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1)1近些年来,我国学界尤其是国际共运史界从多个维度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几位重要人物,如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等。这既是推进国际共运史研究的需要,又有助于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课题。

　　列宁(Ленин),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ВладимирИльичУльянов,1870-1924),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共产国际的领袖人物。

　　列宁主义创立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阶段,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和壮大都有重大影响,因此,我国理论界对于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研究始终非常重视,研究成果累累。当然,在不同时期,研究的侧重点和视角有所不同。

　　一是以革命和斗争为研究视角(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时期在文本翻译方面,翻译、出版了列宁著作。《列宁选集》第一版(1960年)、第二版(1972年)、《列宁全集》第一版相继问世。在理论研究方面,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之际,理论界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3篇文章内容丰富、论证扎实,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等基本思想。彻底批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等错误观点。这一时期对列宁主义的阐析以革命和斗争为侧重点,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阶级斗争状况密切相关。

　　二是以和平与建设为研究视角(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时期《列宁全集》第二版于1990年出齐,国内研究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学术活动增多。如1984年,在成都召开的关于列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理论问题的座谈会,讨论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和合作制等问题(1)2;1986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在广西桂林市举办了列宁哲学思想讲习班,根据讲义整理而成《列宁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该书阐述了列宁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苏联哲学界对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的概况,是当时研究列宁哲学思想的有影响之作。这一时期研究的侧重点开始转向研究和平与建设时期的列宁,理论上则重点探讨了列宁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这为当时解放思想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及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支持。

　　三是从多维视角研究列宁和列宁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苏东剧变之后,抹黑列宁,妖魔化苏共的观点、文章和舆论,比比皆是,更有甚者视列宁主义为苏东剧变的“原罪”。(2)3我国理论界带头批驳这些谬论,坚决捍卫列宁主义。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凡参加与列宁或十月革命有关的国际会议,都旗帜鲜明地同攻击列宁主义和否定十月革命的思潮和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2017年9月,纪念十月革命(俄国)100周年的“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强调要深刻认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深远影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重要文献(如党的十九大报告等)中充分肯定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强调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反复指出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文本出版方面,《列宁选集》第三版(1995年)、第四版(2012年)、《列宁专题文集》(2009年)、《列宁全集》第三版相继问世。这一时期国内出现了一批从不同角度研究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理论成果,如《创论“东方列宁学”》(2004年)、《列宁传》(2009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列宁专题思想研究丛书》(2013年)、《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14年)等。这一时期研究列宁和列宁主义的一个特点是研究主题多样化,包括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列宁晚年思想、执政党建设思想、国家治理思想、文化思想和民族理论等进行研究。对列宁晚年思想和党的建设思想进行深入挖掘是这一时期研究的特色。

　　列宁哲学思想是我国理论界研究列宁主义的一个重点。关于列宁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地位,学者们普遍认为列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关于列宁的认识论思想,有学者指出列宁建构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框架或基本体系,有学者强调列宁提出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思想。关于列宁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思想,学者们分别从时代特点、理论活动、革命任务等维度,论证了唯物史观在列宁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关于列宁对唯物史观的贡献,有学者认为,列宁建立和奠定了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基础,建立和发展了历史辩证法;有学者认为,列宁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辩证法和唯物论;还有学者认为,列宁对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相互关系作了全面论述,这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这是历史与人的活动关系的辩证法。关于列宁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有学者归纳为回答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学者指出列宁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相互关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是我国理论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学者阐述了列宁新经济政策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苏俄,要直接过渡到完善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只能实施新经济政策。有学者对新经济政策的性质进行了界定,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社会主义政策。有学者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为应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产生危机后的应急之策,不能夸大其适用范围。有些学者认为新经济政策虽然“是迂回过渡的政策”,但决不能小看这迂回过渡政策,“实质在于承认落后国家不具备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条件,而必须另寻一条新的道路”(1)4。还有学者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应从多维度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才能准确把握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决不能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纯经济的政策,而应把它理解为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一系列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变革和制度转型(当然也包括法律转型),把它看作对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以及种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教条化理解的纠正,把它提升到建设符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创造性探索的高度加以认识”(2)5。一些学者从新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阶级关系、基本内容、管理体制、总体目标、经济制度、战略策略、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等角度来界定其实质。

　　研究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是我国理论界研究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新视角。列宁晚年思想是对社会主义实践过程和经验(含教训)的反思,最终得出了“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3)6的结论。有学者指出,列宁晚年思想解决了两大难题、回答了一个问题。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处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二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和渠道向社会主义过渡,从而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解决这两大难题实际上是回答了一个问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能不能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即俄国一国能不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4)7还有学者认为,列宁晚年思想就是指列宁在“最后遗嘱”中反映出来的思想,这是在实践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再认识。也有学者指出,需要对列宁晚年思想及其代表作做个界定。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有三个要义: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5)8贯穿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红线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可以先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俄国要从本国实际出发,通过不断总结经验,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6)9而列宁晚年思想的代表作主要是指列宁在1922年12月至1923年3月的8篇著作、文章和书信中。

　　列宁的党建思想是我国理论界研究的又一热点。有学者认为,列宁从执政党先进性的高度提出党执政后要加强自身建设,这是非常超前和深刻的。有学者从执政能力的角度探讨了列宁提出执政党建设思想的时代背景和主要内涵。还有学者探讨了列宁党内民主的内涵和特点,认为列宁讲的党内民主是党的一种精神、原则、权利、制度和作风;党内民主是一种非国家形态的民主,党内民主以党务公开为前提,党内民主与国家形态民主不可分割;党内民主是相对的,是具体的、历史的。(1)4还有学者指出,“党要始终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列宁党群观的重要体现(2)10;列宁还提出利用多种组织形式拓宽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如工会、非党工农代表会议等(3)11。还有学者概括论述列宁的思想建党理论。(4)12

　　总之,我国理论界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研究呈现出多维度研究和整体性研究相结合的特点,而且旗帜鲜明,贡献了不少有分量、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列宁和列宁主义,不仅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产生影响,还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立党兴党、立国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更加重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反复强调要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精髓。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的生动体现。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Иосиф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Сталин,1878—1953)是苏联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人物,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大元帅,执政长达30年。

　　斯大林和苏联模式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理论界对斯大林的研究起步较早、讨论较热烈、研究较深入,形成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研究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论战性研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和出版了《斯大林全集》和《斯大林文选》(1962年)。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掀起了“非斯大林化运动”,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斯大林问题”成为中苏论战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不赞成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并且指出,评价斯大林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必须做实事求是的评价,决不能全盘否定。在这样背景下,这个阶段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即对斯大林的功与过如何评价,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这时期的研究带有明显的论战性质,也包括一些评价斯大林的方法论问题。

　　二是反思性研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20世纪末)。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掀起改革浪潮,我国理论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是对苏联模式弊端的改革。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是东欧剧变,后是苏联解体,斯大林问题再度成为争论焦点。在苏联解体后,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其他新材料的公布,为研究斯大林问题提供了新的原始材料。这段时期,我国出版了《斯大林选集》(1979年),其他出版的著作包括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斯人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81年)、《斯大林政治评传(1879—1953》(1997年)、《斯大林思想评述》(1989年)、《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变迁》(1988年)、《千秋功过谁人评说》(1993年)、《斯大林模式研究》(1999年)和《苏联史纲(1953—1964)》(1996年)等。这些著作虽然是研究斯大林的重要资料,但其中也是良莠皆有。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特点。20世纪末,研究大多集中在对苏联模式的评价和斯大林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上。不少学者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持基本否定态度,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苏联时期的重大失误等皆归因于此,更有甚者把斯大林和苏联模式归咎为苏东失败的“原罪”。

　　三是重评性研究(21世纪初至今)。进入21世纪,在重要历史节点阶段,又掀起了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研究热潮。如从纪念斯大林逝世50周年(2003年)、斯大林诞辰125周年(2004年)和苏联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2005年)开始,俄罗斯掀起了重新评价斯大林功过是非的热潮,一直延续至今。与此相应,国内也掀起了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研究热潮,代表著作包括《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斯大林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斯大林与民族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有学者指出,俄罗斯社会出现的这种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浪潮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我们应该站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高度,以及从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视角对其作出科学的评判和总结。这一阶段的研究具有注重学理分析、理论视野开阔、能从多维度和新视角评价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等特点。

　　苏联模式是理论界持续争论的焦点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主要围绕着概念、特征、形成原因、如何评价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于苏联模式概念的界定,我国理论界存在几种观点。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即苏联模式,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斯大林逝世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框架沿袭了这一模式。大体上说,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具体实现形式。(1)13也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有两种基本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和新经济政策模式。斯大林模式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的延续和发展,不宜将斯大林模式与苏联模式混为一谈。(2)14还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包括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要分清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体制、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社会问题、社会运动、斯大林个人的社会活动、社会主义模式等几组概念的区别。(3)15

　　关于苏联模式的主要特征、形成原因和评价。不少学者认为苏联模式既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普遍性,又有其自身的特征,即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意识形态高度统一。苏联模式的形成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历史根源,是历史原因、国际原因、国内原因、党内原因和斯大林个人原因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关于苏联模式的评价问题,学者一致认为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析,但侧重有所不同。有学者从社会主义公平与公正、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角度出发,认为斯大林模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精神———人的自由发展。(4)16还有的认为,苏联模式同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有根本不同,是“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5)17。有学者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评价,认为斯大林模式是苏联人民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所应具有的物质文化水平的社会实践形式,是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超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途径。(6)18还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崭新道路,它同苏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但仅适于非常时期。(7)19我国主流媒体认为,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它的主要特征是在所有制上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经济体制上实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在发展战略上以重工业为重点追求外适式粗放增长,片面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在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终身制、家长制、个人崇拜,等等。(1)20苏联模式的形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2)21

　　关于苏联模式与苏联解体的关系问题,其中几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苏联模式的深刻矛盾及其消极面的演化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衰亡。也有学者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源并非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弊端与苏联解体有着一定关系,但并非必然的因果的关系。苏联解体的根本的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改旗易帜、推行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这有悖于科学社会主义。还有观点认为,苏共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严重,这与苏联解体有直接关系。

　　关于斯大林个人功过评价,这个问题迄今理论界还在争论。有学者指出,几十年来对于斯大林评价的争议,实际上是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的体现,能否做到对斯大林进行客观评价,是检验是否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科学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功过必须坚持三个基本点:第一,斯大林是列宁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第二,斯大林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第三,斯大林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领导者。(3)22有的学者从所谓民主、人道主义的角度将斯大林描绘成暴君。还有学者认为斯大林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教条主义也很严重。也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

　　总的来看,我国理论界对于斯大林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不能认为对斯大林的研究和争论就此结束。1963年,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与《红旗》编辑部合写的《关于斯大林问题》时,加入了一段话:“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4)23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20世纪末,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学界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研究,视野日益拓宽、氛围日益优化、成果日益丰富。专题研究与整体研究互为补充、经验研究与规律研究双管齐下、批判性特点与学理性特点兼而有之。但是,深入阐析和全面论证上述的主流媒体关于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结论方面有分量的代表作不多,还需要再下功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ВалентиновичПлеханов,1856-1918),被列宁称为“最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主义者”和“教育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和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巨匠,是第二国际的著名活动家。

　　我国理论界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起步比较早,研究主题比较集中,但迄今仍有分歧,评价褒贬不一。在我国,学界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初步研究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我国理论界有了更好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作为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代表作在我国陆续出版,影响力不断扩大,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在文本翻译出版方面,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战斗的唯物论》《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上生活》《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论西欧文学》和《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3卷)等陆续出版,为研究普列汉诺夫思想提供了难得的理论素材。

　　在文本研究方面,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等著作是我国学者重点关注和研究的文本。有些学者既肯定了普列汉诺夫的这些代表作,又指出其中的不足。如有学者指出,普列汉诺夫在《必须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论述了唯物史观的重大命题,但是过分强调历史环境在历史发展过程的特殊作用是不恰当的。有学者肯定了普列汉诺夫在美学上的建树,同时也指出了他在美学上的错误,并分析了这些错误的哲学根源和政治根源。

　　从总体上看,这个阶段的研究属于专题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研究主题集中在一元论历史观、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和审美与功利关系方面,研究成果多为理论译介,但是奠定了我国理论界研究普列汉诺夫思想的基础。

　　二是中断研究阶段(“文化大革命”至改革开放前)。“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理论界“左”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出现“大转弯”,指责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是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歪曲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全面评价,完全抹煞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功绩。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甚至变成禁书,不准出版和发售,图书馆不外借普列汉诺夫著述。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不仅中断,而且出现倒退。

　　三是重新研究和深入研究阶段(改革开放后至今)。改革开放后理论界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日趋活跃和深入,掀起研究小高潮。关于普列汉诺夫的译著和研究专著陆续出版,如《论空想社会主义》(1980年)、《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1983年)、《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1983年)、《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1984年)、《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1984年)和《普列汉诺夫文选》(2010年)等。研究专著包括《普列汉诺夫与唯物史观》(1984年)、《普列汉诺夫评传》(1985年)、《普列汉诺夫年谱》(1986年)、《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述评》(1987年)、《美学、艺术、社会: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研究》(1987年)、《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论集》(1987年)、《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1988年)、《艺术的社会学解释———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述评》(1988年)、《普列汉诺夫轻化美学思想研究》(1990年)和《唯物史观与哲学史》(1992年)等。

　　这个阶段的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角度和学理性强的特点,研究还出现转向微观层面的趋势,如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论、象形文字论、社会心理、艺术、文艺学和政治立场转变等。我国学者努力实事求是地研究普列汉诺夫的理论遗产,客观评价他的理论是非和历史功过。

　　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问题。有学者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看,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之间的中间环节,架起了二者之间的桥梁。同时指出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中两个缺陷:第一,未总结和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第二,不善于把辩证法运用到认识论中,不了解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作用和地位。还有学者指出,理论脱离实际是普列汉诺夫的一个致命的弱点,这是他背离曾捍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后来堕落为机会主义者的重要原因。

　　关于普列汉诺夫的辩证法思想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普列汉诺夫在辩证法的核心、基础、范畴等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在阐析辩证法方面既有贡献,也有缺陷。普列汉诺夫阐明了辩证法的意义、革命本质和基本内容,辨析了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关系,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研究俄国现实生活,说明质变量变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及坚持辩证法的否定观等。理论缺陷体现在忽视自然辩证法,误将是否承认质量互变、是否承认质变和飞跃看作辩证思维与非辩证思维区别的最主要标志,误将辩证法的实质归结为质变和飞跃,并将对立统一规律当作实例的总和,没有进行进一步理论论证。(1)24

　　关于普列汉诺夫的认识论思想的研究。有些学者认为,在认识论方面普列汉诺夫既有贡献,也有理论缺陷。一方面,普列汉诺夫捍卫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论证了客观世界的可知性,阐明了真理的客观性,论证了真理的具体性,正确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犯有在认识论中主张“象形文字论”的错误,他不了解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善于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1)25

　　关于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唯物论思想的研究。有学者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普列汉诺夫是一个转折点,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这一特殊领域的贯彻和应用。有学者认为,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优秀的叙述,以地理环境论、社会结构“五要素”公式、社会意识论等丰富了唯物历史观。同时一些学者也指出了普列汉诺夫在历史观上的错误,包括历史理论中存在机械化倾向、阶级调和论、国家学说中的机会主义观点、对农民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夸大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忽视政治斗争的意义等。(2)26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在理论上的联系和分歧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普列汉诺夫为十月革命的酝酿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他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决裂和他自己在普遍性和客观性方面的特殊理论贡献,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具有历史意义。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心主义的驳斥,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的标志。而列宁的辩证法则抓住了危机中现实世界的客观矛盾所决定的革命的主观性,从而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发挥了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十月革命之后,都称颂普列汉诺夫所做的贡献。

　　有的学者总结概括了1914年普列汉诺夫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列宁之间的哲学分歧:一是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普列汉诺夫之前的唯物主义是一致的,而列宁在论战中提出“聪明的唯心主义”(即辩证的唯心主义)是比“愚蠢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二是他们把唯物史观简单化为经济决定论,而列宁则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因果关系做了辩证的理解;三是他们认为辩证法的发展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致的,而列宁则区分和解释了辩证法概念法则形成过程中的各种现象,把它们视为事物进化发展过程中飞跃、突变与简单数量增减的渐进变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四是他们认为历史规律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抽象概念,而列宁认为所有的规律、范畴对于宇宙的普遍联系来说都是大概的、近似的;五是他们只抓住了各个客体之间的差异,而列宁则强调范畴的整体性。

　　综上所述,1978年以来,我国理论界比较重视对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研究视角侧重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研究内容以专题研究为主,这也带来了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不足,今后应加强从总体上研究普列汉诺夫思想。我们应该看到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存在着复杂的分合关系,我国理论界普遍认为,普列汉诺夫思想虽然存在不足甚至是缺陷,但普列汉诺夫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Бухарин,1888—1938),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经被誉为苏共“党内头号思想家”。

　　由斯大林主持撰写并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布哈林的评价定位为“人民公敌”。由于此书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使用的教材,因此其对布哈林的评价对国内理论界也产生了长期影响。对布哈林及其思想的评价在我国理论界经历了下述三个阶段。

　　一是全面否定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理论界沿用了苏联官方意识形态说法,认为布哈林是修正主义分子。布哈林的著作在当时被禁止出版,因而对于布哈林的研究极少,仅有的几篇论文也都是完全否定布哈林,如1958年《读书》上发表的《用匕首和短剑无情揭露机会主义———介绍<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布哈林作为修正主义者的靶子被加以“大批判”。197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内部发行的《布哈林言论》,将其作为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代表性反面教材。这种背景下,对布哈林的研究在我国理论界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二是重新评价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20世纪末)。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为布哈林进行了平反,此时国内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理论界也掀起了研究布哈林的小高潮。

　　在文本翻译出版方面,布哈林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国外学者研究布哈林的成果也在国内陆续出版,如《布哈林文选》(1988年)、《布哈林言论》(1976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过渡时期经济学》(1981年)、《共产主义ABC》(1982年)、《世界经济和帝国正义》(1983年)、《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82年)、科恩的《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徐葵等译,1982年)和科茨的《布哈林案件》(王德树译,1981年)等。

　　在文本研究方面,开始关注布哈林的学者增多,一些有价值的著作问世。代表性著作包括《布哈林思想研究(译文集)》(1983年)、《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年)、《布哈林传》(1987年)、《布哈林论稿》(1997年)、《布哈林经济思想》(1992年)、《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1981年)、《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译文集1982年)等。在国内思想解放的背景下,理论界这一时期研究布哈林思想呈现出“宽”和“深”的特点:“宽”是指研究领域涉及布哈林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专题涉及布哈林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和对帝国主义的论述等;“深”指在研究中既指出以往对布哈林评价的不实之处,又在充分肯定布哈林思想的同时指出其思想中的不足之处。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以人物传记、思想评述和论文、文章为主。

　　三是客观评价阶段(21世纪初至今)。学者们从多角度、多方面较为深入地阐释和研究布哈林思想,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如《布哈林论》(2006年)、《布哈林帝国主义论解析及其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0期)、《布哈林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当代价值》(《理论探讨》2005年第4期)、《布哈林与“反对派”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论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等。更加客观且重点突出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特色。

　　布哈林的平衡论是我国学界研究的核心问题。平衡论是布哈林思想的核心。有学者认为,布哈林的平衡论是建立在系统理论之上的系统之动态平衡思想。(1)27有学者认为,布哈林的平衡运动论是将自然科学中的平衡理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批判结合的产物。(2)28也有学者认为,布哈林平衡论的实质是非平衡论、开放系统论。(3)29有学者指出,布哈林把平衡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用平衡论全面分析社会现象,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丰富了唯物史观思想。(4)30还有学者认为,布哈林的平衡论犯了机械性的错误。(5)31有学者认为,布哈林经济平衡发展思想就是主张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积累与消费、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布哈林模式以平衡论为基础,强调在二元经济的共同增长中实现国家工业化,其中心是提高农业生产和再生产能力。(6)32

　　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我国学界讨论的重点。有学者认为,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系统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作用及其方法论意义。(7)33有学者指出,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指出了阶级斗争发展的总趋势,也是符合历史发展总趋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布哈林正确地指出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不再是工作重心,阶级斗争在“一定时期的尖锐化”,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缓和最终消亡。也有学者不赞同上述分析。

　　布哈林的“长入社会主义”理论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关于布哈林“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中,赞同者认为这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利用国家杠杆改变经济关系,逐渐走一条和平、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34这与共运史上的修正主义者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持相反意见的学者则认为,布哈林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2)35还有学者认为,布哈林把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进入共产主义这段时期分为3个阶段———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时期、共产主义,又把社会主义分为“落后的”和“真正完全的”两个阶段。(3)36也有学者分析了布哈林的“落后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即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个重大关系。新经济政策是具体尝试,走的是一条“民族类型”的社会主义道路。(4)37有学者认为,布哈林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关于阶级斗争、新经济政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问题,提出的“必须保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注意积累和投资的界限”等思想(5)38,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思想。

　　与研究列宁、斯大林甚至普列汉诺夫相比,对布哈林思想的研究相对薄弱。我国理论界对布哈林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从全面否定到基本肯定再到拓展深化的过程,虽然今天对布哈林思想的研究更趋理性与辩证,但是从整体上看依然缺乏系统性的深入研究,缺乏有分量的理论性著述。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ЛевДавидовичТроцкий,1879—1940)是苏联历史上一位著名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是共产国际和第四国际主要缔造者之一。托洛茨基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共历史上倍受争议的复杂人物。

　　由斯大林主持撰写并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将托洛茨基评价定位为“列宁主义的死敌”“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甚至“间谍”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此书是我国有关系统和单位长期使用的教材,因此其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也对我国理论界产生了长期影响。我国学界对托洛茨基的评价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绝对否定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理论界出版了作为“党内参考”的《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言论选集》(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关于托洛茨基的书籍。中苏论战中,苏共攻击中共奉行“托洛茨基主义”。为应对论战,国内翻译并出版了供少数人内部阅读的关于托洛茨基的著作,如《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斯大林评传》《不断革命论》《被背叛的革命》《俄国局势真相》等。三联书店于1979年和1980年出版了《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和《论列宁》。这个阶段的研究由于深受当时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影响,把托洛茨基视为反革命和叛徒加以批判,完全否定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因此,这时期我国学界相关研究除了批判托洛茨基的言论外,仅限于译介他的理论著作。

　　二是重新评价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理论界开始出现重新评价托洛茨基的文章。如1986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显荣的《托洛茨基评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托洛茨基的传记著作。之后,一批关于托洛茨基的著作得到翻译出版,包括《托洛茨基回忆录》(王景生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文学革命》(刘文飞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托洛茨基自传》(石翁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托洛茨基文集》(兆立等译,香港,十月书屋出版,1997年)等。这个阶段虽然出现了重新评价托洛茨基的趋势,但从研究角度上看还很薄弱,形式以理论译著为主,体现为文集、单行本、回忆录等。可喜的是,我国一些学者开始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重新审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

　　三是客观评价阶段(21世纪初至今)。这一时期有不少关于托洛茨基的译著和评析专著出版,如《托洛茨基自传》(2003年)、《我的生平》(2006年)、《托洛茨基读本》(2008年)和《托洛茨基文选》(2010年)等,还包括由施用勤翻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献给被遗忘的先知》(2008年)、《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2011年)和《托洛茨基反法西斯斗争》(2012年)三本书籍。此外,《世界托派运动———组织、理论及国别研究》(2011年)和高放的《世界托派组织的由来与演变》、乔志忠的《对托洛茨基的再评价》、颜杰峰等《20世纪20年代苏共党内派别斗争及其启示》、李浩《浅评托洛茨基一生的政治倾向》、刘勇《托洛茨基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当代价值》、陈秋霞等《托洛茨基的重大理论贡献》等,也有较大的影响。这个阶段对托洛茨基的研究出现了研究主题向多方面拓展的特点,主要围绕世界革命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派等问题展开讨论。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评介比较客观,敢于肯定托洛茨基的某些观点和言论。

　　如何评价托洛茨基的一生功过,是贯穿相关理论研究的主线。我国理论界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愈加客观、理性。有学者从方法论角度指出,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托洛茨基。例如,我国理论界著名学者赵曜先生提出,对托洛茨基的评价要一分为三,即他有功、有过、有罪。有学者概述了历史上评价托洛茨基的三种态度:充分肯定、折中主义和绝对否定,应该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也有学者通过对托洛茨基一生活动的梳理,指出托洛茨基是一个功过参半的人物。当然,也有学者对托洛茨基给予了很高评价。

　　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讨论仍然在持续而且观点分歧明显。有学者认为,以不断革命论为基础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左”的思潮的代表,并把托洛茨基主义显著特点概括为极左、教条主义和自我封闭。有学者比较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革命论,认为前者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后者才是真正的、正确的不断革命论。有学者不同意前述观点,认为托洛茨基早期提出的不断革命论是其革命理论的根基,是一个关于落后国家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战略构想,并经受了十月革命的检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表现为他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如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论、世界革命论、政治革命论等,从而形成了完整版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理论。其实质是广义的不断革命论,是对无产阶级的自主性和国际主义精神的高扬。

　　我国理论界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研究在经历上述三个阶段后,虽然已取得可喜进步和不俗成果,但是相比于对列宁、斯大林甚至是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的研究,显得明显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理论界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拓展和深化。加强相关领域研究,既是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建设的需要,也能丰富不少读者对这段历史和重要人物的认知与评价。

　　（作者简介：樊欣,yl23455永利副研究员）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2JJD710013);yl23455永利基础研究学者资助项目“列宁的党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XJ2023010);yl23455永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最新重大成果研究”(2024XYZD17)的阶段性成）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海派经济学》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