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其根源在哪？国内外的政界和学术界见仁见智，对其探讨仍在不断深化。我个人认为，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才可能真正说清这一问题。这场危机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绝不仅仅是金融家的贪婪、银行监管制度的缺失和公众消费信心不足等，更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等所说的美国消费方式和中国汇率与外贸政策的联姻等等。上述种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道理。打破这一框架或跳出这一框架，从更深层次上来探讨和剖析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可能得出另外一种更反映本质的结论来。

我认为，目前这场仍未见底且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推力的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一柄双刃剑。它的正面效应是有力地推动了发展中国家GDP的高速增长和安排大量就业等。但也要看到，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才能够和敢于利用其在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科技等优势，特别是其中的金融霸权，放手、放肆地掠夺他国资源，污染他国环境，张着大嘴“巧吃”、“白吃”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通民众以低廉工资，即血汗所生产的物美价廉的产品。正因如此，美国国内广大民众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才长期维持比较低廉（如在有的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一件外国品牌的衬衫，在美国仅卖9美元，而在生产国的售价却翻了近13倍），加上美国利用其文化霸权对其所谓的“民主制度”的渲染，其所谓的“民主制度”才能够在本国内得到较多数民众的认可并得到维系，在国际上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追捧，并由此用新的形式和方式把广大发展中国家变成事实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仅仅处于维持能够为资本进行再生产的较低甚至是最低生活的水平，使很多丧失劳动能力者处于极度的贫困饥饿之中。从根本上说，目前这场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美国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其中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绝地报复，更是对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战。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列宁也曾指出：“不是生产食物更加困难，而是工人群众取得食物更为困难。”[2]这也就是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以信息革命为领衔的新的高新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极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在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使得生产社会化甚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的必然结果。

让我们看看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是如何引发并加剧国际金融危机的。

第一，在当今世界，以美国领衔的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资本所雇佣的人数愈来愈少，而产品价格和质量却愈具竞争力，因而产品的市场便愈具全球性。从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计算机软件等高科技产品到牙膏、洗衣粉等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在全球处于垄断地位的大都是少数几家国际知名品牌。高新科技的不断发展，物美价廉产品的层出不穷，就使得国际垄断资本通过超额垄断利润或薄利多销集聚大量财富。

第二，因特网的广泛使用，使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快。国际资本可以脱离实物经济和生产环节，在金融及其大量的金融衍生品领域，仅仅通过小小的鼠标轻轻一点，在瞬间就能掠夺别国和他人的大量财富，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成几何级数的增长。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的情况下，当今世界上所有股票、期货、汇率、各种大宗商品等都是世界统一大赌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操纵这一统一的大赌场，玩弄着金融魔术，把其他国家和民众的金钱巧取到自己的口袋里。

第三，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国际垄断资本把全球一切实物都逐步进行商品化和货币化的过程。它们把一切实物先进行包装货币化，然后逐步纳入金融流通领域，并迫使几乎所有主权国家开放本国货币，从而实现金融的全球化，进而直接间接地控制所有国家的物质财富。让我们看看以下几组数据：1980年，美国的金融资产与GDP之比为158%，而到2010年，则猛增到420%，金融部门利润占全部企业利润45%。如果美国金融部门的利润比重进一步升至50%以上，美国将彻底质变为一个金融化国家。近两年美国如果实行新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金融经济将从算术上彻底超过其实体经济。2009年美国GDP为14.7万亿美元，而实物经济约为2.77万亿美元，实物经济仅为GDP的1/5。

另外，美国利用贸易赤字等手段平均每小时向海外输出至少5000万美元。这样美国至少每年从国外向国内转移了价值4000亿美元的物质财富。从一定意义上讲，金融霸权是满足国际金融垄断集团疯狂掠夺全球各国财富、保持资本主义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是保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繁荣富裕、调和其国内阶级矛盾的经济基础。国际金融垄断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发展的新的最高阶段。金融是国际垄断资本玩弄的扑朔迷离、眼花缭乱的万花筒。在经济全球化也可以叫做金融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如同是全球金融之心脏，几乎世界各国、各个城市都布满美国吞吸其血液的大小血管。股市、期货、汇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等总会涨涨落落，因为水位落差愈大，发电所得能量便愈多。

而其中背后的关键，是国际金融垄断大资本的操纵。现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为70万亿美元，而债券市场则为9500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000倍以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价值则达到46600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6657倍还多，世界上每2.4小时流动的资金总额就相当于一年全球GDP的总值[3]。如此庞大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不通过生产环节便能把其盘剥的触角伸往世界各国、各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直至各个家庭直接攫取金钱。

正是主要基于以上三点，产业产品市场的全球化、国际金融的高度垄断和实物经济的货币化吮吸穷国、穷人的“三管齐下”，使得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里，在全球范围内，与其说必然，不如说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经济现象：穷人愈来愈多、愈来愈穷，富人愈来愈少、愈来愈富，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其根本标志是几乎所有国家的主权债务都在急遽增多。2011年美国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分别逼近100%和达到11%。而2011年欧元区17国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平均值分别超过87%和6%。截至2012年财年底，日本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32%和超过10%。都远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60%和3%的红线。全世界范围内广大民众的有效需求都在急剧减少，而世界各国的货币发行量都在大增，但最终都打进了极少数人的账户。1976年，美国最富有的家庭在全国总收入中仅占8.9%，但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这1%的家庭获得了近25%的总收入^[4]。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保罗·艾伦三人总资产比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的GDP总量还多。

换句通俗的话讲，绝大多数穷人已经没有多少钱可以购买生产无限扩张的产品，也没有多少钱供富人再来榨取。这是生产的全球化其中包括金融产品的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矛盾带来的必然结果。

二

胡锦涛同志多次说过，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应该说，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国际局势深刻变化中最深刻、最基础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其他变化的基础和根源，其他变化都是这一变化的派生。

从目前各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措施看，更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还在后头。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应对危机的主要举措从财政货币政策上看，要么紧缩财政开支，要么实行货币扩张；从直接增加临时性财政收入上看，出卖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为政府还债筹款或减少必要的政府补贴；从高新技术创新上看，实现经济转型等。以上举措，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可以局部、暂时缓和矛盾，但均是在较长时段内在为全球爆发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准备条件。从紧缩财政开支看，其直接后果是减少社会有限消费，进而加重社会失业，导致更多的企业倒闭，从而进一步推高失业率，引发社会动荡。如希腊、日本等国目前采取了直接削减公务员工资等。从实行货币扩张看，在采取几轮货币扩张政策之后再大幅进行货币扩张，其直接后果是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普通民众积累的有限财富和有限消费锐减，同样会使更多的企业倒闭，进而推高失业率，引发社会动荡。从出卖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为政府还债筹款或减少必要的政府补贴看，其直接后果是私有资本或外国资本更多地掌握原来由国家掌控的事关国计民生的水暖电气公共交通等基础战略企业和土地、矿山等资源。

私有（国外）资本控制这些企业和资源后，将会设法从普通民众那里榨取更多的劳动和财富，进而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如在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正在加快私有化进程，拟在2012年9月底之前，将国有天然气公司和气体供应网私有化。希腊政府制订的逾90%的私有化计划包括国家土地和基础设施的租用和销售。所谓正在进行经济转型的波兰，2012年上半年执行了159个私有化项目，其中60个已成功私有化，政府上半年获得的私有化收入达37.6亿兹罗提（约合11.45亿美元）。这将进一步加剧其国内的贫富两极分化。从高新技术创新实现经济转型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同样是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减少劳动收入、增加资本收入，进而加剧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这一最基本矛盾的激化。比如，2011年富士康生产线仅有1万台机器人，2012年达到30万台，2014年则将高达100万台，相当于其目前工人的总数。等到全球主要产业工人都被机器所替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民众则失去工薪来源，由谁来购买和消费充斥市场的商品？上述种种举措，非但不能解决目前世界各国严重存在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一根本问题，反而又进一步将各国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推向赤贫，导致极少数人的暴富。当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生活濒于死亡边缘，反抗倒可能是一条生路之时，社会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因此，我们应当看到，生产能力与购买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却错误地认为，必须通过政府开支来支持实体生产来保持高购买力。这也如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安德森所说：“在经济学家中广泛流行的观点——就是生产创造出消费购买力。”[5]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内，通过政府借贷刺激公共开支或货币扩张的生产性经济活动来创造就业在一段时间内增加了财富总量，但由于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关系的极不平等，只能进一步加剧其不平等。这就不得不通过无休止的政府赤字开支，继续向流通领域中注入更多的货币。这就是凯恩斯和当今世界上不少经济学家主张的经济发展模式。而经济学家亨利·黑兹利特早在1945年就指出：“这不是正确的繁荣之路，而是走向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美国坦真特资产管理公司高级董事、《货币与债务如何造就美国梦》一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弗·惠伦指出：美国“长达70年利用借贷与通胀来推动未来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作法持续至今，经济机会的减少提高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国内政治混乱的预期恐慌。放大到全球范围，结果就会是混乱和战争。”美国如果继续保持信用借贷与开支扩张，将不可能保持美元特殊地位。美国如果不改变其基本的经济制度，要么利用通胀和借贷来刺激其经济增长，要么利用战争让其他国家受损以实现增长。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常识。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首先是从生产工具及其技术形态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石器时代决定原始社会形态，青铜器时代决定奴隶社会形态，铁器时代决定封建社会形态，蒸汽机和电力时代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即信息经济时代的迅猛发展，极有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新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

以信息革命领衔的高新科技革命和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而言，无疑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在一段时日内，可以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另一方面，我们在充分估计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同时，也更须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不但不可能消弭反而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等世界性难题，也将进一步趋向激化。这些矛盾与难题，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强化，只会使这些矛盾与难题进一步加剧。这正如156年前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6]。正因如此，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布朗基[7]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8]。

综上所述，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更替规律的认识。这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必然造成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这一状况的加剧，就必然会造就一批又一批对于国际垄断资本来说是“比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革命家，并进而发展壮大用先进理论武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队伍。随着资产阶级掘墓人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则是可想而知的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说，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但不是距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恰恰相反，应是日趋接近。当然，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其中还可能有较大甚至更大的曲折。

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经济无疑在陨落，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其较为强大的经济其中包括金融及军事等硬实力，国际规则制定、意识形态操纵等所谓的软实力在全球范围内仍占据统治或垄断地位。其拥有多种多样的“调节”手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挽救经济颓势，在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竞争、博弈中，当然会首先采用其所谓的软实力或软硬力量并用。然而，一旦采用常规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时，决不排除其采用非常规手段以达到最终目的。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竞争、博弈背后围绕能源、粮食、金融、互联网乃至领土、海域等各方面的较量将会出现十分激烈的局面。这种较量将可能极其残酷。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说，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存在这个战争根源不消除，战争就不会自行消失，和平也不会覆盖全球和持久。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不同阶级、民族和国家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仍在不断滋生新的战争条件，引发新的不同性质和规模的战争。

在世界格局中，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最危险：一是国家间力量过分悬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盛行时，会出现矛盾激化的情况。二是超级大国处境极端困难，“困兽犹斗”的“垂死挣扎”情况出现时，会出现狗急跳墙情况。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经济危机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政治危机。而战争则是政治的最高手段。必要之时，所谓的“国际社会”必然会乞求于战争，这是它们企图摆脱危机的最后也可能是最高最有效的途径。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把西方世界社会的稳定寄托在所谓中产阶级即中等收入阶层的不断壮大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对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依据建立在资产阶级国家中等收入阶层，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而必然不断出现的一次比一次更大的阶级分化，即其中必将有更多的人陷入绝对贫困的事实之上。据美联储统计，由于房价、股市等暴跌，2007－2010年间，美国家庭中位数净值就缩水39%；有50%的“中产阶级”在经济衰退期间与原有的经济地位相比有所甚至有明显下降^[9]。

随着贫富两极分化的不断加深，随着各国广大普通民众购买力逐渐下降到一定程度，大量企业逐渐破产到一定程度，当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大量被抛入绝对贫困行列，当各国主权债务突破无法承受的极限之时，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动乱就不可避免了，工人阶级队伍也必将会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更何况，这里所说的中等收入阶层绝大部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这些人年纪轻，高学历，掌握着各种高科技技术，当这些人被抛入贫困行列之时，他们与本来就处于贫困行列的“蓝领工人”阶层相结合，其斗争的反抗形式和效果便与以往经济危机有很大的不同。2011年9月17日，上千人在纽约游行示威，开展“占领华尔街”的行动，群情激昂的人们打出或喊出“现在就革命！”、“美国99%是穷人，1%是富人”、“政府应当由人民管理，而不是富人”等口号，其根源就是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其斗争形式亦可窥见一些端倪。可以断言，假若世界上其他大国都能正确应对目前仍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话，美国国内外债务将会进一步加重，其国内贫富两极分化仍会进一步加剧，各种深层次矛盾在今后一些年内必然还会大规模爆发。从一定意义上讲，“占领华尔街”行动才刚刚开始。2010年以来，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以色列等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的经济社会比较稳定的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和骚乱，这一现象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完全可以这样预言，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远没有结束，并仍在演进之中，甚至可能是刚刚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更深刻更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及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所面临的更严峻的挑战极可能还在后头。毫无疑问，道路必然是曲折和艰险的，但前途也必然是光明和辉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布的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与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都是不可避免的。（本文是作者2012年8月26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编辑：张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