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锐辨别和有力批判抵制错误思潮，可以概括为意识形态的批判能力。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曾严厉批判了党内一些同志丧失意识形态批判能力的错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批评的这种现象决不是个例，而是在共和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问题，需要认真看待。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等等。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态度，出了政治性事件、遇到敏感性问题没有立场、无动于衷，岂非咄咄怪事！”尽管这些人打的是个人小算盘，上不了台面，但也总要摆出一些能够唬人的台面上的理由吧。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听到最多的就是所谓“一心一意搞经济，不争论”，“让人说话，要宽容”，“人家的错误让人家自己去说，要平等”等等。现在更多的是通过模糊理论边界来模糊自己的理论和政治立场。

一、什么是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

所谓的泛意识形态化，一不是指意识形态讲得多，不能因为要防止“泛意识形态化”就可以断断续续讲，有时讲有时不讲，而必须始终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关系全局的极端重要性。“多”不是“泛”。正如邓小平所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而事实证明邓小平同志并没有因此而泛化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不是指意识形态讲得宽，不能因为要防止“泛意识形态化”就刻意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限制在狭义的意识形态领域，而必须在各个领域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党委主体责任制。“宽”也不等于“泛”。意识形态之所以是党的一项全局性工作，就因为它的影响力和作用方式是全方位的，决不仅限于精神文化领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意识形态更全面地通过理想信念、共同价值观在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培养上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一刻也不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看，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最大失误就是一度没有把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到全体人民中，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不一贯、不彻底。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的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当年就是打着防止泛意识形态化的旗号而宣布“经济领域不搞‘反对精神污染’”，其结果被证明此举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打开方便之门，最终危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

两个坐标：

第一，从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工作的把握上加以辨认。是否泛意识形态化，客观标准就是有没有推倒党关于现阶段我国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工作的判断。在今天，只有改变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党的中心工作是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论断，而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实际上的中心工作位置上，才谈得上泛意识形态化。复杂性：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无条件的。1978年，我们党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是基于以下两个判断：一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特指中国大陆）主要矛盾；二是新的世界大战“在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或者“可以避免”。但是这里有两个制约条件：一是国内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还将长期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有可能激化；二是新世界大战能否打起来决定权不在我们，我们只能尽量维持并充分用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就是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仅我们自己必须应对得当，而且还有赖于世界形势的变化。 2、意识形态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本质上是政治、经济关系，准确地讲是一定意义上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关系。不变：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变：最根本的改变表现在谁为谁服务上。以革命时期阶级斗争为纲，就要首先遵循阶级斗争规律，包括经济建设在内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虽然阶级斗争规律归根到底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但它毕竟不能等同于经济发展规律。相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首先遵循经济建设的规律，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在内都要服从经济建设的需要。经济发展规律既有适应生产力全球化需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共同规律，也有源于生产关系在根本利益导向和价值追求上有较为明确的差别，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特殊规律。对于前者，意识形态要起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作用；而对于后者，则要起把握方向，辨识道路的作用。

    第二，从是否混淆不同性质矛盾的本质界限上加以辨认。对于当今的中国，不仅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大量的社会矛盾不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即使是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一般也可以不采取外部激烈冲突的方式，而是主要通过思想舆论斗争去解决。问题的复杂性正在于此。

思想舆论方面的重大斗争往往有着深刻的阶级斗争背景，甚至成为敌对国家颠覆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手段。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转化为社会动乱以致所谓的“颜色革命”，容不得丝毫的麻痹大意。这也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斗争的原因所在。但是，重大思想舆论斗争又是一种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它以曲折的方式反映了道路、制度、政治立场的根本对立，但一般又采取非对抗的（道义制高点之争）方式，大量表现出来的是认识分歧、学术争论、价值偏好。因此，我们在坚持开展思想舆论上的斗争时，必须始终注重严格区分政治原则、思想认识和学术观点问题，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只有混淆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简单地都贴上政治原则的标签，用随意上纲上线的方法去处理，才是必须防止的泛意识形态化。基本立场：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善于从政治上辨识，从理论和学术上说透，从思想阵地的争夺守护上尽责负责；即反对放弃立场，也发对简单粗暴。

 非意识形态化还是当前的主要倾向。

二、如何区分意识形态研究中的政治原则和学术讨论？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研究而言，政治原则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总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政治原则问题或学术观点问题。但是，历史证明，以学术性淡化政治性是容易产生的偏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几次大泛滥而出现的重大思想斗争，实质上都是以人道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斗争。这些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因而是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着眼于从政治去把握斗争的性质是正确的。但必须看到由于它披着哲学价值观的学术外衣，尤其是人道的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价值共识，其鲜明的政治性容易被淡化。而出于忌惮妨碍学术上的争鸣和实践上的被动，以包容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则正是以往思想交锋留下的后患。如何正确区分类似哲学世界观争论中的政治原则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挑战。

    首先，哲学世界观对于党的建设无疑是头等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其中，哲学世界观是基础。能否坚持科学世界观关系到党的政治根基，这就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不能以学术争鸣、解放思想为由消解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一元论科学世界观就没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就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思想基础。

从历史经验看，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则是取消共产党领导的理论准备。苏联解体前夕最为猖狂的反共言论集中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攻击，而哲学阵地失守则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崩溃打开了方便之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世界观、历史观遭到清算的结果，就是彰显个人所谓自由的“人性解放”。个人主义哲学是西方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依托，接受个人主义哲学，必然会认同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才有坚持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和执政理念，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法治的一致性才有理论根据，足以与西方意识形态相抗衡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民意等价值观才得以成立，从理论上说清楚做到“两个维护”才有可能。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奠定了我们党在理论上的初心、使命。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于共产党及其党员，世界观历史观的选择是重大政治原则，不能因其涉及学术问题就模糊立场，对错误倾向模棱两可。

其次，虽然哲学世界观对于多数个人而言属于认识问题，但从思想认识性质上看则是关系到个人政治立场的根本问题，不能掉以轻心。一个基本事实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世界观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自觉的，但不可能是“真空”的。不愿意学习和接受先进的科学世界观，就必然陷入看似时髦实质浅薄粗俗的世界观摆布。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都应该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没有哲学世界观上的自觉追求，就难以坚定地向这一目标前进。

    跟着西方哲学鼓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化”（实质个人主义化）者，尽管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然而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他们大多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感兴趣；急于成名而又苦于功力不足，期盼走“创新的捷径”；思维方法较为片面偏执，悲观地看待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把西方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暂时优势等同于制度和文化优势，无批判甚至狂热崇拜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也就是说，力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人道主义化”从工人阶级世界观向个人主义哲学蜕变的人士，本身个人主义就比较突出。如果不从主观上加以检讨，认识问题就会转化为政治立场问题（尤其是共产党员）。

因此，我们需要确立的第一个思想界限，就是世界观问题作为认识问题的前提是个人具有自觉改造世界观的要求和表现。如果借口世界观问题是认识问题，满足于思想上的自由放任状态。甚至反过来，诋毁以致坚决抗拒世界观改造，固守自发形成（实际上是本能欲望加西方思想渗透的产物）的世界观，那么思想认识问题就必然转化为政治原则问题。

 抹煞启蒙运动的政治性质，把我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引向“新启蒙”方向，是今天哲学世界观斗争的重要动向。如果说，过去我们反对个人主义及其衍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主要是人生观方面的斗争，那么今天，反对个人主义已经越来越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在过去，个人主义主要是个人的价值追求，而在今天，随着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国家公务员队伍的主要群体，个人主义则越来越在影响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制度认同的同时，发挥着重大的政治作用。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为“个人本体的实践哲学”，将消解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一元化指导思想作用，抽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哲学依据，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涣散全党全社会共同奋斗是思想基础。对于这一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我们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由此，我们可以确立第二个思想界限，即确立世界观问题上已经超出“思想认识”或“学术争论”边界的大概有：否定世界观领域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两军对垒”，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打着“创新发展”的旗号，通过世界观层面的所谓“范式转变”根本颠覆马克思主义哲学；打着“学术自由”的旗号，对世界观领域的根本对立和原则分歧采取“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加以淡化、模糊甚至抹煞；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已经属于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了，不能再以思想认识或学术争论加以纵容，而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抵制。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和建构性如何内在统一？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句式：批判性和建构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之一。这种表述的本意是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决不如它的对手攻击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否定性理论，而也是一种建设性理论。但是，用“批判性和建构性统一”作为辩护方式，毫无疑问地就把批判性和建构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个外在因素，否定了它们内在的统一，即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只表述为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那就不全面，还要加上建设的、建构的。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严重曲解。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不是单纯的否定、破坏、推倒，而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因而是包含着肯定、转化和出路的否定，体现了革命辩证法的精髓，所以我们把批判性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

 现实非现存。“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确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内在地包含着建设性或建构性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说，

首先，它决定了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内在一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总在变化，历史总在发展，只有推动革命变革才是顺应历史。因此，坚持从实际出发，就是坚持从变化发展的趋势出发，推动事物的新陈代谢。可见，革命的理想并不是存在于“实际”之外的彼岸幻影，而是现实发展的创造力量，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必要条件。一个革命政党如果把丧失革命理想视为所谓“从实际出发”，那就是为屈从现状，随波逐流进行最无力的辩解，掩饰自己实际上已堕落为历史潮流面前的消极因素和保守力量的实质。这样的政党不仅丧失了领导群众前进的能力，而且丧失了自我前进的动力。

其次，它决定了破坏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内在一致。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要用革命的手段彻底改变旧世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但是，对于旧世界的否定力量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其自身。资本主义的灭亡归根到底是资本的自我否定。“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同样，新世界不是人为的美好设计，而是对旧世界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端进行革命改造的结果，因而具有产生的内在必然性。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理论基石，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旧世界和新世界这两个看起来性质迥异、互不相干的事物，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中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显现出相互依托、辩证转化的实质。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自豪地宣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理论底气。

     再次，它决定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内在一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就在于它具有毫无顾忌地探索和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彻底的批判精神必然导致真正的自我革命。能否真正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状况，尤其取决于主体能否摆脱狭隘利益的束缚。而主体要能站得高望得远，唯有刀刃向内，坚持自我革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从现实层面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内在地包含着建设性，否定了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创新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真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就要坚持这一理论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遵循新陈代谢的宇宙规律，作历史发展的促进派。因此，他们必然是革命派、改革派。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联系起来，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也是敌对意识形态制造的思想混乱。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派，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背离，不叫改革，而叫“走邪路”。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内在地包含着建设性，否定了把革命和建设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把革命批判性片面地解读为破坏、摧毁，势必制造革命和建设的对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革命和现代化的对立，革命和发展的对立的噪音就不绝于耳。随之而来的是把改革开放视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所谓“社会转型”说，要求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所谓“角色转变”说，一时成为时尚。实际上，革命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准备，而且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说到底也是一场革命，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新型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要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就必须一如既往地保持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性质，初心使命。革命理想始终高于天，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人民始终是共产党的最高牵挂，实事求是始终是开拓前进的力量源泉。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一以贯之的统一社会革命过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是这一伟大社会革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不存在所谓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根本转变。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内在地包含着建设性，否定了把开展舆论斗争同营造团结和谐氛围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把革命批判性片面地解读为斗争、排斥和所谓的“求异思维”，必然制造批判与和谐、稳定的对立。改革开放以来，刮起了一股否定“对立统一”，污名化“斗争哲学”的歪风，力图用“和合哲学”取代“革命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严厉批评一些人在思想舆论斗争的战场不愿当战士，而总是想当“开明绅士”，思想根源就在于他们不承认正确开展的舆论斗争是精神健康发展的动力，不承认和稀泥只能导致思想蜕变和精神堕落。实际上，明辨是非，扬善惩恶永远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追求，而求同存异，委曲求全，以德报怨等等，都是下一个层级的问题，不能以此否定矛盾的斗争性和革命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者在真理面前永远旗帜鲜明，并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鄙的。

来源：《思想火炬》公众号2020年9月26日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