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侈靡与贪黩比作是一对孪生怪胎。侈靡之习煽动并膨胀着贪欲，贪婪聚敛的财富又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助长着侈靡的泛滥。侈靡风行之处往往也是贪风炽盛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者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它们如影随形，亦步亦趋，相互依存，狼狈为奸。这种社会现象触目惊心而又经久不绝，以致我们的前人不得不反复谈论这一话题，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警觉。

　　宋代的陈襄在《州县提纲》中，描述了某些官员由奢入贪的过程：“夫平昔奢侈之人，一旦窘乏，必不能堪。窥窃之心，由是而起。猾吏弥缝其意，又从而饵之”，于是，走向贪黩也就成了势所必至之事。他郑重告诫说：“一陷贪墨，终身不可洗濯。故可饥、可寒、可杀、可戮，独不可一毫妄取，苟有一毫妄取，虽有奇才异能，终不能以善其后。”清代的刘衡在《蜀僚问答》中也讲了求奢必贪的道理：“尝见有甫经得官履任，任意挥霍，事事以华美丰腴相尚，只图好看，卒之入不敷出，私债渐多，不至亏挪帑项，贻累亲朋不止。其既也，身受监追，家遭籍没，子孙贫乏，至不能以自存，则皆不俭之所至也。”（《官箴书集成》，第六册）

　　虽然不应该武断地判定所有生活侈靡的人必是贪赃枉法之徒，但巨贪大蠹往往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号称“清代第一大贪官”的和珅自不用说，仅从嘉庆皇帝公布的和珅“二十大罪状”中随意摘抄数条，就可以想像他平时过着一种什么样的骄奢淫逸、锦衣玉食的生活。除和珅外，有清一代因大肆侵贪纳贿而受到严厉惩处的高官，如王亶望、恒文、高恒、李侍尧、钱度等，也大多是“为人傲慢，生活奢侈”、“性耽逸乐”、“恣情挥霍”之人。

　　侈靡同贪黩的关系，也许从清代的河道衙门一类地方可以得到更加典型的体现。在清代，河工是有名的肥缺，被公认为“国家之漏卮，官场之利薮”。这里官员们生活之靡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侵吞国帑、贪赃肥己的行为，也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仅拿吃喝来说，往往“虽历三昼夜之长，而一席之宴不能毕，故河工宴客，往往酒阑人饱，各自引去，从未有终席者”。一次酒宴要吃三天三夜，古今中外的饕餮之徒大概不免要自叹弗如。还有演戏，“各厅署内，自元旦至除夕，无日不演剧，自黎明至夜分，虽观剧无人，而演者自若也。”这种从年初到岁末、从清早到夜晚，天天、时时没有一刻停息甚至有时是没有一个观众的演出，除了反映着畸形的炫富心理之外，只能看作是对艺术的糟踏和亵渎。为此而花费的大把银两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要就是贪污挪用工程款项：“（河工）每岁经费银数百万，实用之工程，十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员弁之挥霍，大小衙门之酬应，过客游士之余润。”也就是说，十分之九的治河经费都被官员们花天酒地地挥霍掉了。（以上均见《清代吏治丛谈》，第507—509页）为什么晚清黄河年年决口，从这里不难找到确切的答案。

　　从侈靡走向贪黩，是有轨迹可寻的。我们可以看看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真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侈靡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嘉庆皇帝在一个戒奢惩贪的谕旨中，特地用了“欲壑难盈”四个字，并且强调，那些“由于贪黩”而“身罹重罪”的高官，“如蛾投火，实堪悲悼。推原其故，总由恣情糜费，日事奢华，以致廉俸所入，不足供其挥霍，因而败检逾闲，多方婪索。伊等岂不知得受赃款，律有明条，而利令智昏，遂自蹈重谴而不顾。”（《清仁宗实录》，卷75）在此之前，乾隆皇帝的一个上谕则描述了贪欲膨胀的具体过程，指出：“不知天下事当豫防其渐。始而食物馈遗；食物不已，必至玩好；玩好不已，必至金银。其为吏治官方之害者，实非浅鲜。”（《清高宗实录》，卷117）

　　除了个人因素以外，习尚侈靡者还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危险，那就是往往无力抗拒对他的种种诱惑，而这种诱惑对于掌握着各种权力的人来说，又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可以引用嘉庆帝论及普遍存在的州县仓库亏空的两个上谕来作说明。一个上谕称，州县仓库亏空，原因不一，“总之大吏不能洁己率属，费用奢靡，取给无度。上司既有欲不刚，属员遂有恃无恐。种种弊端，皆由此起。”（《清仁宗实录》卷41）另一个是专讲甘肃情形的：“甘省本系地瘠民贫，近来各州县侵亏仓库，动辄巨万，罹罪者累累相接，固由牧令等贪黩不肖，亦缘近数任总督，皆性好奢靡，踵事增华，以瘠苦之区必欲效豪侈之举。属员悉索供应，曲意逢迎，以致设法巧取，虚领虚报，侵欺国帑。”（《清仁宗实录》，卷330）人们常说“无欲则刚”，这里从反面提出问题，叫作“有欲不刚”，就是说鄙吝的贪欲使得人失去道德心、廉耻心，也失去了挺直腰杆做人的骨气。于是一些人就乘虚而入，投其所好，一味“曲意逢迎”，满足其一切要求；只要你对此就范，你就成了逢迎者手中的一张牌，他们就可以“有恃无恐”，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大肆搜刮。

　　古往今来，侈靡和贪黩从来也没有绝灭过，要求它们彻底绝迹也是不现实的。问题是对这种社会现象，要有个清醒的认识，并有正确的对策和措施，而前提则首先要有健康的社会舆论。如果社会舆论发生偏差，就会对社会生活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清代著名思想家唐甄曾痛心地说过，他所生活的时代，许多人对性好侈靡之官“谓之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有为吏而廉者，出无舆，食无肉，衣无裘，谓之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清经世文编》，第184页）。这样一种是非的颠倒，无异于对侈靡和贪黩的鼓励和怂恿。自从沃夫冈•拉茨勒的《奢侈带来富足》出版并成为畅销书之后，接二连三地出版了好些本鼓吹奢侈的书，追求奢侈在一些人那里成了时尚。记得有家报纸还曾用核桃大小的字作通栏标题，郑重其事地发表《享乐主义宣言》。不过历史经验一再告戒我们：“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古训，并不会因为有悖于某些时髦理论而失去其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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