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这是党中央总结党的全部历史郑重得出的结论，指明了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伟大事业中的崇高地位。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全党延安整风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宗明义作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顾和总结建党24年来的历史，论证了这一结论并指出，24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全党已经“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建党60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基础上，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做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六方面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进而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强调这是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

　　2021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经验做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从建党24年到建党60年，再到建党100年，相隔数十年之久的三个历史决议，都以党的历史为依据，集中全党智慧和意志，郑重得出结论，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是实现“结合”、创立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走向胜利的主要代表，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我们学习党的历史，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可以深切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的重要论断，完全符合党的全部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史的客观实际，高度概括、集中表达了毛泽东在波澜壮阔的党的历史实践和理论发展中的崇高地位。

　　深入理解一个重要结论，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究其所以然。为什么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研究的问题。

　　列宁说：“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在其斗争过程中会造就伟大的人物，使过去看来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主持的。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肩负着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需要有自己的领袖，也必然会造就自己的领袖。恩格斯在论述“伟大人物问题”时说，“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由于人民群众的斗争不能没有自己的组织者、领导者，而人民群众的实践又为杰出人物的成长提供了广阔舞台，所以领袖人物的产生是历史必然；但是，什么人承担起某一个历史角色，这个角色是“好一些”还是“差一些”，是否合格，能不能领导人民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则是由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由发展变化着的多种主客观因素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的结果。事实上，并非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合格的领袖。在一些国家或一些时期，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之所以遭受曲折乃至失败，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在当代世界一些国家遭到严重挫折，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原因，正是缺乏正确的领导，人民没有自己英明的领袖。领袖人物对于群众实践的得失成败起着作非常重要，在一定条件下是决定性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曾经把当时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成就”归功于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在马克思逝世当天，即1883年3月14日，恩格斯在致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新旧大陆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第二天，恩格斯又在致左尔格的信中写道：“人类却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人类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头脑。”虽然“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雾”“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邓小平也曾经像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历史作用。他在1978年说：“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邓小平还指出：“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幸福，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为什么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这个问题可以从多方面去探讨。笔者谨就此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毛泽东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

　　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于一身，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实践的理论表现。实践需要科学理论指导，而科学理论又离不开实践基础。只有理论和实践高度统一，才能创造出科学理论又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脱离实践的学者，或缺乏理论素养的实践者，都不可能创造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只有坚定站在无产阶级立场、集革命家和理论家于一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实现了创立划时代的科学世界观的历史使命。恩格斯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参加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领导创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了国际工人协会。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恩格斯回忆说：“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马克思又是伟大的科学家、理论家。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他依靠人类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的规律。理论和实践在同一个人身上的紧密结合、高度统一，使马克思成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的伟大创立者，使他的思想犹如壮丽的日出，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照亮了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首先是同不断发展着的中国人民的实践相结合。只有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亲身参加并且领导中国实践的革命家、思想家，才能承担起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

　　党领导亿万人民进行的伟大事业，必然造就各种各样的人才。无论他们偏重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都是党的事业需要的宝贵人才。最为难得的，是既能领导实际斗争又精通科学理论的集革命家和理论家于一身的领袖。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分析指出：“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历史告诉我们，虽然“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的做实际工作或做理论工作的这“两种人”、两方面的人才都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只有既领导群众实践又重视理论研究、既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又具备深厚理论素养的革命家兼理论家，才能成为领导人民开创伟大事业同时创立科学理论的主要代表。毛泽东正是这样的由客观社会历史条件和个人条件、主观努力的结合造就的历史伟人。

　　毛泽东从1920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开始，投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实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起，他就是一位实干家，从事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工作，从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后走上井冈山开始，又领兵打仗，从事军事斗争，开辟了中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35年，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从此担负起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职责。毛泽东又是一位理论家。从1920年读《共产党宣言》开始，就一贯重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革命战争环境下，他如饥似渴地搜集和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1929年11月28日从汀州写给党中央的信中，他索要《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著作和党内报刊，强调“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1932年4月，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下漳州后，亲自到龙溪中学图书馆找书，找到了《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著作，运到中央苏区研读，还推荐给其他领导同志。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更加广泛地搜集和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他既不是“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又不是“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的实际工作者。在革命家、实干家中，他读书破万卷，具有无人比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理论家中，他具有无人可及的领导亿万人民、指挥千军万马、走过万水千山的实践经验。他酷爱读书，又坚决反对“本本主义”。他亲自开展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创造了调查研究这一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他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对中国社会、中国国情有深刻认识和理解。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中国人民实践和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历史必然，那么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则是因为长期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使他具备了成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主观条件。他站在理论思维的高峰，总结自己亲身参加并直接领导的丰富实践，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毛泽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又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能实现这一结合。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标志着党的“结合”原则发展成为“两个结合”。习近平还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又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以只有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又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人物，才能肩负起实现“结合”、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开始进行“结合”探索，到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结合”理论、党的七大确立“结合”原则，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提出“两个结合”，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到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接力探索的成果。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历了从探索、实施到形成理论并确立为原则的发展过程。习近平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并系统阐述“两个结合”，实现了党的“结合”理论发展新的飞跃。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和“两个结合”，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了长期探索，作出了重大贡献。

　　具备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通过吸收其精华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使马克思主义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而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熟读中华文化典籍，具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熟知毛泽东读书生活的逄先知说：“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这也是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习惯。即使在井冈山时期，有机会他还要读点古书。”二十四史是毛泽东读得最多、批注批划最多的历史书籍。他留在藏书上的痕迹表明，二十四史的所有篇章他都读过，有些反复读过二遍、三遍、四遍、五遍。“一篇读罢头飞雪”，是他读史的生动写照。逄先知说：“毛泽东从阅读大量的古籍中，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熟悉的，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就是在近代的革命家中，都是不多见的。”彭德怀甚至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

　　精通并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所在。只有精通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运用它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毛泽东倡导“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社会历史和现象的重要方法。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是写于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它表明，毛泽东很早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并把它运用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和社会矛盾理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既是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又为他认识和改造中国文化、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思想武器。毛泽东深刻阐述了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确原则、科学态度。他强调，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该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要求“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深刻阐述了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把“封建时代的文化”和“封建主义的东西”加以区分，并要求无论是对“封建主义的东西”还是对“反封建主义的文化”，都要善于分析。毛泽东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并不完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反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都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范例数不胜数。例如，《实践论》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为副标题，围绕着“认识和实践”即“知和行”的矛盾展开，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同时，继承、发展了中国哲学中围绕知行关系展开研究的优良传统，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毛泽东重释“实事求是”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以此概括和阐述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对此，逄先知说：“‘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为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等，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我们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关于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阐述和他改造、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得的丰硕成果，都是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

　　（三）毛泽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毛泽东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能洞察客观规律，创立科学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能不能科学认识社会本质和历史客观规律，是同人们的阶级利益息息相关的。剥削阶级的偏见使它们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恩格斯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人类历史上，唯有工人阶级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它的根本利益同历史前进方向完全一致，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所以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有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才能揭示社会的本质和客观规律，把对社会的认识变成科学。由此就决定了，只有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忠实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和愿望，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地去认识社会、研究历史、改变世界，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创立者和继承、发展的主要代表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这样的伟大人物，毛泽东也是这样的伟大人物。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立场和广阔胸怀，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深情地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毛泽东在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中鲜明表达了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毛泽东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领袖，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始终把自己看作党员队伍中普通的一员。他的这些论述既是对全体共产党员的期望和要求，也是他对人民群众深厚感情的自然流露，是他精神风貌的升华、思想境界的体现、高尚品德的写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要求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和工农兵大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为此他真诚地讲述了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他号召：“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用他光辉的一生表明，他真正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领袖，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牛”，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

　　习近平指出：“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身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这么多优秀品质在同一个人身上完美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拓者的伟大人格。

　　如何深入理解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最早是由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点，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习近平发展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思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他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是统一不可分的。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然是同处于一定时代条件下、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化”内在包含着“时代化”要求，“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化”的展开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开拓者。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重要论断指明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发展的关系，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指引我们深入理解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开拓者的崇高历史地位。

　　进入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是：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中国人民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才能为中国人民群众所掌握，转变成改变中国的物质力量。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表明，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开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事业，就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开拓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开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也是这一切伟大事业的开拓者。

　　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这些论断是一个整体。毛泽东多方面的历史功绩、历史地位，应相互联系起来去理解。所有这些，都是同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分不开的。在“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这一结论，集中表达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中国式现代化史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史之开拓者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