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具有百年历史的共产党不在少数，但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在百余年历程中历经磨难并创造了如此多伟大奇迹的共产党，却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奇迹，创造了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正在朝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努力奋进的伟大奇迹，创造了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社会长期稳定的伟大奇迹，创造了由饱受列强欺凌到赢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地位的伟大奇迹。纵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和世界主要共产党的发展史，令人慨叹和惋惜的是，许多曾经创造过辉煌历史的共产党，如西欧主要共产党，如今都在历史沉浮中走向边缘、影响渐弱。世人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密码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对中外尤其是中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实践及历史命运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从而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科学准确判断世情、国情、党情，为什么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长盛不衰，这也是不断深化对党的长期执政规律认识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创造如此多的伟大奇迹，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进而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多年来，指导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取得了无数革命斗争的胜利，极大推动了人类解放事业的发展。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人类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正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之后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践中艰难探索、艰苦奋斗，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一系列伟大胜利和巨大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科学行动指南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那么，怎样才算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呢？最根本的是要做到两点：一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二是坚持守正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史中，曾因对中国国情不够了解、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够深刻，犯过“左”的和右的错误，突出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过教条化或形而上学的理解，由此在实践中遭遇了挫折。但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从未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始终坚持在守正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所谓“守正”即坚守根本和正道，这个根本和正道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创新为守正注入活力。只有坚持守正基础上的创新，才能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离开了守正的所谓创新，实则是割断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颠覆，最终将葬送社会主义事业。这也是西欧主要共产党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许多新变化。资本主义在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政策的转换中实现了进一步发展，世界革命形势愈发不明朗，同时，种族、生态、性别等问题日益突出。伴随着这些新问题、新形势的出现，曾经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西欧主要共产党，纷纷开始调整斗争策略，不断修改其思想路线和政策主张。曾是世界最大共产党的意大利共产党，在1979年召开的十五大上正式取消了党章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指出这一提法会使人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静止不动、一成不变的学说，表现不出其理论的全部丰富性。1989年以后，意大利共产党又提出应“超越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已不能为当今的复杂社会提出合适的公式。法国共产党也在1976年的二十二大和1979年的二十三大上，先后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提出以“科学社会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强调要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即“民主的、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然而，意共和法共在意识形态和思想路线上的这种转变并没有为其带来政治上的胜利，相反，却造成党内思想的日益混乱，使广大党员倍感迷茫、民众倍感失望，其政治影响力持续下降，逐步被边缘化。

　　西欧主要共产党理论上的蜕化和实践上遭遇的挫折充分表明，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必要的，但这种创新必须是守正基础上的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而不是不断修改乃至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唯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保证共产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正确方向。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第一部宪法的颁布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根本政治制度得以确立。然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可供参考，只有模仿苏联，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历过曲折，有成就也有失误，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原来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体制机制被破除，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得到释放，社会的内在活力被激发出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总结了过去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强调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别国模式，而要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强调有本国特色并不意味着放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相反，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要充分考虑本国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体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而非其他什么主义，从而驳斥了那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论调，破除了国内外长期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误解和非议，让世界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将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决心。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考验，中国共产党在举旗定向上丝毫没有发生过动摇。正因如此，中国才能创造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并在这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任何一个执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政的大党，如果在举旗定向的问题上发生动摇，必然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这一点，西欧主要共产党给我们提供了重要镜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虽然西欧主要共产党仍自称坚持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但它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道路选择上、在对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上都发生了明显转变，纷纷采取和平的议会斗争方式开展活动。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些西欧共产党甚至提出“社会主义不应再理解为一种制度、一种历史法则”，而是“通过扩大经济、政治民主向着更公正的社会前进的一种进程”，甚至认为“两个阵营、两种制度相对抗的观念已经过时，世界已进入相互依存的新时代”。事实证明，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世界各国相互交往和彼此依存度的加深，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或消失，而忽视和抹杀这种对抗性矛盾，只会使西方共产党所期盼的那种“更加民主、公正的社会”变成一种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景。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始终不改初心使命，矢志不渝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坚持走群众路线，真正践行《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的原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然而，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仅凭一党之力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群众，最终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完成了“三大改造”，进行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社会生产力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提前完成，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又逐步形成和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正在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迈进。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历史证明，一个政党只有将人民利益摆在首位，才能赢得民心，无往而不胜，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这一点。相较而言，西欧主要共产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逐步萎缩、丢掉大量选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失去了党心、民心。一方面，它们在政策上宣称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反对失业和贫困，保护妇女和青年的合法权益，反对歧视外籍移民，但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它们往往在大选前才强化自己的立场和措施，力图赢得民心、影响民意，但显然民众对此并不满意，因此收效甚微。正如法共后来所作的自我反思，认为“对团结社会底层民众不够重视，致使党与底层民众之间产生了鸿沟”。这实际上是导致西欧主要共产党在近30年（除个别年份）的大选中民众支持率不断下降、得票率持续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事实启示我们，共产党如果不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不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必然会失去党心、民心，那么等待它的只能是最终衰落的政治结局。

　　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既要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注重政策的灵活性，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并不排斥政策的灵活性。反过来，注重政策的灵活性，不能以牺牲根本原则为代价。能否处理好原则的坚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唯有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实现党的政治目标，赢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

　　恩格斯晚年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在斗争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也必然要改变。他看到普选权在当时已经转变为“解放的工具”，主张要充分加以利用，但同时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放弃自己的革命权”，因为这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史中形成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相统一，反对教条主义。在大革命初期，由于斗争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动放弃了革命领导权，在国民党反革命大屠杀中损失惨重。在这里，国共合作体现了斗争策略的灵活性，但为了实现国共合作而放弃革命领导权这一根本原则，就使共产党陷入被动、招致失败。惨痛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彻底清醒，认识到掌握革命领导权、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以此为指导在后续的斗争中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斗争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作出长征北上的决定，为后来革命最终胜利保存了实力、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乏足够的经验、没有充分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我们先后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曲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充分认识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此就要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迸发出蓬勃生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显现，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这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相统一是分不开的。

　　在政策的灵活性方面，西方共产党曾作过较多探索，但忽视以致放弃了一系列本该坚持的根本原则。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西欧主要共产党开始思考未来的斗争策略和自身前进的方向问题。为适应新形势、新变化，西欧部分共产党如意大利共产党不断调整路线方针政策，甚至对党的宗旨和根本路线作出颠覆性调整，导致党逐步变质、变色、变味，由此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一个政党与时俱进地调整政策和策略，无疑是必要的，但这种调整不应是颠覆性的，否则必然葬送其前途命运。西欧部分共产党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顾此失彼，犯了颠覆性错误，导致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由辉煌走向衰落，失去了往昔的政治影响力。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原则保证方向，策略关乎成败。因此既要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也要注重政策的灵活性，唯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确保自身在政治舞台上发挥持久作用、立于不败之地。

　　作为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为发挥协会作用和维护协会内部团结作出了巨大努力。成立于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联合组织。然而，在成立几年后，协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搞宗派活动，利用国际“去干极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并试图争夺协会的领导权，马克思恩格斯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揭露了其理论上的错误和搞分裂的图谋。最终，为避免这些宗派主义者继续“滥用国际”，保证国际的“纯净清白”，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宣布解散协会。此后，他们还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长期斗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团结的维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维护党内团结提供了宝贵经验。

　　“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所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内团结，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党内事务允许讨论乃至争论，但这种讨论和争论的目的是弄清楚问题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产生派别和搞分裂。一旦允许不同派别存在，党内团结就是不可能的。宗派主义存在的结果必然是分裂党的组织，削弱党的领导力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员义务的一条重要规定，即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1975年7月，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时强调，“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否则“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加强党内团结，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史中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

　　在这一点上，西欧主要共产党的经历值得认真反思。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一些西欧主要共产党在对待苏联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党内分歧。意共内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表现出明显的分裂倾向，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意共在纲领和方针上作出重大调整。1990年3月，意共第十九次特别代表大会决定党内允许不同的政治派别存在。1991年2月，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又将党名更改为“左翼民主党”。以塞尔焦·加拉维尼（Sergio Garavini）和阿尔曼多·科苏塔（Armando Cossutta）为代表的一部分意共党员坚决反对更改党名并最终出走，另立“意大利重建共产党”。1998年10月，科苏塔与时任总书记的福斯托·贝尔蒂诺蒂（Fausto Bertinotti）在是否反对政府财政法案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科苏塔率大部分议员离开重建共，宣布成立“意大利共产党人党”，意共组织进一步分裂。英共在苏共二十大后也分裂为以总书记约翰·高兰（John Gollan）和政治委员乔治·马修斯(George Matthews)为首的一派和以《劳工月刊》主编帕尔默·杜特(Palme Dutt)为首的另一派，两派斗争异常激烈，后杜特等率500名党员退出英共，成立了“新英国共产党”。20世纪80年代，英共内部分裂进一步加剧，甚至发展到党内反对派企图夺权的程度，使党的力量大为削弱。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英共更名，其71年坎坷不平的历史也宣告结束。上述西方主要共产党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哪怕是曾经创造了辉煌历史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旦允许不同派别存在，就必然会陷入派别斗争，最终导致分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党百余年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百年岁月峥嵘，中国共产党从最初一个仅有50多人的小党逐步发展壮大成今天拥有98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壮举。然而，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大党，保证党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本身就是大党独有的难题之一。党的建设的百余年实践使我们明确了一点，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最突出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史充分证明，只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反之，将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反面的教训是有的，而且还很深刻。在长征开始时，张国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擅自率队南下，另立中央；到达陕北后，他又假意接受中央批评，后伺机叛逃，给党和军队造成了巨大损失。毛泽东后来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一定要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并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要坚决贯彻“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唯有毫不动摇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才能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西欧主要共产党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历史镜鉴。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欧国家部分共产党先后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团结成了一句空话，党的领导力极大削弱。意共本来长期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生活的方法”，强调应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同时也要维护党的团结，反对派别活动。但1989年召开的意共十八大宣布取消民主集中制。法共在1920年成立时就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其组织原则，然而，1994年法共二十八大则宣布放弃这一组织原则，认为这一原则虽然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如今已不能很好地反映党内出现的新的民主生活方式，不适应法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同样成立于1920年的西班牙共产党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虽然仍宣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但西共十三大取消了民主集中制，在新党章中删除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并称要把西共建设成为“联邦党”。上述共产党的这一系列决定从根本上削弱了党的权威和党内团结，使党进一步陷入内耗。

　　一个政党只有能够准确科学地判断内外形势，把握历史主动，才能在政治舞台上和历史潮流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引，牢固树立大历史观，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放到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来审视和考察，准确科学地判断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要完成的时代任务，从而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行稳致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作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决定；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作出开始万里长征的决定。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帝国主义重兵压境的形势，党中央果断作出抗美援朝的关键决定；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大决定。迈进21世纪，在经济社会取得全面进步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作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决定。进入新时代，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作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进的重大决定。中国共产党的上述一系列重大决定，都是在对国内外形势准确判断基础上作出的，并且关乎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每一历史阶段的前途命运。正是基于这些科学正确的重大决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一系列伟大成就。

　　反观西欧主要共产党，在历史的激荡中没能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深陷政治迷雾之中，辨不清未来的方向。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西欧主要共产党意识到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面对这一新情况、新变化，虽然它们也进行了长期的反复思索，但最终作出的政治抉择却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试图通过和平和民主的方式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无产阶级政党作出一定的策略转变是必要的，但寄希望于通过“和平过渡”的方式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判断的偏差和决策的失误，加之自身力量日渐薄弱，在左翼联盟中没有足够的话语权，西欧主要共产党提出的政策措施在现实中鲜少产生明显的实际效果。西欧主要共产党的历史沉浮让我们看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无法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和历史主动，就只能沦为政治配角，甚至被历史所抛弃。

　　（作者简介：王雪冬，yl23455永利副研究员）

　　（项目：本文系yl23455永利国家高端智库基础研究项目“世界马克思主义新发展跟踪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