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表达时代的要求，时代决定理论的使命。尽管每个人眼中的时代不尽相同，但当德里达借用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的一句台词“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指称我们的时代所发生的断裂，表征其“颠倒混乱”和“极端表现”的状况时，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反文化”形式下的文化渴求、“非意识形态”下的意识形态诉求，道德需求的旺盛和道德资源的匮乏并存、世界化和殖民化同在、物化和个性化俱增等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认为这一“脱节”集中表现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和理论创新大有作为的时代，同时这又是一个排斥理论、无情嘲弄理论思维的时代。“苏东解体”把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命运推动了悬崖边，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又使其焕发生机。如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老问题之所以成了新的“时代问题”，就在于它不仅以最尖锐的方式表明这是决定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根本所在，而且在于它以最深刻的提问聚焦了当代的深层矛盾。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仅是传统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干扰，而且要面对所谓“后共产主义”这一新情况。

　　早在苏东剧变前夕，布热津斯基就指出了在苏东一些国家明显存在的“后共产主义”倾向：“那些声称共产主义理论是他们的政权（……）之本的共产党人，那些口头上说实践共产主义理论而实际上却在背离其实质的共产党人，那些毫无顾忌地公开否定共产主义理论的共产党人，所有这些自称‘共产党人’的人，都不再认真地将共产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社会政策的方针。这些就是后共产主义体系中的现象。” 他断言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将经由“后共产主义”走向最后的灭亡。西方一些学者将此现象进一步概括为“后意识形态”趋势。他们断言由于人类无法从整体上认识社会和历史发展，意识形态必然被多元主义撕裂，由经验主义、非理性主义主导的价值诉求成为潮流，而依然坚持理性主义一元论意识形态理想的则陷入“虽然不相信，但仍然要说”的内在分裂状态。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这一挑战的存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清醒地看到，党在今天存在的首要的不适应问题就是“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

　　理论的彻底和成熟是解决理想信念动摇和失落的基础，理论工作者在这方面责无旁贷。从正面说，要结合历史的新情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由以形成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其科学性不仅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过程实现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变革所证明，更为一百六十多年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从反面上说，要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学说做出有说服力的分析批判，从理论上透彻论证马克思主义是驳不倒的，如同列宁所说，“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唯物主义已被驳倒，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它。” 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应有品质。“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

　　我由此而形成了自己的治学理念：知信相长、文为心声；注重源头、立足当代；虚实相兼、学用结合；博采众长，独树一帜。第一层意思指治学的态度，要把做学问和做人、求知求真和信仰信念统一起来，所说所著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第二层意思指治学的内容，要从自己的专业特点出发，面对今天的时代问题，注重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完成的哲学变革及其当代价值上加以阐明；第三层意思指治学的方法，力争做学问要有深邃的目光、宏观的视野，同时要做得细致踏实，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收到厘清思想、释疑解惑的功效；第四层意思指治学的根基，要不断充实自己的学术积累、开拓学术视野，“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同时要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只有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才能无愧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使命。

　　我把收入这个文集的文章分成了几个板块，大致上反映了我的研究范围和思想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我的专业，也是我全部理论研究的基础。这里把它作为一个专题单独划分出来，主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哲学变革为什么要通过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实现；从而突出一个研究成果，即马克思主义已经提供了从科学意义上解决整体把握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我们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要克服康德的“物自体”，其最大成果就是开辟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相一致的道路。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才可能再现历史的真实和社会存在的真实，才能真实地认识和把握世界。特殊地说，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最大悖论，就是在促成人的解放的同时造成了人的物化，在促成人的独立的同时造成了人的孤立。“原子化”、“碎片化”成为现存社会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尽管竞争把各个人汇集在一起，它却使各个人，不仅使资产者，而且更使无产者彼此孤立起来。” 这种孤立的个人只能感受这颠倒的现存，而无法改变现存去开拓未来；只能直观以致屈从现实、或在道德愤慨和幻想中超越现实，无法真正面对现实去改造世界。上述两点表明，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靠经验式的感性还原、即回归感性个人行不通，而只能通过世界观的整体变革之路，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入手。这也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不是把唯物主义、而是把辩证法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起点的基本原因。

　　德国古典哲学在破除资本主义把人“原子化”魔法的有效方法是，用辩证法解构经验主义、用总体性对抗“碎片化”。它不仅试图通过先验的、绝对的主体之外化和自我复归的运动呈现历史的规律性，而且试图通过发展的现实普遍性环节呈现历史规律的现实基础，即把每一发展环节都归结为某种主客统一体。作为发展环节的主客统一体，不仅是历史的内在目的性和客观现实性的统一，还构成了下一发展阶段的“中介”。德意志意识形态尽管是一种颠倒性世界观，但其毕竟是作为整体性的存在及其认识。换言之，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世界尽管是颠倒的，但毕竟是一幅颠倒的完整图片，而不是摔碎了的镜片。我们只要把颠倒了的完整图片再颠倒过来，就可以获得完整的图像，而从摔碎的镜片中除了获得哈哈镜式的图像，是不可能得到什么真理性认识的。由此而不难理解，青年马克思为什么可能通过对于宗教异化、政治国家异化、金钱异化以及劳动异化的批判性考察，一步步地“从天上回到地上”，而且能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成功进入当代世界的主题。由于这一主题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历史发展的要求，因而这是表现在青年马克思理论探索中的历史必然性。只要马克思不停止探索，这一客观逻辑就必然催生以共产主义为特征的新世界观和思想体系。

　　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研究放在一起作为文集的一个专题，力图通过所收入的论文，表明基本原理和方法不可分割的原则立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邓小平曾经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 这是把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相统一的一个经典表述。我们所说的基本原理，是能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鲜活思想，而我们所说的方法论，也是体现了历史规律和实践本质的客观趋势。这就是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的一致性。我们因此要反对两种偏向，一是把方法论视为脱离具体内容的抽象逻辑推论，夸大其灵活性，容易陷入主观随意性；另一是把基本原理视为脱离历史运动的、一成不变的现成信条，夸大其绝对性，容易陷入僵化教条。

　　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坚信”，即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因此，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这是我们能够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概括起来说，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其时代背景是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其历史根据是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其现实依据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对最广大人民共同愿望的科学认识。这四个“科学”（即科学继承、科学把握、科学总结和科学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四大根据（即理论基础、时代背景、历史根据和现实依据），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实基础和光明前景，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收进文集的相关论文，反映了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上述认识。

　　“冷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较量并没有终结，但是形式和特点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日常生活化和学术化，与此相应话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看不到这些变化，固守原来的意识形态运作，就会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脱离生活实际的空洞说教；而把这些变化视为“意识形态的终结”，淡化政治、否定主义，则会迎合西方对我“西化”、“分化”的需要，主动放弃意识形态阵地。我们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意识形态工作，并在新形势下创造了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新鲜经验。揭示当代意识形态冲突的规律和特点，从理论上深入阐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进一步发挥理论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作用，是我的一个追求。收入集子的相关论文大体上表明了上述追求。

　　无论从意识形态建设还是从学术发展的方面看，对于社会思潮的分析鉴别都必不可少。与时下许多人的想法不同，批判社会思潮并不是学术含量很低的简单政治划界，有分量的社会思潮批判无疑是一项面对现实的创造性工作。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生影响的社会思潮，即便是错误的思潮，也总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对其分析批判要进入人们的头脑，或者说要从人们的头脑中清除其影响，就需要弄清楚人们是怎样把这些观念“塞进”自己的头脑的。这不仅需要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刻观察，还需要能够将这一观察进行理论还原的学术功力，是其立场、观点、方法和学术积累的综合表现。正因为如此，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对于错误社会思潮的批判却是一直乐此不疲的。如果说理论联系实际是根本要求，那么它体现在理论工作者身上，则首先要联系人们的思想实际，能够释疑解惑、引领思潮。思想领导权是党实现其领导作用的根本方式，理论工作者应当为此发挥自己的作用。

　　今年是苏东剧变20周年。在本选集交付出版前，我参加了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资深专家出国考察团，出访了德、保、俄三国。尽管三国情况有所区别，各种力量对于苏东剧变的反思也大不一样，但社会缺乏激情和活力则是普遍的，而左翼力量则都承认，历史被颠覆，未来被剥夺，使得他们在现实中难有作为。作为旁观者，比照中国的经验，我清楚地看到，根本还在于科学理论的缺失。没有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自己的历史，就没有改造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出路，也就没有创造新生活的热情和持久动力。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也仍然是当代人类最强大的精神支柱。我愿意继续为这一理论的常青贡献绵薄之力，并深深地引以为荣。

　　

　　网络编辑：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