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普遍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应用，促进了技术大融合，形成了大机器体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于大机器生产力推动交往超越了地域限制，初步形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普遍交往。但是，这种普遍交往是原子式、偶然的交往，具有表面性和外部性。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体系引领的新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力发生了新的质的飞跃，数字技术体系、新质生产力革命促进数字交往形成，数字交往是超越时空与信任的深度交往，是随时随地随身的自由交往，是个人作为个人主体的自主交往。新质生产力推动普遍交往深度发展，表现在：一方面，劳动深度社会化推动人们分工合作实时协同，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各企业以及劳动过程的各环节、要素等在数据融合基础上实现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从而使人们之间交往日益密切到如同“一个社会劳动力”，。另一方面，生产与消费日益融合，中介环节不断消解，从而使普遍交往不断摆脱外在性和表面性，实现基于实践整体性的深度融合、有机统一。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方式根本变革，而生产方式根本变革推动人类交往普遍化、一体化趋势向纵深无限延伸。数字交往的深度普遍化极大地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极大地提高人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交往是生产的前提，也是人的需要满足的基础。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从根本上决定交往的实现形式。基于19世纪科技革命与大机器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了交往的普遍化，但这只是人类普遍交往形成的开始。

　　（一）交往与人的存在和发展

　　什么是交往？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对交往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从广义上讲，交往作为动词，是指人与人之间互相来往；交往作为名词，是一个动名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联系、关系。

　　交往的产生源自于实践的客观需要。人先天具有本能欲求、生理需要，为了生存就必须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而人为了生产，就必须要彼此联系起来，形成社会关系。因为在大自然面前，任何单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都无法面对强大的自然界，所以人们必须彼此联合起来，通过交往，交流信息、获得信息。在尽可能掌握全部相关信息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分工协作进行生产，另一方面通过相互交换劳动满足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1马克思强调，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马克思、恩格斯表明，正是由于人的需要，以及人们通过社会劳动满足需要的方式，把人们联系起来，——这个联系包括两性关系、交换和分工，“两性关系”是人与人交往的最原始的也是最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历史性的关系，即分工协作和交换劳动。

　　因此，人们之间的联系、关系即人们的交往活动包括两个领域，一是生产领域，二是消费领域。在生产领域，人的交往活动主要表现为人们彼此分工协作，进行创造；在消费领域，人的交往活动主要表现为人们彼此交换具体劳动，满足各自需要。其中，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关系。分工协作如何进行是由工具体系及科学技术状况直接决定的，是由生产力发展状况直接决定的。当然，分工协作如何进行也受到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限制，但是这些关系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从属于分工协作关系的。在消费领域，人们彼此交换具体劳动即彼此交换使用价值、劳动产品，满足各自的需要。这里的交换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交换表现为交换物品，也包括交换服务、思想、艺术品等一切劳动及产品。

　　由此，由交往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以及为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而形成的各种制度、规范体系，构成共同体，形成社会。共同体、社会既是人们满足需要、实现利益的根本前提和保障，也是个人能力提高和实现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和基础。个人能力的提高最根本的表现为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这只有在人们的普遍交往中才能实现。马克思指出：“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3“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4

　　（二）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推动交往普遍发展

　　交往是生产的前提，那么交往是如何发展的？马克思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5交往形式及其发展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交往形式。而生产方式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决定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引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社会越发展、文明越进步越是如此。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一方面深刻地改变人类的交通方式和交往的媒介方式，推动交往方式变革；另一方面，推动工具体系改进和提升，从而促进劳动分工细化，分工细化同时必然要求协作密切和频繁，从而促进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促进交往关系日益扩大、深入、丰富。马克思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6人类交往的范围和深度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而不断扩大和深化的。

　　生产力发展、物质生产方式变革决定交往方式变革。古代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生着”7。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表现为每个家庭和个体生产者自给自足，不需要与外界有太多的联系和关系，马克思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8生产的狭窄性和地域性决定了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受到血缘和地域的限制，社会关系呈现出单一性、贫乏性和地域性特点。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特别是18和19世纪，目前成熟的科学理论应用到生产实践中，推动技术突破，形成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大机器体系。由此，一方面，以大机器体系为基础架构，人类发明了汽车、火车、飞机、大轮船等新交通工具，使人们之间交往的足迹可以遍及全球，扩大了交往的范围；同时随着电的应用，电报、电话等的发明使人类信息的传递与交流第一次摆脱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开始进入到“即时”时代。马克思提到：“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通和交换扩大了一百倍。”9由此，以大机器体系为引领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人类的交往媒介变革，使交往不断冲破地域限制，扩大到全球范围。

　　另一方面，大机器体系推动社会化劳动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类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首先，表现在生产领域，大机器作为庞大的机械组织促进劳动分工细化，使劳动的要素、过程和环节增多，需要许多人共同操作，协同完成。马克思指出：“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10资本主义雇佣制将生产资料、劳动者聚集起来，企业规模越大，劳动效率也就越高。由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下，经济活动日益超出国界，促进技术、信息、服务、人员等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马克思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11随着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扩大到全球范围，从而推动人类的交往活动扩大到全球范围。其次，在消费领域，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满足需要的交换活动通过普遍的商品、货币交换而实现。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时代，生产与消费是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需要通过商品、货币才能连接起来。随着商人介入生产和消费中间，商业资本的逐利本性推动交往扩大到全球范围。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12货币、资本等的力量直接推动交往范围扩大，促进了交往普遍发展。

　　（三）大机器生产力条件下、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普遍交往的局限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推动人类普遍交往初步形成，但是在传统技术及私有制条件下，这种交往的普遍性表现为原子式个人之间的外部联系、表面关系。

　　一是，在企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化、规模化虽然促进了劳动者聚集、增进了彼此联系，但是在社会领域，生产与消费之间、各企业之间是相互分离和对立的，人们之间很难真正联合起来，实现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大规模社会化生产协同，很难实现内在融合性的分工协作，因此，很难推动普遍交往深度发展。

　　二是，依靠资本的力量，依靠商品、货币，人类的生产和消费虽然冲破了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在人们之间第一次建立起来了普遍的联系和关系，但是这种普遍的联系和关系是依靠商品、货币而不是依靠人自身的力量而建立的，人的主体性、人的能力异化为物的力量，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关系表现为商品、货币的普遍联系和关系，这就决定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是外部联系和表面关系，而不是交往活动内在统一、深度融合的关系。同时，商人介入生产与消费之间，人们之间交换劳动需要经过层层中介，资本和商人阶级贪婪逐利性加剧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造成经济危机，造成劳动浪费。

　　三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个人与生产力是相分离的；个人是没有现实力量的，因而是抽象的个人。马克思指出：“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13人们之间虽然借助物的力量实现了普遍交往，但是这种普遍交往是由于资本主义分工、由于个人与生产力总和相分离而造成的，是由于个人彼此分离、个人无法驾驭生产力总和而不得不进行的被动的交往。

　　随着科学技术长期积累、持续进步，当今时代，人类的生产力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质的飞跃。新质生产力革命是由各种信息技术融合而形成的数字技术体系引领和推动的，它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推动社会化劳动向纵深无限发展，也使人类的交往方式发生根本变革。

　　（一）数字技术体系引领新质生产力革命

　　当今时代，引领和推动新质生产力革命的是由一系列信息技术创新实现的新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是由20世纪就已经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信息数字化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21世纪以来兴起的云计算技术、区块链等技术相互融合、相互支持而形成的数字技术体系为引领和推动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加速了劳动力、资本、能源、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和共享，推动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新的质的飞跃。”14诞生于19世纪末的无线通信技术，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信息数字化技术，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工智能技术，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互联网技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移动通信技术等，——这些技术在各自独立发展中还没有显示出强大力量，但21世纪以来，随着2006年云计算、2008年区块链概念的提出，这些技术迅速彼此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而形成了数字技术体系，亦即大数据技术体系，并迅速应用于生产之中，极大地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力发生前所未有的新的质的飞跃。

　　海量大数据是新质生产力革命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大数据成为新型的起关键性作用的重要生产资料。海量大数据的形成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即时即地实现的，海量大数据的方便、快捷使用则是基于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逻辑的智能网络而实现的。新质生产力革命的核心在于：在海量大数据基础上，人工智能借助大算力建构大模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图式等创新性内容，极大地解放人的脑力劳动，提高效率。人类的劳动包括两个内在相连、辩证统一的过程，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马克思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5人们在耗费体力、运用双手改造事物之前，首先要在头脑中对事物进行观念改造，也就是借助概念和语言文字，根据所掌握的全部信息，经过计算、分析、想象等，在头脑中构建实施劳动的方法，设计劳动成果的方案、图式等，——这就是脑力劳动过程。人脑囿于生理局限，存储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计算、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影响了脑力劳动的效率。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特别是深度学习，根据所输入的海量数据信息，由计算机分析、处理数据，根据所要解决的问题建构模型、算法，为人类提供无限丰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图式等资料或工具，推动人脑观念建构智能化，从而极大地解放人的脑力劳动，也更深刻地提高体力劳动效率。

　　脑力劳动解放、观念建构智能化，是建立在海量大数据基础上的。大数据成为新质生产力中核心的起关键性作用的生产资料，数据越丰富、全面、准确，人工智能建构模型、算法就越精准、越有价值。大数据具有共享增值性，越共享、越使用越有价值，是根本不同于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新型生产资料。

　　新质生产力对海量大数据的客观需要，内在要求各企业、各部门及社会劳动过程一切环节都要打破数据壁垒，去除不必要中介，促进数据融合，促进技术融合和业务融合。由此，新质生产力促进生产方式发生改变，表现为生产中分工协作日益紧密、实时协同，交换过程去中介化，劳动社会化深度发展，从而促进生产方式根本变革。生产方式根本变革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促进普遍交往深度发展，超越传统技术时代的普遍交往的原则性和外部性，具有深度融合性和统一性等特点。

　　（二）数字技术体系变革交往方式，推动形成数字交往

　　数字技术体系的形成推动交往媒介发生根本变革，信息表达形式、传递方式、存储方式及生成方式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推动人类的交往方式发生根本变革，这一根本变革表现在数字交往即网络交往的形成和发展，——从交往信息表达形式看，称为“数字交往”，从交往信息的传递方式上称为“网络交往”。数字交往即网络交往是基于数字技术体系而实现的交往，是人们借助数字代码来表达信息、通过数字化智能网络来传递交流信息、以硬盘和云等存储信息、基于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生成信息而实现的普遍联系和普遍交往。

　　数字交往是超越时间、空间、信任的深度交往。传统的电报、电话等通信设备虽然使人们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仍然受到信任的限制，难以深入。信任是交往的前提和基础，彼此信任是人们之间深入交往的必要条件。传统的第三方信任机制增加交往成本，降低交往效率。在数字技术支持下，区块链架构的新型智能网络（也称互联网3.0）通过采用点对点分布式网络、智能合约、共识算法、哈希算法等多种技术，具有信息去中心化功能，加入链网的用户全程参与数据的产生、传递、交流、共享和使用，网上数据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借此建构技术背书的信任机制，提高交往效率，从根本上促进普遍交往深度发展。

　　数字交往是随时随地随身的自由交往。传统技术条件下，以电话及其他移动通信设备为媒介的交往，虽然能够实现交往的即时性，此时此地的信息可以即时传递、交流给异地的人们，但是，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如图像、音频、视频等，无法实现即时即地即身的交互、交流和分享，信息产生的现场无法即时即地即身地、最大限度地呈现给在异地的人们，人们之间随时随地随身的交往受到各种技术限制。而在当今数字时代，借助数字技术体系特别是区块链架构的新型智能网络使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随身实现广泛连接、深度交流，可以自由跨越时空和人的心理距离，可以在不同时区、不同地点进行实时的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自由交流、普遍交往。

　　数字交往是个人作为个人主体的自主交往。交往的主体包括个人、组织、利益集团、阶级及民族、国家等等，个人之间的交往是最基本的交往形式，因为从根本上，各单位组织、集团、阶级以及民族、国家等之间的交往最终也要落实到并通过各个个人之间的交往来代表和实现。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在科层制体系下，交往的主体虽然是表面上是个人，但这个人一般不是作为个人来交往的，而是以单位组织、集团或阶级的身份进行交往的。因为信息是一种权力，掌握在科层制上级领导手中，只有依靠上级向下级层层传达，才能交流共享。而当今区块链架构的智能网络没有中心服务端，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进出，系统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具有独立性、平等性和自治性，每一个参与者之间可以自由连接，从而形成立体交叉、普遍互联网，参与者们共同记录信息。由此信息不再是一种权力。以区块链网络为底层技术架构的组织中的各个成员有共同的目标，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自觉地共创、共建、共治、共管，且成果由全体成员共享。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功能可以确立个体主体在交往中的独立地位，从而极大地促进个体以主体身份参与交往的普遍实现。个人作为个人的交往是人类交往深度普遍实现的表现和确证。马克思指出：“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16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体系引领新质生产力革命，使大数据成为新型的、起关键性作用的生产资料。随着劳动日益与数字技术体系相结合，大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共用共管的客观要求推动劳动社会化向纵深无限发展，分工协作日益紧密，生产与消费日益融合，由此推动人类普遍交往向纵深无限发展。

　　（一）生产领域：分工协作实时协同

　　关于未来社会的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孙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17未来社会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和谐、紧密到如一个劳动力生产。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从企业内的生产看，尽管大机器体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人们聚集起来，推动交往活动的扩大，但是劳动者附属于大机器体系，降低为劳动工具，并不是交往的主体。同时，从整个社会看，由于各行业、各企业无法即时即地交流共享，各个生产主体各自独立，协作成本高昂，限制了普遍交往深入发展。

　　当今数字化生产不要求必须集中化，而要求必须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由此，一方面，人工智能融入生产过程，自动优化生产，提高劳动者主体性。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庞大的模型参数量和预训练数据量，自动分析，进行精准预测和模拟，极大地提高劳动者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企业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人们就可以在区块链架构的智能网络上实时协同。基于数字技术体系支持，区块链架构的智能网络能够明确数据权属，确保信息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保证数据权属和隐私安全，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数据资源的全社会的共建、共享、共用和共管，在数据融合基础上实现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同时，区块链智能网络将各个生产主体连接在一起，通过共识机制，——共识机制“就是一种协作机制，协调多个节点接受唯一的结果”18，确保各个参与节点数据一致性，提高网络参与者多方共识效率，由此极大地提高个人作为个人彼此之间交往的协同效率，促进普遍交往深度发展。

　　当前，以区块链技术架构的智能网络为基础，劳动者自由协同合作共同体日益兴起，这是一个与传统的科层制组织根本不同的去中心化的自组织系统，“是一种基于区块链运行逻辑的组织结构和功能单位，它能够按照数字化合约规则，在没有外部强制指令条件下，自主运行。在基于大数据区块链网络技术基础的自组织管理模式下，社会上各个领域之间、各个行业之间、各个部门之间及人与人之间可以自由结合而形成大规模、跨边界的分布式协作。劳动协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劳动者协作共同体基于智能网络平台共同管理，共同协商，共同解决。这种基于数字技术体系而实现的自组织、分布式协作前所未有，是人类开辟的全新的组织模式和协作范式”19。在这种模式或范式下，人们之间的协作密切程度就如同一个人的劳动，——就像鲁滨孙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协调自己的劳动时间和精力一样，高效、快捷，低成本。区块链架构的智能网络在数字技术体系支持下，为如同“一个社会劳动力”的社会分工协作实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和条件，从而从根本上推动人类普遍交往的深度发展。

　　（二）交换领域：去中介化，生产与消费日益融合

　　关于未来社会中人的需要的满足，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20，“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21。在传统技术背景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两个领域彼此分离、相互分割，需要的满足依靠商品、货币为中介实现，商品交换要经过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及各种配送环节等重重中介，才能到过消费者手中，浪费人类劳动，增加信任难度，降低交往效率，使人的关系异化为物的关系。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革命，从根本上变革了交换方式，去除不必要中介环节，推动生产与消费日益融合，从而从根本上提高人们交往的效率，促进普遍交往深度发展。

　　基于数据技术体系支持，区块链架构的智能网络具有去中心化功能，信息交流由科层制的链状结构转变为自组织的网状结构，建构生产与消费实时连接网络，促进生产与消费相融合。一方面，生产者越来越有可能及时、准确、全面地把握全社会的生产和需求情况，以及消费者个体的个性化需求情况，根据消费进行计划生产和柔性生产；另一方面，消费者也越来越有可能直接参与到产品生产的设计、管理、创作、制造及销售等全过程中，消弭生产与消费两个领域的对立、分离的状况。由此，生产与消费日益融合，不断消解不必要的中介环节造成的人们之间关系的异化现象，推动交往活动的深度融合发展。

　　当前，随着新质生产力革命持续发展、数字技术体系持续进步，在海量大数据信息的支持下，人们将基于区块链架构的新型智能网络自由联合起来，使分散在各地的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随意聚散。由此，生产者同时也就是消费者，消费者同时也就是生产者。尽管人们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千差万别、无限多样，尽管当前人们还需要以商品、货币为中介交换彼此的劳动，但是在数字技术体系、新质生产力革命持续推进条件下，交换活动的中介过程将不断消减，个体劳动转变为社会劳动所需要的时间将不断消减，人们之间交往的异化性、中介性将不断消减。随着关键性数字技术不断突破，人们将越来越按照社会需要制定计划，根据个性需要进行柔性生产，从而实现最广泛的社会化的人的联合的计划生产，在这种普遍的联合生产中，人们的普遍交往将不断摆脱外在性和表面性，日益紧密而深入。

　　（三）数字交往深度普遍化特点：深度融合、有机统一

　　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普遍交往表现为原子式、形式化，具有外部性和表面性，因为这种交往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协作过程的孤立性、分离性的基础上，建立在交换活动过程的中介性、偶然性的基础上。而当今时代，在数字技术体系支持下，新质生产力革命推动下，生产中分工协作的实时协同、消费中去中介化的实现，推动人类交往深度融合、有机统一。

　　借助数字世界（即网络世界），现实世界中任何场景、情境甚至是很小的细节都可以网络上模拟、预测、发生和实现，因此，尽管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有本质不同，——数字化照片不是本人，数字化视频不是现场，但是，在网络世界的帮助下，人们在现实世界的实践活动变得前所未有的快速、精准、高效且深入，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整体化、一体化、融合化趋势。实践活动普遍化深度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人类交往的普遍深度发展。数字生产、线上办公、数字交通、线上教育、网上诊疗、网上购物、数字化公共服务、网络娱乐、网络创作等等，智能网络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相隔万里的人们不再‘老死不相往来’。可以说，世界因互联网而更多彩，生活因互联网而更丰富。”22由此，人类的普遍交往日益表现为基于实践活动内在统一性的基础上而实现，它表现为智能网络对实践过程的人们交往的即时协同，表现为交往主体基于实践活动内在统一性上的深度交往，表现为在劳动、实践各个过程的最小情境和最细微环节融合基础上的有机联合。同时，在数字技术体系支持下，以区块链架构的智能网络为底层逻辑而建构的去中心化的自组织系统，为个人作为个人的交往的普遍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在数字自组织系统中，每个人都依据自身的需要而自主选择交往活动，为了共同目标而自觉自愿合作。

　　由此，数字化的普遍交往不断摆脱原子式、形式化的交往局限，体现为有机统一的交往；不断摆脱片面的、单纯物化的交往局限，体现为全面的、有主体个性的交往，因而不断摆脱普遍交往的表面性、外部性，体现为基于实践活动的整体性、有机性的而实现的全面交往。总之，数字化的普遍交往不断摆脱传统技术时代所实现的普遍交往的局限性，向普遍社会化、世界历史性的更高境界、更深层次不断迈进。

　　从一般意义上，新质生产力推动下普遍交往深度发展极大地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力质的飞跃发展；提高个人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全世界联合起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极大地提高效率

　　社会生产只有在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能实现，而人们之间交往、联系的效率无疑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数字技术体系引领的新质生产力革命推动人类的普遍交往深度发展，基于数字技术体系，区块链架构的新型智能网络将人们的一切生产和生活编织成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关系大网，许多原本需要固定时间和地点完成的事情，现在可以通过网络轻松完成，从而极大地节省时间和空间，提高交往效率。一方面，普遍交往深度发展极大地促进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企业之间即时即地即身合作，瞬间实现协同，促进生产过程统一、高效、快捷；另一方面，普度交往深度发展消除一切不必要的中介环节，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融合，极大地提高人们需要满足的效率，提高整个社会生活的效率。总之，普遍交往深度发展从整体上提高人类劳动效率，提高人类实践普遍化的深度，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使人的需要的满足更丰富、更完善、更自由。

　　（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们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23人的全面性包括人的感觉的全面性、人的需要的全面性、人的能力的全面等多个方面，其中最根本的方面就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是人满足自身需要、获得解放的主体力量，它表现为个人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和才能总和的发挥。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24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个人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及才能总和的发挥，只能在普遍的、全面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体系及其引领的新质生产力革命为人们之间的真正的普遍联系和交往提供前所未有的基础和技术支持。在数字技术体系加持下，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架构的智能网络使人们的交往不断超越传统的基于中介实现的交往“小世界”，陌生人之间的直接交往不需要中间人。只要需要，全球网民，毫不相关的陌生人，可以随时随地随身直接交往。普遍交往的深度发展，使每个人都拥有了一个立体交叉的大型社交网络，这是一个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大网，是世界历史性的社会关系大网，这个网凝聚着全体人类的智慧和力量。置身于这个普遍关系网中，每个人也都是织成这个普遍关系网的纽结，同时借助普遍关系网实现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实现自身才能总和的发挥，并在满足自己多方面的需要的基础上，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数字技术体系引领新生产力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当前世界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共同性问题和全球性危机。这些问题和危机不是依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就能解决，需要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彼此联合，共同应对。基于这种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任务。

　　基于数字技术体系，数字交往推动普遍交往深度发展，使世界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5互联网推动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密切相连，成为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经济方面，数字化普遍交往超越时空和信任限制，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随身进行交流、交往，促进海量数据资源源源不断产生，并不断消除数据孤岛，促进数据资源的普遍交流、共享和使用，吸引世界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加入由大数据主导、共创的新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吸引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参与到全球性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中，促进各国企业链接、跨境、共创，促进经济各领域、各行业彼此相连，在数据融合基础上实现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使偶然的、孤立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单位越来越不可能存在，从而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无限推进，促进世界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在政治文化方面，数字化普遍交往促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的现实形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客观价值基础和目标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需要形成具有现实意义的全人类主体，需要共同的制度体系、规则体系将人们的行为联结在一起，需要共同的价值目标将世界各国人民凝聚在一起。数字化普遍交往的深度发展，一方面，促进各个个人基于新型智能网络而成为交往主体，促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实的普遍个人的形成，从而使全人类主体不再是一个单纯概念，而成为具有感性经验内容的现实的“全人类”主体。另一方面，数字化普遍交往促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形成，正是在“全体个人”普遍交往中，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客观普遍性得到现实确认，从而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团结合作提供客观价值基础以及共同价值目标，也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共同理想和追求，引领世界各国和人民共同联合起来，携手奋斗。

　　唯物史观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力量。由于当前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各种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刚刚开始，数字技术体系引领新质生产力革命刚刚开始，对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刚刚开始，人类普遍交往的深度发展也是刚刚开始，特别是在当前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私有制的本性总是试图通过占有数据资源的方式谋求利益，所以造成现实生产、生活中存在一些困难和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是由于数字技术体系本身造成的结果，而是数字技术体系还不完善、数字技术融合有待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更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根本相悖而造成的结果。数字技术体系作为当今科学技术革命的核心力量，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会永远受困于资本主义，它必然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录用定稿） 网络首发时间: 2024-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