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论断彰显了真正的文化自信，指出了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应有态度，也指明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古今中西之争”是指如何看待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问题，也可以说是如何传承并创新传统文化，如何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同时回应并破解西方用二分法思维方式研究中国所产生的一系列误解和误判等问题，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佛教本土化、“东学西渐”“西学东渐”都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典型表现。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很多记载，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忠恕宽容之道便是其集中体现。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忠恕宽容并不是没有原则的，其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在带动他人一起实现理想时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孔子提出了“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的五种品德：“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些体现包容性的立己达人的传统文化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追求和理想相契合，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呼应，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实践中迸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西方社会中，由柏拉图提出，经由笛卡尔发扬的二元论对西方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沿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制造出了威斯特伐利亚叙事、“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叙事、“民主与威权”叙事等模式。威斯特伐利亚叙事在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创造了一种规范国际体系内群体和体系外群体认同的二元论，使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持续至今。随着冷战的结束，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取代冷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界限，成为危机和流血的爆发点。”对美国例外论的信仰和所谓的在全世界推广自由价值观的神圣使命，使美西方国家将自己与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的原则联系在一起，在“民主和平论”基础上又制造出了“民主—威权”叙事。美欧还建立了民主技术联盟，宣称“将政策建立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之上”。

　　与这种二分法相对，中国自古以来都坚持“天人合一”“和合共生”“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提倡万物并育、道行不悖，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论语》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描述了不同群体之间坚持包容异己、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境界，而西方宣称在所谓“志同道合”基础上建立盟友关系，则只不过是维持了表面上的团结，实则难掩其中的分歧。“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更是对这种结党营私行为的批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如果只夸大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制度间“冲突”的维度，而忽视了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丰富实践，将会对人类文明造成极大的破坏。正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的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使中国为人类历史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言，中国“始终对外开放，不断地受远近不同国家的影响……但它同时也不停地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或直接或间接地施加最为广泛的影响。若没有中国，世界就不会成为它今天的这个样子”。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国历史上所强调的“和”，是一种依靠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的约束达成的和平状态。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虽然追求“和为贵”，但是“礼”的运用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为政以德”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治世追求，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不是依靠武力使之臣服。《淮南子》记载的“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和《礼记·礼运》中记载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都是古人所追求的政通人和的理想治理状态。

　　美国作为“山巅之城”自我赋予的“天定命运”思想，从19世纪晚期为帝国主义辩护，到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拜登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存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使美国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激荡中不断产生战略焦虑，泛化国家安全，将世界割裂为不同阵营，导致地缘经济和贸易不断碎片化。目前，西方盛行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标是权力最大化，国家之间总是相互竞争，从而制造出“大国竞争”叙事。

　　与此相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中国共产党一直呼吁“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国家间的合作应该以服务全人类为宗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中体现了这一理想追求，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社会理想、克己修身思想、励志思想、德治思想、法治思想、天下思想和家国情怀，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契合。经由“第二个结合”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美国学者雷迅马认为，现代化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要素，其内容是关于美国这个民族、它的历史发展以及美国变革它周围的“欠发达”世界的能力和责任。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采取了“冲击—回应”叙事，认为19世纪、20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只可能是由西方冲击或者是对它的回应所导致的变化。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破解“落后国家‘不再寄希望于西方强国’的策略能否实现现代化并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这一难题作出了解答，为发展中国家摆脱对西方模式的依赖、打破“现代化就是西化、美国化”的认知，从而实现自主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要秉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巩固文化主体性，在自我发展、回应挑战中开新局。我们更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破除西方对中国研究所持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方法、竞争叙事和“冲击—回应”模式，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观察“古今中西之争”，而不是以西方的准绳来衡量中国。就像有学者所说的，“一旦我们把中国从‘欧洲的反面’这个角色解放出来，中国的发展看起来便觉焕然一新”。

　　（作者系yl23455永利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