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自觉性的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也日益为思想理论界所关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既要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则，即学术性，又要服从其内在的本质要求，即政治性。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意识形态问题的实质是实现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思想支配权问题，也是国家权力的道义基础问题，因而事关政权的兴衰存亡。就我国而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政权问题的核心，讲意识形态建设不能偏离这一根本问题。这就是说，不能用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否则，不是不着边际，就是蓄意误导。

一、话语权的获得及其实质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上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时代的统治观念是如何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意识形态时，首先提出了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仅因为这种统治观念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高等人还是下等人都认同，更因为这些统治观念的变更似乎支配了历史的变迁。随着启蒙学者“自由、平等、人权”的呐喊，中世纪至尊的门第观念及相应的荣誉、忠诚等核心价值竟被一下子冲决。

马克思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明确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所以如此，就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但是，什么是“精神生产资料”呢？为什么它会为统治阶级所专有呢？一般地说，精神生产资料就是借以生产思想的客观手段，包括知识的占有和相应的资金支持，这当然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加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统治阶级不仅垄断了脑力劳动，而且专门分化出从事意识形态生产的职业思想家，因而精神生产被统治阶级所垄断就势在必然。特殊地说，精神生产资料依托物质生产资料占有的现状，因而具有财富创造上的话语优势，从而占领了道德高地并获得了以财富创造为基础的合法化知识。人们不难发现，自资本主义产生，对其财富本质的道德诘难就从未中断，但资本主义不仅未被骂倒，而且维护其财富正当性的自由主义思潮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始终占据着上风。就在今天，新自由主义仍然是强势话语。“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可见，事情是这样的：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来自其精神生产的支配权，而精神生产支配权的获得则植根于其作为财富创造者而具有的利益正当性，根源于其支配物质生产资料而对于物质生产所具有的支配权。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得到历史承认的利益不仅能够变成现实，而且具有不可抗拒的思想力量。当时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说到底，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同时也拥有了相应的道德制高点，因而形成了捍卫自身利益的思想统治。因此，每一个新的革命阶级要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必需首先打破原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使自己的革命行为具有正当性。

破除统治思想的困难在于推倒其所依托的道德高地。统治阶级依靠其在物质生产上的支配权，通过支配精神生产资料占据道德高地，是其建立思想统治的前提。被压迫阶级颠覆统治阶级道德制高点的方法无非是两种，一是营造新的道德高地取而代之（如资产阶级用人道主义颠覆封建阶级的神学道德）；另一是通过占领历史制高点颠覆统治阶级原先的道德制高点。第一种方式只有对在旧统治秩序下已经拥有优势经济实力的被统治阶级才具有可行性，因而一般是一个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社会变革。例如奴隶主统治下的新兴封建主，封建主统治下的新兴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为例，在它通过革命获得国家权力之前，就已经大体上取得了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因而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就是社会的主人，从而质疑现行社会秩序的不合理。人们最为耳熟能详的是西哀耶斯1789发出的关于“什么是第三等级”的呐喊：“第三等级犹如一个强壮有力的人，他的一只臂膀还被绑在锁链上。如果除掉特权等级，国家不会少些什么，反而会多些什么。因此，第三等级现在是什么？是一切，是被束缚被压迫的一切。没有特权等级，第三等级将会是什么？是一切，是自由的欣欣向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事，没有特权等级，一切将更为顺利。”资产阶级以第三等级的名义提出的问题表明，已经获得财富支配权的阶级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则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要求。他指出：“生产是社会联合的目的，因此指挥生产的人过去和将来总是站在社会联合的领导地位”。

由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中始终处在被支配的地位，因而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优势的经济力量，同时也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财富创造者的模糊与颠倒，决定了不可能在现存秩序下建构新的道德高地。这表明，现代无产阶级冲破资产阶级的思想牢笼、颠覆其道德制高点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占领历史制高点来达到。只有站在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高度，资本创造财富的历史光环才会消退，批判资本主义的道德高地才能真正构建。这就必须依靠科学理论。只有通过科学理论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逻辑，才能站到历史的制高点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由现代无产阶级担纲的“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这一目标，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时指出，“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科学的理论相互依赖，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实践品格。任何轻视科学理论的作用、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倾向，都会干扰乃至最终葬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

从今天的情况看，自发性主要表现在用价值观消解理论思维，或者抬高价值观、贬斥思想理论，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干扰和背离。诚如习近平所说，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但是这种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大致上是两种方式：一是在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行动的碰撞中，经过历史的冲刷、时间的沉淀而缓慢形成，这是过去历史时代的共同特点；另一是在社会先进力量的引领下，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较为迅速有效地形成全社会公认的核心价值观，有力地支撑社会进步和事业发展。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后一种方式。

走自觉培育核心价值观之路，最根本的是要有先进的思想和彻底的理论。核心价值观的驱动力是利益诉求和道德追求。在无数逐利的利益诉求中，谁的利益能得到历史的承认和人民的认可？在无数求“善”的道德追求中，什么样的善能在社会中扎根、在历史中实现？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就无法预测；在价值观多元的今天，为什么必须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批判抵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没有先进的理论武装，就无法辨别。只有在科学预见和道德正义的前提下才有自觉性。把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思想理论建设相割裂，离开真理观谈价值观，就价值观说价值观，结果导致价值混乱，甚至助长了错误价值观的泛滥。比如，止步于“人民性”，不谈党性、阶级性。其实，判断群众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必须放在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上才能判断，而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只能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在仍然存在着阶级划分的社会，不存在抽象的“人民性”，只有先进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广大人民，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在今天依然是人民性的基础。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本质上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用价值观拒斥思想理论，最终将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走向成为资产阶级思想俘虏的邪路。从历史上看，用“伦理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通常路径。通过夸大历史领域的特殊性、无规律性，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性、科学认识历史规律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就只能作为一种伦理追求而存在。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不仅失去了客观根据、可以见仁见智，而且失去了道德高地、必须屈从现实。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利益格局和价值引领面前，一切单纯的道德批判都显得苍白无力，一切现实的伦理追求都超越不了资产阶级的眼界。民主就是投票和程序的民主，自由就是不受约束和自我的张杨，平等就是起点和机会的平等，人权就是个体的权利，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欺骗性就都无力揭穿，而且被潜移默化地“塞进了”头脑。资本主义给了每个人发财的平等机会，因而贫富不均不怨天、不怨地，只怨个人没有抓住机会。事实很清楚，如果不真实地超越资本主义，就不可能从道义上扳倒资本主义。

立足于“应然”的价值观不能解决真实地超越现存世界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从至善至美的伦理价值看，这永远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而从现实的道德追求看，则又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如前所述，现实的道德追求，其正当性并非自明，而是需要其它的依托（如对物质生产资料及其成果的支配）。以价值观为思想武器，只能陷入一场没有结果的混战，最终的受益者将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始终立足于对于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和革命改造，客观真理性是其力量所在。“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离开科学性谈社会主义，离开生产谈生活，离开真理谈价值，必然导致一系列的颠倒和混乱。这些后果大致有：对历史客观规律的藐视和嘲弄，对人民群众及其根本利益的冷漠和不屑，对自我价值及利益的张狂和恣肆。由于失去了是非善恶的客观标准，必然造成实质上的价值混乱、迷失，让折衷主义、不可知论、庸俗哲学大行其道。事实证明，真善美都重要，各有所长，但真是基础。离开了真，善恶、美丑就说不清。

二、话语权的建构及其规律

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客观基础决定了其建构并非主观随意所为，而是具有客观规律性的过程。受不发达生产方式的制约，前资本主义的思想统治必定具有神秘性，神学话语必定是优势话语。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其实并非人治社会，而是神治社会。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必定是“人的解放”，以人性对抗神性。无论是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民主、法治，核心就是人。同时这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争论必然围绕着“人是什么”而展开。但是，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一争论中并不占上风，因为这一争论的核心议题是“私有财产关系是否合乎人性”。资产阶级学者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证，私有财产是个人独立、自由和权利的保证，否定私有财产就是压抑人性、剥夺人的自由。社会主义者尽管一再发出了“私有财产就是盗窃”的道德谴责，可这丝毫阻挡不了人们占有财富的热情和勇气。从人性上批判资本主义最为尖锐的方式就是所谓“人的异化”，即经验的人非真正的人，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个人是人和人性的扭曲。但是，作为这种批判的前提“真正的人”并不能通过道德设定得到确证，相反，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个人却由于现实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支撑而具有充分的经验根据，显得动感十足。建立在“真正人性”上的道德化批判确实乏力。事实证明，在关于谁更合乎人性的抽象争论中，话语权在资本主义方面。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思想格局，它把争论不休的议题“资本主义符合人性吗？”，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不可改变吗？”。这就是说，任何社会都有与之相一致的“人”及其人性根据，因而争论其是否符合人性没有意义。但是“现存的人”不是凝固不变和永恒的，更不是所谓的“原人”（即“本来之人”）。资本主义大肆鼓吹的人性，只不过是这一社会的交往关系性质和价值追求的集中表现罢了。“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无非是对利己的市民个体的承认，也是对构成这些个体的生活状况的内容，即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失去控制的运动的承认”。“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联系的独立的人，即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现代国家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本身。”因此，问题就转变为这种“利己的市民个体”（或叫“市民社会的人”）变不变、如何变？

由此出发，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人”和“抽象的人”的根本区别，从而奠定了自身话语权的根基。所谓“抽象的人”，就是脱离人的具体的历史发展，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及其人性抽象为不变的“原人”，其作用在于为现存的社会制度提供人性根据和道义支撑。而“现实的人”则立足于人的历史发展，从对于人的现实存在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中，确定社会变革的趋势和人的发展前景。可见，两大话语的道德制高点都是“人的解放”，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特点是“人性论”，其理论支点是“市民个体及其人性诉求”，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特点是“科学性”，其理论支点则是“人民群众及其历史创造”。“人性论”话语立足人类个体及其不变本性，没有历史和未来；“科学性”话语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拥有历史的制高点。

马克思主义用“科学性”话语彻底改造了“人性论”话语。个体不再是孤立的生命体，而是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之网的纽结，凝聚了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不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人类共同性，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而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的积淀。因此，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历史是具体的，人性也是具体的；自从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分化，人性就受到阶级性的制约并趋向一致，统一的人性日渐抽象化、作用也日渐式微。“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样，关于人性争论的话语主动权就转到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边，不再是“是否合乎人性”的发问，而是关于“什么样的人性、其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吗”的追问。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共同富裕、人类解放，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人性进化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运用主要体现在确立历史真实、直面现实和把握未来的思想力量上，在这些从来都是剥削统治者“大嘴”的天下确立了科学的客观坐标，争得了话语权。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西方意识形态打的也不仅是“主观性”牌，他们也在争夺“客观性”话语权。因此，关于人性问题的最新争论，竟是人性在支配人们理性行为中是不是最终的客观依据。在韦伯看来，历史领域的“客观性”只能是深藏在个人内心的价值判断。“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虽然我们已经证明这种积淀在个人内心的价值判断是历史的产物，也充分证明这种价值判断因人而异、因时而变，但是还是要承认，利用“天良”、“良知”一类话语解释行为，虽不科学，却最为便捷易懂，因而最难批驳。我们不禁想借用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的话加以表达：“这种体系虽然荒谬之至，可是最难驳倒，说起来真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哲学的耻辱。”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把渗入每个人内心的“人性诉求”作为人类行为的“客观性”依据，存在着明显的“软肋”：首先，渗入个人内心的“人性诉求”并不是一个统一、确定的标杆，而是多重性的、相互冲突的、不断变动的需求。所以，如果不放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人性是什么，或者其主导面是什么，都只能任人评说，最后发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感慨而作罢。因此，以人性诉求为行为依据，必然经由价值多元而陷入价值混乱，最终将丧失判断善恶是非的行为准则。

其次，尽管人类的道德理想、价值追求有一个“向善”的指向，有跨民族、时代的共同性，但它并不是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这就是说，这种抽象的“美好理想”并不实际地支配着多数现实的人的现实行为。历史反复证明，如果大多数人的向往就等同于历史规律，人类社会可能就止步于原始社会了（因为从社会和谐的道德眼光看，阶级分化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而今天，人类社会之所以朝着消灭阶级、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是人们向往的结果，而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这一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制度才会应运而生。与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主导价值观。资本主义必然要用体现资本力量的“自由”、“人权”对封建社会的“尊贵血统”和“家族荣誉”一类主导价值进行颠覆，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必然要用“消灭阶级”、“共同富裕”、“劳动解放”等主导价值，把“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从资本主导的狭隘性中解救出来，赋予其“人类解放”的真实内涵。

再次，“良知”也不能成为历史的客观坐标。虽然“人同此心”，但心并不能阻挡“人心不古”，不能破解“人心叵测”、更不能揭示“人心向背”。“良知”是否天性、“天良”能否发现、“天理”是否能容，于人于事都难以定于一规，只能听凭见仁见智、可信可疑、毁誉随意；“良知”为天性还是“习得”，“致良知”如何可能，争了几千年也没有争明白。总之，“心”不是自明的，“良知”不是自发的，它们都需要科学地加以阐释。因此，虽然人性的进化是有方向的，但这个方向与社会进步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人类通过劳动而不断地获得自由的过程。可见，自由的前提是自觉，而不是自发；诉诸神秘化的人性，其后果只能是把水搅浑。

总之，马克思主义不是用人性掩盖和回避现实的社会矛盾，而是从现实的社会矛盾出发说明和解决人性问题。对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和抵制，防止其泛滥，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关键。

三、话语权的运用及其关键

虽然话语权的获得和建构都具有客观条件性，但它的具体运用和实际成效却留下了巨大的主观能动性空间。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尽管今天总体上还是“西强我弱”，但并非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上运用得当，将不仅能够牢牢掌控国内的思想舆论斗争，而且能够在国际思想舞台上也有所作为。既然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来自通过理论制高点站到历史的制高点，因此，其话语权的优势就在于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上，以理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提出问题、设置议题，对我们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发出决定性的声音。

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从实践上看这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从思想上看则是通过善于正确地提出问题而把握思想领导权和话语权。不难看出，围绕着“根本问题”而设置的主导性议题，必然是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主要形式。而正确地设置主导议题和揭穿伪命题，则是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两大任务。

第一，正确的主导性议题必然是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深入破解现实矛盾和彰显政治远见的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具体运用和集中体现。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透过人民民主专政这一重大命题，不难发现其浓缩了以下三大历史结论：其一，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资本主义此路不通。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无力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文明已走向没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其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不仅因为人民民主专政是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华民族翻身得解放的胜利之道，而且它也是保卫民主革命胜利成果的根本保障。其三，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有句名言：“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其意思是说阶级斗争不是永恒的社会现象，它最终将趋于消灭；但阶级的划分是自发产生的，而其消灭则是自觉的过程，这一自觉过程的领导力量就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最终都是要到达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共同富裕的目的，共产党的领导就必不可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结论是何等正确。

所谓“伪命题”，就是否定正确的历史总结，制造虚假的历史问题。在否定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斗争的历史虚无主义喧嚣中，我们不难发现其所制造的所谓“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对立，企图通过否定革命达到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本来，对于近代中国而言，革命和现代化绝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同一过程的上下篇。因为近代中国要解决两大主题：一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不取得革命的成功，就不具备搞现代化建设的前提，这是多数人的共识。甚至发表了“非共产主义宣言”、主张经济成长“阶段论”的罗斯托都承认，中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但是，制造革命与现代化对立的伪命题却把革命诬蔑为“排外”和对现代化的干扰，把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歪曲为“西方化”。“近代中国所面对问题不像后来讲的那么复杂，什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都是后来加上去的。近代中国的问题就是西方世界要东来，中国要走向世界。”用一个所谓“东来西往”的轻松话语试图抹杀旧中国的百年耻辱和深重灾难当然是徒劳的，借此否定革命更是痴心妄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视革命“人为制造”产物的观点，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原本已魂飞魄散，而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又借尸还魂、卷土重来，证明国内外确实有一些人把改革开放作为“全盘西化”的契机而蠢蠢欲动，我们必须严加防范。

第二，正确的主导性议题也必然是历史伟大转折关头、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根本问题上做出关键抉择的科学判断，也是思想把握现实、理论创新实践的集中展示和具体运用。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根本主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议题的提出，不仅切实推动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而且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境界。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更是日臻成熟、定型的国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际上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特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我们近期的建设目标，也表明我们的国家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共建共享的新型民主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制度层面上表明了社会主义的活力；“全面依法治国”表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国家制度的基本形式；“全面从严治党”不但表明中国共产党将不负人民的重托保持自身的纯洁性，而且表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点。

正因为如此，我国当今面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聚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焦点是共产党的领导。敌对意识形态为此而设置了一系列的伪命题，例如“党大还是法大”、“人民性高于党性”、“一党独大无法遏制腐败”等等，试图制造坚持党的领导同民主、法治、廉政建设的根本对立。与此相应，近年来在我国不时泛起的西方社会思潮，例如“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其要害都是力图改变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必须增强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党，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是两个重要的纽带：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纽带。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西方面前老是抬不起头，而西方也乐见一个充满奴性的中国。但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使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推动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

其二，是人民群众从无机的大多数成为有机的历史主体的纽带。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看起来不是“全民党”，更不是“选民党”，而是由先进分子（“精英”）所组成。但唯其如此，才真正能够成为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政治形式，开辟出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当家作主之路，因为这是群众由“自发”转向“自觉”的唯一通道。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因为只有坚持这一领导体制，才可能走出一条通过“国家消亡”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民主之路。可以肯定地说，在今天，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任何命题，不管有多少伪装，归根到底都是站不住的伪命题。

来源：《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

网络编辑：岚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