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是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成功百年；是让中国从落后挨打走向独立自主，继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辉煌百年；是成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千年夙愿，继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复兴百年。百年沧桑，百年成就，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成功经验，其中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自觉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根基和看家本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迄今为止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最一般发展规律的解释最为准确、唯一正确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根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看待、分析、解决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

　　从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百年历程中可以总结出几条规律：每当中国共产党面临重大问题时，都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寻求答案；每当中国共产党人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出现重大失误导致挫折与失败时，其根本原因都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每当中国共产党从严重困难中转危为安，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汲取了智慧和力量。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能否扎牢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思想根基，掌握这一看家本领，决定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并将继续决定着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前途与命运。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们在建党准备阶段就率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历程中始终如一地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党的理论根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中国问题，分析中国局势，寻找解救中国之路，从而取得中国成就。

　　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可以看到，最初的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们，之后是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其中；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们率先选择接受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他们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也自觉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共同作用于他们思想转变的全过程。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用来指导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从日本辗转传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们深刻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中国的唯一思想武器。于是，他们从苏俄那里学习、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地看，从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准备阶段。当时，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传播、研究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作为传播与宣传的重点；面对其他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诸种误解和非难，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阐释和辩护。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多种无产阶级报刊应运而生，《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先驱》《共产党》以及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均刊载了大量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大都论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地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实际，分析中国形势，解答中国问题。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第一个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其改造社会伟大力量的革命家。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谓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典范之作。李大钊在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过程中，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实践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并开始着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他十分注重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问题，解决疑惑，指导中国革命。尤其在他擅长的历史研究方面，他特别强调哲学对历史观的指导作用，认为研究历史的人“往往为琐屑末节所拘，不能达观其大者远者”，“但若稍窥哲学的门径，此等弊害，均能以哲学的通识达观药之，稍一注意，即能避免”。

　　陈独秀的历史观经历了从进化论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飞跃。正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和掌握，他在“五四”运动中实现了从激进民族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型。1920年夏，陈独秀参与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谈政治》一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有力批驳了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陈独秀在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现实”“讲求实际”的思想精髓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思想方法。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尊事实”“薄虚文”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注重客观的事实，不是主观的理想”，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实际研究、注重实际活动的思想，作为其革命思想的哲学基础来指导中国革命。

　　瞿秋白同志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引入中国的第一批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的先河。1924年，他参与编写了一套《社会科学讲义》，他撰写的《社会哲学概论》重点介绍了“唯物辩证法”，明确提出“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哲学，——他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他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实践中的理论指导作用，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基。他通过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中国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观察中国实际、分析中国问题、指导中国革命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同志是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真理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进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人。他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④。毛泽东同志还在大量论著中用鞭辟入里的语言，如实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创造者和领导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武器，并运用于中国特殊实际的历史事实和逻辑轨迹。

二、高度重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的一条成功经验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在认识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善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思想智慧，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并指导斗争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通过考察中国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运用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法，对中国阶级现状进行了科学分析，于1925年12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路线方针和斗争纲领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深刻阐明了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辨清了敌友我，为中国革命提出了正确的斗争路线。他语重心长地警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具有真理性，只有将其运用于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科学认识，才能分清敌友我，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对路。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已经萌发。《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性著作，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提供了根本指南。

　　“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土地革命初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由于经验不足，尚不成熟，深受教条主义影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具体做法，以大城市为中心组织发动了数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虽然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反动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城市武装起义最后均以失败告终。毛泽东同志及时总结革命教训，1929年12月，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最早明确提出了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任务。1930年5月，他又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论著，他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为依据，坚决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向全党阐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本本主义者”就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张口闭口都是以“拿来本本”为是，以“本本”而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书本上的都是对的，以“本本”上的结论生搬硬套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为此，他深刻地指出，是从“本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论反映论与唯心论主观主义的根本区别。这些论述揭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的哲学依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主张，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论断，还践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从实际出发就要进行调查研究，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格言。他不畏辛劳，深入乡村，先后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在积累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乡村实地调查报告，逐渐形成了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在井冈山的实际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坚持革命斗争和调查研究并重，富有智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正确战略策略。这一不同于俄国革命之路的中国道路的提出和形成，不仅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问题，而且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南。

　　经过遵义会议，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得以解决，毛泽东同志实际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会议还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领导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和红军的指导地位。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已经从国内战争转向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问题的逐一解决，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摆到了最迫切的位置。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在“大革命”和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之所以出现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上的失误，其根源就在于思想路线的失误。党内的“本本主义”即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也就是哲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它偏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革命，导致中国革命一度严重受挫。

　　从南昌武装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反“围剿”到万里长征，再到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为了正确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践，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了数次国内革命战争、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通过揭示战争的一般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阐明了战争规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继《反对本本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篇标志性文献，它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在于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内涵了马克思主义正确的思想路线，内涵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他进而立足哲学高度，提炼出了一个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就深刻揭示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明确了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特殊的具体实际。

　　1938年10月，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顺理成章地内涵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之中了。《论新阶段》中的第七部分后来单独成篇，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2卷。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是学习和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如果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党的人民解放事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通过总结我们党遭遇的挫折和失败以及得到的深刻教训，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1937年，他在深入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以深邃的思想、活泼的语言、科学的道理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两论”既是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论据之作，也是他吸收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而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之作、标志之作、成熟之作。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实践论观点出发，深入阐释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为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哲学基础。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和阐释。因此可以说，“两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巨大理论财富和重要思想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固理论基础与可靠哲学依据，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的科学方法论指南。

　　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是在全党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要保障。为了纠正党内一直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之风，积极有效地开展思想斗争，统一全党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领导全党进行了以马克思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重要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的空前团结，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哲学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他用实事求是批驳主观唯心主义，赋予“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话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新的含义。1941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为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校训。自此，“实事求是”确立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精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最精辟的中国化表述。整风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更加系统、准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了“实事求是”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提高了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

　　中国共产党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找到了正确的指导思想，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浪潮。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实践论》先于《毛泽东选集》单独出版，随后《矛盾论》也在《人民日报》上先于收录该文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发表。为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陆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著述。毛泽东同志的大力倡导和实际带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运动和中国化运动。

　　“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损失。为了拨乱反正，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邓小平同志率先认识到，必须从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入手，提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否则很难从根本上纠正错误路线，无法为正确路线的制定和实施扫清障碍。邓小平同志在党内发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了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恢复和坚持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拉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幕，为中国社会主义走向新的发展阶段提供了哲学指导。

　　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同样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党和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当中，把党和国家的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题主持了两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他号召全党奋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总之，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所积累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不断创造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用契合时代精神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实践。正是依靠这条经验、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共产党才能一次次克服困难，战胜风险，转危为机，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与关键

　　历史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在中国传播、研究和发展的百年，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艰辛理论探索的百年，是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赋予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构造的百年，是持续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创新的百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体现出认识中国的必要性，又彰显出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与关键，就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诉诸实践、与实践相结合的革命的、能动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在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那里达到了顶峰，然而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直观的唯物主义。由于它不是从实践的角度、从主体能动的方面去理解世界、解释现实，因此陷入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泥淖。对此，马克思指出，由于人类全部的社会生活本质上都具有实践性，所以必须“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去认识世界、说明世界、改造世界，去解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问题。“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确立，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与旧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区别。

　　列宁认为，实践“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是联系主体和客体，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贯通起来的现实的人的物质活动，它既是物质的，又是感性、能动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确立，彻底解决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问题，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当实践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时，它所表达的除了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外，还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即改造作用。如果仅仅从主体的角度去理解世界，那么便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窠臼。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就在于彻底摒弃了旧唯物主义，坚决以社会现实和客观存在为依据，从人的感性的、主动的，然而又是物质的实践活动出发认识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紧密联系实际的哲学，通过实践对现实世界进行准确认识与把握，并通过实践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真正将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了起来，从而破除了把主体和客体割裂开来的认识路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第一次把理论和实际真正地统一了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成为不仅能够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成为能够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实践既是认识世界的过程，又是改造世界的过程：人们从实践中获得真理，这是实践到认识的过程；人们又将真理应用于实践，这是认识到实践的过程。概言之，一方面，人们为了获得正确的认识，需要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再实践，再认识，反复往返，通过客观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并通过改造主观世界达到改变客观世界的目标；另一方面，人类实践既是获得认识的过程，又是检验认识的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哲学脱离了实践，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脱离实践的哲学必定成为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根本起不到指导实际、改变现实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真正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坚持的“改变世界”的理论诉求，就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诉诸实践，解决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是现实的哲学，也是实践的哲学，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从自然、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的具体发展中总结出来的普遍真理。怎样把这种最具普遍性的科学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实践呢？那就需要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更有具体意义、操作价值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中，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认识世界的方法，科学的工作方法是改造世界的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仅能够指导人们科学地解释问题、分析问题，更重要的是指导人们科学地、能动地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实践就起到了方法论的作用，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将之作为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用以解决中国的问题。

　　“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确立，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思想方法和科学方法的功能。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同时就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既具有认识世界的功能，同时又具有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功能。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功能通过方法论的功能，通过诉诸实践，起到了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作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实际工作，分析现实实际，解决现实问题，这本身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不废，但在具体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时，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与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普遍用于指导中国实际，不断取得胜利的历程。任何理论只有应用于实际，才能发挥出改变世界的作用，任何理论也只有经过实践才能检验其正确与否。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是自然、社会、人类思维最一般的规律，是基本原理和普遍真理，但在实践中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的问题又是现实的、具体的问题，是特殊的客观存在。诚然，普遍性的东西与特殊性的东西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没有脱离特殊性的普遍性，也没有不具有普遍性的特殊性。因此，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普遍意义与中国现实的特殊性相结合，提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更有效地指导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展现其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力，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因为具体指导实践的思想必须来源于具体实际，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形成指导实践的理论。历史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成功地应用于中国，其根本经验就是将其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实际相结合，构建起有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而用来分析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法既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南，又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性，中国社会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与他国不同，必须从中国阶级关系的实际出发，制定符合中国阶级关系特殊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作为思想方法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作为工作方法，客观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的特殊状况，从而得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开创性地探索并奠立了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问题的典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从中国实际中来，再到中国实际中去，即理论联系实际，并成功地运用到实践当中。脱离实际必定要犯主观主义错误，要受到实践的惩罚。

　　世界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具体实践具有特殊性。普遍性的原理一旦脱离了具体的现实条件，就是教条主义，就会丧失其改造世界的功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衷和目的，就是要求在对中国现实、中国问题、中国方案的不断探索中，在对中国经验的不断总结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实践，而不是从教条出发，将脱离实际的“本本”和说教套用在实际工作中。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又内涵了中国实际和中国特色，因此更加适合于指导中国实践，并在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中，具有了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具有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方法论特征，能够在促进中国发展与进步的实践中展现出更为明显的成效，迸发出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普遍真理，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点，但是在指导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必须通过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式才能表达出来，才能付诸实践，既起到认识中国具体实际的作用，又起到改变中国具体实际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就是以中国实际为基础、符合中国发展规律、从中国问题来切入、用中国话语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更易于为中国人所理解、更便于指导中国实际、更适于解答中国问题。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点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坚持和发展，也就是说，它既强调恪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又使得中国特色更加鲜明、中国主题更加突出，更适合于分析中国形势、解决中国问题。例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等哲学命题，都是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方式，表达了在处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中的辩证思维，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又如，毛泽东同志用中国思维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统一规律概括为矛盾规律，称之为“一分为二”，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普遍存在的最一般的规律，用这个观点看待世界就是矛盾观点，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用这个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是矛盾分析方法，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

四、尊重中国人民的首创精神和创新实践，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历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不断发展、创新的百年历程，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百年历程。考察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所创立的伟大功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两次伟大结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次伟大飞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理论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两次伟大结合，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同时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哲学依据。第一次伟大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既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又与社会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创新成果，即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同志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典范，是开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理论家、哲学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某些错误认识和消极思想倾向，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客观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引领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毛泽东同志在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等脱离中国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系统地提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为中国革命、建设乃至改革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哲学基础，赋予了中国人民以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斗争实际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完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领导党和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果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任务。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活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以苏为鉴”“自力更生”“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等哲学观点。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所撰写的一系列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典籍：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第二次伟大结合的新征程，也引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深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毛泽东同志开创的第二次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开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秉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改革开放之幕，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家喻户晓的哲学名言，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新时期，进一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个有利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发展才是硬道理”等具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的科学道理，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发展奠立了哲学依据，提供了理论指南，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邓小平哲学思想。

　　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分别阐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持续结合，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观点，持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国内国际局势，分析党内党外问题，指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社会实践，提出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勇于自我革命、进行伟大斗争”等哲学论断，领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开展了反腐败斗争，为党永葆生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面临新时代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掌握“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和精准思维”，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把握问题、开展工作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遵循；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进入攻坚期、系统性风险依然存在的严峻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教导全党要坚持系统观念，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与安全，协调推进共同富裕。这些具有创新性的哲学观点，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立意高远且行之有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观点是凝结了当今时代发展大趋势的哲学概括。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走向衰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盎然，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占主导地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出现，当代资本主义(即当代帝国主义)表现出新的特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也更加激烈；环境问题严峻，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树立什么样的观念才能让世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坚持什么样的理念才能让世界和平共处、全球秩序稳定？中国怎样才能实现进一步发展，怎样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面对这一系列时代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给出了系统而科学的回答。这些回答是对社会发展大趋势和历史运动大逻辑的深刻洞察和系统分析，是对当今时代精神精华的准确把握和精确表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观点是凝结了科学认识与解决当代中国重大问题的哲学思考。当前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新矛盾、新问题，需要新的理论和新的实践。面对党内出现的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中国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给出这些具有战略性、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回答，展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高度和深度，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观点是凝结了人民大众实践探索的哲学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哲学观点、以人民乐于接受的方式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常以生动活泼、易于理解的话语阐述深刻的哲学道理。例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发展思想；“人心就是力量”的意识具有能动作用的哲学道理；“十个指头弹钢琴”的系统全面的辩证方法论思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唯物史观立场；“牵住‘牛鼻子’”“抓住关键少数”的重点论哲学观点……都在巧妙的人民性表达中呈现出来，这些“接地气”的平实语言蕴含了深刻的哲学智慧，有一种透彻、直指人心的精神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引领伟大的时代，伟大时代铸就伟大思想的哲学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站在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夙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拼搏的历史节点上，必须奋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使之成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思想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三者的有机结合，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的核心与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是同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三者不可分割。时代化强调时代发展、中国化凸显中国特色、大众化重在人民接受。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面临的问题，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需要完成的任务。我们今天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大的历史时代，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上处于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该时代充满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阶级力量、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前途命运的斗争。我们依然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马克思所判定的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新的矛盾有待解决。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需要保持“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战略定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前问题，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赋予时代化特征，形成反映新的时代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思想遵循。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百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进程中，构建起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进而将这种创造性的思想理论成果运用于引领中国特色的伟大斗争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必须同中国国情实际、中国优秀文化实际、中国人民的实践实际“三个实际”相结合，形成民族的、本土的、易于让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针对中国问题、结合中国实际、吸收中国文化、融入中国思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扎根，讲中国话语，结中国果实，化中国成就；才能真正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开花结果，更加为中国人所理解；才能更加科学地指导中国的实际，进而凸显出其强大的真理性力量。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可以说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民的关系可以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民创造的哲学，人民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人民的哲学，它始终立足于人民的立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一切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永恒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依靠人民的哲学，它始终坚信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靠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认识世界、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民受用的哲学，它讲的是人民故事，用的是人民语言，贴近人民，为人民所理解、所接受，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题、为人民服务的哲学。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离不开大众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与群众的创新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不竭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群众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纯粹书斋里的学问，不是少数人坐而论道的清谈，而是为人民谋福利、使百姓能接受、让大众能掌握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就是必须走出书斋，走进群众，用群众通俗易懂的话语、日常使用的表达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之“道”、人民之“理”，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强大的真理性力量。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让哲学走进人民群众之心之脑，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普通大众中传播开来，让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掌握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变成人民群众自觉的行动。

　　百年风华，千秋伟业。历经百年艰辛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恪守初心，踔厉奋发，带领全国人民阔步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努力创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辉煌。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引领伟大的时代。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引领时代中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历程形成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慎终如始地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指导思想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不懈的定力，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新境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

　　（作者简介：王伟光，yl23455永利大学，南开大学）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动态》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