正确的科学就是“历史科学”。自然与人统一于人的感性劳动的发展过程中。区别于黑格尔对自然的理解，“正是无机的地球，作为未激活的形态，将自己的各部分展现出来，就像把一个坚硬的物体展现出来一样”，马克思认为“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并不是抽象精神的产物，“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区别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马克思阐明：“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马克思通过澄明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本质上是一门科学，由此确立起人对自然应该负有的道德义务，并且这种道德义务的承担不仅仅出于自然作为人生产生活资料的来源而自发地承担，而是将自然作为人生成过程的本质印证自觉地践行，即“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使得自然界真正“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四）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作为“历史之谜”的解答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自然主义”是用自然界及其规律来解释一切的学说，“人道主义”是强调以人为中心和本位来理解和说明世界的哲学观点。马克思用这两个概念的本质一致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然主义把自然界认作世界的唯一真正的本体和基础。人道主义强调人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切创造物的主体是人。马克思认为，充分发展了的完备的以自然界为基础的自然主义，由于人在自然界中的最后诞生，理所当然地应该把人作为中心；而充分发展了的完备的人本主义，应该把自然界看成自己的前史，是自己的童年，是另一个自己，从而尊重和爱护自然。共产主义扬弃了把人和人、人和自然对立起来的异化，因而实现了人和人、人和自然界的统一，所以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的实现。这种唯物主义包括了以往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并且是它们的高度发展了的统一。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它扬弃了私有财产同人的异化关系，使人和自然界（整个客观世界）统一了起来，人本身的自然和人面对的自然界，在共产主义的社会中都获得了新生。自然界通过自己的产物——人，把自己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这是自然界的真正实现；人重新获得了自己感性活动的全部真正基础——自然界，人本身得到真正的实现。人和自然界都得到了真正的解放。马克思的自然观内嵌了对人与自然伦理问题的历史解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蕴含着深刻的科学的生态伦理思想。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内涵丰富，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前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生态伦理思想观念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这些理念、观念与实践经验总结产生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一）当代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拓新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重大理论拓新。

　　首先，“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从敬畏自然的基本道德原则出发建立人与自然正向伦理关系。“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在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因此，承认自然的价值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加强对自然的道德关怀，不再将自然界作为异己的对象去征服、利用、改造，而是将自然界作为人的感性的现实的对象加以把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首先将自然的各要素理解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即“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通过对这种自然要素相生相容的自然观系统阐述，强调了自然之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先在性和重要性。“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两山论”在“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基础上，强调人对自然的道德关系必须从自发走向自觉，将自然的发展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同等看待，从文明建设的角度去尊重与保护自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则从敬畏自然的道德基准出发，旨在构建人同自然之间的正向伦理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自然界因其真正作为人生产生活的感性对象，与人的本质同一。

　　其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倡导从人的可持续发展视野把握人民生态福祉建设。“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西方生态伦理学忽视人民群众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将生态治理的资本逻辑当成天然的前提，而看不到西方生态问题的总根源恰恰是资本逻辑。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立足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人民生态需求为出发点、以自然生态良性发展为导向，坚持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的生态科技观、绿色发展为主的生态发展观，把建设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作为“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加以把握，实现真正的生态惠民。从人的发展需求出发思考生态文明建设的准则与路径，发挥生态建设中人民群众的主力军作用，就是从根本上建立人与自然价值一致的生态思维。在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中，人与自然作为双主体共同发挥作用，通过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建立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文化，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保护，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社区，让自然返璞归真。在满足人民对生态美追求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涵育人们对自然的道德意识，实现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建立“环境正义”生态文明观中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指出：“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建立人同自然的平等互惠关系，主动承担起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这就是对环境正义的追求。建立环境正义的生态文明观，也就会实现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2019年，习近平在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指出：“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中国主张建立环境正义，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倡导全世界共同积极参与生态环境治理。2021年10月，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领导人峰会上发表《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主旨讲话，首次提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这三个“地球家园”的愿景，向世界发出“四个倡议”：“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二）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展开

　　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建构既是学理问题也是社会实践问题。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推动了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实现了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创新。

　　首先，践行“两山论”，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两山论”诠释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指明了“这‘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区别于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生态治理路径，习近平提出，绿色发展必须始终与经济发展同步，必要时宁要绿水青山，也不可为金山银山作出任何破坏生态的行为。在践行“两山论”的现实举措上，中国致力于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径。把“两山论”的道理延伸到统筹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上，工业化不是到处都办工业，应当是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开发则开发、宜保护则保护。通过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整体施策，多措并举，不仅克服了以往生态文明建设中各管一摊、相互掣肘的乱象，还促进高效、精准治理，不断地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正向转换创造条件。在推进一系列生态措施过程中，中国主动承担起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面对生态环境保护中出现的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问题，我国通过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和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有效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明确人对自然应负的道德责任。

　　其次，践行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强调走取之有度的生态之路。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大力推进绿色循环发展，促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活生产方式，形成全社会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使得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在生态环境治理中，要以人与人的和解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最终达到一种人与自然的真正、本质的统一。要坚持生态治理底线思维，“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为保障人民生态安全设立基本的限度，保证生态环境功能持续稳定，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随着人与自然交互程度加深，其对象性关系由和谐向对立状态转化，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针对当前全球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适时提出“双碳”政策，从多维、立体的角度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发力，顺应以低碳为特征的全球新型能源产业革命趋势，推动经济结构绿色变革。中国坚持节约优先、双轮驱动的原则，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结构与清洁低碳的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持续提升我国生态环境修复的高效性。通过深入推进能源革命、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不仅使得中国能科学把握碳达峰节奏、提高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还增强了中国在生态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始终秉持共善共治原则，大力援助绿色生态项目的实施，共同寻求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生态伦理路径，致力于全人类生态美好愿景的实现。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了生态文明的理论逻辑，具有鲜明的价值意蕴和实践指向，对我们重新确认人对自然的伦理主体地位、唤醒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复活”和在新时代开启美好生活方式，都彰显着十分独特的当代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有助于重新确立人对于自然的伦理主体地位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把自然看成人的无机身体，看成人须臾不可分离的、需要不断与之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人的对象、人的作品，自然因为人的对象化及其自我确证，因而成为人的另一个自己。另一方面，马克思把人理解为就是自然本身，是被自然所决定的受动的存在，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自然对自身的关系。这些深刻的论述说明，无论是把自然理解为实体、把人理解为自我意识的青年黑格尔派，或者是把人理解为理性、意志和爱，把自然理解为与人无关的僵死物的费尔巴哈，他们都不能真正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绝不能把马克思的自然观理解为人对自然的观点，而应该理解为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这种把整个自然当作人的一部分或无机身体来理解的自然观，凸显了人对于自然的伦理主体地位，以及人必须由此承担的伦理义务。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通过人、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就是把人从商品、货币、资本主宰下解放出来，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而使物成为自由人联合体共同支配的对象。因此，人成为一切对象、客体、感性现实的真正主体，也是自然界的唯一主体，就必然要承担起对整个自然生存、发展的责任与义务。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护生物种类的多样性，保护生态平衡，像爱惜我们的眼睛一样爱惜生灵万物，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学的题中之义。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生态伦理学的部分学者，为了突出自然界自身的系统性、自为性，赋予它们与人脱离的独立性，强调自然自身就具有伦理价值，这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或自然观相背离的。这种看似突出自然界地位与价值，实则否定、贬低或丧失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尤其值得警惕。

　　（二）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有助于唤醒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复活”

　　在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劳动产品，也就夺去了自然界，夺去了人用之展现自己自由、才能的可能性和条件，自然界在资产阶级眼中只是财富、金钱或商品，本身丧失了自然性。这种仅仅以商品或价值方式而存在的自然界，由于离开了人的劳动，离开了人对它的确证，就是一个“死”的物。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来源，还是自然科学和艺术的对象，因此成为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的精神生活需要事先消化、享用的精神食粮。人的精神的产生、日益丰富和发展，正是在变革、改造自然界中完成的。自然界一旦被赋予了人的意识、精神和自由的内涵或特征，打上人的个性、自由的烙印，成为体现人的价值、智慧、才能的确证或表现，自然界就会摆脱单纯的有用性，带着感性诗意的光辉和美感向人的全部身心发出微笑。

　　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产品以及由之出发的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来源，更重要的还是联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劳动者正是通过相互交换劳动产品，并互相肯定和确证，才实现了人与人直接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宗旨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只看到物或商品，要看到商品背后的人类劳动；不仅要看到劳动，还要看到劳动的人；不要只看到人和人交换的商品，还要看到劳动者通过商品这个中介而实现的人与人的直接社会关系。只有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才能真正唤醒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复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劳动、人的精神性劳动、人的直接社会交往的劳动，使自然界成为人的自然，成为精神性的自然，成为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的自然，成为历史中的人化自然。

　　（三）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有助于开启新时代美好生活方式

　　马克思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根源，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资本主义颠倒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批判，由此也必然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进行批判。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以占有财富、特别是占有别人劳动为特征的生活方式。马克思提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以致我们的所有感觉都被唯一的占有感所支配。占有财富成为生活唯一的目的。而劳动异化导致生活方式的异化，精神的丧失，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陷入全面的冲突和尖锐的矛盾。马克思发出了时代警醒——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非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将会是荒漠。这也凸显了马克思对人的生活方式的反思。

　　共产主义能真正解决生态伦理问题。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是以奉献劳动和实现自由为特征的生活方式。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将是社会化大生产，人与人之间以自由平等的关系而存在，生产按自然规律和人的本性要求进行，自然成为人的本质的真正体现。而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成为人的生活的真正目的和最大享受。每一个人都投身于通过劳动而实现自己作为人的自由的伟大事业中。这种设想，也为我们开启新时代美好生活方式提供了原则。我们要立足于人的发展需求，坚持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理念，将人的自由的实现、民族的复兴、社会的进步与生态的美丽统一起来，把人的真实需要、生态伦理的需要、人类文明的需要统一起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聚起磅礴的力量。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