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在过去的20年里，中外各界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探讨，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众多原因何者为主要原因的问题上，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也没有达成共识。今年正值苏联剧变和解体20周年，苏共走下执政舞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业已展示其全貌，很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客观剖析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建设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尤为重要。

一、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

关于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在大量的外文资料和研究成果中，我们主要筛选了四类：一是原苏共领导人的反省；二是独联体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力量的剖析；三是独联体国家学者的分析；四是西方国家和中国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苏联剧变、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既有思想原因，又有组织原因，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一）思想原因：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而僵化的思想理论和传统宣传教育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首先，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所引发的思想混乱。“苏共二十大给苏维埃带来不能恢复元气的打击。这是破坏苏联国家合法性的第一步。”^[[1]] “先前苏联官方千方百计使斯大林的思想和政策具有魅力，而苏共二十大以后，又尽可能地谴责、揭发斯大林。转变太大，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苏共二十大实际上引起社会思想的分裂，分成两个阵营：斯大林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者。”^[[2]]其中怀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群体，逐渐成为以后几十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干部的骨干，迎合和支持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戈尔巴乔夫也承认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对他本人思想信仰的震撼。200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5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接受《俄罗斯报》记者采访时说，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确对我产生很大震动，要知道当时我还是青年人。1955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来到了塔夫罗波尔市，在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检察院实习7天以后，上级让我领导共青团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的宣传部工作。1956年2月便召开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曾经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可以说是祖传的。我在10年级就入了党，当时甚至写过作文高度赞美斯大林。1956年下发赫鲁晓夫报告的红皮书下达在党员中传达其精神的指令以后，我们需要到每一个区委会解释，说明那些远远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惊魂动魄的事实。^[[3]]有俄罗斯人总结道：“赫鲁晓夫破坏了国家精神的支柱，勃列日涅夫没有对其进行修复，仅仅是用红色颜料封上裂痕，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裂痕上挖出窟窿，使大厦最终坍塌。” ^[[4]]

其次，西方和平演变所引发的思想混乱。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苏联展开了全方位的心理战。截止197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各种方式参与出版关于苏联的书籍1500多种。有不少诋毁斯大林的书籍，美国人很高兴赫鲁晓夫开了否定斯大林的先例。利用书刊宣传反苏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国内也积极进行过。在美国的宣传下，有人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视它为一个庞大的集中营，在那里人们因为一点小小的问题或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就会被赶到古拉格群岛上生活。^[[5]]电影成为美国人更鲜活的宣传手段，催生出一个超高科技的、超级智能化的美国，同时潜在地形成了“落后的、原始的”俄罗斯形象。宣布保护人权是自己外交政策核心要素的美国卡特政府执政以后，“同共产主义斗争”的战略包括了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人权而展开斗争的思想。美国曾在苏联周围建立了60多个电台，用苏联各民族语言全天候对苏广播，歪曲和丑化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歪曲和丑化斯大林，美化西方“人权、自由、民主”价值观。苏联那些多年来在西方“声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亲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道德和政治”高于苏联。苏联领导人所有的外交活动，都被解释成“极权主义的”苏联同“自由的”西方的对抗。国家利益、国家的完整性、民族尊严、爱国责任等概念在自由主义者那里，都被当成是共产主义和大国主义思想的本质属性。^[[6]]有误宣传的积淀发挥了作用。到80年代中期，尤其在年轻人中间，从前的自由、善良、平等、真诚、互助的思想被扭曲和嘲笑，代之以色情、暴力、贬低自己和崇拜西方的文化。那些没有失去自我监督，依然忠诚于道德和诚信，忠诚于社会主义理想的人或者被边缘化，或者被公开嘲笑，进而被称为“改革的敌人”、“极权主义残余”等等。^[[7]]仰慕西方逐步转化为一种潮流，冲击和干扰着苏联人的独立思考，俄罗斯和苏联文化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落后的”。苏联历史被称为“极权主义的历史”。因此，2009年12月11日，现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就“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回答网友提问时强调：“国内的‘第五纵队’^[[8]]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在各级甚至是最高领导机构中活动。”^[[9]] 诚然，“第五纵队”得逞、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苏共党内的思想混乱。

简言之，在苏联党内外的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的情况下，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从而成为苏联剧变和解体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或先导性思想原因。

（二）组织原因：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而存在严重弊端的组织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第一，苏共领导集团成员选拔任用的非民主性和非公正性。列宁曾经指出，现在国家的主人是工人和农民，国家应该广泛、有序、系统、透明地选拔最优秀的、特殊的人才作为国家或地方的管理者、组织者和经济建设的参与者、领导者。斯大林选拔各级管理者的原则里缺乏公开化。保密性成为官阶等级名录制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原则，特别是1932年以后任命官员名单一直处于严格保密。官阶等级名录使这一垄断特权阶层逐步强化了自身的地位并使其合法化，它把自己同社会和人民隔离开来，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党内民主原则，遮盖了普通共产党员和社会监督的视线。^[[10]]官阶等级名录制培养出来的这类机关干部，视党的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会代表大会等仅仅为大型活动，会议上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均被认为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阻碍了党的事业。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得到领导指令和对上级个人的忠诚。许多干部为了追求领导地位而不择手段、不惜代价。

第二，非马克思主义干部逐渐进入苏共领导岗位。一些俄罗斯学者将苏共执政时期的社会精英划分为四代。第一代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对于他们而言，世界革命思想是优先的、重要的。第二代是斯大林主义者，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意愿的守纪律的执行者。第三代是党内官僚的杰出代表，赫鲁晓夫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成为他们的领袖。第四代即最后一代苏联“社会精英”，完全是成份驳杂的一代。^[[11]]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新推荐的领导人中大多数是从30年代中走过来的“机械行事的”一代，即命令的执行者，已经不习惯于承担责任和作出独立的决定。“环境扭曲了苏共干部的行为准则，两面派、言行不一、阴谋诡计似乎成为了生存条件。被推荐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并不是由于自己的革命功勋或具备领袖才干，而首先是遵守着干部阶梯的爬行规则，精力充沛地爬到政权的顶峰。”^[[12]]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共官阶等级名录任命官员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有舆论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称为“领导互相包庇”的时期和“特权腐败猖獗”时期。

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主席B.C.舍韦卢哈总结性地强调，苏共中央在干部工作中的错误削弱了党，最终导致苏联毁灭。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爬上最高领导岗位，是苏共中央干部政策最大的错误。^[[13]]正如曼德尔所指出的那样，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共领导集团，“窃取权力的过程是以干部的逆向选择机制为媒介的。”^[[14]]

简言之，戈尔巴乔夫当上党的第一把手以后，大肆利用苏联上述非民主化和非正常化的传统高度集权的组织体制的弊端，在短短几年之内便以干部年轻化和改革为名，大规模撤换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有党政军主要领导，突击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或立场模糊的干部，从而为政治上的“改向”奠定了组织和干部这一重要基础。

（三）政治原因：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一是主动背弃苏联社会主义。2010年5月18日俄罗斯《独立报》刊登了一则采访原苏共领导人之一利加乔夫的消息。当记者问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您认为应该如何认识苏联的改革时，这位一直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作斗争的利加乔夫回答说，在80年代的改革中有两种立场和倾向。第一种是我坚决拥护的，并为之奋斗的。这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而不是对苏维埃制度的拆毁。第二种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盟者的立场。他们为自己背叛社会主义、党和人民，精心思考了如下解释。他们说，苏维埃制度完成了许多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带着光辉的篇章走进历史的。但是它不能够改革和完善。应该打碎它，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15]]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文献中也有与上述相似的描述：“80年代下半叶，苏联社会中的列宁主义者渴望解决已经成熟表现的社会问题，抑制社会中积聚起来的负面倾向，使其迈入新的境地。但这样的愿望被社会主义的叛徒以欺骗的手段加以利用了。另一些人假惺惺地喊着‘更多民主，更多社会主义!’的口号，但实际上却干着消灭它们的勾当……。削弱国家的作用，人为制造物资‘短缺’，引发了民众的抗议，大众传媒工具被有意地交给了持资产阶级观点的代表手中。他们使用心理战的方法，向群众灌输大量恶意中伤苏联及其历史的信息，对反苏维埃政权和联盟国家统一的势力听之任之” 。^[[16]]

白俄罗斯共产党纲领则更是直言指出：“落入诽谤和挑拨者手中的大众传媒工具，对社会主义和苏联历史大肆污蔑，为反对苏维埃政权及联盟国家的力量开辟道路，于是1991年8～12月实现了反革命的国家政变”。^[[17]]

1991年3月17日，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试图放弃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并解体苏联，因而举行是否解体苏联的全民公决。全苏有权参加公决的公民为185 647 335人，参加投票的148 574 606人，占80.0%。其中同意保留苏联的113 512 812人，占76.4%，不同意的32 303 927人，占21.7%，投无效票的2 757 817人，占1.9%。此前尽管反苏联、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已经甚嚣尘上，但参加公决的大部分公民依然认为必须保留苏联。^[[18]]作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主要人物之一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1年12月8日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19]]即《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已经终止存在”。整整20年过去了，2011年3月2日，即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那天，俄罗斯新闻社有消息说，据全俄民意研究中心调查显示，42%的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

二是有意背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少研究者认为，民主德国的命运及整个德国问题被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以最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的，从中可窥见戈尔巴乔夫诋毁社会主义的决心。而美国总统布什早已察觉到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在1988年底就对美国驻苏联大使沃尔特强调，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地图上要包括民主共和国。美国如愿以偿，统一后的德国立刻加入了北约。美国记者沃尔什就此写道：“1990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在布什总统办公室，两位总统的顾问和外国使馆首脑出席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似乎很随便地声明，如果德国人民愿意的话，他同意承认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国。参加会议的人们都被惊呆了”，“布什甚至请戈尔巴乔夫重复一遍他所说过的话。”^[[20]]最令俄罗斯人不能容忍的是，戈尔巴乔夫用简单的点头不仅表示了同意，而且在事实上明确废止了作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体现的《波茨坦协定》规定的结果。

就戈尔巴乔夫对民主德国的命运问题的处理，前苏联克格勃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苏联国家紧急委员会成员克留奇科夫证实：1989年末戈尔巴乔夫同美国新任总统布什在在马耳他岛会晤，在那里戈尔巴乔夫“抵押”了民主德国，对乔治•布什表现得十分殷勤，并且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声明，即苏联准备不把美国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对手。也就是说，他在美国面前放弃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立场，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1990年春天在高加索地区会见德国总理科尔时，戈尔巴乔夫宣布莫斯科不反对德国统一。对于科尔来说，类似的声明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以至于他请翻译再重复一次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当翻译再说了一遍之后，科尔甚至一度茫然，但很快他就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感谢，并把这个始料未及的消息带回了波恩。[^[21]]

简言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利用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机制，主动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苏联（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和解体致命性的政治根源和直接原因。顺便指出，以为这样客观揭示和总结是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责并不成立，因为具有辩证性的历史唯物论强调人民群众属于决定和推动历史的最终力量和根本作用，绝不会否定关键人物、领袖及其领导集团在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和时点上的决定性作用或力量。

综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而实行“改革新思维”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三大主要原因涉及思想与政治、理论与实践、领袖与群众、个人与集团、制度与政策、统一与解体、改革与“改向”、长期与短期、内因与外因、政治与经济等关系及其正负效应，其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苏联剧变和解体。而其他原因即使客观存在，也是排在三大原因之后或是局部的原因。^[[22]]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重要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23]]

二、评析关于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其他五种“主要原因论”

苏联剧变和解体以后的20年来，国内外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始终存在某些片面的或有误的所谓主要原因论或根源论，下面对此进行概括和简评。

 （一）传统模式必然论

第一个问题：传统的斯大林模式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吗？早在苏联解体十年之际，国内就有学者撰文写道：“我早在1989年8月,当波兰等六个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就提出,这些国家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模式弊病太多，历次改革又遭失败，从而到后来，这种体制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后来，我一直从体制这个角度研究苏联剧变原因。”^[[24]]此学者在《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一书又重申“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苏联传统的体制弊病太多，已走入了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25]]《苏联剧变新探》一书也明确写道：“本书新观点在于：具有70年历史的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26]]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莫斯科大学А.В.布兹加林教授提出苏联社会主义是“突变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种“突变体”存在极大的矛盾：“一极是恶性膨胀的官僚主义，另一极是具有能够回应新问题挑战潜力的社会主义因素。但后者慢慢地被官僚制度所压制。”^[[27]]他强调“突变社会主义”内部矛盾激化是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而且是必然解体。^[[28]]

在我们看来，斯大林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其基本特征和内涵表现为：思想文化上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上是共产党执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经济上是公有化、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体制。这一根本制度模式比一切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模式要先进和优越，因而取得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上的重大成就，改变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制度一统世界的格局。不过，它排斥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因而存在严重弊端，出现重大失误。尽管这些弊端和错误比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模式要小，但仍然必须认真反思、深刻批判和全面改革。

关键在于，斯大林模式或改良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否必然导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众所周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斯大林模式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逐渐演化为三种道路：一是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全面改革开放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二是以古巴、老挝和朝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适当改良的道路，逐渐增加市场机制和民主机制；三是以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为代表的全面资本主义改向的道路，实行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倘若说斯大林模式必然崩溃或失败，那就等于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必然崩溃和失败。显然，这种貌似有理的“传统模式必然论”既经不起逻辑分析，更经不起当今现实的验证。要区别斯大林模式演变的必然性与或然性。或然性是或许可能，是有可能而不一定，斯大林模式要经过前述三大主要原因的形成这一中间环节，才肯定（或另一种含义的“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否则只是演变或选择的可能性之一。

据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1999、2000、2001年曾作了几次调查也可验证以上结论。占被调查者66.5%、63.2%、57.6%的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29]]2005年12月俄罗斯“全俄民意调查中心”对俄罗斯46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153个居民点进行了民意调查，57%的人则认为，苏联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30]]就是说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同意“当时的苏联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观点。这一点甚至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认可的。2006年，戈尔巴乔夫在75岁生日时，有人问他：“如果不搞当初的改革，你现在干什么？”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如果我身体还行的话，仍在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在我执政的时期，社会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31]]的确，被戈氏等所谓“改革派”亲手葬送掉的社会主义体制，并不需要为错误改革的路线负责。而一个足够稳固且人民大众并不期望解体的体制在短短数年间突然崩溃，中间的教训也不能不引起后人们深思！

第二个问题：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吗？应当确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有利有弊的，正如当代西方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解释“为什么要学习苏联经济”时指出：“同它的早期批评家所相信的东西相反，苏联经济迅速地增长，扩大了它的影响并且赢得了许多盟友。它成功地把自己从一个军事上的弱国，弱到1918年向德国乞求休战，变成了一个令整个世界感到害怕的超级大国。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许最有意义的教训是，命令经济是可以发挥机能的。命令是这样组织经济的，即国家拥有生产手段，利润不是主要的动力，而且主要决策是由行政上作出的──这种命令经济可以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良好。”^[[32]]事实上，即使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国际环境有利于私有制大国的条件下，苏联的发展业绩和效率也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苏联从1925～1940年，只用15年的时间走完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50～100年走过的路程。1913年，俄国工业产值在欧洲居第四位，在世界居第五位。到194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超过英、法、德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二次大战后的恢复工作，步伐也很快。1964～1982年，苏联经济每年平均递增6.1%，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工业产量占世界的1/5，有2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均超过美国居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的80年代中期，苏联综合国力大大超过德、法、英、日等发达或不发达的私有制国家，成为与美国日益接近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和科技强国。^[[33]]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70年里，苏联工业发展速度是世界其他工业化国家发展速度的6倍。由于国民经济总量和基数越来越大等缘故，因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速度开始持续下降，但即使是这样，依然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在1981～1985年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0%，同期美国为14%，法国和意大利为8%。^[[34]]可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却总是把这一时期说得一无是处。

统计资料表明，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一系列背弃社会主义的政策，才导致苏联解体前的经济负增长和经济社会危机。以国民收入为例，在戈氏执政之前的5年（1981—1985年）增长17%，年均增长率为3.4%，而1986—1990年间仅增长6.8%，平均增长率仅为1.3%。其中，1990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即下降4%，1991年又下降近15%。又如国民生产总值，1981—1985年间增长19.5%，年均增长率为3.9%。而1986—1990年间仅增长13.2%，年均增长率下降为2.6%，1990年下降2%，1991年下降幅度高达17%。再看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由1981—1985年间的3.1%下降到了1986—1989年的2.7%，1990年出现-3%，1991年为-10%以上。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经济衰退幅度之大，在苏联历史上是创纪录的。^[[35]]

除此以外，即使按照西方比较经济体制学的说法，市场资本主义、计划资本主义、计划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这四种典型的体制，也都是各有利弊的，其互相转换取决于决策者的选择和主导思想。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社会主义必然导致失败和走上市场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又怎样解释中国和越南先后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呢？

（二）戈氏改革失控论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在《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的公开性原则、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出其意料地引起苏联亲资本主义联盟兴起，出现了反对派运动，最终使苏联放弃社会主义信念，转向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公开性将允许人们公开地讨论他所呼吁的改革实施起来将多么富有的前景。他希望以此动员社会力量，克服对重大变革的本能反抗。然而，一旦市民社会在公开性的刺激下崭露头角，苏联领导层就会失去对讨论的完全控制权。”^[[36]]“政治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却可能大大削弱领导者手中的权力，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真正的民主化，可能会使权力从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手中转移到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手中。”^[[37]] “然而，民主化的改革，却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弱，使得他无法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虽然这种状况在一开始并不明显。”^[[38]]

我们认为，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右翼集团，要通过政治民主化和公开化、经济市场化、意识形态宽松化来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本质上就属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右翼集团，要通过资产阶级的所谓人道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来颠覆带有缺陷的苏共执政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改向为资本主义，并带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起转向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逐步形成了以戈氏为中心包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在内的右翼集团，他们主导了政治局。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加以伪装，后来时机成熟则对多党制表示认可，随后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修改宪法第6条的决议，取消苏共对国家政权的法定领导地位。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声明，苏共将起着议会党的作用。这一切，并非出其意料地“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弱，使得他无法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而是有蓄谋的背叛。因此，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十年》中分析说：戈尔巴乔夫“此人身上同时还有一种魔鬼般喜欢背叛的特性。”“他不仅背叛我们和全国人民据以追随他、信赖他的理想，他还一次次奸诈狡猾地把与他志同道合的人都出卖掉了。”“总书记在他整个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为了消灭党，消灭国家，并把那些反对这种目的和行为的活动家们一个个罢免掉。”“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背叛”。他在谈到戈氏和叶利钦的历史责任时指出：“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而叶利钦、盖达尔及其一伙则把国家引到了资本主义，而且是野蛮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两个领袖——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和后改革领袖叶利钦的主要的背叛。”他的看法和态度是：“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背叛。”曾任戈尔巴乔夫秘书、后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指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2001、2004年两次就戈尔巴乔夫评价进行了民意调查，赞成“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对人民造成更大的危害”的人分别占56％和51％，认为“他对人民带来更多利益” 的人仅仅占14％和11％。^[[39]]

俄罗斯、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的共产党也普遍认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上层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苏联解体和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直接和主要原因”的观点。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伟大的国家、强大的组织不是葬送在胜利者手中，而是由于内部的叛变。乌克兰共产党在纲领性文献中则这样写道：“一些无原则立场的、口是心非的人，甚至是敌对分子，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职务，其中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对苏联命运而言非常重要的时刻，有封号的‘上级任命官员’背叛了党，跑到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的阵营中，没有战火就将国家交给了凶残的、罪恶的资本主义，将人民大众抛入了贫困与痛苦之中。”^[[40]]

另外，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发表演讲时，毫不掩饰地坦白自己早已树立的埋葬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决心：“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目的，我利用了自己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正是因此，我的妻子一直鼓励我不断占据国家中更高的地位。当我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为不可更改的了。为此我需要消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41]]由于此话过于露白，戈尔巴乔夫又试图否定已说过，但至今也不敢公布其讲话的全文来予以证明。不过，戈氏在2011年8月就苏联解体20周年回答英国《卫报》关于他本人行为的意义时再次声称：“它引导了冷战的结束，推动了新的世界秩序的产生，而且归根到底，它引出了一个使国家从极权向民主过渡的渐进过程。” [[42]]这便又一次证明，戈氏与西方敌对势力一样，一向是把传统社会主义苏联视为要根除的“极权”国家。

对此，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要想看透一个人的内心，了解他的真实意图是很难的。但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怀有消灭为他开拓了生活美好前景的共产党，消灭培养他成长的社会主义之心，那是绝对不会有错的。在1991年以后，他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43]]戈尔巴乔夫说，“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44]]俄罗斯许多研究戈尔巴乔夫的资料中都提及，戈尔巴乔夫从年轻时起就怀疑和痛恨苏维埃政权，并将从金字塔的顶端摧毁这个系统作为自己不断向上爬的动力。

（三）人民群众抛弃论

有的论著认为，苏共“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相当部分共产党员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甚至以权谋私，共产党不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而是成了少数特权阶层特殊利益的忠实代表，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45]]苏联共产党被它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46]]

我们认为，尽管执政的苏联共产党有缺乏民主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不良弊端，有严重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的现象，以及其他失误，但总体上还是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苏共不是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抛弃的，而是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一步步抛弃的。在自戈尔巴乔夫执政至苏联解体，不少高层领导、普通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多种形式的反对，但均被压制、打击、围剿和镇压下去了。比如，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信中尖锐地指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国内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各种非正式组织的空前活跃，各种媒体和研讨会上拚命鼓噪的西方议会制、多党制、彻底否定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论调，等等。这封信即刻在全苏联引发了轩然大波。文章在各共和国、地区、城市和行业报纸被转载937次。安德烈耶娃所在的列宁格勒工学院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人士成千上万的信件，其中超过80％的来信充分肯定作者的意见。大量的信件还寄到了《真理报》，这些信件中支持安德烈耶娃观点的也超过了80%。^[[47]] 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目的就是要制止和反击这股所谓的“反对改革的势力”。结果戈尔巴乔夫将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原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调整为主管农业，取而代之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48]]此外，大批党员主动退出被反马克思主义领导集团控制的苏联共产党，有的将军甚至以自杀来表示不满，修改宪法时大批代表反对取消有关苏共执政条款的行为，第一次公民投票中超过70%的人民反对解散苏联，以及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8.19”事件中挽救苏联不被解体的行动等等，均应视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强烈反抗。至于说到在苏共和苏联被西化派领导集团和国内外敌对势力搞乱以后的某些民意测验结果，其实它已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本质意愿了。^[[49]]

与“人民群众抛弃论”密切相关的一个论点，是干脆说苏联根本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因而苏联人民要抛弃它。例如，日本共产党声称，“苏联在列宁时期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自斯大林执政开始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不再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国家”。^[[50]]苏联解体之时，日本共产党召开常任干部会，不破哲三委员长发表了题为“庆祝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历史的终结——值此苏联解体之际”的讲演。他说：“迄今为止，苏联作为蛮横的霸权主义国家，给世界带来巨大伤害，现在它解体了，日本共产党对此表示极大的欢迎。”^[[51]]

如何科学评析这一论点呢？我们应当承认，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缺陷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如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强迫命令，肃反运动中的扩大化和非法治化，政治领导中的集权化，国际交往中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但它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斯大林和后续领导人是在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所出现的失误。依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不是看它有没有失误或错误的大小，而是经济和政治的根本制度及其性质。犹如判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国家的社会性质与反法西斯的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社会性质有否实质性的区别，不在于谁先发动了战争或国内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而在于是不是私有经济占主体和资产阶级政党掌权。既然苏联是实行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的根本经济政治制度，那么，某些国内外政策、具体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都是可以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来解决的，而不必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作为理智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严厉批判苏联所犯的错误，但不应跟随全球敌对势力而欢呼社会主义的苏联剧变和解体。试图与斯大林模式划清界限，不等于要否认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否则，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模仿斯大林模式的，难道都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学者也不如此非科学的断定和分析。

与“人民群众抛弃论”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论点，是强调苏联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因而苏联人民要抛弃它。譬如，有论著写到：“苏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使党的指导思想长期陷于僵化半僵化状态。……苏共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却把经典著作中的思想‘教科书化’，抽去其活的灵魂，不讲理论创新，不容许独立思考，使党的指导思想对广大干群特别是年青一代失去了吸引力和教育功能。” ^[[52]]另有学者横向研究苏共某一届领导人执政时期的思想理论僵化。例如，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苏共思想理论僵化尤为严重。“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把苏共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们的论断作为判断是非、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大谈‘发达社会主义’，对现实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却视而不见；大批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却缄默不言。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模式绝对化、严重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在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甚至逆反心理。”^[[53]]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苏联确实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思想理论僵化的普遍情况，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同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条主义和盲目崇拜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否定更是两回事。前者只会导致盲目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的社会主义问题，而后者会导致崇拜和信仰资本主义，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两种性质不同的教条主义和思想理论倾向会带来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混乱和社会后果。显然，社会主义的苏联剧变和解体，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思想理论上崇拜西方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思想力量战胜了社会主义思想力量的结果，同时也与人民反感口头上背诵马克思主义词句而实际行动是捞取干部私利密切相关，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些教条主义就必然带来的后果。中国“文革”中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和横扫某些“封资修”的极左思想理论远远超过了苏联，导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吗？

（四）军备竞赛拖垮论

逝去的苏联和今日俄罗斯都顶着军事大国的桂冠。不少国内外学者从此着手探寻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长期以来苏联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搞军备竞赛，暴力输出革命，争霸世界，背离了社会主义要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宗旨。苏联国内的政治生活、经济运行体制也都是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既是适应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工生产的要求而形成的，又是其备战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会冲击这种体制，与加强军备生产这一最重要的战略任务相抵触，自然受到遏制。这是导致苏联走向衰落与解体不可忽视的一个深层次原因。^[[54]]

关于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而解体的观点，在西方国家的报刊上也多有登载，有学者撰文考察西方社会如何看苏联解体的原因，援引了法、德、日等国类似的观点。例如，法国《费加罗报》载文认为，苏联长期一贯地实行战争经济，尽快、尽可能直接地动用各种资金用于军事，而只提供最起码的必需消费品，创造了在军事上可与美国匹敌的奇迹。但是，美国比苏联要富得多，可以毫不困难地给不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5%的军事预算提供资金，和美国相比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不高，却要动用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军费开支。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潜力的增长，这种不断增多的提取最终逐步窒息了苏联的经济增长。德国《明镜》周刊也有文章认为，苏联为其生存扩军备战，浪费了数以十亿计的资金。最后它变得无支付能力，自我解体。^[[55]]

我们认为，当时为了先后应对十四个西方国家的军事干涉、德国法西斯的军事入侵以及“冷战”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的军事威胁和侵略，苏联被迫进行的扩军备战和军备竞赛，这肯定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但绝不至于国民经济和财政就“变得无支付能力，自我解体”了。与主观臆断的“军备竞赛拖垮论”的观点相反，苏联的国民经济、财政收入和科学技术都是逐年提高的，是日渐接近并在不少领域逐步超过美国的。

值得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便在军备武器和军备竞赛方面讨好西方，这方面备受谴责的是消灭“奥卡”导弹系统。据俄有关资料，该武器由前苏联科学院著名的战术导弹设计大师谢尔盖•涅波别季梅耶院士主持研制，建立该导弹系统耗时7年，有近10万学者、设计师、工人、实验人员和军人等参与，当时号称可以“击中地球的任意角落”。为了获得美国和北约的青睐，戈尔巴乔夫销毁了239枚射程为400公里的“奥卡”导弹，其实它没有违反任何一个国际条约，包括《中导条约》。^[[56]]对此类情况，俄罗斯楚瓦什国立大学教授弗拉基米尔•谢德林在所著的《巴格达日记》中这样写道：在我们的军队中“有了独特的武器，世界上不曾有过的，现在也没有类似的武器。它的历史同样很独特：武器被制造出来，投入使用，而在瞬间被彻底销毁，包括所有的图纸、设计以及工艺。”^[[57]]

从军备竞赛和解散华约方面讨好西方，从戈尔巴乔夫登上苏共最高领导职位之前就开始了。据当时出席会晤的苏共中央委员雅科夫列夫证实，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局成员出访伦敦时，曾主动向撒切尔夫人展示标有一旦发生世界战争而核导弹在英国打击点的秘密军事地图，撒切尔为卓越的合作伙伴的坦率而大喜过望。^[[58]]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时常呆在国外，是苏共主要领导者在国外呆得时间最多的人。有俄罗斯人讽刺说：“在西方（在那里他像英雄一样受到款待）的旅程间隙，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推出新一轮的国家瓦解政策：‘改革’本身，军事体系，军工系统等等。”“他把同时解散华约和北约作为对西方的战略目标，最终华约解散，而北约至今依然存在。”^[[59]] 另据史料证明，美国前国务卿贝克会见戈尔巴乔夫，当贝克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北约不会“从自己现有的位置”东扩“一英寸”，并准备讨论该“不东扩”的国际法保障时，戈尔巴乔夫竟然说，北约军事集团向俄罗斯方向扩张并不让他担心。这位苏联领袖的如此态度让贝克十分吃惊。^[[60]]

“军备竞赛拖垮论”还内含一个推论，即认为苏联因为军备竞赛而使生活水平低下，并由此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有学者这样评论：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人民的“吃喝穿住及其他一些东西都极端贫乏，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还可以用‘人民必须为国家富强做出牺牲’来解释的话；那么二战后的45年里，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依旧不能相应提高，社会经济衰退，就只能归结为是苏共执政理念偏差、执政能力低下、思想冥顽不化所致。这样的执政党被人民所抛弃，是不足为怪的。”^[[61]]

苏联和世界许多统计资料和研究论著，均确认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并日益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普通居民的实际生活质量。例如，1960年苏联国民收入为1450亿卢布，1985年增加到5777亿卢布，比1960年提高了近3倍。1960年，苏联按照人口平均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为1431卢布和683卢布,1985年已经相应提高到5003卢布和2090卢布,分别增加了2.4倍和2倍多。全部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按人口平均计算，%）以1940年为100,到1985年增长为646。又如，苏联社会消费基金由1965年的419亿卢布增加到1985年的1470亿卢布，居民按人均计算从社会消费基金中得到的各种支付和优惠，由1965年的182卢布增加到1985年的530卢布，提高了1.9倍。第三，苏联从1928年以来一直实行低房租的政策。1913年城镇人均住房的有效面积仅为6.3平方米，1985年提高到14.1平方米，比革命前增加了1倍多，苏联城市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家庭已住进单元式的成套住。上世纪80年代，苏联国民住房按计划分配，每户月均支付租金3卢布，同期美国居民月均房租要几百美元。80年代中期，美国有关单位进行了一次“宜居城市”调查，主要评定指标包括店内商品充裕程度、交通状况、住宅舒适程度、污水处理状况、热水供应状况和空气清洁程度等。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三个城市被调查，结果都进入了世界十大最舒适城市行列（戈尔巴乔夫却说，同美国普通工人的居住条件相比，苏联人是“住在山洞里”。）^[[62]]第四，1980年,苏联人均粮食产量已高达715公斤,从来没有发粮票来限制粮食消费。多淀粉食品的消费量不断减少，蛋白质含量高的食品消费量显著增加。1985年，主要食品人均消费量是：肉类和肉制品为61.4公斤,奶类和奶制品为323公斤,蛋类260个,鱼和鱼制品为17.7公斤，糖为42公斤，植物油为9.7公斤，面包制品为133公斤。工业工人家庭的恩格尔系数1922年为45.6%，至1975年下降为32.9%。第五，1985年，每百户城乡居民已拥有电视机97台，冰箱90个。^[[63]]

况且，纵观全球，自然环境、历史和现实等众多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和变化，而生活水平的高低一般不可能直接成为根本社会制度突变的主要原因。在整个20世纪，大多数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通居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高，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剧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同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发生朝资本主义方向的剧变，也不会因为或至少不会简单地因为生活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差异。

（五）民族宗教失策论

有学者认为，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势力的迅速扩张，主要是俄罗斯民族靠武力征服其他不同民族的一个过程，民族矛盾积怨甚深，长达数个世纪之久。斯大林时代，中央集权过多，推行大俄罗斯主义，限制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大大挫伤了民族感情。二战前后，苏联在“保卫苏联”、“巩固边疆” 口号下，强制推行少数民族内迁政策，如把鞑靼人从温暖富饶的克里米亚地区赶到寒冷荒凉的中亚和西伯利亚，把高加索的印古什人和车臣人驱赶到中亚等，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苏联长期推行民族问题阶级化的错误政策，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风俗习惯、教育和提干等方面的歧视政策，甚至企图搞“民族同化”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少数民族感情，增大了少数民族的离心力。所以，才导致苏联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一下子分裂为12个独联体国家。^[[64]]

事实上，是历代沙皇均对被征服的民族实行压迫与奴役，煽动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致使俄罗斯民族和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较为尖锐。苏联是在沙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制国家，强调政治上的民族团结和经济上的相互支援，大大缓和了民族矛盾，没有出现大的民族闹事和冲突。只是戈尔巴乔夫背弃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公开性、民主化”政策，才为民族主义泛滥提供了契机。例如，出现1986 年12 月的阿拉木图事件以及1987 年6 月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大规模示威活动。叶利钦在背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后，不顾大多数苏联公民投票反对解体苏联的人民意愿，从个人利益和服从西方意图出发，在民族主义泛滥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民族分裂和苏联解体的政策，才导致苏联的最终瓦解。可见，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的错误政策导致了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民族主义的泛滥，进而导致苏联解体，而不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前的传统民族矛盾导致民族主义泛滥和苏联解体（民族主义者自然是利用了苏联1924 年、1936 年和1977 年宪法中都明文规定的各加盟共和国享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65]]）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包括美国、英国、西班牙、印度和中国等世界上任何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之间均有程度不同的矛盾，各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不尽一致，各名族领袖想当独立国家领导人的心态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一个多民族独立国家的解体是不是由于一般民族差异和传统民族矛盾所直接造成的，则需要依据主要事实来具体研究，不宜夸大矛盾和主观臆断。此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有重要发展的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而断定作为非俄罗斯民族的人“推行大俄罗斯主义”，这本身就值得从经验和逻辑上加以验证和推敲。

也有学者把宗教政策失误作为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主要原因，并具体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苏联前中期的反宗教斗争的策略违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规律，长期的宗教迫害反而加强了民众对苏联党和政权的离心倾向。二是苏联前中期的宗教迫害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号召力，为国际上反社会主义势力向苏联社会渗透制造了条件。苏联后期在“新思维”指导下大逆转的宗教政策，又使苏联逐步解除了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的警觉。三是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复杂交织，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66]]

我们认为，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取代宗教信仰，是一个漫长的理论传播和思想教育过程，而且还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和国际环境。苏共及其政府未看到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急于用各种手段消除群众的宗教信仰，对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实行过于严厉的政策，确实是苏共、苏联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的一个失误。但问题在于，传统社会主义较为严厉的宗教政策会不会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呢？假如苏联没有较严厉的宗教政策这一失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就不会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推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宗教政策，并促使苏联剧变和解体了？西方敌对势力就不会利用宗教来进行颠覆苏联的思想和信仰渗透了？正确的答案是不说自明的。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