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不久前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再次明确宣示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对团结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要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就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用这一思想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切实弄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他们称这个时期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解释说，这个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他们指出，所谓旧制度痕迹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在这个社会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他们认为：“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以上论述表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个过渡的社会只能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然而，这个社会的时间究竟有多长？里面还有没有不同的阶段？如果有，不同阶段又应当如何划分？对于这些问题他们没有讲，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未出现之前也不可能讲。

  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二三十年后的1917年，社会主义社会在俄国真的出现了。但它究竟有多长时间，以及其中还有没有不同阶段，人们仍然不是很清楚，而且往往存在把时间长度看短的倾向。例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说过，那时的年轻人再过10年、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不久后，他发现实现共产主义没有那么容易，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并说：“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意思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除了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还需要人的道德水平的极大提高。再往后，斯大林又犯了急性病，在1936年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并在1938年提出5年内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他稍微退了一步，在1952年说苏联正处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但到了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头脑又发热，把话说得更绝对，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到1980年左右在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他的继任者对于这种过于冒失的言论进行了纠正，但仍然提出苏联已处于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同样碰到了急于由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我国于1956年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接着，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左”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占了上风。所谓急于求成，一“急”是急于加快经济建设速度，增加产品数量，实现“超英赶美”；另一“急”便是急于进入共产主义。那时有的文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还有的文件提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前（即1967年）进入共产主义。上面急，下面更急，有的县提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2年进入共产主义”“大战200天进入共产主义”等。

  随着共产风、浮夸风等问题的暴露，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在1958年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接着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1959年年底，他在小范围里甚至说道：“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遗憾的是，他的这个思想只是闪现了一下，未能展开。

  后来，毛泽东正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他在1962年修改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时说：“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1964年他在修改“九评”时又说，建设社会主义“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不如准备长些”。起初，他说社会主义需要很长时间，主要是从经济建设角度讲的，他说，“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但1962年之后，他在解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长期性问题上，角度渐渐由经济建设变为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法权”，认为需要较长时间的主要原因是要消灭阶级、阶级斗争和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时间不可能短。例如，他在1974年年底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说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其实，这两个角度都不错，问题发生在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上。就是说，究竟发展生产力是主要任务，还是抓阶级斗争是主要任务。不过，当“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时，他在谈到经济计划制定时也说过一句话：“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毛泽东都已认识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将需要很长时间，而且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思考，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受他这一思想的启发，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不过没有发挥。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此作了具体阐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又划分出一个初级阶段，这无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

  后来，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过一个规范性表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从这个表述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一样，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同样不能把它看短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联系但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前者指的是社会形态，后者指的是对应这种社会形态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方针政策。可以说，自从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行，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邓小平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但他的开幕词和十二大报告，对这个概念都没有作出阐释。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六大的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都下了定义、作了阐述，但未能用明确的语言对其内涵加以概括。作出完整表述的，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作了进一步丰富，增加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内容。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最本质特征，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更加完善。这些论述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有多长。

  当1997年党的十五大强调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尚处在世界的第七位。然而，到了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能说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

  习近平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但他同时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了“新发展阶段”这一概念，但同时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论述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很长时间，不能轻言结束；但这个阶段并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中也会有不同阶段。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又划分出不同阶段，无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一次重大理论创新。

  从党中央有关论述来看，作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一个新阶段的判断，大体有以下几点依据：首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如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万美元，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实现脱贫，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已建立起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90%以上人口，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国家综合国力已跃上新的大台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已由11.3%提升到18.45%；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发展韧性强劲。最后，对外开放继续扩大，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同时，国防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军队组织形态实现重大变革，国家安全全面加强，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既然我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里，社会主要矛盾、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等，与此前相比，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那为什么不能讲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或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而一定要讲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阶段呢？这是不是过于谨慎、过于保守了呢？对于这个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深入分析和明确回答，其中指出我国虽然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就是说，我国还没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对此，我认为还有以下几个问题不能不考虑。

  第一，各项指标的人均数还比较低。中国尽管经过几十年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率大幅度降低，至今比不实行计划生育大体少生了2亿人，但目前仍然有14亿多人口，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发展很快，国内生产总值由世界第十位跃居第二位，但人均的1.14万美元刚刚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只相当于高收入国家人均的1/4弱，更仅是美国人均的1/6，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只占第60位左右。许多产品的产量虽位居世界前列，但按人均计算也都偏低。例如，2021年我国钢产量已达到10亿吨，占世界钢产量的一半多，但人均产量只有700多公斤，与日本、韩国差不多；谷物产量已达6.8亿吨，约占世界谷物产量的1/4，比美国还多1亿吨，但按人均计算仅为美国的1/4强，2021年仍进口1.6亿吨，其中大豆9000万吨，谷物7000万吨。

  第二，经济增长的方式和结构还不够合理。与世界各国相比，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增长方式总体上还比较粗放，结构上也不够合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首先，为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生态代价过大。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我国耕地、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例如，近些年来，在节能减排、生态维护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单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虽然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世界人均数，但绝对量却升至全球第一位。据监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流域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5万条河流，至今消失一半多，剩下的2.3万条河也有40%被污染，其中20%的河水完全不能饮用。另外，耕地不仅受到城市和交通建设的挤压，而且单位面积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7倍；农药不仅高毒、高残留、高污染，而且有效利用率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以下；还有20%的耕地面积重金属含量超标。而要减少耗能多、污染多的企业，与发展工业和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矛盾；要促进粮食增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与减少化肥、农药使用之间也有矛盾。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有一个高科技产品研发、生产和推广使用的过程。其次，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够高，劳动生产率仍低于发达国家，重复建设和中低端产能过剩的情况比较严重。一方面，由于盲目设厂、恶性竞争，导致钢铁产业利润下滑而债务上升，且产能被大量闲置；另一方面，每年还要从国外进口大批优质和特殊钢材。最后，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突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和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国家统计局和国内外研究机构公布的关于中国基尼系数尽管不完全一样，但都超过了国际公认收入警戒线0.4。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连续进行脱贫攻坚战，至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已实现全部脱贫，但脱贫标准总体上仍然是2014年制定的人均年收入2800元，全国近一半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大于2.5∶1，许多地方的农村基础设施还很落后，社会保障水平也比较低。

  第三，科技的创新能力还不够强。目前，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的产品约有1500种之多，但这些产品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设计软件，大部分不在中国手里；制造这些产品的高端芯片和装备，大部分也要进口。许多中外合资企业，生产在中国，技术、专利却留在对方手中，使中国长期处于制造业的中低端，利润大部分被对方拿走。就连服装、鞋帽等技术含量较低的消费品，很多专利、品牌也是国外的。农业中的一些优质种子和深加工产品的国内市场，也被跨国公司掌握。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逐年提高，但仍然大大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四，妨碍中国发展的国内国际因素还比较多。首先，随着中国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生育率持续下降，导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开始出现负增长，同时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目前，14岁以下人口比重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老龄人口比重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20年，60岁以上人口超过18.7%，65岁以上人口占比13.5%，80岁以上的老人有3580万。其次，劳动力工资提高较快，土地价格不断上升，环境保护要求越来越严，企业成本压力持续加大，导致一些外资企业甚至国内民营企业开始向成本相对偏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最后，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影响至今没有完全消除，又出现了新危机的迹象，造成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西方发达国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国际贸易摩擦加剧。这些情况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造成下行压力，带来不利因素。

  第五，工业化、现代化的标准还在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而变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既是一个确定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和标准会随着人类经济、科技与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变化。是否达到了工业化标准，一般看生产工具的状况。自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数字化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以3D打印、物联网、云计算、机器人等为标志的智能化，被人们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都使那个时代的工业化标准相应提高。比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工厂和交通工具使用蒸汽机就算是工业化了；但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使用蒸汽机就不能再算作工业化的标志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信息技术、太空技术、纳米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科技等，有人称之为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或者叫后工业化。在这种形势下，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工业化，也不能不考虑这些新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例如，在计算机技术被广泛应用的今天，如果工业生产中还没有运用这种技术，机床没有实现自动化、数字化，即使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了主要位置，也很难说实现了工业化。再者，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进入了非工业化轨道，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工业比重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工业化，也不能简单以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多少为标准。前些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而美国却是26%，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工业化程度高于美国。现在一些发达国家虽然提出再工业化的口号，但这个工业化的内涵已与原先大为不同。

  现代化标准的内涵比工业化更为复杂而丰富。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国用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代替了原先提出的实现工业化的口号。而国际公认的现代化标准，不仅要看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还要看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生态环境的状况。所以，当今时代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达到了现代化标准，要看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是否跻身创新型国家的前列，还要看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否基本建成；社会文明程度是否达到了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否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是否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是否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是否显著缩小；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是否基本形成，社会是否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是否根本好转；等等。概括起来，就是要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是否得到全面提升。正因为如此，我国在21世纪初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而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到了2035年，明确指出要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以上说明，当代中国通过70多年的努力，已经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然而，这个新阶段在发展上还是很不充分的，距离当今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要追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更高一级阶段，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待续）