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忽视意识形态批判在历史唯物主义出场中的策动作用，就容易同情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与科学相对立”的所谓“认识论的断裂”，一方面将意识形态理解成纯粹否定性的“虚假意识”，从而绝除了马克思主义同样也会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另一方面掉入所谓“两个马克思”的对立陷阱之中，误以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形态》之前的马克思仍然受制于“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不仅过分夸大马克思哲学观念转变过程中的费尔巴哈因素，而且人为割裂包括意识形态理论和哲学观念在内的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及其逻辑进程。

　　实际上，姑且不说早期文本中的诸多理论线索或明或暗地支持了青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前提性超出，单就以《形态》中马克思的这段关于费尔巴哈宗教批判及其哲学局限的学术评论，就能清楚完整地说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学术关系，这也为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出场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动力提供了有力的文本支撑。在《形态》第一卷“C.人道自由主义”部分，当谈及青年黑格尔派始终束缚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运用其理论武器根本不能理解观念从何而来以及为何“由于某些实际原因仍被伪善地抓住不放”时，（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而德国哲学的格拉齐安诺博士，即阿尔包诺德·卢格博士以为：他今后仍能像过去一样笨拙地指手划脚，戴着可笑的学究的面具自炫。”〔1〕这是理解把握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革命本质联系的极为重要的直接性论述。

　　从这里可以看出，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不仅看到了宗教批判要走向深入，并将人们从幻想中解救出来需要“唯物主义世界观”，而且看到并指明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就是从天国下降到尘世，从“副本批判”溯源至“原本批判”，根据实际的经验研究物质的现实前提。如果说费尔巴哈揭示了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颠倒了现实世界的观念幻想，那么马克思则走得更远，他力求揭示造成这种异化和颠倒的现实根源、生成机制，力图说明各种意识形态幻想是如何被塞进人们头脑的，以致于人们天真地相信观念主宰世界，而且更加天真地以为破除了某种观念就能拯救自身与世界。为此，马克思给德国理论界提出了明确的批判任务：“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但是要想真正完成这个意识形态批判任务，就必须首先确立“真正批判的世界观”，用历史来说明迷信，联系德国社会现实剖析“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造成的“时代错乱”。由此可见，虽然马克思接下来相继展开的针对宗教批判学说、政治解放理论、国家哲学、国民经济学、思辨唯心主义等意识形式的批判，（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仍然沿用了诸如“人的本质”“类”“异化”等费尔巴哈式的哲学词句来表达，但是马克思已经超出了“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不仅批判各种幻想内在着的异化和颠倒，而且批判性地分析和说明这些幻想是如何造成的、同现实世界有何关系、又是如何被塞进人们头脑的，力图透过费尔巴哈指明的现象世界进入本质世界，只不过由于此时的马克思尚未找到合适的哲学原则，因而在术语和词句表达上还不得不暂时依赖费尔巴哈，但终究会超越出去并形成新的术语。

　　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3〕当意识形态批判在前提追问中倒逼“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4〕通过“哲学革命”而正式出场，“意识形态”概念自身也就完成了“术语革命”，获得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否定性立场、批判性精神、历史性原则和政治性语境。对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道路，施密特曾将其概括为：“马克思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反对旧唯物主义，又以唯物主义来反对唯心主义。”〔5〕这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整体性理论外观上看，确实如此。但是把这个批判策略简单理解为马克思首先借助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后来又借助黑格尔反对费尔巴哈则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很快就看到了费尔巴哈及其他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共有的黑格尔本质缺陷，导致费尔巴哈批判根本无法触动黑格尔哲学“精神的王座”，同时黑格尔体系作为形而上学传统之集大成者所具有的现实性与丰富性，特别是其厚重的历史感更是费尔巴哈远不能比的。就是说当马克思彻底清算黑格尔时已经不是为了同费尔巴哈相脱离，所以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理论对象不只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是全部旧哲学。正如马克思变革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只是针对特拉西或者拿破仑抑或黑格尔的意识形态观，而是要对阶级社会以来的全部意识形态现象作出历史说明和规律揭示。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汤普森才评价道：虽然马克思接过了拿破仑使用过的意识形态“负面和对抗的意义”，但是“通过把它结合进深深得益于启蒙运动精神的理论框架和政治纲领而改变了这个概念”，并且正是得益于这种根本性改变，才使得“马克思的著作在意识形态概念史中占有中心地位。由于马克思，这个概念获得了新的地位，成了一种批判手段和新的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6〕

　　如果说以往的意识形态理论造成了某种颠倒，那么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对颠倒的颠倒”。在对宗教的颠倒中，马克思既揭示了“颠倒的世界意识”对“颠倒的世界”本身的虚假重构和精神补偿，也批判了费尔巴哈、鲍威尔等人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指明后者颠倒了宗教与历史的关系，混淆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因而把宗教问题、人的解放问题当成纯粹观念问题。在对国民经济学的颠倒中，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家从私有财产出发，“把资本家的利益当做最终原因”“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7〕颠倒了劳动与工资、工人与人的关系，为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在对思辨唯心主义的颠倒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及其门徒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颠倒了思维与现实、精神与群众、思想与利益的关系，将观念世界的东西想象成历史领域的真实东西，从而不管资产阶级讲了什么他们都一概相信，而且他们还相信历史是通过观念批判来向前发展的，因而只要打赢“观念的战役”就能实现人的解放。批判宗教的颠倒，马克思发现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补偿性；批判国民经济学的颠倒，马克思发现了意识形态的抽象性、辩护性；批判思辨唯心主义的颠倒，马克思发现了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和历史性。可见，在《提纲》和《形态》之前，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意识形态”术语，但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中具有原则高度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已经呼之欲出了。只不过由于这个时候马克思主要还是在以“颠倒逻辑”或者“异化逻辑”(两者实际是同一回事，前者是形式，（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或者是结果，却都没有说明原因)来推进意识形态批判，因而虽然马克思认识到意识形态的颠倒结构和异化本质要由现实历史来说明，甚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8〕但还是没有前进到意识形态批判的“生产逻辑”，既没能说明意识形态究竟是由哪些历史因素和现实性力量所决定，也没能说明意识形态究竟是如何从历史现实中生长出来、又是如何装进人们头脑的。

　　直到历史唯物主义确定了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说明各种观念形态的解释原则，意识形态的形成根源、本质内涵、主要特征、功能结构等基本问题才获得正确回答，实现了“术语革命”，使这个旨在构建一门科学的术语(特拉西曾期望构建“观念的科学”)真正成为了一门科学。只不过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更多是在揭露和批判人类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现象，并指明这种源自于有限的生产实践的精神现象，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内在着历史性的生成转化、强弱兴衰规律。意识形态虽然没有独立发展的绝对历史，却绝对可以影响并参与历史发展。

　　《形态》之后，马克思又进入了“不经常使用意识形态术语的岁月”，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系列手稿和晚年文本中，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几乎隐匿、难得一见。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马克思放弃了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开启了意识形态的中性化历程，因而“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在马克思那里仅仅是指“虚假意识”或者“歪曲的思想”。显然，这是错的。实际上，正如拉雷恩所言：“无论是在早期还是晚期的著述中，马克思都一直持一种否定性的(或批判的)意识形态概念。”〔9〕但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并非纯粹的否定性或负面意义，而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10〕因而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批判中总是蕴涵着某些肯定性的思想内容，比如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生成转化、强弱兴衰规律的一般揭示。可见，《形态》之后的意识形态概念不是消失了而是更加具体和丰富了，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深化着对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特别是资本主义精神统治的意识形态批判，揭露了商品拜物教导致的现代社会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实际的宗教笃诚”及其对个人的抽象统治。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完成了从“颠倒逻辑”到“生产逻辑”再到“资本逻辑”的理论深化，而这又反过来让历史唯物主义走向观念具体。

　　在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首先是1846—1847年，马克思对浦鲁东唯心史观的意识形态批判。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批评浦鲁东“不懂得一定时代中各种生产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制度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11〕因而浦鲁东不得不求救于虚构和假设，把经济范畴看作永恒规律。在《哲学的贫困》中，（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从历史性视野出发集中批判了浦鲁东的非历史性，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2〕不是原理在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在创造原理，既不存在创造世界的永恒观念，也不存在观念对世界的永恒支配，生产方式的变革总是伴随着观念范畴的变革。其次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公开表述并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人类社会进程，客观评价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及其最终命运，批判“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13〕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迷信“永恒真理”，批判“空想的社会主义”用“幻想的条件”替代“解放的条件”，〔14〕指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提出了“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和“两个彻底决裂”的解放使命。最后是欧洲大革命后，无产阶级经历了革命的洗礼，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揭穿和批判。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提出“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他认为对“自由、平等、博爱”革命旗帜的意识形态幻想，不过是“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15〕人们又总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因而“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才有可能“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6〕这就是为何“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因为他们都想借助传统的意识形态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17〕对此，马克思提醒无产阶级要识破资产阶级托古改制的意识形态策略，不管他们怎样美化自己同无产阶级解放人类、争得人权的革命理想和政治许诺，一旦其利益受到威胁，就会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18〕无产阶级应当打破传统的枷锁，看清自己的内容，坚守革命的本质，从未来社会汲取诗情。通过对各种唯心史观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意识形态生成运行规律，确立了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观点，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在对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揭秘中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逻辑批判。在《资本论》及其系列手稿中，马克思对以商品拜物教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现象作了深刻剖析和本质揭秘，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成因机制、现实危害和破解之道，深化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逻辑批判，既透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也在“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9〕思维原则中具体说明了意识形态如何由经济基础决定并生产出来的这个基本原理。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的商品拜物教批判，蕴涵着丰富的关于意识形态生成转化规律的理论学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商品成为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拥有谜一般的形而上学微妙和神学怪诞。马克思指出：“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20〕作为产生于商品社会的意识形态现象，拜物教具有三方面主要特征。其一，颠倒性和隐蔽性。马克思区分了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指出生产领域的颠倒被流通领域掩盖了，“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成为颠倒反映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本身的颠倒世界意识。其二，抽象性和误导性。拜物教把人和人的关系抽象为物与物的关系，使人们处于物化的社会结构之中，“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1〕诱导人们将流通领域的自由交换、平等友善等社会假象，误认为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和真实的社会原则。其三，支配性和渗透性。“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22〕拜物教造成的观念统治是以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它一方面会将这种观念统治秩序(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塑造成“永恒性的信念”，并千方百计地在人们的头脑中加强、扶植和灌输这些意识形态信念；另一方面它又随着商品关系潜移默化地全面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各环节和社会结构各领域，使“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无不染上“物役性”和“物神性”，导致“抽象痛苦”与“抽象活动”如影随形。〔23〕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已经“这样做了”。〔24〕

　　在同攻击和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所作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理。一是对杜林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批判。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杜林大肆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学说，鼓吹“自由社会主义”，认为原则本身先于客观世界而存在，属于典型的“从原则出发”，导致了历史和社会领域的唯心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恶劣影响。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明确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25〕恩格斯不仅重申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规律，而且阐明了“道德观”和“平等观”这些意识形态观念的经济性、阶级性和历史性，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26〕强调无产阶级对道德或者平等真正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27〕（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二是对巴尔特杜撰“经济唯物主义”的批判。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在《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中，将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唯物主义”和“机械决定论”，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历史分析框架只是一种“思辨的结构”，错误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关系。对此，恩格斯指出，在巴尔特这些资产阶级学者看来，“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28〕他们根本不理解意识形态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这个前提性问题，因为他们“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从而他们怎么思想历史，历史就是怎样的思想。正如他们想怎样攻击马克思主义，就首先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他们想象中的批判对象，而这正好说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实际地影响现实生活，并总是葆有阶级斗争的本能和物质利益的纠葛。三是对“青年派”简单化和庸俗化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19世纪90年代初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青年派”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当作公式和套语，恩格斯认为这根本上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党的政策和策略上的指导思想地位。恩格斯重新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明物质生产方式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是在“归根到底”意义上发生的，除此之外“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还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29〕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重要的能动作用。正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行动才使得“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30〕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斗争中，恩格斯深化了贯穿始终的意识形态批判，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捍卫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理，引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前推进。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否存在中性化的意识形态概念?学界对这个问题颇有争议，多数学者都否认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中性色彩上使用过意识形态概念，却没有否认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他们的理论学说被发展成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这个基本事实。从理论逻辑上看，询问马克思恩格斯是否使用过中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也就意味着询问马克思恩格斯是否会同意将他们的理论学说看成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属于一种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毋庸置疑，不过根据拉雷恩所述：“直到1898年，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无论是梅林、考茨基、拉布奥拉还是普列汉诺夫)公开地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或‘科学’。首先指出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是伯恩斯坦——在寻求回答近代社会主义在何种意义上应该被视为现实的或意识形态的之际，他提出了这个论题。”〔31〕通过将意识形态等同于思想和观念，伯恩斯坦认为无产阶级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无产阶级思想同样带有“意识形态色彩”，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一种意识形态。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被理解为中性化的观念术语，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

　　正如拉雷恩所说，“无论如何，列宁的意识形态观在其身后的意识形态概念演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32〕意识形态概念在列宁这里被彻底中性化了，肯定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时代正式到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列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工作上作出的卓越贡献，另一方面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苏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的现实需要，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过渡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需要强大意识形态力量。（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不仅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的哲学原则和理论内核，或者说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给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新的理论使命，那就是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批判错误思潮、坚持正确立场、塑造社会团结、凝聚民族力量。历史唯物主义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内容，又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哲学指导和思想遵循，同时还在这个理论创新和实践转化的过程中与时俱进、丰富发展。

　　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对开启和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作出的探索和贡献主要在于：

　　一是首先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33〕及其指导思想地位。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视作“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因而他们认为自己的基本理论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历史科学”。如果说伯恩斯坦第一个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列宁则是首先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区别于其他任何意识形态的“科学的意识形态”。这是否意味着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观的背离呢?显然不是。毋宁说这是列宁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从新的革命实践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终身抱持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但是这既不表明他们没有偶尔使用中性色彩的意识形态概念，更不表明他们开展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批判中没有蕴涵着肯定性的意识形态原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观并非“纯粹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概念，而是一个“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34〕意识形态概念，内蕴着辩证法的理论原则和精神实质。采取否定或肯定的思想意涵，要由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主体对象、文本语境、时代条件来确定，归根到底要由一定的物质利益及其阶级关系来决定和说明。当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观的肯定性、中性化内涵发挥出来，明确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更多是表明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观念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需要。尽管这种需要仍然不能免除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错误思潮的坚决批判，但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建设牢固有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愈发重要而迫切。因此，列宁虽然严正批判了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35〕但是他并没提及或者暗示后者将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意识形态有何不当之处。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并不只是因为它是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意识，战胜了资产阶级思潮的各种歪曲和进攻，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意识形态”，〔36〕清除了浦鲁东、巴枯宁、杜林等人的错误思想影响，“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37〕实现了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38〕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共产主义科学”。

　　二是系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最早提出“灌输”思想的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泰·德萨米，他在1842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中写道：“要往无产者的头脑里灌输真理：你有责任给无产者进行这一洗礼!”〔39〕两年之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发挥了这个思想，强调要想争取和实现“普遍的人解放”，就要用彻底的理论来掌握群众、武装人民，“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40〕不过，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为面向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灌输工作”奠定了哲学基础、指明了根本任务、提供了思想内容，但关于“灌输思想”本身缺少专门性的系统论述，偶或提及“灌输”概念也是在就事论事或者一带而过。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结合新的革命实践形势，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从必要意义、过程要素、方法原则、策略途径、实效性和艺术性等方面系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其中最具洞见性的意识形态观点是列宁对社会主义意识“自发论”的批判，堪称典范地坚持和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列宁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资产阶级是占主导地位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掌握了国家机器和传播教育手段，其意识形态比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更成熟和完备，拥有更多的物质基础、政治力量和宣传工具，而且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如果任由“工人运动自发的发展，（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41〕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集中体现。既然没有超阶级的思想体系，那么只要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还是世界历史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如果不能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外面灌输给工人”，那么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结果就只能是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支配，因为“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42〕

　　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处理，对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系统发展，同时也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涵：一方面，列宁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意识、意识形态和科学三者的一致，强调“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43〕是启蒙和引领“革命的运动”的“革命的理论”。另一方面，列宁指明在存在阶级斗争的社会形态里，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冲突总是由两大对立阶级的思想体系构成，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来说，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里没有“中间的东西”，因而“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44〕列宁的理论发展及其革命实践，集中体现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不仅开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事业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说，而且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苏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总结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垄断格局和世界危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回答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课题，引领无产阶级革命率先在俄国取得胜利，从理想变成现实、从西方来到东方、从一国走向多国。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伴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进行意识形态传播、付诸意识形态实践，在同各种救国思潮的意识形态较量中最终胜出并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的意识形态”的革命要求孕育形成的，始终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意识形态工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生动展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现代中国叙事。

　　第一，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中国革命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国际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剧烈较量并长期对峙，国内是上下五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包袱沉重，救亡图存伴随着社会改造、文化转型、思想启蒙和理论自觉。内忧外患的历史处境不仅表现在军事和政治上，而且同样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人们思想文化和精神心理上的真实写照。中国共产党的应运而生，使救亡图存、民族振兴有了主心骨，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不过这是就结果来说，在其过程性上达成精神转变和理论自强，还需要艰苦的意识形态努力。虽然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5〕但是这个国家需要不会自动转化为理论需要，或者说要想让人们觉悟到国家有了何种需要(包括对理论的精神需要)，让人们认识到某种理论恰好能够满足这种需要，并按照这个理论去思考和行动，本身就是需要进行思想理论教育和精神文化宣传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从“生命线”到“中心环节”，从“极端重要”到“根本制度”，从“支部建在连上”到“大宣传工作格局”，形成了覆盖社会各领域各群体各阶段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立德树人规律和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规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

　　第二，丰富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涵。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谈及意识形态的构造原理时，恩格斯曾经指出：“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46〕意识形态虽然没有独立发展的历史却能深刻影响历史发展，关键就在于它能够以自身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理论体系和精神整体，“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对其“作进一步的加工”，既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影响和改变形成这些思想观念的现实生活本身。纵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一经传入中国社会就“彻底击中”人民园地而迅速改变中国面貌，同样需要与中国社会“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归根到底是要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而发展起来。这个现实又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就具化为这样两个意识形态命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和高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鲜明标识。正是在这个理论转化、文化结合的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第三，推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的重大转变。〔47〕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意识形态变局。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处于危难之中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打了一剂强心针”，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谷。不仅让社会主义旗帜在中国大地上飘扬夺目，更是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理论威望和价值感召力，崩溃了“中国崩溃论”，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有力回击“苏东剧变”后一度不胫而走的“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已经终结”等狂妄断言。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加速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了“东升西降”历史进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此岸世界的真理”，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判断没有错。最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使马克思主义始终占据“真理与道义的制高点”，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说服力和引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