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本倡导和坚持独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际刊物，《每月评论》在美国左翼最低迷的“寒冰期”创刊，直面杜鲁门主义和麦卡锡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蔑视与敌视，一步一步顽强成长，成为全球左翼学术和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期刊之一。刊物由里奥·胡伯尔曼与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斯威齐创立，70余年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杜波伊斯、切·格瓦拉、芭芭拉·埃伦赖希、诺姆·乔姆斯基、伯尼·桑德斯等众多著名社会活动家曾在刊物上发表见解，杂志也凝聚和培养了哈利·马格多夫、保罗·巴兰、艾伦·迈克辛斯·伍德、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诸多享誉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美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进入21世纪以来，《每月评论》持续关注世界最新动态，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全面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也成绩斐然，逐渐形成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左翼政治批判新力量。它以激进的学术风格、严肃的学术态度、多元的学术采纳和创新的学术思维，对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贡献了属于自身的独特力量；与此同时，刊物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研讨存在局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领域具备提升空间，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仍有潜力可待挖掘。

一、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超越资本“利维坦”的政治构建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等相关理论，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和探索的重要内容，但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在经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辩论热潮以及随后的苏联政治失败后似乎筋疲力尽，近几十年来左翼的国家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探讨和发展显得举步维艰。尽管如此，《每月评论》依然凝聚了梅扎罗斯、迈克尔·莱博维奇、玛塔·哈内克等专注于社会主义政治构建、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探究和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左翼进步学者，在21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处于政治危机的大背景下阐明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理论原理与实践路径，为构建面向未来的社会变革吹响政治“号角”。

第一，坚持“超越理论”，坚决超越资本主义“利维坦”的威权国家形态，实现实质性平等与民主，在现实斗争中维护社会平等与公平，以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推进社会主义映入现实。一是超越资本“利维坦”，解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作为卢卡奇的助手和年轻同事，梅扎罗斯在其著述《超越资本》中就体现出卢卡奇式思维，他认为不仅需要废除古典资本主义社会，更应破除整个资本统治，而革命的关键在于推翻资本统治的执行机构——国家，从而以激进的阶级斗争建立替代资产阶级“议会—选举”制的社会新秩序。梅扎罗斯认为，历史上几乎所有国家理论都为巩固统治阶级的合法治理“筑起高墙”，这种利维坦主义提高了国家应对严重内外危机的政治主宰力；同时，资本系统作为一种能够自我繁殖和新陈代谢的有机秩序，依赖于整个国家“指令架构”的完整运转，使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续修缮和复原。基于此，梅扎罗斯坚信如果想要终结资本主义制度，必须采纳马克思的国家批判理论，即将国家从社会新陈代谢的历程中完全消灭，通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威的消失”终止资本对于人类的剥削和奴役。梅扎罗斯也承认，在民族国家依然掌控世界局势的今天，短时间内废除国家是非常幼稚的，但对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做出分析是必要的。二是实现“实质平等”与“实质民主”。政治国家的消亡意味着将利维坦国家在历史中“没收”的全部权力交还社会，这需要社会运行切实掌握在人民手中，实行实质性的平等和民主，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制度。梅扎罗斯指出，“实质性”涉及未来社会的根本变化。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可持续性，实质性平等与民主是社会必须坚守的重要原则。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打着“更大的平等”的幌子实则推行资本主义专制统治，国家的主权并不归于人民，而永远掌握在资本手中，也就不可能存在无阶级差异的平等，因此革命的目标绝不能仅仅是夺取旧系统的一部分（如取得国家最高政权），而应是彻底废除和超越“资本—劳动”的根本对立关系，从而创建实质性平等的机会。梅扎罗斯直言，作为一种长期的战略目标，追求实质平等与民主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只有从根本的平等原则和实质的民主衡量出发，才能不断评估社会变革与过渡的历史进程，向超越资本主义的科学替代方案——社会主义大步迈进，但又要与苏联模式“划清界限”。三是在社会变革中维持平等和正义，辩证地“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实践范畴，在新时期的社会斗争中取得政治新突破。丹尼尔·芬恩辩证分析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中的实践争议，认为维持社会主义公平应坚持过渡时期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引领，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等级化”的思辨探讨，着力培养有能力的左翼政治家而非单纯的激进主义者，重新重视运动领袖对革命的领导带动作用。而为了保持社会主义正义则必须解除反动派的威权武装，反对革命后镇压异己人民，倡导以广泛社会民主替代资本专制，并与机会主义、冒进主义、封建主义等错误思潮划清界限，以此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实质平等和公平正义，在对既有经验的辩证剖析中提出新世纪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景。

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以马克思主义视角揭露西方权力和司法体系的统治工具和阶级压榨本质，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司法理论体系，为构建以人类发展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和机制提供理论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器职能日渐强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不仅对他国进行武装干预，更对本国人民施以严密监视和重法，资本主义的法治根基遭受广泛质疑，因而西方左翼学者深刻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弊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观点倡导正确法权观念。一是抨击帝国主义将战争法与刑法相合并，以统治集团利益定义国家利益，以“爱国主义”名义监视公民隐私，侵犯公民权益。让-克劳德·佩耶指出，军事法与刑法的结合使国家完全有权将专制矛头指向本国人民，统治者可以自由定义敌人的身份，已与公民“开战”。迈克尔·蒂加尔分析了美国长久以来的违宪“传统”，认为通过政治审查、网络监控、国际法庭、国家机密等方式囚禁“目标人物”，破坏了资产阶级标榜的政治基础，体现了司法的绝对虚伪性。二是批评帝国主义国家的紧急状态宪法化，使行政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并将警察制度推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核心，进一步增加对人民的压迫。佩耶指出，美法等国将紧急状态宪法化的趋势，象征着国家主权的随意处置和对公民权利的剥夺，无异于是“另立宪法”的政治变革。资本主义强国权力进一步集中的合法化趋向，显露了所谓宪政民主的帝国本质，以保护主权为由维护统治阶级自身利益，将宪法和国会变为名副其实的帝国压迫机构。佩耶谈到这种司法导向的后果就是组成力量强大的警察国家，给予警察最大的执法权限，从而彻底消除法治，将警察制度作为民族国家核心，保护统治阶级利益，剥夺公民权益。三是谴责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刑法和监狱制度，揭露监狱以大规模监禁实行阶级镇压和种族压迫的罪恶行径，呼吁人道健康的法治体系变革。美国的监狱制度历来为人诟病，21世纪以来其“监狱—工业”联合体的资本主义统治作用愈加凸显。左翼学者一致认为，监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手段，是国家镇压的最后大门。汉娜·霍勒曼直言新自由主义加剧了美国监狱的险恶，监狱条件更加恶劣，更多穷人和黑人被捕入狱，监狱中的种族主义和虐囚行为屡见不鲜。理查德·沃格尔指出，美国统治者以监禁镇压和解决后工业时代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混乱，监狱成为反动政府欺压劳动人民的政治手段。由此，学者疾呼左翼必须在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将粉碎资本主义刑法国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革命重要议题。

二、21世纪的帝国主义政治批判：由“野蛮”走向“晚期”的三阶段论

帝国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重要理论，其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深刻分析，直接辐射与论证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方面的霸权和扩张行为，这种极度异化的非理性、反人类的暴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充分印证，使20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百年。进入新千年，在获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红利”下，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领袖，而美国左翼也在“帝国中心”对其霸权政治进行无情批判与深刻揭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将传统帝国主义理论推陈出新，对21世纪帝国主义由巅峰走向滑坡、从危机步入困局，最终无法避免进入衰败的演变过程予以深入分析和鞭笞，以三个阶段论述21世纪前20年的帝国主义新特点，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关于帝国主义的当代论断。

第一阶段，“野蛮的帝国”——帝国主义鼎盛期（2000—2007年）。《每月评论》的评述显示，在2008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之前，“野蛮”始终是21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主旋律，多位美国左翼学者开始在批判帝国主义野蛮性的同时，也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理论视野。一是批评资本主义全球化助长帝国主义霸权，批判“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军国主义”带来的时代危局。萨米尔·阿明等人引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存在于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要求之中，全球化是其必然步骤；帝国主义在其历史第三阶段以资本扩张控制全球市场，肆意掠夺地球资源，控制意识形态话语权，并以军事力量巩固自身霸权，展现了帝国主义的威权主义本质。刊物编辑部将伊拉克战争与越南战争比较，批评右翼保守的军国主义势力和帝国主义目标使美国在伊无法脱身。诺姆·乔姆斯基也把美国的中东困局称为“迫在眉睫的危机”。二是指出帝国主义等同于恐怖主义，总结性提出美式帝国“鹰之两翼”论。“9·11”事件后，《每月评论》反击美国右翼媒体的仇恨论调，乔姆斯基明确指出，美国一直以来就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和参与者，直言美国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认为恐怖主义只相当于美国的“低强度战争”，在帝国主义面前恐怖主义只能相形见绌。美国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让世界哗然，相比于长篇累牍探讨帝国战争的冷酷和反人道，威廉·塔布将美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构建和全球军事干预称为“鹰之两翼”——一边是威尔逊主义的多边思想，力图建立全球性国家治理体系，另一边是单边主义威权态度，认为获得尊重的方式就是动用“大棒”；“一种在政治方面倾向于自由主义，维护跨国金融资本主张的开放贸易系统，另一种奉行牛仔资本主义”，在石油工业、军事承包、宗教宣传等方面采取保守政策。塔布认为美国自由切换的这两套“嘴脸”，无非是既要新自由主义领袖的“面子”，又要美式军国霸权的“里子”，这两把剑贯穿着帝国主义行为始终，是其野蛮性的内在本质。三是分析帝国主义政治的结构性危害，预言帝国主义垄断金融必将引发经济政治深层危险。梅扎罗斯坦言帝国主义辐射出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已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不安与威胁，即使关乎人类安危的重大议题依然能在美国的最高决策层“达成罪恶的决议”，私人垄断资本主导的帝国政治已荼毒世界。与此同时，《每月评论》观察到，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相比，金融化是讨论最少的帝国主义新特征之一，诸多学者敏锐察觉金融危机风险，直接指出金融化导致金融泡沫，增加投机行为，有利于垄断阶级在政治领域削弱国家作用，并将世界置于不可控制的危险边缘，是可能压垮帝国的“致命稻草”。

第二阶段，“帝国的裂缝”——帝国主义危机期（2008—2015年）。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如多米诺骨牌般引发全球金融海啸，资本主义就此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系统性危机，美国左翼在此时期集中对帝国主义危机予以严厉政治批判。一是抨击帝国主义的金融垄断阶级引发不可控制的经济社会灾难，指出金融危机与军事挫败共同导致美帝国主义逐渐失去全球霸权。麦克切斯尼等人直指金融危机背后的制度弊端，即美国政治依然不关心关于人的经典民主概念，只在意选择最能代表资本势力的政治代言人，在放任中危害了世界。塔布认为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国主义行为不仅让其单边主义声名狼藉，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更让“华盛顿共识”名存实亡，帝国主义“鹰之两翼”全线失灵让美国陷入时代困局。二是呼吁左翼抓住帝国主义危机机遇，剖析“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同时揭露帝国主义中日益抬头的法西斯主义思想，避免世界局势走向危险与动荡。迈克尔·耶茨等人指出，“占领华尔街”运动深刻反映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美国的游说选举制和“去政治化”策略加剧了国内的阶级裂痕，而帝国主义全球合作则在国际社会制造更大剥削，让以公平正义为目标的民主制度名存实亡。而面对金融危机下帝国主义遭受的重创，美国意欲重拾保守的地缘敌对战略，金融危机使帝国主义燃起法西斯主义“火苗”，福斯特等人疾呼警 惕“美式战争病毒”，并全面反对寡头资本控制的帝国政治，倡导以人民斗争引领新的国际主义解放运动；阿明指出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武装干预和压制民主的行为体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变种趋向，需要严加警惕。三是辩证分析左翼流行的“新帝国主义”论断，认为当前仍处于“全球垄断—金融资本”帝国主义阶段。关于新世纪具有新特点的帝国主义样态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阶段和属性问题，《每月评论》给出了独立的学术观点。在2015年7月的《帝国主义月刊》中，福斯特和阿明等人皆不完全赞同（取代经典理论的）后现代帝国、超帝国主义、跨国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新帝国主义”等观点，认为即使帝国主义的“现象学”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描绘的“帝国主义基本参数”仍是理论核心，21世纪的帝国主义是“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新阶段，在政治上未超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范畴，因此当前的帝国主义仍是经典理论中帝国主义时代的时空延续。

第三阶段，“帝国的晚期”——帝国主义衰败期（2016年至今）。帝国主义在困境时期未能实现自身根本性变革，反而走上更为保守反动的道路，《每月评论》对帝国主义“垂暮”的疯狂“挣扎”予以严厉抨击，认为帝国主义已走向晚期，其对地球和文明的破坏也愈加强烈，亟须予以制度变革。一是旗帜鲜明揭露特朗普政权的新法西斯主义本质，对危害世界的右翼政治进行坚决批判。在其他左翼刊物避谈美国的新法西斯主义行径时，《每月评论》坚决而独立地指出特朗普的当选标志着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危机进入最严重阶段，并已逐渐堕入新法西斯主义漩涡。福斯特在与《新左派评论》编辑迪伦·莱利的论战中系统论述新法西斯主义与当前帝国主义的邪恶结合，直言特朗普式法西斯主义煽动世界范围内右翼反动势力崛起，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威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福斯特和罗伯·华莱士等人指出，新自由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扩大了特殊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镇压，其携带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割裂世界的政治图谋日益猖獗。二是深刻分析当今的新型帝国主义政治结构，洞察帝国主义的政治“死胡同”。阿明等人直接指出，当代帝国主义由极少数富人与奸商构成统治阶级，分割无产阶级群体，通过新型的“政治阶层”和媒体神职人员来表达政治统治，以极度畸形腐朽的政治制度阻碍自身与社会的进步。三是指出“晚期帝国主义”对地球生态和安全的严重破坏，帝国主义的灭亡已成为现实可能，提出左翼对帝国主义的应对策略。《每月评论》将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与经济、政治批判相结合，认为“人类世”的帝国主义将直接摧毁地球家园，不仅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更会把人类文明推向毁灭，这使帝国主义步入晚期。福斯特指出，人类在晚期帝国主义面临着新自由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化石能源资本、永久性军国主义等多重威胁，左翼必须进行社会革命，与所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全球父权制度和生态灭绝进行斗争，废除和超越资本“利维坦”状态，凝聚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力量。《每月评论》的晚期帝国主义理论无疑对新阶段左翼政治斗争的组织和兴起提供了重要启示。

三、面向未来的社会政治革命构想：21世纪社会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革命

在资本主义迈向“晚期”的时代危机之下，世界左翼学者纷纷思考拯救人类文明危局和星球生存灾难的变革手段，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考量日益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新趋势。在传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举步艰难、社会主义声音逐渐式微、社会主义模式面临突破之际，《每月评论》积极支持和推崇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变革构想，在放眼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大视野下，探寻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其中21世纪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探索成为期刊在新世纪着重关注的重点理论，为资本主义政治格局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社会主义“替代议程”。

第一，倡导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以“回到马克思”的独特视角，力图“破旧立新”地创建新世纪的社会主义政治维度。新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没有完全走出低潮，《每月评论》仍把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转型探索作为理论研讨的关键问题，其中迈克尔·莱博维奇等人阐释的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政治构建理论颇具代表性，极大扩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一是定义21世纪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莱博维奇开宗明义解释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三点内涵：（1）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是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类能力的发展，人们无须出售自己的劳动；（2）它不是自上而下的，拒绝一切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存在，但它也绝不是民粹主义；（3）它不是极端主义，不规定个人信仰，不崇拜技术与生产力，维护生态和谐。莱博维奇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定义与以往社会主义理论有显著不同，他号召自下而上的民主革新但反对民粹主义实践，拒绝政治权威的绝对掌控但要求社会的分配功能，反对物质主义和意识形态导致的生态恶化和阵营对立，这些倡议表现出对以往社会主义实践的借鉴和反思，虽然对政治国家的组织、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模糊，仍不失为某种创新的新社会主义政治畅想。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基本三角”及政治改造理论。莱博维奇认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构建离不开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三个要素，即社会财产、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相互平衡。这个稳定“三角形”的建立需要将社会财富用于人民、以社会生产发展人民、靠社会需求满足人民，而为保证这个“三角形”的稳固，必须利用政治手段整合国家资本，终止旧资本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和利用。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莱博维奇提出通过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变革，吸收和继承旧社会基本要素的同时，创建新机构进行合作计划和劳动分配，以满足人民自身需要的宗旨将新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逐步构建，形成自下而上的“累进式”民主国家，从而使新的国家完全服从于社会，通过“自我工作和自治的公社”把人的潜能全部挖掘。他主张通过借鉴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过渡阶段的部分理论，采取与苏联模式相反的、卢卡奇式的“阶级意识”构建法塑造政治实体，这就使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具备明显创新性，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的建立路径迥然不同。三是在政治实践中制造社会主义“新人类”。莱博维奇指出，资本主义在生产物质产品的同时，也生产了人的异化产品——无产阶级，而作为新的社会主义则必须生产“新人类”——社会主义人类。他援引查韦斯的社会主义改革论述，指出新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其核心在于以实践推动人类发展，以社会运动推动人类全面发展，从而制造社会主义者。“21世纪的社会主义是革命的复兴，即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认识的复归。”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类是构建和巩固新社会主义的必然政治要求和重要政治保障，可使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完整的理论闭环。

第二，在批判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上，坚持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构建格局，为建设生态社会主义描绘政治图景。《每月评论》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代表人物莫过于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0年以来这位高产的学者以主编身份持续在《每月评论》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抨击资本主义全球霸权衍生的“划时代危机”，为推进生态社会主义革命构建政治路径。福斯特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构建主要蕴含三大主张。一是必须击碎破坏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社会革命，构建整个政治分析架构，重塑庞大的再分配体系，创建与人类需要和星球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模式。资本主义在垄断金融资本控制的“晚期”阶段，其系统的结构性危害不仅导致无法避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更透支地球的资源环境，危及人类生存，必须予以替代。福斯特认为社会革命的方向应如刘易斯·芒福德在《人类状况》中所言的：根据需要而非根据能力或生产贡献分配，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形态。这种社会主义形态不以社会盈余而以社会剩余满足与服务于人类需要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将权力转交给生产者，用使用价值代替交换价值，以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就要在实践层面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代谢断裂理论，从政治、生态、经济等多方面完成社会转型。二是政治的革命必须由人来实现，革命主体是新生的“环境无产阶级”，革命需要联合一切进步的社会运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正在认识到自身生存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关联，从而成为“环境无产阶级”，使阶级斗争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共同革命”的现实表现愈加强烈，这就丰富了当今时代阶级斗争的内涵。传统的工人阶级政治与环境斗争、有色人种抗争、妇女运动等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运动一起，组成最为广大的革命联盟，将强有力地冲击帝国主义核心地区和资本主义世界统治，以更具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左翼精神引领当代社会变革，推动社会主义的宣传与构建。三是阐释社会革命的两阶段论，论述当前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未来规划的“最高纲领”，把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具体化、可视化地铺展开来。福斯特为当下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斗争规划了两大斗争阶段：（1）在眼前的民主主义阶段，试图建立广泛的革命阵线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被资产阶级压迫的人类创建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2）步入生态社会主义阶段，建立实质性的平等、可持续和集体民主的社会，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复归。福斯特强调，为实现“最低纲领”，必须采取减少碳排放、财富再分配、开发新能源、转移军事开支、停用化石燃料、倡导全球合作、坚守环境正义等关键举措，从而为“最高纲领”提供基础，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生态社会主义，使社会代谢系统在更加公有、公平、公正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将社会管理和生态规划与政治变革和全球治理相结合，为人类繁衍和地球生息提供良好的机制保障。福斯特倡议和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旨在构建真正合乎自然要求的、属于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是21世纪为人类自由和生存不懈斗争而做出的理论贡献。

四、21世纪《每月评论》的创新与局限：左翼政治的春天来了？

21世纪《每月评论》的学者们以坚定的左翼立场和精进的学术态度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在主要理论和实践领域做出多方面重大创新。但与此同时，《每月评论》也体现出明显局限性，对诸多争议问题的分析仍待商榷，左翼的政治春天任重而道远。

《每月评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讨在当今时代具有重要创新意义。一是发展具有时代性的新理论，紧扣21世纪左翼政治发展的新情况、新需要、新目标、新实践，在历史和现实背景中探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将经典理论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进行有机联系，以问题导向推动马克思主义砥砺前行。二是探索具有革命性的新命题，敢于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以激进的学术观点引领21世纪的左翼运动突破桎梏，向资本主义旧体制与旧权威发起强有力的冲击，向实现社会主义蓝图发出战斗呐喊。三是开拓具有国际性的新格局，以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汇聚全球左翼政治学者，集中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学术才能，开创多元、多样、多边、多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局面，以各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区域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范畴。总体而言，《每月评论》在这些领域的开拓创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全新发展开辟了极为广阔的学术空间，值得世界左翼学者称道和学习。

另一方面，《每月评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争议与偏差，在未来仍具备较大的发展与提升空间，美国左翼的政治春天远未到来。一是美国左翼遭受当局右翼保守势力的打压与攻击，不仅学术观点难以进入主流视野，甚至左派学者也遭到无理监视和无端抹黑，刊物的出版与发行受限于经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每月评论》对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精进和提升。二是美国左翼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不完全传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关于政治学的研讨分析多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相杂糅，辅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的结论与认识时而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悖，时而过于追求形而上学但忽视实践路径，使《每月评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虽丰富多样，却也充满争议，影响可操作性。三是美国左翼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成就把握不够全面准确，对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成果褒贬不一、研究不足，尤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认知存在谬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学研究存在一定偏见和误读，阻碍了刊物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认识。希望随着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肩负的责任和话语的提升，以《每月评论》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能够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含的政治学重要意蕴，为世界左翼政治的全面振兴筑石铺路。（注释略）

（作者：符豪，yl23455永利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程恩富，yl23455永利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首席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