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 20世纪 60年代兴起于英美国家的一个经济学流派，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人为其代表人物。它反对以凡勃伦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旧制度学派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批判，以及主要运用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方法分析制度的生成及其运行的做法，试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解释制度的构成和运行，阐释制度因素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寻求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耦合，以建立一个涵盖资源、技术、偏好和制度等所有重要经济变量的经济分析体系。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契约理论、企业理论、国家理论、法经济分析、制度变迁以及新经济史学等方面。
20世纪 80年代以后，新制度经济学传入我国，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兴趣，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逐渐成了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显然，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能够得以快速传播，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型经济体的体制转型过程，需要经济学界为此纷繁复杂的变革过程提供“制度解答”，新制度经济学直面制度问题的独特视角和理论框架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国内经济学界的这一需要。为了适应国内学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需要，我们编写了《新制度经济学》一书，初版于 2005年出版，此次再版（程恩富、胡乐明主编《新制度经济学》，经济日报出版社 2022年版），我们适当作了修订。
除绪论和附录外，全书共有十一章内容。第一章介绍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和基本分析工具，第二章从产权的含义、内容及起源等方面简单介绍新制度经济学对产权性质的解释。第三章介绍交易费用理论和契约尤其是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第四章介绍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解释产权安排及其效率与产权制度的演变。我们认为上述四章内容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五章介绍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是什么及为何存在”的回答，它与第六章关于企业治理绩效的分析一起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企业理论。第七章介绍关于国家这一“超级企业”的理论。第八章则介绍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法律制度的经济解释。上述四章是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延伸与应用。第九、十章所介绍诺斯等人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与历史解读，它们是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动态化、宏观化。为了科学把握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内容，第十一章就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进行比较与评论，并由此得出结论：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总体上不是新制度经济学而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范式，更加适用于指导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相比，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等论著，早就构建了马列主义的制度经济学框架，属于真正科学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而中外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可以更加客观有效地解释和解决国内外经济制度和经济文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相较于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对现实世界具有较多的解释力，因而被西方称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而且，近年来随着博弈论、计量分析、数理模型分析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广泛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命题不可计量、难以进行定量分析的问题，也正在逐步得以克服。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仍然没有成为它所期望的“理论经济学本来应该就是的那种经济学”。这固然与其理论结构和论证逻辑有着直接关系，更与其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偏见有关。新制度经济学深受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并兴盛于崇尚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大学，具有非常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偏见，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典型代表。崇尚私有产权、信奉市场力量、倡导自由放任，认为繁荣的社会必定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新制度经济学不变的“金科玉律”。对于这些问题，本书也从逻辑和思想上进行了必要的辨别与澄清。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曾被宣称为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实践表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实乃垄断资本的“自由”，新自由主义的“繁荣”只是垄断资本的“盛筵”，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理念和政策方案只能给世界发展造成的巨大灾难。20世纪 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持续的经济低迷、社会形势恶化和社会冲突加剧，1992—2001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 1.8％，被称为“失去的 10年”；亚洲一些国家原本期望通过实施“华盛顿共识”收获更大的发展成就，结果却在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迅速深陷经济严重衰退、通货快速膨胀、失业率不断飙升和政局持续动荡的局面；非洲实施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同样糟糕，在 20世纪最后 20年，整个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较此前的 20年几乎下降了一半，20世纪 90年代，非洲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是呈负增长（－0.2%）。2008年西方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2020年开始西方抗疫严重不力，2022年西方全面制裁俄罗斯，近年美国频频非法制裁和挑衅中国，均表明进入 21世纪，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依然严重阻碍各国和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及广大人民的福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实现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续写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显然，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绝不是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是自由市场秩序自发扩展的结果，是私有化、唯市场化、唯自由化不断深化的必然。事实表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取得巨大成功之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形成并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我国国家制度具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等方面显著优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根本经济制度，警惕和防止各种新自由主义思潮误导我国改革开放，坚定沿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方向前进。
（作者简介：程恩富，yl23455永利学部委员，yl23455永利大学首席教授，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yl23455永利原院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胡乐明，yl23455永利经济研究所副所长，yl23455永利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学术评论》2022年第6期（总第66期）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