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尽管从洋务运动起，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蹒跚起步，在民国时期有过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更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落后与受奴役的状况。

　　1949 年，中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占 17%。从工业生产内部结构看，生产资料的生产只占 29%，消费资料的生产则占到 71%。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中国工业得以恢复和发展，但其水平仍然很低。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 26.7%，其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占比分别为 39.7% 和 60.3%。而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 1928 年，上述两个比重已经分别达到 45.2% 和39.5%。1952 年，中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落后于印度。如钢产量，美国为 538.3 公斤、印度为 4 公斤、中国为 2.37 公斤；发电量，美国为 2949 度、印度为 10.9 度、中国为 2.76 度。因此，1954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0 次会议上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可见，迅速实现工业化目标，改变中国作为农业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

　　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工业化曲折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如果继续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谋求中国的工业化，即使维持表面上的独立，也只能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中国要走真正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中国，工业化的选择与社会主义的选择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 1945 年 4 月，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这一夺取新民主主义在中国彻底胜利的纲领性文献中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正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目中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和建什么国、走什么路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独特的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观。也正是从这一根本立场和观点出发，形成了 1949 年 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所明确的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发展方向。新中国 70 多年的发展证明，这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与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要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明确了，但在具体路径上还存在两大目标孰先孰后的问题。按照苏联的经验，是先搞工业化、再搞社会主义。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大体上也是这样设想的，因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首先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国民经济恢复以后立即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也是顺理成章的。因此，1951 年 2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

　　然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成分的变动情况超出了原先的设想：一是在没收官僚资本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地位顺利确立，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民政权的巩固；二是在人民政府帮助私营工商业度过困难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说明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三是在充分发挥和引导个体农民的个体劳动与互助劳动两种积极性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的集体化发展道路。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由中国国情所决定，不仅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突出的过渡性，而且还具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稳固性。其根源，正如毛泽东 1953 年 10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做结论中指出的那样：“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

　　这些情况还表明，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不需要像苏联那样先搞工业化、再搞社会主义，而是应当另辟蹊径，走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同时并举”的道路。正是根据这一思路，形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它的完整表述，是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以下简称《学习和宣传提纲》）稿时确定下来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学习和宣传提纲》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 的号召，并指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材，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学习和宣传提纲》还初步测算了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末中国的工业化水平：“那时我国的工业化将获得一个稳固的基础。按若干重要产品的产量来说，到一九五九年我国工业将大约相当于一九三二年苏联的水平或一九三七年日本的水平。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施工的工厂建设工作的完成，可以打下工业化的稳固的基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学习和宣传提纲》还对未来 15 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做了展望：“大约经过十五年（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七年）左右，当我国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国家时，我国的面貌、我国的经济情况就将发生根本的改变。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自己的强大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和现代化国防工业，将有自己制造的大量的汽车、飞机、火车头、轮船和农业机器，将有更好的更发展的轻工业和现代化的运输业，以及现代化的农业，我国将有比现在高得多的技术水平。到那时候，我们的国家将更加强大而繁荣，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都将比今天大为提高。”

　　以上这些，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 1953 年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近期与中期前景的设想。

　　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共完成基本建设项目投资 550 亿元。这样大的投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全部投入生产的新建设单位 428 个，苏联援建的 156 个项目中，68 个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135 个已施工建设。这样的建设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工业总产值年增长 18%，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从 1952 年的 43.1% 提升到 1957 年的 56.7%，大大超过了 1949 年的水平。

　　这一巨大的成功，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同时并举的选择也是完全正确的。

　　在苏联大力援助下成功进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奠定了中国通过持续不断地制定、推进五年计划（规划）来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有效制度机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成功举措和标志性制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经过十三个五年规划（计划），我们已经为实现这个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三十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的起点地位和奠基作用。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不可避免受到了苏联建设模式的巨大影响。因为国家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这以前谁也没有搞过，只能向社会主义工业化成功的榜样苏联学习。

　　然而，作为中国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者的毛泽东，深知这种情况难以长久。他在 1955 年底向全党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于 1956 年 4 月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由此开始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之路。独立自主而不是照搬照抄别国发展模式这一精髓，从此深深地镌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灵魂之中。

　　对于走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毛泽东是高度自觉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明确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论述了以下十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非；中国和外国。其中几乎对每一个关系的论述，都是既从中国国情和实际问题出发，又从苏联的教训和短板出发，并且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即“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这个中心思想和基本方针成为 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的指导思想。这实际上就是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必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基础上，以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步骤，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保证我国有可能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能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应该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材，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对 1956 年的探索成果，毛泽东 1960 年 6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中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还在继续发展。一个标志性成果，就是 1957 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党的八大取得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就是对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社会主要矛盾做了科学分析：“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据此明确了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把这些矛盾称之为“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区别于资本主义等社会中那种难以从根本上调和的社会矛盾。这是对党的八大路线的发展，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中引入改革动力奠定了基础。尽管后来出现了偏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导致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全局性错误，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的起步阶段能对社会主要矛盾、中心工作、发展动力得到如此清晰的理论认识，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原创性贡献。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还提出了“统筹兼顾”思想：“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 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中国式现代化最突出的中国特色和科学内涵之一便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统筹兼顾”思想为不同发展阶段稳妥解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最后一部分专门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从起步阶段就走上了内涵式发展道路，彻底摈弃了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掠夺道路。这就带来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既要保生产又要保民生，既要发展重工业又要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为解决这个矛盾， 毛泽东曾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

　　这个思想如何成为一个基本方针，落实到正在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去，毛泽东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部分中提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他希望，农业和轻工业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有更大更多的发展。这正是他此前即着手主持制订《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初衷。他认为：“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对于以上这些探索与思考，1958 年 5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做了总结。刘少奇在大会工作报告中指出：“根据几年来人民斗争的实际经验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发展，党中央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虽然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对于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负有责任，导致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严重后果，但在报告中总结概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点，集中反映了从 1956 年提出《论十大关系》以来取得的探索成果，尤其是概括提出“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发展思路，明确了“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对于后来成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深远意义。

　　1958 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以“超英赶美”为目标的“大跃进”运动发起。本来，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来说，利用发展机遇和自身优势，努力推进赶超战略和跨越式发展，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但这种赶超战略，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长期奋斗的基础上，切忌急于求成，把速度问题提到不适当的地位，而导致发展中的片面性。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各种在经济建设上“左”的思想急剧膨胀，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毛泽东对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但他又是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现并认真纠正上述“左”倾错误的第一人，表现出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针对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曾明确表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他还特别提醒注意一个基本事实：“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他强调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如何保持市场活力，要不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一直有不同意见。陈云在党的八大上的发言中，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指出：“在我国出现的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而是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经过“大跃进”运动的反复，证明了陈云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并为毛泽东所进一步发展，进而明确了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必要性及其社会主义属性。尽管这时商品生产还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下的商品生产，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质的区别，但对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较为平稳的转变，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指导思想的转变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发展链条。

　　（二）关于综合平衡问题

　　针对“大跃进”运动中过分强调“（钢铁）元帅升帐，一马当先”严重破坏综合平衡的错误，毛泽东曾反思说：“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他还表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在如何做到综合平衡问题上，毛泽东认识到：“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从长周期看问题，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上，必须避免大起大落，才能有真正又好又快。毛泽东在经过“大跃进”运动的教训后，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在优先“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的前提下，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

　　（三）关于超越阶段问题

　　针对“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暴露出来的超越阶段问题，毛泽东也做了深刻反思。

　　还在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提出批评说：“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他还说：“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还批评一些理论家“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他在这里提到的“第三十六条”，是当时起草的一个文件《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中的条文。其中用了“自给性的产品”“用以交换的产品”“产品的交换”等明显超越发展阶段的概念，并称 “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应当逐步地从合同制度过渡到调拨制度”。这个文件的起草修改工作，因为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作罢。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完整地提出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构想：“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常常会犯超越阶段的错误，因而导致发展目标过高、要求过急过快、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可能与客观规律等问题。毛泽东痛定思痛，判定中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既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铺平了道路，为最终解决中国式现代化所处的历史方位做出了贡献，又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即使在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指导思想严重干扰的时期，也没有再犯“大跃进”运动中超越阶段那样的全局性错误。

　　（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再认识问题

　　这一时期反思的最大成果，集中在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再认识上。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里，毛泽东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谈话中总结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及其一般规律。

　　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毛泽东认为：“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 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关于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毛泽东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据此，毛泽东为中国实行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并举的方针找到了历史的和理论的依据：“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毛泽东在继续坚持赶超战略的同时，改变了“大跃进”运动时期以工业若干重要产品的年产量作为赶超目标的做法，提出要在科学技术上寻求突破的设想：“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如何在科学技术上寻求突破呢？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在提出这个设想时，中国已经在 1964 年 10 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在尖端科技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和勇气。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重新估量了中国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时间。他在 1962 年 1 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笔者注）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自提出这一审慎的估量起，毛泽东就再也没有改变过。

　　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和毛泽东经过“大跃进”运动失误得到的一个基本认识有直接关系。毛泽东认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他曾对外宾坦率地承认：“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他告诫全党：“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大跃进”运动的失误，经过纠正“左”倾错误和认真吸取教训与深刻反思，促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继续向前跨了一大步。这些认识，既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渡过难关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继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短期内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工业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在正常情况下，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之比，应该保持在 4∶1 左右。1958—1960 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3倍，农业总产值却下降了 22.7%，成为出现“粮荒”的主因。其次是重工业与轻工业比例严重失调。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两者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 45% 和 55%。到 1960 年，重工业总产值占比达到 66.6%，轻工业却减少到 33.3%，致使与民生紧密联系的市场供应出现严重短缺。最后是财政收支严重失衡。1957 年，财政收入 310.2 亿元，支出 304.2 亿元，两者平衡、略有结余。1958—1960 年，尽管财政收入有很大增加，但支出的增长大大超出了财政收入增长，致使这三年累计赤字达 169.4 亿元，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上述情况的发生，明显背离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问题的发生源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一旦认识并认真纠正这一失误，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重回实事求是轨道，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之迅速，也是出人意料的。1961—1965 年间，农业总产值自 1962 年开始重新增长，1965 年增长了 8.3%；工业总产值自 1963 年开始重新增长，1965 年增长了 26.4%；轻工业总产值自 1963 年开始重新增长，1965 年增长了 47.7%；重工业总产值自 1963 年开始重新增长，1965 年增长了 10.2%。特别是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也趋于协调。1965 年，工农业生产已经超过了 1957 年的水平。

　　据此，1964 年 12 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告：“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周恩来还宣告：“关于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遗憾的是，由于 1966—1976 年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得“四个现代化”进程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尽管如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在艰难曲折中前进。虽然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但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1952—1978 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 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 11.4%。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679 亿元人民币，1976 年增加到 2965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952 年的 119 元增加到 1976 年的 319 元。全国总人口从 1949 年的 5.4167 亿增长到 1976 年的 9.3717 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 418 市斤增加到 615 市斤。同期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 4 亿人口，而且使全国人均占有的粮食增加近 200 市斤，初步满足了占世界 1/4 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

　　特别是到 1978 年，中国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的最为重要的历史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迈出了坚实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加速了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为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础。”

　　如果我们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奠基、成功发展到新时代的成功推进和拓展这样大的历史脉络来考察，可以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的开创性历史贡献。

　　（一）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奠定了实践基础

　　这集中地体现在，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和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并举取得成功为标志，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并且取得了第一阶段的奠基性成就，使中国的工业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中华大地上屹立起来。这也为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

　　（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奠定了物质基础

　　这集中地体现在，从 1953 年到 1976 年通过四个“五年计划”，为下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持续高速发展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科技基础。195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679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19 元。经过长期努力，1978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 3679 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 1.8%，居全球第 11 位。这些物质基础的强大效能，有些是可以直接通过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发挥出来的，大部分则是要通过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进行改革，使其充分释放出来。

　　（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集中地体现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这一思想的要点包括：

　　一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采取和平的方法，采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同时并举的方针，使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不能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国情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三是要始终贯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四是要把握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注意调整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情况，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五是必须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六是明确“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七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国际 环境。

　　（四）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奠定了制度基础

　　这集中地体现在通过党的八大召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了一整套管长远、管根本的制度：一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制度。二是确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策制度和领导制度。三是创立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奠基性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稳固基础之上。四是成功开创了以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效制度。五是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需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和独特优势。

　　（五）初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显著特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已确立。正如毛泽东所说：“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法宝，一直相传至今。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科学内涵看，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做出过不少贡献。如在“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方面，毛泽东就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方面，提出“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以及确保不断“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方面，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明确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资金积累要通过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途径来解决，并在对外关系上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以上这些开创性的历史贡献，既是关键性的、方向性的，但也还是初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断发展的、改革的、开放的。这正是其强大生命力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上了改革开放强国之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了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摆脱绝对贫困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开启了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