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因而我们今天讨论话语权的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权可能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从话语权的角度看，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由于西方蓄意制造意识形态与学术的割裂并把马克思主义归入意识形态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架空。进一步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话语权方面的弱化，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学术思潮的强大，也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不当有关。值得警醒的是，近年来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创新研究和解释，吸收了大量西方学界的观点，这些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传统是否有所偏离？在有的问题、有些方面是不是退的太多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立足点在哪里？所以我想以马克思为例，简要回顾马克思是如何获得学术话语权，探讨我们在今天如何获得相应的话语权。

必须指出，鉴于话语权的实质是思想统治权，因而丧失学术话语权必将直接危及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以至政权本身。获得话语权的路径一般是：第一，凭借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权获得话语支配权。这是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可以说，话语权是统治阶级统治权的当然构成，而学术话语权又是话语权的当然构成，丧失话语权，就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统治权。如果说，从历史上看，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从思想领域开始的话，那么在今天，这种变化则往往从学术话语权开始。第二，凭借思想上的先进性获得话语权。这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并不等于认识能力和思想成就落后，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１８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而这种“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通常由先进阶级的代言人充当。马克思正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在实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伟大革命变革的同时，获得了思想上的话语权，从而奠定了学术话语权的基础。这说明，跟在西方学术后面的“创新”永远得不到学术话语权，必须有超越西方学术思想的过人之处，才能在引领学术发展上获得一席之地。

一、对现有学科进行前提性批判，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寻找自身的学术立足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学说的过程中，发现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局限所导致的革命的不彻底，表现在其思想学说上，就是总预设一些绝对的、想象的前提，以此作为其全部立论的基础，从而表现了其理论的不彻底。这种不彻底就必然会留下科学探索的死角，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术创新的突破口。恩格斯在谈到当时各领域资产阶级学说的问题时指出：“到处依然存在着下述前提：唯物主义不抨击基督教对人的轻视和侮辱，只是把自然界当作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政治学没有想去检验国家的各个前提本身；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创立学术话语权，首先是对现行的学科范式进行前提性的梳理和批判，从中寻找自己的学术立足点，为建立自己新的学科体系奠定基础。这种前提性批判的任务有二：一是破除虚构的、想象的价值预设，进行科学的学术发问；二是奠立现实的、无可回避的事实前提，确立学术研究对象及其话语方式。

马克思创立自己哲学世界观的过程，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视为不断清除旧哲学的前提并最终立足现实前提的历程，即变“观念前提”为“现实前提”、变哲学逻辑为历史逻辑。预设某种观念作为哲学的前提，是马克思之前止步于解释世界的旧哲学所固有的。需要指出的是，被称为“解释哲学”的旧哲学，并非其主观上满足于解释世界，相反，“哲学英雄们自己在抬出这种哲学的时候，也一本正经地觉得它有颠覆世界的危险性和不怕被治罪的坚决性”。他们的失误在于把世界革命变革的根据归结为“观念”，不了解先进的观念不过是先进的社会存在的反映。相反，在他们看来，实体是封闭的，事实是僵硬的，现象是虚假的，只能诉诸“批判的武器”。在他们看来，只有在思想的逻辑中，现实才是能动的、变化发展的，因此，要改变世界，只能靠思想的力量。换言之，他们的错误，不在于强调思想的先导作用，而在于没有把这种先导性同现实的变革力量相联系。诚如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那样，他们“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还需要指出，认为客观存在是僵硬不变的旧学说，有两种价值立场：一种如我们在上面所说，力图从现存之外（亦即思想观念中）去寻找革命变革的根据；另一种则将不变视为存在的常态，根本否定现存事物的革命变革。前者的典型是黑格尔及其“青年黑格尔”弟子们，而后者则以被马克思称为“工业唯物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家们为代表。例如对于资本主义大工业，费尔巴哈因其反人道而谴责和唾弃它，黑格尔将其视为现存的“实体”而通过异化的扬弃在观念上超越它，而国民经济学家们则对其存在无条件地加以肯定，根本否定其被超越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破除旧哲学的价值预设的同时，也根本否定了实证主义经济学的价值预设。

毫无疑问，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首次提出的历史前提问题，并将其确定为“现实的个人”，在当时针对的主要是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但是，这种“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历史前提，也针对当时以实证主义为方法的国民经济学家吗？换言之，为什么“现存的个人”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历史前提的“现实的个人”？从今天的情况看，问题的这一方面更具有挑战性。

应该承认，以现存为出发点的个人，说其不是现实的而是头脑虚构的产物，并不那么容易做到。因为即便它只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也毕竟（曾经）是现实存在过的个人，确实不同于纯粹想象的个人。反过来，人们倒往往据此责备马克思的个人过于理想化，以至于脱离了人的现实存在。关键在于什么是“现实”？我们从马克思解决这一难题的基本思路可以看出，在他看来，现实的不仅是经验的、存在的，而且是开放（社会）的、历史（发展）的，而说“原子式个人”不是现实的个人，就因为它是现存社会关系的凝固抽象，是封闭的、不变的，因而也是想象中的人。马克思反复强调，唯物史观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可见，马克思所说的现实个人，具有三个内在的规定：一是客观实在性，不是纯精神性的人；二是历史发展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三是自我开放性，不是离群索居、自我孤立的人。所以，国民经济学家把那种利己的、只通过商品交换对外联系的人视为没有历史性、一成不变的“原子式个人”，和哲学家们的思辨的个人，并无根本区别。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个人最为根本的规定在于，他是生活的生产和创造者。为此，他必须与自然和他人交往，必须摆脱孤独状态而开放自我，必须不断改变自身的生存方式乃至自己本身。这样，费尔巴哈关于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统一就不再是一种价值预设，更不是“类”本质的自然展现，而是人们创造历史的现实形式，是“类”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同时，由于这一历史活动方式具有明确的指向和无限的发展空间，因而它又是个人超越自我和人类改造世界（超越现状）的现实根据。换言之，一切阻隔及破坏人与自然、人与人相统一的个人存在方式和社会形式，不管其有多少存在的根据，都必定是暂时的、注定要被取代和超越的。这样，人们创造生活的历史过程，就不仅表现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交往方式的更替，而且表现为个人自主活动状况的不断改善。可见，马克思“现实的个人”从来不是指称现存的个人，它内含着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要求，体现了感性实在性和普遍超越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诚然，商品交换、雇佣劳动等也是人的交往的历史方式，甚至是个人形成独立人格的必经之路。但是，它毕竟只是人的交往的物化形式，不仅导致人的单面化，而且导致个人的自我封闭和孤独化。如同市场失灵及其整治手段需超出市场本身已得到公认一样，物化过程导致的非人化及其扬弃之现实可能，在今天也已得到了证明。因此，把必然要被超越的人的物化形式绝对化，作为这种物化关系承载者的人就必然是想象的而非现实的个人。不仅如此，把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单一化，这本身就是还原论的奢望和迷误。思想史上关于人性问题（善与恶、自利与利他、自觉与自发等）争论不休的困境已经宣告了此类思维方式的破产。把历史归结为某种单一因素，不仅抹杀了源自异质性的历史多样性和人的丰富性，也为怀疑论、相对主义以至虚无主义的泛滥开辟了道路，从而阻塞了历史成为科学的道路。

马克思对于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前提性批判，开辟了在科学历史观基础上的哲学社会科学宏观学科建构的生长点。马克思亲自创立了有别于全部“解释世界的哲学”的新哲学，这就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马克思还设想建立一门统一的历史学科，把人、自然界及其历史发展整合成一门历史科学。研究“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研究“历史科学”，这就是马克思开拓的新的学术空间，也是重要的学术生长点。由此奠立了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拥有了引领经济学发展的学术立足点和话语权。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涵盖了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社会交往、生态等及其趋势在内的真正宏观社会学。马克思的学生们又先后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和国家学、军事学、民族学等，并在这些宏观学科下不断地衍生出许多分支学科。

但是今天，随着去“政治经济学”倾向的蔓延，宏观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研究也难觅踪影了，现实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研究更被排挤出学术圈。原因就在于“消解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叙事”、热衷于细小叙事的思潮左右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这可能是我们丧失学术话语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问题不在于宏观还是微观，定量还是定性，实证研究还是批判分析，关键在于要不要把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研究贯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也就是说，这个微观研究是孤立静止的还是普遍联系中的微观，这个定量研究是纯现象描述还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实证分析是以感性为限还是向理性跃升？说到底，是为现实既得利益服务、止步于“解释世界”，还是无所顾忌地追求真理？这就是立场、观点、方法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制约，也是相关学科和学者所无法回避的选择。“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学术话语权，与其对于工人阶级利益的自觉维护密不可分。

二、确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判断的客观坐标，建立相应的核心学术话语

马克思创建学术话语权，关键在于祛除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观随意性，树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坐标，创建特有的核心话语，建立社会科学评判的科学标准。众所周知，哲学、历史学科都是主观性很强的知识领域，主客一体、知情意相融不仅是不争的事实，可能还是这一领域许多单个作品或学术创造成功的诀窍。但是，既然历史进化和人的发展是有方向、有客观规律的，哲学、历史学科就必然具有客观的科学标准。

和所有的知识体系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的真理性认识的依据不在主观方面，而在于主观符合于客观。这点在今天有争议。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最新例子，就是一种十分无知而武断地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诘难：“其实很多东西不像传统讲的那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那什么决定生产力呢？你说科学技术，那科学技术是什么？科学技术就是一个想法，就是一种思想，不属于生产力；是思想本身决定科学技术的进步。”说其狂妄，是因为尽管在学术理论界有不少对于唯物史观的诘难乃至否定，但是直接否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则尚属少见。说其无知，乃在于其否定唯物史观的提问和回答的方式十分幼稚可笑，基本上是18世纪形而上“原子式”思维的翻版。这种思维方法总是企图寻找历史发展的单一终极原因，寻找构成社会大厦的“最终砖块”。这种思维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事物总是在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中形成、发展、变化的，不存在单一的作用者和被作用者。说思想决定科学技术，我们可以轻松反问，思想又是由什么决定的？最后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所以，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然而进一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思想其实并不能决定生产力。不仅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而且创造新生产力的思想也是在相应生产力的基础上才会出现。为什么对于蒸汽机的想法在公元１世纪就出现了，而在18世纪才能形成生产力？为什么人类只有在19世纪末才能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而到20世纪中期才能向信息时代迈进？人在和自然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客观实际能力就是生产力，它不仅包括客观的生产能力和科技能力，也包括相应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其共同特点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和随意创造。马克思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因此也不能自由地选择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就是客观坐标。这也是我们评判哲学社会科学真理性的客观标准。我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管怎么“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管怎么“转型”，唯物主义都是它的“第一特征”。即便讲“实践第一”，本质上还是客观规律第一、客观实际第一。不能用“实践哲学”“人本哲学”取代唯物主义哲学。

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彻底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解决各种哲学问题，包括阶级性和科学性、党性和人民性、主客体的实践关系等；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特征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他的表述（包括实践唯物主义）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这也就决定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推进和发展，必然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石，而离开了唯物主义的任何美妙话语，都是掩盖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背离的谎言。因此，是否坚持哲学唯物主义立场，就成为争夺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权的根本问题。正如列宁指出的：“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一些哲学言论考察一下，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始终不变的主旨：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是以说明这二者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但从教授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也就是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的缺点之所在。事实上，鄙弃这些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无聊的伎俩，正是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的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

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就是要确立以客观规律为基础的科学性标准，这就要解决好“真”与“善”的关系。诚然，社会历史领域的真理性知识与自然科学不同，没有一个确定的与之相符合的客观对象，因而不是客观知识。社会历史领域的真假之争，往往是基于利益驱动而作出的价值判断，没有统一的客观依据，因而往往被误判为“善恶”之争。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就把实践领域的最高价值归结为“善”。然而，如果没有真假的客观标准，除了抽象的价值共识，基于现实利益对立上的善恶是非，如何判别？如果止步于各说各话，又何谈科学和学术研究？

在马克思看来，解决社会历史领域的真假问题，仅局限于对“现存”的经验观察是不行的，否则就是承认现实的合理，维护时下的统治利益，必须诉诸未来。说到底，社会历史领域的真假之争，归根到底是当下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必将实现的历史利益之争，也是阶级利益之争。因此，只有进步阶级才敢于借助辩证法，通过揭示事物的普遍联系，把握其发展规律。从客观历史的层面看，这个得到历史承认，体现出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利益，就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利益诉求。资产阶级的利益之所以曾经不可遏止，就因为“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从学术研究上考量，是满足于现象描述、止步于眼前“事实”的堆积，还是“实事求是”，从普遍联系中寻找其发展变革的规律，则是判别真假、科学和非科学乃至反科学的标准。如果马克思只看到资产阶级在创造生产力上的历史事实，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不可能产生。因为，看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个事实并不难，难在如何从这个事实出发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解剖。

正是从这一客观判断出发，马克思严格区分了资产阶级“古典”学说和“庸俗”学说。所谓“古典”学说，是指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取得的思想成果。古典学说虽然也囿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局限，不可能真正面对现实去揭示未来趋势，但它毕竟希望改变现状，因而以其特有的方式去面对现实，探询历史的真相，体现了一定的科学探索精神，其成果也成为人类的宝贵财富。庸俗学说是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并力图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时的产物，其特点是用现象掩盖本质，用碎片代替整体，把现存当作永恒，也就是说，公然的特权辩护践踏了真理的探索和科学研究。“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断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进一步看，今天西方学界的判断与马克思的分析正好相反：被马克思看好的、认为其还包含了真理性认识萌芽和科学态度的古典学说，尤其是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学说，被当作过时的“抽象理性主义”丢在一边，而被经典作家视为屈从现实、为现存辩护而回避真相的庸俗学派，则被捧为时尚的“高端学说”。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两者的判断标准不同：马克思使用的是客观真理的科学标准，而西方学界使用的是个人存在的主观性标准。以哲学为例，正是从回归个人存在的尺度出发，西方学界流行将其哲学演进区分为本体论哲学（近代以前）、认识论哲学（近代）和生存论哲学（现代）。这样，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产生后取得的最大思想成果的德国古典哲学，就因其归属于“认识论哲学”而被公然否弃。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就立足于抽象的个人而言，古典哲学和生存论哲学并无根本不同，差别仅在于古典哲学的抽象个人，还具有一种努力趋向“现实的个人”的科学探索，而这种趋势在当今西方的生存论哲学中已经荡然无存。

为了否定个人历史演变的客观规律，生存论哲学以“回归生活界”来否定马克思从劳动发展史观察人的发展规律这一根本视角，极力反对从生产方式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在生产范式中思考人的存在意义问题是形式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入侵。而海德格尔则干脆认定，当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介入人的存在而展开理论时，马克思遮蔽的就是人本身。这种把“生产”和“生活”加以割裂的做法，堪比费尔巴哈把“感性存在”和“感性活动”加以割裂。正如离开了感性活动的感性人是抽象的人一样，离开了生产的“生活界”也是空洞的抽象。马克思决不忽视生活的意义，但“生活要继续”的基础在生产，因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生活的生产”作为全部历史的基础，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历史一再证明，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说，“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的话，那么，从唯物史观向“生活哲学”转向，则是从超越资本主义的立场转向默认资本主义的终极存在为前提。这表明了西方学界在整体上的倒退。“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作为学者个人，可能在主观动机上有很大差异，但西方学界这一转向的社会后果就是如此，我们决不应盲目跟随。

哲学、历史科学领域的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集中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哲学的党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不能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视为“已经过时”的哲学问题，用“哲学转型”模糊甚至取消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维护和扩大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要着力点。

三、对正义的社会价值诉求进行科学论证，确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学术评价标准

马克思善于对正义的社会价值诉求进行科学的论证，从而奠定了其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的研究范式，也是其特有的学风，这就是把道德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从科学性上加以解决。社会主义原本是对资本主义罪恶进行控诉和否定的一种正义呐喊，但由于其停留在道德层面进行控诉，所以它一度只是一种空想。马克思的贡献就在于对这种价值诉求进行了科学的论证：一是唯物史观的论证，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上加以阐发；另一是剩余价值的论证，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上进行揭示。两者共同奠定了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理论逻辑，社会主义也因此从空想变为科学。

毫无疑问，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虽然道义性是一切历史活动所必须获取的立足之本，然而由于统治阶级在获得统治权的同时，也获得了现下的道义性，因而被压迫人民的道义性优势不在现在，而在未来。能够帮助人民获得未来道义性的武器只能是科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换言之，离开科学理论进行道义战，吃亏的只能是现下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力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不赞同“伦理社会主义”及其变种的原因。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今天存在着较大的思想混乱，把价值视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点，宣扬“幸福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的观点似乎是个时髦。有的甚至还试图借科学内涵本来非常清晰的“中国梦”的宣传，把社会主义价值化。这样的做法实际上造成了双重恶果：第一，社会主义于是成为多元的，可以依主体的需求不同而各异，没有客观评价的标准，且必然成为当下强势的价值观的附庸；第二，社会主义由于只是价值诉求，不是知识，不是科学认知，当然也就不具有什么学术性，就可能被堂而皇之地逐出学术殿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含糊其辞，必须旗帜鲜明地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在科学，真理观高于价值观；只有占领历史制高点，才能占领道德制高点。

从更深的层次上看，把实践论和认识论对立起来，用实践关系否定并取代主客观关系是发生上述对于社会主义误判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主客观关系和实践关系都是人和外部世界关系的表征，其内涵大体一致，即客观制约性第一，主体能动性第二，因而不能将其对立；但主客观关系更多地着眼于人和外部世界的整体关系，侧重强调客观第一、主观能动第二，必须尊重客观实际，而实践关系则更多地着眼于人和外部世界的现实关系，即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过程中的过程性，因而两者也不能相互取代。不讲实践关系，主客观关系就是抽象的、僵死的，而不讲主客观关系，实践关系就是主观意志论或狭隘经验论。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也是反映论和实践论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的基础是“‘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列宁的基本哲学理念是“辩证法、逻辑、认识论的同一”，而毛泽东《实践论》的着眼点却是认识论。

今天必须着重纠正用实践关系否定以至取消主客观关系的倾向。之所以不能用实践关系取代主客观关系，是因为人的可能存在大于其现实存在、人的外部关系大于其直接现实关系。虽然实践是主客观的纽带，是最重要的主客观关系，而且处在不断扩大的变动中，但是人和外部世界的全部关系却始终大于实践关系，实践才因此无止境。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其最为重要的品格是直接现实性，因而实践关系必然具有三大要素：一是主体的对象化，二是主客体物质力量的相互作用，三是可以完全为经验所把握。依此衡量，不难看出，虽然人的全部活动都有对象，但并不能都对象化；虽然人的全部主客观关系都是矛盾关系，因而都存在着相互作用，但并非所有的相互作用都是物质力量间的相互作用；虽然人的全部活动归根到底都是可知的，但存在着经验不能完全把握的认知。说到底，主客观关系并非都是经验性的，并非都具有直接现实性，也存在非经验性的主客观关系，存在着精神的主客体关系。

正因为始终存在着非实践的主客观关系，实践的无限发展空间才是现实存在的，“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即客观实际对于人的活动包括实践的制约才是有效的，理论的前瞻性和在一定条件下的先导作用才是可能的。尽管人们活动的出发点往往是利益，但对于人类活动最为根本的制约却并非利益，而是客观实在形成的客观条件。因此，生产力之所以不能自由选择，首先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性不能自由选择，其次才是其作为必须接受的历史遗产而不能自由选择。为此，人类必须具有非现实的外部关系。如果说，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在理论上不彻底的话，那么，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上也是不彻底的。

主客观关系的不可替代决定了科学性和真理性不可替代。有了科学性我们才能面向未来，通过揭示客观规律形成理论逻辑，支撑我们的理想信念。没有科学性就不可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没有科学性也就没有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结合，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有理论逻辑。

有了科学性，我们才有科学的核心概念，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否定了科学性，我们的一些核心概念就会被弃之不用。比如对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等就有意无意地回避，从而丧失话语权。反共的哈耶克深谙此道，他认为：“只要我们在说话时，使用的是错误理论建构的语言，我们就会不断发生错误，并使这些错误成为永恒的东西。”因此，他不惜花大量篇幅进行“语言清理”，即清除他所认为的“中毒的语言”。他提出：“我们不妨从两个针锋相对的术语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谈起。这两个术语都被用来指称人类合作秩序，但每一个都带有政治上的偏见，容易使人误入歧途。特别是‘资本主义’一词……由于这个术语指称的是适合于资本所有者的特定利益的制度，因而它很自然地遭到了这个制度的主要受益人即无产者的反对。……但实际上这种冲突是子虚乌有的。”他特别强调“社会”及其所派生的“社会的”等一系列词汇，助长了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扩张。他认为，“将‘社会’人格化，赋予它一种意志、一种倾向或一种设计，是很容易使人成为歧路亡羊的”。“它的现代用法、它的威力与影响已从俾斯麦的德国呼啸而出，迅速席卷了整个世界。所到之处，一片混乱。”因此，他以“专有财产”取代“私有制”，以“人类合作的扩张秩序”取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以期从根本上完成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而法国著名理论家阿兰·巴迪乌则认为，“‘共产主义’一词的消失只是便宜了既有秩序的支持者，也就是当前危机大片中的演员们。我们要重新提倡共产主义，并使它更为明晰”。毫无疑问，话语权来自对核心话语的坚守和自信。对马克思主义特征性的核心话语不仅不能丢弃，而且不能模糊。列宁曾告诫我们不要在社会主义成为时髦用语时模糊了自己的目标，因此必须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邓小平则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又一称呼、另一个名词叫共产主义，告诫全党在思想旗帜上不能有任何含混的地方。把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和当代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些核心话语，作为党的思想理论体系是这样建构的，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也必然是这样建构的。

网络编辑：岚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